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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出版業, 前承宋、元、明三代刻書余緒, 同時不斷采用新的印刷技術, 開創了中國古代出版史上最為輝煌的局面。清代前、中期, 官府刻書以內府武英殿刻書最為卓著, 清中期以后武英殿刻書漸趨式微, 各地官書局刊書之風蔚然而起, 這些官書局刊印了大量經史圖籍，其出版量之大，品種之多，內容之豐富，居歷代官方出版機構之最，在晚清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金陵書局《史記》 白紙 4函20冊 130卷全 1. 中央刻書出版活動衰落 清代處于封建社會末期, 但在雕版印刷事業上卻登上了歷史頂峰。特別是康雍乾時期, 社會相對安定, 經濟繁榮, 國力強盛, 統治者一方面為了昭示“稽古右文, 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另一方面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 大興刻書之風, 并構筑了從中央到地方全方位、立體化的官府刻書體系。除了武英殿刻書, 中央刻書機構還有中央各部院刻書, 如戶部、禮部、國子監、欽天監等機構的刻書。其中, 中央刻書以內府刻書為主, 而內府刻書主要集中于武英殿修書處, 故清內府本又往往被稱作“殿本”。清代內府刻書出于政治統治與思想鉗制需要, 刊刻了大量儒家經典、敕纂修圖書和御制、御纂圖書。據《清代內府刻書目錄解題》著錄, 清代內府刻書多達1310種 , 無論是從刻書數量, 還是刻書覆蓋范圍, 清代內府所刻之書都遠超宋、元、明三代中央官府刻書。中央官府刻書的興盛, 雖然主觀上是為了宣揚維護封建統治思想, 但是客觀上也豐富了圖書出版的種類, 為天下士子讀書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但是, 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西方列強入侵, 社會開始動蕩不安, 積貧積弱的清廷再無昔日雄厚的財力用以刻書。尤其是嘉慶朝以后, 中央刻書步入漸消漸亡的衰敗期 。從這個角度來說, 中央刻書在文化事業上力不從心, 急需地方官府形成補充力量, 這是晚清官書局興起且刻書活動頻繁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揚子法言》 1函1冊全 2. 恢復封建文化秩序提出對圖書的現實要求 清中期以后, 中國社會進入了動蕩與變革并存的時期。尤其是天平天國農民起義, 因為披著拜上帝教的外衣, 對傳統文化予以排斥, 將傳統典籍冠以“妖書妖說”一概予以焚毀, 甚至出現了“敢將孔孟橫稱妖, 經史文章盡日燒”的慘烈局面, 導致大量民間藏書被破壞焚燒, 公私典藏幾盡毀于戰火, 其中尤以江南地區圖籍損毀最為嚴重。祝文白在《兩千年來中國圖書之厄運》一文中說:“太平天國之亂, 江浙兩省, 如蘇、松、常、鎮、揚、杭、嘉、湖、寧、紹等舊府署, 先后淪陷。所有東南藏書, 如常熟毛氏汲古閣、鄞縣范氏天一閣、昆山徐氏傳是樓、桐鄉鮑氏知不足齋、陽湖孫氏平津館、海寧吳氏拜經樓, 多有散失, 尤以天一閣為甚。” 清末藏書家國英也曾記載當時的社會情形道:“時值發、捻、回各逆滋擾半天下, 版籍多毀于火, 書價大昂, 藏書家秘不示人, 而寒儒又苦無書可讀。” 太平天國被鎮壓后, 以胡林翼、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以及馬新貽、李瀚章等為首的一批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意識到農民起義不但給地方政治、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也對社會風氣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人心不古, 風俗敗壞, 因此, 欲重建封建王朝社會統治, 恢復封建文化秩序, 首要任務就是要敬教勸學, 講明正學, “掃異學之氛霧, 入宋儒之堂奧” , 培育具備傳統道統意識的封建人才。而培育人才首要任務在于刊刻經史圖籍, 讓讀書人有書可讀, 以獲“經正民興”“經史賴以不墜”之功。一時間各地方官書局紛紛把儒家經典和史部要籍列為重點刊刻對象。 在上述兩重歷史背景下, 地方官書局的刻書事業開始興起并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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