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劉化田：郭增愷——從安次葛漁城走出的傳奇人物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拔靼彩伦儭弊詈笤诟鞣降呐ο?，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政治主張”，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從而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必要的前題條件。在處理“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不單只是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三個人的博弈，同時還涉及到一些曾經起到關鍵作用的相關人士，郭增愷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增愷，曾經是楊虎城將軍的幕僚，宋子文的親信，還曾是周恩來總理的客人。作為西安事變爆發后的特殊人質，18年后，他的一篇《熱風》感言，又曾在海峽兩岸激起軒然大波。

郭增愷，安次縣葛漁城人。郭氏家族原籍是山西省汾陽的名門，明朝初年遷徙到葛漁城，一直為當地的望族。清朝咸豐年間的郭毓秀、郭為霖為貢生。郭增愷先祖一生急公好義，慈善鄉里，育有洪謨、洪群、洪文、洪逵、洪烈等兄弟7人。

郭增愷，1902年出生。父親早亡，他是遺腹子，幼年靠幾位伯、叔撫養。早年就讀民于北平師范學校。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參加了五四運動，因進行游行示威而遭被捕拘禁，釋放后丟了學籍，在此時期就結識了周恩來、趙世炎等人。1920年，加入李大釗創辦的“工讀互助團”，繼續尋求真理。一面給上海《國民日報》副刊寫稿，賺取生活費，一面在北京大學旁聽哲學系、中文系課程。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提出“真愛民，不擾民”的政治口號。當年的郭增愷被這種行為所感動，毅然投筆從戎，先后擔任西北通訊社社長、馮玉祥的秘書。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在蔣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東北國土迅速淪喪。東北人民自發的開展秘密抗日救亡活動。當時他們很渴望內陸愛國將領馮玉祥的支持，要求派人到東北考察并領導抗日救亡。馮玉祥遂派郭增愷作為他的代表去東北開展工作。郭增愷帶著馮玉祥的使命和內陸民眾為東北抗日籌措的經費（金條）出發了。不料，其行蹤在北平被日本特務獲悉，并通知了大連憲兵。剛抵大連，郭增愷便被日本憲兵逮捕。日本人對這個年輕人十分懷疑，卻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最后只好將郭增愷逐出東北。

當年的馮玉祥有職無權，他對郭增愷說：“我現在有名無實，你在這里很難發揮才干和實現你的政治報負。這樣吧，我把你介紹到陜西楊虎城那里，你在他那兒一定能做出一番事業來。”

1933年，郭增愷拿著馮玉祥的推薦信，到西安找到了時任陜西省主席、西北綏靖公署主任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楊虎城將軍。當時，楊虎城正在滿懷熱情地想把陜西建成全國抗日的大后方。楊虎城對年輕的郭增愷十分器重，委任他擔任西北綏靖公署參議，這固然是出于馮玉祥的推薦，更重要的是楊虎城急需如郭增愷這樣有學識和閱歷的年輕人為他工作。楊虎城多次只身帶領郭增愷到下面視察，發現郭增愷是一個難得的人才。當年，楊虎城交給郭增愷一個艱巨的任務，讓他專門去做宋子文的工作。郭增愷后來回憶說：“我和宋子文原本不相識，楊將軍認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親日派進步，又與蔣介石有親戚關系。楊將軍目光遠大，與宋子文相交，可讓宋在蔣面前為他講話。楊將軍還想讓宋子文為陜西吸引外資，以便開發西北。所以我按照楊將軍的意思，為了與宋子文接觸和應付，費了很多曲折和心思，逐漸與宋子文交往甚密。宋子文也認為我被楊將軍所信任，便委任我為駐西安經濟處處長，從而取得了宋的信任。這期間，我通過宋的關系為陜西撥了一筆巨款，開發西北銅川煤礦。同時，楊將軍還讓我四處聯系一切對蔣介石不滿的人，聯合北方將領商議組成反蔣聯盟，我曾多次到冀察、山東、山西一帶為楊將軍做工作?！?/span>

1934年4月25日，在郭增愷的積極推動下，促成時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宋子文到陜西考察。楊虎城將軍親自陪同考察了歷史文化遺跡，民眾教育館，并在西關外檢閱了十七路軍。通過這次參觀考察，宋子文對陜西的經濟社會發展留下很深印象，同時對楊虎城增加了好感，為日后楊、宋合作奠定了基礎。

1935年底，張學良與楊虎城取得了抗日的共識。1936年春，張學良為了改造部隊，讓高崇民、劉瀾波、孫大勝等化名寫了幾篇論抗日、聯共并批評蔣介石、閆錫山阻撓紅軍東征抗日的文章，最后合成一本小冊子，書名《活路》。文章寫出來以后，印刷成了問題。在當時言抗日有罪的政治形勢下，社會上的一般印刷館都不敢承印。為解決印刷問題，張學良找到了楊虎城說：“你是當地人，你想辦法印出來?！睏罨⒊橇⒓醋尮鰫疝D交十七路軍軍務處去辦理，并再三叮囑處長王雅之要嚴守秘密。當時十七路軍軍需處有一臺鉛印刷機，有印刷工人，可以進行秘密裝訂，地址就在西安新城十七路軍總部。在王雅之的親自監督下，只用幾夜的時間就印完了8000冊書。王雅光先用自己的小汽車運到家中。次日傍晚，他借用申伯純的小汽車把書運到高崇民家，由高崇民秘密發到東北軍前線部隊。其間，楊虎城派崔孟博帶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給了三十八軍軍長林蔚如發給十路軍在陜北前線的部隊。不料，印刷廠有兩個工人被國民黨特務收買了。他們偷著多打了1份清樣，交給了“剿總”情報處處長江雄風（蔣介石的特務）。江雄風獎勵了這兩個告密者，并立即報告了蔣介石派駐西安的親信——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晏道剛立即召集特務頭子江雄風、馬志超、曾擴清等開會研究。經過再三研究，他們認為小冊子是十七路軍印刷廠印的，編者也應該是十七路軍系統的人；但小冊子卻又不像是東北人寫的，而且宣傳內容對象多處也指明是東北軍。這樣他們反復調查，最后把目標鎖定為十七路軍參議郭增愷（當時首任宋子文的經濟委員會駐西北特派員）。因為前不久，郭增愷剛給閆錫山發密電勸閆實踐前約，相機聯合韓、宋組織華北抗日同盟，這封密電正好被特務們譯出，經蔣介石親手密令批準：“限即日將郭增愷押解來京”，1936年5月6日晚，西北剿匪司令部特高課派25人，分乘5輛汽車將郭增愷先押至華清池，后于5月9日晚被押送到南京羊皮巷陸軍監獄。直到“西安事變”，宋子文來陜時，才把郭增愷帶到西安。郭增愷被秘密逮捕時，楊虎城并不知道此事，當聽到消息后，人已經被送出陜西了。郭增愷被秘密誘捕后，部下將此事告訴了張學良。張學良坐飛機抵達陜、山交界處的韓城和楊共同商議此事。楊虎城當即電告他在南京辦事處處長李志剛，請托馮玉祥將軍出面營救。馮玉祥找到蔣先生問：“把增愷找來有什么事？”蔣先生很坦白地回答：“因為他在那里阻撓剿匪，煽動抗戰?！瘪T玉祥說：“他從學校出來就在我那里做事，曾追隨多年，我深知他的為人，我保證他不會參加任何黨組織?！笔Y先生答：“我只是弄清楚好啦！”。此時，宋子文也為此事從上海趕到南京對蔣先生說：“我已查明郭增愷不是共產黨員，為什么要這么辦？”蔣介石說：“我又不曾虐待他，叫他們好好招待就是了。”同年11月19日，蔣當局以留京任職為條件，由戴笠將軍的一張“軍事委員會”的任命狀，接郭增愷出獄，并將他安排到中央飯店閑住。與此同時，楊虎城立即向宋子文、邵力子嚴厲指出：“郭增愷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薦給宋先生做經濟處長的，他犯了什么罪？蔣先生要想捕他還不容易嗎？只要一個命令我就可以把他直接送往南京，何必秘密逮捕呢！”當時宋子文也對蔣介石秘捕郭增愷感到莫名其妙。

晏道剛把郭增愷秘密關押在南京以后，他將楊虎城約到“剿總”辦公室，對楊說：“何敬之（何應欽）在江西剿共時，隨從人員中有共產黨把軍事計劃偷送到紅軍方面，結果吃了大虧，你對左右的人要注意”。楊虎城聽了這番話，認為是在印刷小冊子《活路》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同時又聯系郭增愷被捕的事，感到一定是內部人員出了問題。他當即下達命令軍需處和軍法處迅速嚴查告密者。經過調查，查出了那兩個告密的特務，當即關押，使特務失去了證人。郭增愷則被作為“共黨嫌疑”秘密關押在南京軍統的監獄中。

張學良與楊虎城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扣在西安。南京政府內部圍繞著是“討伐”還是與西安方面談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齡為代表的主和派經過一番努力，使主戰派的何應欽等人在孔祥熙家里商議時不得不讓步。最后決定兩項決議，一.準許宋子文以私人名義，即日飛赴西安營救蔣介石。二.準許至12月22日暫行停止轟炸，但張、楊的部隊在此期間不得南移。

12月19日下午2時許，宋子文帶著兩個秘書和剛被他從軍統監獄中“借”出來的郭增愷先到南京北極閣宋子文的寓所會面，然后，一行人乘飛機趕往西安。郭增愷后來回憶說：“雙十二事變發生后，即1936年12月17日，宋子文深知我和楊將軍有密切交往，他認為我是能在楊虎城面前說話的人，就借機把我從獄中要出來。一見面宋子文就說：“蔣先生有些事做的太冒味，不和別人商議就叫你受委屈了。我們大家即往不咎，這一次救救他吧?！彼巫游脑陲w機上還對我說：“此行很困難，我料到張、楊的話很難說，你先爭取楊虎城的意見，只有你能和楊將軍說話，只要楊將軍愿意，我們再一起做張學良的工作”。

12月20日，端納和宋子文從南京返回西安。宋子文和張學良會面。張學良向宋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周恩來立即通知隨從宋子文來陜西的郭增凱，說明宋子文和他面談。郭增愷當即向宋子文傳達了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即：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方針的延續，希望宋子文先生權衡。22日，宋美齡、宋子文代表行政院長孔祥熙同意再赴西安談判。張學良、楊虎城到機場迎接。張學良告訴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經擬好了談判條件，準備與南京方面展開談判。宋子文在張學良的陪同下見到了蔣介石，并獲準與蔣單獨談話。在西安期間，宋子文曾兩次會見蔣介石，并向蔣遞交了宋美齡、孔祥熙的信，報告了南京方面的情況。

郭增愷事后回憶說：“到陜西以后，我首先見到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對我開始有戒心，以為我和宋偕行，又系在押犯，惟恐我替蔣說話?！碑敃r我對楊說：“蔣之國策，我們早已反定，我是因為反蔣聯共抗日被蔣關押，現在為聯合抗日救蔣而陪宋先生前來西安，和平解決我是贊成的。既然扣蔣，就得有個具體做法，就得聯系全國一致?！蔽耶敃r就給楊將軍分析宋哲元、閆錫山等人對事變的態度。楊將軍詢問我對宋子文的看法，我直言告訴他說：“宋先生有抗日的要求，當然，他此行是以救蔣為目的，他認為共產黨的力量不是蔣的武力所能消滅的。蔣總想靠武力滅共，所以才有今天（被扣）?！睏顚④妼ξ艺f：“兵諫是為了要蔣停止內戰，領導抗日，不會殺害他們，你可以告訴宋子文先生好好勸蔣，把我的話轉告給宋子文?！碑敃r我了解到周恩來現在西安，不管周的主張如何，他也是關鍵人物，你要首先找周。宋子文說：“周恩來到西安，事情就難解決了，我料定周不會和我們的意見相同?！蔽艺f：“共產黨是主張團結抗日的，他們早就發表了抗日宣言，不會記私仇的，不妨去試一試。我認為共產黨和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張、楊兩位將軍的工作是容易著手的。”

在西安事變中，為了營救蔣介石出了大力的郭增愷，隨宋子文回到南京后，不但沒有受獎，卻被戴笠繼續關押。因為南京方面把郭增愷當做了一個制約楊虎城的人質。

郭增愷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工作。他在30年代就同情中國共產黨?！拔靼彩伦儭卑l生后，他擁護共產黨提出和平解決的政治主張，促成了宋子文與周恩來的接觸，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宋子文的親自斡旋下，郭增愷獲得自由。抗戰期間，郭增愷被胡宗南聘為第十七集團軍顧問，實際上是被軟禁在西安。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郭增愷擔任宋子文的秘書、上海招商顧問、國民黨廣東省政府顧問。據《中華民國政府軍政職官人物志》一書記載：郭增愷于1946年1月至同年6月；又于1947年3月，曾兩次擔任行政院秘書。

1948年，郭增愷到香港定居，先后擔任永安藥堂、《星島日報》顧問，從事專欄寫作。

1949年1月，宋子文去香港，隨后僑居紐約。郭增愷作為宋子文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重要聯絡人就留在了香港。宋子文移居美國后，依然往來香港之間，經常和郭增愷交流對時局的看法。1956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郭增愷作為周恩來總理的客人，以參加國內各種慶?；顒拥拿x，經常往來于香港和北京之間，實際上是擔任了周恩來與宋子文之間的政治聯絡員。“文革”時期也一樣沒間斷。

1959年，郭增愷應邀到北京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典，活動中得到一本反映祖國十周年發展成就的大型攝影畫冊《中國》?；氐较愀酆?，郭增愷立即將這本畫冊寄給美國的宋子文，希望他深入了解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后來這本畫冊被美國海關沒收，宋子文和郭增愷得知后都十分惋惜。

據當年統戰領導童小鵬回憶：1961年12月12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召開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之后，他想給張學良將軍寫封信，但是如何把這封信能夠送到臺灣，平安轉交給被“管束”中的張將軍，是個很難解決的難題。后來，他終于想到了郭增愷的夫人。郭夫人和張學良很早就相識，領導認為她是最合適的特殊信使。當年，居住在香港的郭夫人欣然同意，她帶著周總理的親筆信赴臺北。由于未獲準見張學良將軍，一時很難完成這件特殊使命。不久，郭夫人獲知皈依基督教的張學良將軍和趙一荻小姐，每星期都要去教堂禮拜的的信息，她提前把周總理的信夾在一支口紅中帶到教堂，利用做禮拜的機會，把這支特殊的“口紅”交給了趙一荻小姐，順利完成了這項特殊“信使”的任務。

周恩來總理對郭增愷這位從“五四”運動時期就相識的老朋友十分重視。從1956年至1970年的近十多年間，只要郭增愷來北京，周總理幾乎每次都要接見他，通過他了解宋子文和臺灣其他人的情況，認真傾聽海外人士對中共的看法。

宋子文也十分清楚郭增愷的大陸背景，經常通過郭增愷轉達他對周總理的問候。當年，北京方面也曾希望宋子文先生能向李宗仁那樣落葉歸根，并通過郭增凱向宋子文傳達了這個信息。遺憾的是，1971年，宋子文因病突然去世，從而中斷了雙方的聯系。對于這段往返北京與香港之間的秘密聯絡工作，郭增愷以“默默耕耘，不求聞達”這句話為座右銘，生前從未對外提及。

宋子文

1955年，郭增愷出于對楊虎城將軍的感情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知情者的身份寫下了長達20萬字的《一個沒有交待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九周年感言》的文章，并在香港《熱風》雜志上連載，使西安事變的真相以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地公布于世。郭增愷的文章一經刊出，就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的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由此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當時，在臺灣的蔣介石腦羞成怒，為了維護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利用了被自己軟禁30年之久的張學良。1956年11月13日，蔣介石單獨召見專門負責看管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及身體狀況。同時命令劉乙光向張學良宣布兩項禁令：一. 不準聽取中共廣播。二. 不準和警衛人員接近。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錄的指令。

1956年12月18日，劉乙光到達臺北，把張學良寫的回憶錄長涵面呈蔣介石。同月20日，蔣介石又傳喚到劉乙光，命令他將郭增愷寫的文章交給張學良，讓張在回憶錄上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的文章）對我們倆都有很重要的關系，必須給以辨明，以示后人?！?/span>

為了完成蔣介石交給的任務，張學良只好將回憶錄寫成兩個小段，同時又寫了一篇文章交了差。

蔣介石拿到張學良聲討郭增愷的這篇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沒有逼迫張學良再寫，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上的一張保險單——《西安事變回憶》。根據蔣介石對張學良的了解，只要張學良自己寫出的文章，致死也不會再翻案。因為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殺害，張學良又成了“籠中之鳥”，今后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以由他任意寫了。但是蔣介石怎么也沒有想到30年以后，宋子文用英文寫下了他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并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向全世界公布，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以及《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1957年初，無奈的張學良又遵照蔣介石的命令，開始撰寫涉及更廣范的回憶錄。很快這些內容也傳到了北京，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很多人出于對張學良的同情與了解，從根本上否定了回憶錄的真實性，認為完全是臺灣方面偽造的，只有周恩來總理心知肚明。他在紀念“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北京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征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事件的認真研究。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一個沒有交待清楚的問題》的文章，引發了海峽兩岸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次關注。郭增愷對西安事變做出的貢獻不僅在當時，更在于他對歷史真實的追求。

郭增愷堅決擁護祖國和平統一的主張，并為此不斷積極努力，他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更加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希望，在晚年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并在1986年實現了這個夙愿。他終于從一位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成為一位共產主義者；從一個共產黨員的朋友，成為一名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1980年，郭增愷回到北京定居，曾歷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1989年7月2日，郭增愷因病逝世，享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