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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到了，回頭望，便是整整40年光陰。 1 1977-1987年 十年動亂后的一九七七年，積壓下來了570萬名年齡介于13歲到37歲青壯年男女。 在這年冬天，國家恢復高考，這些歷史上“被耽誤”的一代人，從車間、從農田，從軍營……走進改變自己和國家命運的考場。 因剛剛撥亂反正，受時間、教材、考生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考試不便全國統一進行，而由各省、市單獨組織安排命題、考試和閱卷等一系列工作。1977年的高考最后錄取了27.3萬人，錄取率4.78%。 這是一扇“百廢待興”的窗口，打開了日后中國教育發展的四十年。與此同時，站在1977年，誰也不曾想過，在之后的四十年里，民辦教育風起云涌。 在這扇窗前，大批知青苦于想上學讀書沒有條件。而這路力量都開始幫助著這批青年實現夢想。 國家政策里，電大（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以及地方各級廣播電視大學）、夜大（在夜間上課的業余大學）、函大（函授大學）等等補習班可以幫助大家提高知識拿到學歷； 后來又有了成人高考、高教自考等助考、培訓、補習形式； 也有一批退休的老教授從學校走出來辦補習班，代表了社會力量辦學。 ——這些就是中國民辦教育的萌芽。 1979年，全國參加高考人數468萬人，錄取人數28萬人，錄取率6.1%。當年最高學府的入學考試強調“通才教育”，不分文理科，考生不僅要考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門門都得考。此外，“軍事訓練”在當時也是高考科目之一，包括軍隊內務、野外勤務和步兵操練等。 這年在江西省南昌市，一位年僅16歲的少年開啟了自己的傳奇人生，通過高考考入同濟大學橋梁專業，本科畢業20歲時被重慶交通學院看重，聘為當時最年輕的助教；25歲僅用5年便獲得大學講師職稱；在北大做訪問學者時為了湊夠學吉他的學費，他開了一個吉他培訓班，此后發展壯大成為后來的巨人教育，他是尹雄，此時30歲。 而在江蘇省江陰縣一位年輕人也面臨著一個難題，從高考恢復的第二年開始，他連續兩次參加高考都名落孫山。 1980年，江陰縣教育局辦了專門針對高考外語的輔導班，他參與了這次的全職脫產學習，通過高考進入北京大學，他就是俞敏洪。 如俞敏洪、尹雄一樣，“用知識改變命運”成為全國人民的希望，如何把握高考機會？ 補習班慢慢生長起來，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但當時打多還是小作坊模樣。 此時，高考錄取率只有3%左右，而法律、經濟、會計等專業人才的大量缺乏已遠不能滿足四化建設對這一層次人才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拾遺補缺”的民辦高校找到了自己生存發展的空間。 …… 同時，在國內市場之外，留學潮起，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同志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要成千上萬地派，不只派十個八個……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同時，與補習班并行的還有兩股趨勢也在孕育中。 一是，自考。 1981年經國務院批準創立，是對自學者進行的以學歷考試為主的高等教育國家考試，考生主要有兩種學習方式，一是在高等院校舉辦的助學點學習或進入本校進行全日制學習(學生采用這種學習方式稱為應用型考生)，二是在社會舉辦的助學單位學習或自學(用這種學習方式的學生稱為社會型考生)。 二是，留學。 1982年，是俞敏洪在北京大學修讀西語系的第三年。教育部學生司派高級代表團訪問ETS，并在中國舉辦“托福”與ETS簽訂協議。從此，第一個標準化的境外考試項目進入了中國。 一種過去聞所未聞的考試以及與它伴隨的理論、技術、方法傳入中國。大批留學生通過“托福”赴美學習，這是中國考試對外開放的第一步。 這一年，中國開始進入大眾娛樂化時代，電視日漸普及，中國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在精英教育的熏陶下，“出國” 成為新一代精英的夢想。 而為了支撐這個精英夢想，我國教育事業邁出了具有歷史性的一步。 1987年7月8日，國家教委發布《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這是我國第一步專門針對民辦教育的規章制度，標志著我國民教育制度建設的開始。 其中第三條：“社會力量辦學是我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國家辦學的補充。”由于全國的公辦學校的學位不夠、服務單一，國家對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這時需要民辦學校來提供學位、增加服務，社會資金來補充經費。 2 1988-1997年 俞敏洪進入民辦教育領域，曾在北京東方大學從事教學與管理工作。1993年，俞敏洪用北京東方大學辦學許可證舉辦了出國考試英語培訓。 在中關村二小，北京新東方學校正式成立。這時候，新東方真正意義上的員工，除了俞敏洪和他的妻子，以及幾名老師以外，主力軍就是一些下崗職工，他們包攬了發傳單、打掃衛生、處理各種社會關系等一系列“重要日常”。 而新東方推出的低價優質的大班課成為日后很長一段時間中的主流商業模式，憑借這一模式新東方在海淀教委注冊學校。 彼時，尹雄創立了巨人學校，雖然最初的巨人學校第一個培訓班是吉他班，但在接下來的10年，巨人抓住了中小學領域的校外輔導機構迎來黃金發展期，開啟了一條逐漸壯大的發展道路，并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在一定程度上，培訓行業已經出現新的進化，一些企業開始摒棄以作坊式的管理，開始探索用全職老師和教研的方式來進行學校管理。 在留學領域，一批留學機構開始涌現。1995年，新通教育在杭州設立總部，并設有營銷中心，這是最早重視營銷的留學機構。 3 1998-2007年 1998年，在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上，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985”工程。 一批“明星高中”由于在頂尖大學的錄取率獨占鰲頭而名聲在外，很多“名師”紛紛在課余時間干起了私活，市場一下子被打開。 為了能夠進一步擴大“名師”效應，讓中國更廣闊范圍的更多學生能夠享用教育資源，打破地域限制，2000年教育第一次“觸網”。 此前，我國互聯網剛剛起步，在電腦和網絡普及處于比較差的情況下，互聯網教育開始萌芽。國家支持的高等學歷互聯網教育得到較快發展，也主導了這一階段的互聯網教育發展。1996年清華大學率先提出發展現代遠程教育，在基礎教育領域101網校成立，成為首家中小學遠程教育網站，2000年，新東方網校正式上線。 這一階段的互聯網教育形式主要以文本為主，用戶體驗一般，在這一階段末期，音頻、視頻等數字教育資源開始出現。 以多媒體階段作為時代劃分點，行業普遍認為的“互聯網教育元年”在2001年。 新時代到來了。 此時，在北京從中國萬網辭職出來的三人——金鑫、姚勁波、李如彬憑借其軟件與信息服務能力，成立了的網上家教服務網站（21edu.com），這是學大教育的前身，當時是一家家教中介機構。 但在日后，以家教為主的個性化輔導，包括學大教育、龍文教育等一批專注1對1模式的輔導機構逐步發展和成熟，中小學學科輔導的形態，逐漸從個人家教演變為機構化運作。 在政策明令禁止學校老師課外私自授課的情況下，機構老師被許多家長認為是相比大學生家教更加專業的選擇。 2002年12月28日，中國民辦教育第一步專門的法律《民辦教育促進法》出臺，“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 教育也必然從單一向多元發展，這時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共生共長、差異發展、提供選擇。這也意味著培訓行業進入了另一個高點——法治的軌道。 2003年，非典襲來，正處于萌芽階段的培訓行業，也面臨了重大轉折。非典”爆發后學校大面積停課，線下流量被打散，在短時間內教育需求被轉移到了線上，企業網校開始出現短期回暖，為互聯網教育普及提供了契機。 還在北大讀碩士的張邦鑫、曹允東兩人從親戚朋友手里籌借10萬元，開班創業。為了參賽“迎春杯”籌備數學競賽班，他們花了1500元在《北京晚報》的中縫打了個廣告。收獲了學生100個，收入15萬元，這是學而思的前身。 從此，奧數小班模式開始在培訓行業的版圖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 2004年3月5日《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出臺，這一規范性文件在給行業打入一股強心劑的同時，也給民辦教育帶來了一股寒流。 2005年，巨人教育開始獨立選址運營。新東方喬遷，有了自己的大樓。 往前看，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培訓機構擁有一棟屬于自己辦公大樓，也沒有一家培訓機構敢暢想：原來培訓事業也可以成為市場中一支獨當一面的力量。2006年，新東方上市，讓全國各個角落里默默經營培訓事業的人們突然看到，這是一條新辟的市場道路，是一條可以長遠走下去的道路。 一時間，越來越多的資源開始涌向培訓行業。 4 2008-2018年 但沒有道路是平坦的，就在很多人決定大干一筆時，更大的市場浪潮拍岸而來。 2008年，金融危機襲來。 從千禧年開始出現的網校模式，由于教學效果不佳，難以形成續購，一大批網校關閉了。有人說，網校模式沒有根本解決教學需求，是失敗的。 但在這一次網校的浪淘沙中，一小批網校決心改革，開始蟄伏前行。 2008-2014年這6年時間里，教育行業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以K12課外輔導為主業的學而思、學大、安博教育、昂立教育（新南洋）相繼上市，而新東方自身的K12業務（泡泡少兒和優能中學）也趕超留學和語培成為集團收入支柱。 2010年7月29日出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2010-2020》，重新定位了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促進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這一年線下教培市場迎來高速擴張期，培訓行業的第一次“圈地運動”開始。 外部投資開始看到線下規模化的可能性，支持這場“圈地運動”。比如，華東的昂立教育、精銳教育，華南的卓越教育紛紛拿到融資，開始探索異地擴張道路。 以小班模式為主的學而思培優，新東方泡泡少兒、優能，高思等輔導機構已經開始在北京聚集市場份額。 在線下教育之外，互聯網+教育的概念讓越來越多的互聯網跨界者按捺不住改革教育的激情。 首先，在2012年，一手將世紀佳緣網創辦并送上美股的"小龍女"龔海燕開啟二次創業，在長沙請來了240位地方站長，教學資源平臺梯子網成立。 但短短幾個月前就花光了融資，龔海燕在在線教育領域的創業失敗。 2013年，另一位女性冒險家開始嘗試在線教育，但她并不擁有如龔海燕一般的互聯網基因，僅憑著對此前在少兒英語已經摸爬滾打了15年的思考，上線了VIPKID網站。她就是米雯娟，2014年，她憑著“1對1直播英語教學平臺”的想法得到創新工場的300萬元投資。 剛剛成立的VIPKID此時還并不算十分惹眼，大家更專注的是巨頭的紛紛入場。 2014年，百度已推出在線教育平臺“度學堂”，阿里巴巴和啟明創投完成對國外在線教育平臺TutorGroup1億美元投資，騰訊推出精品課等業務。 而最引人矚目的是，互動直播平臺YY揚言顛覆新東方。 時任歡聚時代董事長雷軍當時宣布了一個讓眾人驚呆的消息：“作為YY推出的全新品牌100教育宣布永久免費，而且未來兩三年內將投入10億元。” 這一年，學而思更名“好未來”，并開始投資在線教育項目，好未來的定位是：一個用科技與互聯網推動教育進步的公司。 此前的2010年，學而思上線e度教育網，提供基礎教育階段各科課件、教案、試題試卷等學習和教學資源。2014年7月，e度全名更名“家長幫”的前夜，好未來CEO張邦鑫在一封全員郵件里，發出了以科技和互聯網“重塑”好未來的聲音。 線上、線下教育的邊界在哪里？孰優孰劣？ 當大家還在探討觀望互聯網巨頭是否會徹底影響大型教育機構時，新的浪潮又來了。 2015年，乘著滴滴等O2O打車平臺的東風，家教O2O平臺打著“顛覆傳統一對一”的口號登上了歷史舞臺，上門家教市場又重新活躍起來。這是培訓行業細分賽道上，對于商業模式的較量，機構一對一模式也暴露出利潤過低、營銷氛圍重、教師地位邊緣化等問題。 老師與學生之間可以脫離原培訓機構轉而投向O2O平臺，一時間，家教O2O平臺甚至遭到了業內培訓機構的集體抵制。 那些本植根于線下培訓的機構開始意識到，無論是以何種形式，“在線教育”的時代真的來臨了，而作為具有教育基因的培訓機構，其優勢是能夠清楚認識到線上、線下對于教育的應用意義。 到2016年，中國網民已經從2009年的3.84億增長到2016年的7.31億，其中，在線教育用戶規模達1.38億。面對市場的多維沖擊，教育培訓行業需要更加標準化、規模化的商業模式。 一位名師進行線上遠程教學，另一位普通助教老師負責線下互動輔導教學——線上線下協作混合式的教學模式被稱為“雙師課堂”模式，在這樣的行業背景下形成了。 在市場進一步聚合的趨勢下，越來越多具備技術、運營、教研、師訓能力的教育企業開始探索雙師模式。到2017年，除了北京的新東方泡泡、優能，學而思，高思教育等，華南的卓越教育、明師教育、星火教育等K12培訓品牌，都紛紛涉足雙師課堂。 而整個教育培訓行業也在從作坊式管理，向學校管理進化，并向企業管理發展。 特別是在2016年以后，《新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實施分類眼里，民辦教育開啟新的征程，正式進入分管階段。 …… 2018年，北京四中網校獲得了第一筆融資，證明了網校時代的進入者的完成了自身突破。 培訓行業各細分賽道逐步成型，在華北市場北京代表了中國培訓行業高地，華中、華東、華南都發展出了區域巨頭。 互聯網巨頭對教育行業的探索還在繼續。 …… 再回頭望，中國教育事業的命運起始于從四十年前的“恢復高考”。 但改變命運的從來不是高考本身，而是無數改變命運的決心，是這四十年中，每一位教育行業企業家的堅持，是每一名培訓行業參與者的努力，教育事業從萌芽到興起，到市場化發展，將去到更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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