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最具人文精神的自媒體公眾號 老楊品談 平民觀點 僅供參考 草根之言 時事解讀、文化尋源、常識科普、歷史趣談 老楊品談>>>>> 從《西行漫記》到《紅星照耀中國》 ■文 | 老楊 這兩年,論有錢的電視臺,非湖南衛視莫屬。很多名人上電視節目首選湖南衛視,而不是央視。有錢的原因是體制的問題,湖南衛視的商業化程度遠遠高過了央視以及其他省、市衛視。 有錢了就可以買新戲、大戲,一些剛拍完的熱門電視劇也都被湖南衛視買來首播,收視率的占有使經濟效益提高,節目辦得也就越來越火。 商業化是打開市場的鑰匙。 繼青春偶像諜戰劇《麻雀》之后,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又首播了“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獻禮片《紅星照耀中國》,該劇的首播新聞發布會于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能看出此劇的分量。 《紅星照耀中國》是根據于1928年來華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紀實文學改編,但改得好像有點過了。 看了幾集,拍得還是不錯的,從拍攝上高過很多主流電視劇。電視劇的制作方把政治需要和觀眾好奇心兩個因素揉到了一起,從手法上比較成功。 因為有了這兩個因素電視劇的思想深度和真實性就受到了影響,差不多變成了戲說。算是主流的戲說吧,應該叫一個美國記者眼中的中國革命。 《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10月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轟動世界。1938年初,中譯本在上海出版,但在國民黨的出版體系下,這樣一本高調介紹延安、介紹紅色政權的書是沒法出版的,鑒于這種政治的環境,中譯本把書名改成了比較隱晦的《西行漫記》。 一戰結束之后革命之風風起云涌,不單單中國這樣,全世界都一樣。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都抱著世界大同的理想投了到了革命之中,埃德加·斯諾也是其中一個。 埃德加·斯諾1928年離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來到中國。為什么來到中國呢?因為中國有革命。哪里有革命、有壓迫,這此左翼知識份子就到哪里去。不但斯諾這樣,海明威也是這樣。海明威1940年也來到了中國,在重慶秘密會見了伍德先生(周恩來)。 斯諾在上海先后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主編,《芝加哥論壇報》、倫敦《每日先驅報》駐東南亞記者。 “九一八”事變后曾訪問東北、上海戰線,發表報告通訊集《遠東戰線》。 在上海,他見到了兩個關鍵性的人物,一個是宋慶齡,另一個是魯迅。 宋慶齡在革命路線上與蔣有分歧,自然傾向國民黨的反對一方。而魯迅更多的是想當一名“醫生”,治中國的“病”,與革命的關系并不大,完全沒有西方知識份子那么大的革命熱情。魯迅看到了中國社會的病根——傳統性的社會污垢。 這兩個人引發了斯諾對記錄中國人民苦難和中國新文藝的興趣,后來他講,“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他慶幸自己能在上海結識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他是在他們的指引下認識中國的。 有的時候對于社會問題的觀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什么視角去看。社會問題的觀點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看問題的視角就不一樣了,是站在上面看,還是站在下面看。 1933年春天斯諾在北平安家,住址在東城盔甲廠胡同13號,從此與這座古城結緣。 1934年初,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身份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為教書方便,他在海淀鎮軍機處4號院購買了一處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銀行家的房子,這也就是電視劇中斯諾與銀行家身份的由來。 斯諾和夫人非常喜歡燕京大學的美麗風光,說:“它的一部分占了圓明園的舊址,保持了原來的景色,包括花園一般的校園中心那個可愛的小湖(即未名湖)。” 燕京大學是中共領導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斯諾在燕京大學認識了好多愛國進步學生,這些人也常到他家里去,比如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北京大學的俞啟威(黃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斯諾在燕京大學接觸更多的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因為有魯迅這樣一個帶路人。做為一個文學青年,他想把中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介紹給西方讀者。在魯迅的一個朋友翻譯家姚克的協助下,他把魯迅自選的7篇小說譯成英文,作為英文版《活的中國》的第一部分,又邀蕭乾等人將茅盾、丁玲、柔石、巴金、沈從文、林語堂、郁達夫、張天翼、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譯后作為第二部分收入書中,這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首次訪問了陜甘寧邊區,拜訪了許多中共領導人。在延安,他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共產黨領導人。
斯諾在延安住了四個月,斯諾幾乎每晚都去毛澤東的住處談話。共產黨人樸素的作風、為民的精神和遠大的理想對斯諾影響很深,他見到了中國的另一個世界,一個紅星照耀的世界。 當時到過延安的很多外國記者都有這樣的感受。 10月末,斯諾回到北平之后即發表了大量通訊報道,還熱情向北大、清華的青年學生介紹陜北見聞。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聞學會、歷史學會開會的機會,放映了他拍攝的反映蘇區生活的影片、幻燈片。讓國統區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 毛主席那張最漂亮的照片就是他拍的。
之后寫了那本紀實文學《紅星照耀中國》。 1941年,斯諾回到美國后,仍然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先生在美國遭受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行動不自由。1959年,舉家移居瑞士日內瓦。1960年6月,他終于來到北京,見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
他來到北京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時,北大搬到了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學的校址),會見了師生和當年友人,訪問進行了5個月。 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日內瓦因患癌癥病逝。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遵照斯諾的遺囑,經中國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諾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真不知道未名湖有多大的魅力,得到了無數文人的青睞,1966年老舍先生投身此湖結束生命,六年后,這位美國人又把骨灰安葬到了這里。未名湖,真是一個未解之謎。 斯諾1928年初到上海時曾給自己起了一個漢文名字:施樂,并一直使用。后來,胡愈之先生等翻譯《西行漫記》一書時,因不知他還有過這樣一個漢文名字,而譯作“斯諾”二字,并一直沿用下來。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人生不過三萬天, 行走江湖幾十年。 看淡成敗榮辱, 追求快樂一天。 關注身邊小事, 感受世界萬千。 快樂時光盡在《老楊品談》。 草根談世事,凡人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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