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北作家 || 王煒：傷懷杜公祠

　　但凡能寫幾個字的半吊子文人，都應該知道長安的少陵原畔，坐落著一個冷清的杜公祠，它日以繼夜地落寞著杜公上千年的落寞。

　　杜公祠我沒少去。一是蝸居城南，路近，一抬腿就到。二是失意便去，這二十年里，沒幾回得意事。這個寒冬的午后，我的失意裹脅了霧霾，逡巡于少陵原上，氤氳在天地間。

　　杜公祠的門依然空洞地敞開著。我拾級徐徐而上，竟驚飛了門前階欄上正在群聊的麻雀。

　　祠內靜寂，四下無人，唯古樹參天，廳堂木然。這個四合小院，安息著詩圣的一角靈魂，只是一角。也許杜公的靈魂，多半喜歡呆在巴適的蜀地，呆在那流水淙淙的浣花溪畔，呆在那滿是長安離殤的千年草堂。這里便只是一角了。

　　一千多年來，我們稱道詩史，敬仰詩圣。他留世的一千四百多詩篇，篇篇雋永，世世不朽。這千年不朽背后的悲憫情懷，古往今來有幾人真正能懂？

　　每至杜公祠，滿心都是傷感悲愴。悲極時，真想借杜公祠堂放聲痛哭一場，為他，也為自己。然愁腸千結仍須強忍著，怕被屋檐上的燕雀笑話。

　　杜公一生，郁郁不得志，這種穿越千年的情愫，時常讓我郁郁不樂，總為他的悲苦傷懷。

　　一傷他年少輕狂，交游放蕩，實為啃老青年。

　　杜公身出名門——京兆杜氏，根紅苗正，世代“奉儒守官”。遠祖杜周官拜漢御史中丞，親近皇權，世居長安城南，時傳“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這于杜公，已是遙不可及的光耀輝煌。祖父杜審言為唐高宗咸亨進士，官修文館直學士。父親杜閑，再不濟，最高官職也做到奉天令。冥冥中似乎已經注定，其家族必將一步步走向沒落，在杜甫這兒要做個悲苦的終結。

　　青少年時代的杜甫還算幸福，安定富足，衣食無憂，家學師承都不存在問題。曹植七步成詩，杜甫七歲便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十四五歲業已躋身詩壇。“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這個時期，頑皮得緊 。十九、二十歲的年華，出行齊趙，漫游吳越。“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日子過得逍遙自在。

　　按說已經成年的杜甫，應該干個正經工作了，可他沒有自食其力，仍然啃老。正當少壯，除了能寫幾句詩賦，其它一無所能。

　　現在看來，出身成就人，多半也作弄人。一旦被作弄，便很是不堪。杜甫的出身和家境還真害了他。他自己也有感嘆：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二傷他科舉屢屢不第，造化也實實弄人。

　　杜甫青壯年時期，至少參加過兩次“高考”。第一次二十四歲，在東都洛陽考進士落第。這次考試，應該算是一次公平的招考，可他沒有把握住。不是才學不濟，就是恃才傲物所致。少年出名，落榜于他打擊很大，也罷，好好補習，從頭再來。

　　第二次于西京長安應詔制考，當時杜甫三十六歲。考畢，他滿心歡喜，以為百分之百能考中。誰料想卻遭宰相李林甫黑嘴，一句“野無遺賢”，誆了玄宗皇帝，“誅”盡天下學子。“口蜜腹劍”的李相李大人，小人功力非同一般，人家隔山打牛，李相隔著李唐江山用嘴滅人。不能肯定李相此舉是否空前絕后，但肯定的是杜甫自此就被“滅”了。

　　三傷他人生定位不準，“三觀”不甚明了，自我認知不足，渾渾噩噩一生，最終謝了個悲劇的幕。

　　年屆而立，父親去世，一家人失去生活的來源，重擔壓在了杜甫肩上。可憐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介書生，怎能扛起生活的負累。他只能寄希望于大考，向往通過舉士步入政壇，生活好有個著落。經過兩次落榜打擊，尤其是第二次的“政治迫害”，杜甫對科舉取士已經大失所望，生活亦陷入困頓。

　　清明的盛唐已經走向黑暗的角落。這個時期的杜甫，仍到處托關系，找門路，求仕途，“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他以貧賤之身出入豪門，常受冷落也在情理之中。向王公獻詩無果，轉向皇帝獻賦。一作《雕賦》獻玄宗，審稿未見回音。二作《三大禮賦》親獻玄宗，才被賞識，授河西尉，卻是個要鞭笞黎民的官，他堅辭不受。后經人相助，討得甲胄參軍一職，做了個看守兵器庫的小官。

　　安史之亂爆發，玄宗逃亡。太子靈武即位，杜甫甘冒生命危險，只身投奔。途中被叛軍俘虜，押回長安。詩佛王維彼時也被抓投監，且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未被囚禁。他便歷經艱難，赴鳳翔再投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忠君之舉感動肅宗，“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雖說官職小，杜公卻很知足，總算可以伴君左右，結束困苦的日子了。隨后卻無厘頭地卷入房琯案，因直諫觸怒肅宗，被貶華州……

　　杜公祠東展室門柱有聯：少陵野老吞聲哭，杜曲幸有桑麻田。仕途崎嶇坎坷，官場黑暗腐敗，人世悲辛冷酷，他自述“少陵野老吞聲哭”， 想象他心力交瘁，單薄的身軀于寒風中忍聲痛哭，那種悲戚的場面，怎不令人落淚動容。他也曾受朋友資助，于杜曲買過幾畝薄田，煎熬耕耘，可他，絕不甘心做一農夫！

　　兩朝天子輪值，他都不得重用。芝麻小官與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追求相去甚遠，在豐滿的理想與骨感的現實面前，他仍揣拳拳報國心，難割難舍，可朝堂之上，那有他立錐之地！他迷茫，他彷徨，他吃著野菜咽著糠，對朝廷充滿希望與失望……

　　仕途屢屢失意，人生步步艱難。何必這么偏執？何必受人接濟寄人籬下，到頭來看人眉高眼低？為何不重新認清自我，重修“三觀”，找準人生定位？大不了不做官，種糧食做草民，講儒學辦私塾，曲線照樣能報國，即就是終老鄉里做草芥又何妨？憤懣了，氣不順了，寫幾句詩宣泄宣泄，還是一種活法，詩史肯定仍會繼續，詩圣還非他莫屬！可他沒有！他看不穿！他放不下！

　　四傷杜公生不逢時，未遇明君和伯樂。

　　倘遇太宗治世，恐怕他的人生定會改觀。諸葛亮幸遇劉皇叔，三顧茅廬始出山，忠君報國強蜀漢。伯樂常有，也得有千里馬，無有千里馬，也成就不了伯樂。俗言道打鐵還需自身硬，杜公嶙峋瘦骨，恐不是“錚錚鐵骨”，還不夠“硬”到有人來三顧。

　　五傷杜公一生生活困頓，似有雙重人格。且看他一邊饑腸轆轆向低處悲鳴，一邊卻思想“高尚”煉就雋永華章。長安歲月，一邊奔波于“官道”，一邊迂回于“宮闈”。后來三年多成都生活，也做的是嚴武幕府。

　　遠有陶公，不為五斗米折腰。近有李白，貴妃研墨力士脫靴，何等逗比灑脫；“天子呼來不上船”，“蔑視”天子，多么恃才任性。

　　杜公遠沒有他倆灑脫。餓殍載道，甚至于兒子餓死，他仍一邊奮筆抒憤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邊卻還要出入于朱門。

　　六傷杜公死因，凄慘悲戚，令人扼腕。

　　自古至今，凡文人志士之死，大多撲朔迷離。杜公之死，有說困病交加而死，也有說病體暴食撐死，也有說困頓不堪萬念俱灰投江自溺等等，如是這般，不一而足。李白醉酒，下江攬月，溺死，透著浪漫和悲涼；屈原明志，殉國投江，自殺，昭世剛烈和悲愴。總之，杜公之死，不夠敞亮，不夠大氣，不夠悲壯，甚至窩囊，令人惋惜。身后千年，逝者安息。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王維卻不寂寞。其母是虔誠的佛教徒，他自小便受佛教濡染，詩作透著靈修與佛性，世稱詩佛。可以大膽推測，他受佛陀影響很大，甚至大到了政治氣節，使他敢于“變節”——安史之亂后做了偽政府的官員。

　　宗教無國界，國家的概念淡之又淡。在釋尊眼里，也許只有蒼生和佛陀的區分。度蒼生出一切苦厄，往西方極樂世界，是唯一的正覺正念正道。王維得道參透人生，不為氣節所惑，過得自是逍遙。他認為生命的價值遠遠高于人生的某些形式，所以他對節義不管不顧，可以繼續做“他朝”的官。杜甫王維相比，二人的人生軌跡也就迥然不同了。

　　成都浣花溪畔的那個草堂，是杜甫西南顛沛流離之所蹤。一年四季游人如織，至今仍為歲月秋風所未破。此間，是他對唐廷徹底絕望之后，灑淚罷手西去后的一個落腳點，這三年多也是他人生最為黯淡的低谷時期。還好，在此也算過了幾天輕松日子，種花養魚，沽酒邀月。

　　此間，他仍對生活了十幾年的京都長安，還有在長安求仕求生的點滴往事難以釋懷。日日哀托國家社稷，夜夜寄思黎民蒼生。幸有文墨抒胸臆，憾無廟堂誦短歌。

　　此間，他創作了多達二百多篇名作，膾炙人口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不知戳疼了多少人痛點，歌哭了多少人歡顏？

　　竟有那不長眼的可恨秋風，最令人傷懷，卷茅也不看主人……

　　陣陣寒風襲過，滿院瑟瑟的枯枝收回了我汪洋蕭索的思緒。詩圣堂前，開得正好的兩株臘梅，在風中相互欠身，左右致意，搖亮了滿樹黃燦燦的梅朵。

　　天漸放晴，太陽努力地擠破云層，穿過霧霾，從天窗上探出了半個模糊的腦袋。

　　上帝在關上一扇門的同時，也會打開一扇窗。唐廷之上，杜公的仕門是漸次關閉了，朝堂之外的茅草房，上帝又差秋風為杜公卷開了一扇天窗。這個明亮的世界之窗，成就了絕代詩圣，著就了輝煌詩史，鑄就了絕史豐碑，于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想到這些，欣慰許多。

　　出祠門，沿階而下。忽想起一句“出此門無古亦無今”。無古亦無今，再來十趟一百趟，恐怕我也做不到。此刻能做到的，就是回首仰望。這一望，卻有新發現，原畔東南松柏掩映，間隙似乎遮掩有亭榭一角。心里一振，登高望遠亦釋傷情，豈不快哉？急急尋路，似從左首新修的茅草門穿過，遂往。草門兩框有聯：情系蒼生無愧詩壇圣哲，心在魏闕豈是杜陵布衣。

　　穿過草門往上左拐，有新修磚階，還真是通往亭榭的路，欣然登階而上。拐兩個階彎，卻遇一小門，鋼筋門上，鐵將軍嚴守，面目冰冷，失望至極。此刻登高遇阻的心境，不也和杜公一生一樣嗎？再吟杜公《登高》句：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登在這半臺之上，舉目遠眺，樊川仍被霧霾裹挾，昔日秀美難見一斑。

　　憤憤然下來，踽踽獨行，心頭沉郁如這漫天霧霾。

　　杜公祠右首，有牛頭禪寺，唐朝的古寺，和杜公是否一個時期，沒有深究。去大雄寶殿拜拜佛，燒燒香，心里當下釋然。杜公祠前面，是楊虎城陵園，老楊這個陜西有史以來最大的“二桿子”，發動兵諫挾持“皇上”，辦了一件彪炳史冊的大事。進園走走，心里更豁亮了。

　　歸途，傷懷杜公，老天沒有給他一次和老楊一樣“豪氣干云”的機會。

（原刊于《西北文學》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