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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十多天的時間，全球矚目的G20領導人峰會將要在中國杭州舉行。中國為這次會議所作的準備工作已經超過了一年時間，各類智庫的會議、各類部長級會議在全球各地陸續召開，而今終于迎來了最重要的領導人峰會。中國對這個會議的重視程度如果形容都不過分。 但G20從一誕生開始，就不是一個秀場，而是為應對危機、解決問題而來的，第一次會議就是為了防止亞洲金融危機重演而創設，而提升為領導人峰會則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密切相關。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海嘯般的震蕩，2009年倫敦峰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拿出了“現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對當時遏制危機蔓延發揮了巨大作用。 而今，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8年，雖然從某種意義上看，當時的應對確實避免了更大危機的發生，但是全球經濟至今仍在艱難復蘇的泥潭之中，甚至不排除出現新的危機和震蕩，IMF和世界銀行等機構也連連下調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 新的十字路口 現在，全球經濟又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而且現在的狀況似乎比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更加復雜了，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現象，讓人迷惑不解。 當初，全球金融危機剛剛爆發，危機來勢兇猛。但是，雖然爭議不斷，但全球大多數經濟體的行動也相當迅速，央行和財政部門共同努力，采取了最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恐慌的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避免危機擴散發酵。2009年的G20會議成果就是在這樣的共識下產生的，因為誰都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誰都急迫地需要阻止危機蔓延，齊心協力、同舟共濟是當時的潮流。 而現在不一樣。現在，全球市場出現了許多“詭異”的現象。比如許多的國家出現了負利率、比如避險資產和風險資產價格齊齊飆升等等。許多現象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在刺激需求上已經走得太遠太遠了，許多國家使出了“洪荒之力”來救市，先是降息，利息降到零了就開始量化寬松，直接購買公債及公司債，然后就負利率了。貨幣政策已經使用了到了極致，現在開始發現它“失靈”了。 這種極致的貨幣政策，在一些國家已經產生了效果，帶動了經濟復蘇和就業的反彈，比如美國。所以美國在發達經濟體中率先加息了。但是在許多經濟體卻沒有起到什么效果，他們設置的通脹目標遲遲不能達到，就業狀況也比較糟糕。 經濟增長拉不動，但是負面效果卻不斷，金融市場不斷在自我膨脹、自我交易，進而不斷追逐各類資產，導致價格的巨大波動，或者資產泡沫的出現。負利率還對銀行體系造成傷害，銀行業的經營更加困難，進而可能觸發銀行業的危機。而且因為不同經濟體面對的境況存在較大差異，利益各不相同，因為同舟共濟的心態也比2009年弱了。 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也迅速推出了“四萬億”的救市政策，實現了經濟的V型反彈，并對穩定全球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寬松政策也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于是此后又開始逐步退出這些政策，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等。 雖然為了應對經濟增速下行，不得不再次適度的寬松，但是寬松政策的目標不是刺激經濟增長，而是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因為從上一輪的刺激政策中，中國已經看到了問題之所在，資金脫實向虛，資產價格膨脹，經濟增長的根本問題不是流動性緊缺，而是實體經濟自身的結構性問題，比如產能過剩、比如行政管制較多等。 所以，中國較早地開始進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試圖通過改革給經濟帶來活力。目前，這個過程仍在進行之中。 全球的新藥方 對于已經實現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而經濟增長仍無起色的經濟體而言，他們也在反思：這是為什么？貨幣政策到底有什么作用？ 這也是這次G20會議與2009年截然不同的地方，那時候經濟不好，全世界仍然有共識，要實現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而今貨幣政策已經積極得不能再積極了，財政政策限于國債高企也難以大規模擴張，那應當怎么辦呢？ 這正是當前世界面臨的困境，也是G20所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7月份在成都舉行的G20央行行長和財長的會議上已經達成了重要的協議，各方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制定了衡量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今后還將進行定期評估。 20個國家對于結構性改革達成了優先領域的共識，并制定了指導原則，這相當于為全球當前的經濟困境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紅寶書”或工具箱。雖然各國面對的問題各不相同，但這些領域會為各國領導者提供參考和啟示。 相比于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的難度更大，觸及的利益更直接，絕非易事。這些改革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和社會問題，處理不好也會引起進一步的反彈。英國脫歐公投也是其中一個表現。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李根和英國的撒切爾都在本國推行了強有力的改革，推動了積極復蘇。現在，全球結構性改革正處于關鍵卡口，世界同樣在呼吁強有力的改革人物。領導人峰會承擔了這樣的歷史使命，讓我們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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