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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斯諾得知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消息，立即產生了冒險到那塊紅色區域采訪的強烈愿望。在宋慶齡和中共華北局的幫助下，他得償所愿。1936年6月，他帶著向友人借的小型攝影機和一架照相機，從北平出發，經西安輾轉到了陜北。 1936年7月11日，斯諾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迎接。斯諾自由地在陜甘寧邊區及紅軍西征前線進行采訪，其對象包括中共領導人、紅軍將領以及普通紅軍戰士和群眾。 1936年10月底，斯諾帶著記得滿滿的采訪筆記和拍攝的大量膠卷及電影膠片，離開保安經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他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敘述了自己的見聞，展示了他拍攝的一張張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率先刊登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并配發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著，世界許多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登載斯諾的報道和攝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聞學會在未名湖畔臨湖軒召開全體大會，斯諾在會上首次公開放映了反映陜北的影片，燕大學生第一次真實地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歷史學會在臨湖軒召開選舉會，新聞系的一位學生代表斯諾用漢語做了訪陜見聞的報告，然后放映了斯諾拍攝的幻燈片300多張、電影膠片300余尺，使長期禁錮的國統區青年學生看到了“紅星照耀下的中國”。 1937年6月，斯諾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考慮到書中內容的敏感性，中文版最終以《西行漫記》替代《紅星照耀中國》，以回避嚴格的新聞檢查。這是一部文筆優美的紀實性很強的報道性作品，向全世界真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許多紅軍領袖、紅軍將領的情況。1938年2月，中譯本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在中國產生巨大的反響，成千上萬個中國青年因為讀了《西行漫記》，紛紛走上革命道路。該書率先在英國出版，引起轟動。  1941 年，斯諾返回美國，但他仍關心、關注著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他分別于1960年、1964年、1970年3次訪華。每次到訪，斯諾都毫無例外地造訪燕園，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對燕京大學的深深眷念。 斯諾覺得自己對中美兩國負有特殊的責任和使命，要盡一切努力增進中美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他曾寫道：“打破我們與中國之間的隔絕狀態，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樣，并且更為重要。”在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后，1963年5月，斯諾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感到，我對中國和美國都負有責任。在這一時刻，我或許能發揮某種關鍵作用。”他認為“和平而又競爭的共存最終必將成為兩國關系的主流”。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老朋友斯諾，并與他站在一起觀看國慶游行隊伍。斯諾作為打開中美關系的報春燕，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1972年初，斯諾患胰腺癌已到晚期，雖經手術治療已無法挽救他的生命，但在中國領導人的親切關懷下，中國還是派出了由斯諾的老朋友馬海德博士率領的醫療小組，包租法航專機，飛往日內瓦，打算接斯諾到北京治病。然而，斯諾此時已經生命垂危，無法做長途旅行。彌留之際，他最后一吐畢生之情感：“我愛中國，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埃德加·斯諾墓（劉岳攝） 1973年10月19日，斯諾的一半骨灰安葬于燕園的未名湖畔。毛澤東送了花圈，周恩來參加了骨灰安葬儀式。在湖光塔影的映照下，斯諾長眠于他稱之為“花園一樣可愛的小湖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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