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樓之后：“涉農社區”的生活秩序及其治理探索

在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實踐中，由于獨特的城鄉二元體制與城鄉土地管理體系，由地方政府主導推動的城鎮化實踐塑造出一種“涉農社區”類型?！吧孓r社區”雖然在居住形式上已經表現為小區化聚居，但社區治理體系以及居民日常生活還與原有的農村具有密切的關系。自2008年后中國城市化速度加劇，地方政府在城郊村拆遷、城中村改造以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等政策指導下完成了“回遷上樓”“集中安置”“村改居”等實踐，在短短十幾年內“涉農社區”數量迅速增加，客觀上大大提高了城市建設的速度，但由于“涉農社區”在日常治理過程中還面臨著與既有城市社區治理體系不相容的地方，由此造成的諸多治理難題對創新城市基層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問題與要求。

“涉農社區”的治理涉及到由“拆”到“建”、進而到“治”的過程，也有研究關注到了“上樓之后”社區治理秩序形成的問題，但其中與居民日常生活相關的生活秩序問題尚缺足夠的學術關注，日常生活秩序的構建成為“涉農社區”面對的新挑戰。實際上，“涉農社區”的日常治理命題除了“硬性”的基層行政與自治等內容外，還包括諸多“軟性”的任務，這些任務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也會直接影響社區居民對生活舒適感、幸福感的體驗，本文以“生活治理”來指稱基層社會中影響人民“美好生活”相關因素的治理方式。隨著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斷重視，對該需求予以滿足也成為基層治理中的新命題，特別是在“涉農社區”中，由于短期內實現了“農民上樓”，農民傳統的村落生活習慣與社區化、市民化、現代化的生活習慣之間尚存在較大的適應空間，“農民上樓”過程中的空間轉型、生計變動、生活習慣調整、角色認知變動、社會關系變遷等問題將直接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滿足，如何安頓人心并安定生活，是“涉農社區”開展有效治理的前提條件。如何滿足“上樓”農民的“美好生活”需求，需要基層探索針對日常生活秩序而設計的良治機制，基于以上問題意識，本文將基于多地“涉農社區”的調查案例，包括華北M鎮的三個農民集中居住社區、Z市DW小區、西北某省G縣城郊農民集中安置小區、沿海某市J區城郊村農民返遷安置居住小區、西南某省X縣城所在街道辦的五個社區的案例，這些社區兼容了城市商品性住宅小區、拆遷農民回遷安置小區、“村改居”小區以及農民集中安置小區，基于各類型居住小區的調查，本文試圖探索“涉農社區”如何實現對日常生活開展有效治理的問題。

本文所定義的生活治理，是指將日常生活作為治理對象，達成實現社區居民“美好生活”要求治理目標。在對日常生活的治理中，通過對影響民眾日常生活體驗的因素進行塑造與干預，間接營造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彌補社區治理中正式機制的不足，實現社區生活秩序的整合與組織。“涉農社區”生活治理還有特別的意義，即作為過渡型社區，居民要在過渡轉型過程中完成安頓日常生活、重構生活秩序的任務，最終實現社區化、市民化、現代化的“新”生活秩序。

日常生活是人類社會活動的核心場景，已有學者將日常生活納入了學術分析范疇。在社會科學理論“日常社會轉向”之后，學者們愈加重視普通人模式化日常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列斐伏爾以日常社會作為人類社會活動的基礎層次，來對應于“高級的、分化的、高度專門化的活動”。日常生活是社會成員在高度熟悉性、重復性、基礎性的時空中指向生活實踐的活動，生活是非生產性的，指向個體與家庭的衣食住行等事務的安排，更包括娛樂休閑與公共體驗等活動，而這些活動又往往具有非政治性特征。本文探索性地提出生活治理概念，將日常生活秩序與治理機制相連接，其問題意識主要源于兩個方面，首先，日常生活的秩序依靠何種有效的規則治理達到井然有序的狀態？其次，這種有序的日常生活狀態及其規則治理機制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

在現代性深度發展進程中，城市化的發展以經濟增長、物質改造和技術理性等方式呈現出來，城市住宅、公共場所、城市結構和城市體驗均體現出“去生活化”特征。而回歸日常生活的本意，是發現和強調人的價值，找回缺失的人文關懷。日常生活的涵蓋范圍廣、包含事項瑣碎且實踐性較強，需要在具體的情境中去理解生活本身。國內社會科學領域開展的具體研究中，如通過“過日子”來考察中國人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內涵，肖瑛區分了正式制度與日常生活的區別，同時更制度與生活的互動。農民的日常生活秩序是經由歷史傳統與社區傳承而構成的安排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系列規則體系，而鄉土社會中人們遵從的“禮治秩序”，“禮”構成了聯結社區、家庭與個人的生活秩序體系，同樣維系農民日常生活的還有面子、人情、正義等機制。但也有學者敏銳地觀察到，這種日常生活秩序在現代性的沖擊下逐漸發生了轉型。特別是，當鄉村社會轉型為社區形態后，生活秩序的調適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而作為人們生存賴以展開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言談交往等看似平淡無奇的日?；顒?，卻成為構成有組織的社會活動和精神生產活動等非日常世界的深層性結構。

由于“涉農社區”的日常生活具有以上特質，社區秩序的形成也就相應地可以針對日常生活的規律性來開展治理實踐。熊萬勝認為很多的基層社會治理活動“其實都是一種生活治理”，首先指向的是私人生活，而非公共議題。這種“生活治理”主要是指對私人生活的影響，其方式是“基層黨組織和政府會采取很人格化的方式直接面對個人或者組織”，因此上與“西方國家采取法治化方式或者借助社會中介來規制私人生活”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而本文并不認同這種抽象歸納的中西對立結論，而是認為“生活治理”是一種通過營造日常生活秩序進而形成社區生活秩序，日常生活秩序本身包含著規則及其遵從兩方面的內涵，生活秩序就意味著有關農民日常生活的行為規則系統及其所型構的生活共同體成員之間彼此協調的行動安排，這種協調安排的實現過程就是生活治理。

首先，日常生活的具體維度之一是生活情境。日常生活的情境主要是熟悉性的活動，日常生活實踐的高度重復性，決定了人們日常實踐是遵循常例與慣習的。日常生活治理的抓手是通過具體情境的介入，營造適應于社會成員的情境，進而影響生活秩序的形成。其次，日常生活與剛性、顯性的政治關聯較小，權力的實踐往往是通過知識、符號、空間等“隱性”權力機制發揮作用，因此對生活的治理也應當是通過隱秘的途徑，在潛移默化中形成生活秩序。再次，生活開展的具體維度是社會關系。特別是在中國鄉土社會，人們依據“愈推愈遠”的社會關系展開日常生活的各項事務，人情與禮俗是這種社會關系實踐的基本原則。再次，生活治理的機制除了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更為隱秘細致地指導著日常生活實踐。非正式制度是指關聯著民情、常例與慣習的結構化實踐模式。最后，承擔社區治理的往往是個體，個體的實踐行為融入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引領日常生活秩序的生成，這些治理主體并不僅限于具有正式身份的社區管理者，諸多能夠對居民日常生活實踐起到影響作用的行動者如社區領袖、民間權威、生活服務者等，能夠影響人們對日常生活滿足的體驗。

日常生活的諸種特征決定了針對日常生活的治理必然是軟性的、隱性的、多渠道的，也是基礎性的。一項社區治理制度一定是通過導入人們的生活實踐中，通過居民的廣泛共同實踐之后不斷重復化和常例化，逐漸成為社區居民共同分享的內在信念，這種治理制度的落實才是有效的。日常生活治理效果的顯現一般是緩慢的、微妙的、難以察覺的。但這種日常生活治理之所以是基礎性的，是因為居民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中才能逐漸獲得了對顯性治理制度的遵從、內化，進而再實現常例與慣習再生產。實際上，很多“涉農社區”存在著的治理難題，均是因為自外而內導入的制度、政策過于剛性和單向度，與民眾的日常生活出現了錯位和失調，進而外化為剛性的治理難題。

“涉農社區”在居民生活構成、社區硬件質量以及生活習慣養成等方面與城市商品化住宅小區不同，由于該類小區主要承擔城市化進程中安置失地農民、農村社區建設中農民集中居住、以及城中村改造中的村民返遷安置，上樓之后存在著因居住轉型而產生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治理難題。

“農民上樓”過程中的空間轉型導致的家庭生活變動。首先，由聚居型村落形態轉變為封閉型高層住宅形態，“涉農社區”中人際交往變少，熟人社會中的公共生活越來越難維持，家庭生活將更多以封閉的家庭空間為主。其次，農民家庭居住模式由寬敞的、群體的、相對開放的空間轉變為狹窄的、核心化的、相對封閉的空間，家庭成員在代際之間形成了分居。再次，由于“農民上樓”而使得家庭生活離農業、農村更遠，生活習慣更加依賴于市場，家庭生活將面臨更多的市場消費壓力。

“農民上樓”過程中空間轉型導致的公共禮俗變動。農民日常生活秩序很大部分是以禮俗的形式展開，禮俗作為一種蘊含著倫理道德的文化實踐模式在公共生活中得以延續，并逐漸變為人們的習慣性選擇。而“涉農社區”中原有的習慣性生活模式較難展開，導致公共生活出現了變動?！吧孓r社區”的物理空間狹窄，村社成員居住分散，公共儀式舉辦的成本更高、更難舉辦，凝聚地域共同體的禮俗也出現了弱化。

“農民上樓”過程中空間轉型導致成員的心理文化認同變動。首先，維系村社共同體的空間機制出現了變化，公共空間的減少導致日常生活中村社成員交往變少，村社共同體的想象減弱，社會陌生化程度提高；其次，居住空間的封閉化之后，家庭間、家庭成員間的居住空間更加獨立，人們對于私密空間的注重加強，使得社會關系進一步個體化、私人化、獨立化；再次，隨著居住條件的改善與家庭電器化程度提高，人們更多的日常生活時間與精力消磨在手機、電視上，私人生活世界更多地與娛樂文化相連接，而不是借助于公共文化體驗。

學界在圍繞社會治理討論基層社區秩序時，焦點更多地放在應對行政事務的系統性、正式化、明文規定的制度，本文將這些治理方式與治理內容歸納為“硬治理”，相對而言，日常生活當然會受到正式制度的規約，但日常生活本身具有實用性、模糊性、權宜性、彌散性等特征，應對日常生活滿足的方式也就不僅限于明文規定的正式制度，更多還應包括非正式制度、民情、慣習、情理等維度，這些維度關涉居民主觀性、情感性、價值性的體驗滿足。這類治理方式與治理內容本文稱之為“軟治理”，與“硬治理”相對（表1）。

“硬治理”與“軟治理”之間存在有機的辯證關系，“涉農社區”的有效治理需要統籌兼顧生活治理的“軟”與行政治理的“硬”，兩種治理邏輯存在明顯的區別。首先，從治理內容看，“硬性”的治理任務是指具有政治性色彩的事務，包括行政事務、居民選舉、抗爭性行為等議題，“軟性”的生活治理則包括居民認同感建設、公共文化舉辦、睦鄰關系構建等價值性、情感性議題。其次，從治理制度上看，“硬性”治理視域下，社區中的秩序得益于具體的制度設計和權力技術，制度化秩序是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的重要基礎，社會制度影響生活秩序的途徑主要包括依靠法律和行政秩序等社會制度加以維系和調節的秩序；而“軟性”治理的制度則主要是社會文化制度，日常生活領域是“經驗化領域”，它“本質上是一個習慣世界、習俗世界”。日常生活的秩序主要依靠習俗、慣例、儀式等機制，社區善治的效果最終都通過人們的習慣、價值與認同得以呈現。再次，從公共物品角度看，“硬性”治理依賴的公共物品主要是物質性、技術性、實用性的基礎設施如數據平臺、安全系統、智慧網絡等，而“軟性”治理所依賴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更為基礎也更為復雜的“軟性”社區道德、社會信任等；公共物品性質也決定了供給主體是有區別的，“硬性”基礎設施的供給主體主要是政府、社區、物業、社會組織等，而“軟性”公共物品則依賴于民間組織、群眾自發。最后，治理途徑的“硬性”與“軟性”存在區別，“硬性”治理途徑主要是通過社區規章制度、技術工具以及行政行為等，而軟性治理途徑主要通過對居民日常生活的引導，社區的有效治理依賴于居民的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主體行動。

當基層社會中人們的日常生活都遵循一種有序而自洽的秩序時，社會秩序也就能保持穩定，國家治理目標也便能在基層“有效治理”的基礎上低成本地實現。中國社會治理實踐中針對公共生活的治理傳統由來已久，在移風易俗的目標下，國家一直在努力改造群眾的日常生活秩序。從歷史經驗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力量直接伸入鄉村社會并完成了對社會秩序的重新建構，其中就包括對人民社會生活的治理。黨領導人民群眾對婦女、婚育、社會生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陳規陋習進行移風易俗活動，由此形成了人民群眾生活的新風俗與新風尚，在基層社會完成了社會關系與生活秩序的重塑，也形成了新的道德與價值觀體系。“涉農社區”所存在的轉型特征及其對群眾日常生活的深刻影響，使得在居民的日常生活滿足、群眾人心穩定以及社區生活安定等諸方面呈現出較多治理議題。圖1的邏輯框架列出了“涉農社區”日常生活治理議題的表現方面以及相應的治理模型，在行政治理與生活治理的結合之下，幫助群眾實現有序和幸福的生活。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仍是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成員間的關系與構成了個體生活的基本情境，在“涉農社區”之中由于財產關系、居住結構以及生活節奏的變動，家庭關系及生活場景出現了需要調適的地方，而指向家庭的治理制度與治理途徑是較為缺乏的。

案例1：“涉農社區”的代際分居與生活矛盾治理

華北某省M鎮依托“增減掛鉤”項目開展的“涉農社區”治理中，對被邊緣化的老年人、村莊弱勢群體來說，搬進社區后高成本的生活方式加劇了其生活的難度。各“涉農社區”通過設置老年公寓將老年人群體納入社區。北一社區老年公寓共建設123套公寓，246個床位，一間房安排兩位老人，目前已入住170位老人。入住的資格為70歲，入住后村里負責集中管理吃住，一些社區實行食宿全免費。其他一些社區中老年公寓的家具、家電與床單被褥等生活用品也由村級負擔。

“涉農社區”中家庭居住空間往往比村落中的面積更小，私密性更強，因此在進入社區的擴大家庭中，老年人居住需求往往得不到重視，這也導致“涉農社區”中出現了代際分居，而老年人被邊緣化。而在“農民上樓”過程中，老年人居住空間與生活秩序的劇烈轉型卻往往得不到制度回應，更有甚者，老年人的社區邊緣化成為影響社區治理秩序的隱患。M鎮的社區大多采用“老年公寓”的方法來集中解決被邊緣化的老年人生活問題，通過集中居住空間、集中飲食管理的方式來降低老年人“上樓”的成本。M鎮“涉農社區”大部分為整村拆遷安置，因此村級集體資產可以作為上樓后生活治理的資源基礎，而村級組織也可為社區提供足夠的組織保障。老年人安置原本作為居民家庭的私事，但在“涉農社區”中，這部分群體同質性高、公共訴求集中，需要由社區給出治理回應。同時作為影響社區良治秩序的特殊因素，需要社區敢于介入居民家庭私域，調解由空間轉型引發的家庭代際關系變動。

案例2：西北某縣GD社區財產分配與家庭矛盾治理

西北G縣城郊GD村自2008年開始建設小區，2014年所有村民都在GD社區購買了房產。但在拆遷安置后中，社區已經出現了多例離婚案例，如原八社自2014年征地開始，已經出現了5例離婚的案例，以及一些男性戶主揮霍浪費、賭博、出軌等案例已屢見不鮮。在家庭糾紛中，親屬與村社的調解作用在本地的分利糾紛中是不可忽視的，由于當地較強的社會約束能力，居民的日常親密關系保持著一定的規則與道德輿論。

在一些“涉農社區”中，因為拆遷安置過程中的財富分配糾紛而導致社區中存在著非對抗性矛盾，雖然社區治理制度并不能直接介入這種屬于私域的家庭糾紛，但這些糾紛將成為阻礙社區生活秩序形成的隱患。GD社區的成員主要是本村村民，因此生活習俗、共同體認同能夠成為社區生活秩序的基礎，原村級組織的延續也為介入家庭糾紛提供了制度通道，更重要的是，社區中的公共輿論依然有效。如拆遷安置家庭的離婚案例中，離婚案例大多是由于出軌所致，但村民表示，在出軌事件中，出軌方作為過錯方總是會受到地方社會道德輿論的批判。除地方性的治理過程之外，國家婚姻制度、房產登記制度之下，保護女性的舉措也成為本地村民討論的話題。在國家制度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家庭之中，通過財產關系來奠定婚姻關系的穩定性時，基于財產關系的親密關系也越來越多成為被治理的對象。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發生在家庭內部的家務糾紛，需要借助的不僅是國家法律與政府制度，更需要借助民間的權威如親屬、媒人等，社區也需要對家庭糾紛提供足夠的治理支撐。

影響社區居民日?！懊篮蒙睢斌w驗的大多為超越家庭范疇的公共事務，建立居民家庭生活與社區公共生活的關聯，是市民化生活質量的關鍵內容之一。

案例3：公共儀式的組織與調適

Z鎮DW社區在1998年村莊規劃中完成了“農民上樓”，上樓后由于居住分散、社會交往的減少，原本具有公共性的紅白喜事等儀式出現了舉辦難的問題。2008年開始本村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將社區中的居民活動中心改造為宴席區，作為舉辦紅白喜事的專門區域。有了公共區域和紅白理事會，社區就能夠對文化儀式進行引導，建立公序良俗。紅白理事會成員的王某說，紅白理事會的建立之初，“就是為了扼制攀比之風”。DW社區由社區牽頭，紅白理事會具體執行，有效約束了紅白儀式中的互相攀比與鋪張浪費，甚至在一些儀式環節已經極其簡化。

在傳統村落中，紅白喜事的舉辦是需要舉全社之力，因喪事上所需承擔的各項事務均需要社員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完成，而喪事的舉行也是村社合力來舉辦悼念亡故社員的集體儀式，因而喪事儀式具有較強的公共性。當“農民上樓”之后諸多生活事務不再通過村社成員的互助合作，而是通過個體化向市場購買的形式來完成，而一些公共事務的需求也溢出了村社的邊界?！稗r民上樓”的空間轉型，使得居民之間的生活相對私密化，熟人社會特質逐步受到削弱，而原有村落中地緣關系的分散，也使得由地緣所凝結的共同體意識出現衰落。而“涉農社區”則需要在原有村社共同體資源的基礎上，輔之以新的治理方式，來重建公共生活的場景，以使上樓農民的生活習慣穩態保存，同時形成新的生活秩序。

案例4：沿海某市J區郊區S鎮HS社區是拆遷安置社區，居民來自于S鎮10個村的村民范圍，以四個村的村民為主，占業主總數的80%以上。因為村民來源有差異，社會關系分散，但居民較多會在茶館、廣場等公共空間活動。社區在公共空間的硬件之上，搭載了名為“兩個六點半”的貼近居民的工作機制，即居委班子成員逐一排班，于早上六點半去茶館、晚上六點半去廣場（廣場舞所在地）了解群眾生活，聽取民意。平日里，居委會一年365天不關門，早八點到晚十點按時上下班，歡迎群眾監督。

與商品化小區類似，“涉農社區”中也有相應的公共空間，居民閑暇生活的具體情境之一就是公共娛樂休閑場所，如小區綠化空間、健身場所、活動中心等成為社區生活的新場景，而針對新場景的治理介入并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務，成為針對日常生活開展治理的可行途徑。閑暇生活關涉居民幸福感體驗，而社區為代表的治理力量的在場，能夠使居民體驗到日常生活秩序的構成來源。公共生活的治理需要借助“軟性”的文化力量，在村落社會中延續而來的儀式、文藝以及習慣，在“涉農社區”也可以通過營造相應的空間與場景，繼續發揮凝聚共同體的文化力量。而HS社區治理的硬件如“兩個六點半”也可搭載在公共生活情境中，貼近居民生活，使居民體驗到社區在場，民意傳達與群眾監督也就有了充分的制度途徑。更為重要的是，公共文化生活是具有開放性、容納性的，如何凝聚來自10個村的村民，以形成新的共同體認同，公共文化活動是最為合適的營造載體。

相較于村落聚居，“涉農社區”的日常生活增添了更多新的生活內容，特別是一些新的事務，將會成為影響居民“美好生活”體驗的關鍵事務。一般而言，這些事務又往往具有細小、細微、個別、瑣碎等特征，此處稱之為“細事”，以對照于社區治理中的選舉、自治、物業等“大事”?！凹毷隆蓖c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相關，黨和政府也強調“群眾事務無小事”，但由于社區既有的治理體系主要應對制度性問題，對于細事、小事的回應能力欠缺。一些地方因為社區規模龐大、正式化治理力量不足，社區就更難應對細事、小事。但在“涉農社區”中，由建到治的過程需要基于社區化、市民化生活秩序的形成，因此在過渡階段著眼于關鍵“細事”、小事的治理，是治理體系完善的題中之義。

案例5：“細事”管理

西南某省X縣HG社區，居民紅白事還是習慣原來的辦法，每逢紅白喜事吹嗩吶都有居民投訴，甚至產生口角糾紛，喪事一辦好幾天。物業來制止，老百姓不聽。為此社區成立了理事會，由原村落中有威望的人擔任成員，并借用社區公共場地規劃建設了宴席區，對社區紅白喜事舉辦制定了規章。FJ社區存在著亂公共空間堆放秸稈、亂貼小廣告、不規范停車的問題，社區成立了自管會，由10名被舉薦的居民構成，大多數為縣城上班的、原來擔任過村干部的人構成，由自管會動員居民集體清除小廣告，制止亂堆放行為。

“細事”治理對社區體制提出的挑戰不僅在于治理事務的細小瑣碎等特征，更在于“細事”治理往往需要跳脫出原有的體制思維，需要基層治理主體秉持群眾路線的原則，靈活機動地應對關鍵“細事”?！凹毷隆敝卫硪膊⒉灰欢ㄖ荒苡缮鐓^干部來承擔，很多影響日常生活的“細事”本身就可以通過民間的、非正式途徑來化解，如FJ社區的自管會，組織建立的主要推動者是居民中的積極分子，而HG社區的紅白理事會則吸納了原村落中的民間權威。來自群眾之中的自主治理力量應對群眾關心的“細事”上具有天然優勢?！吧孓r社區”中社區與物業無法有效解決邊角衛生、噪聲擾民、亂堆亂放等“細事”，不解決則影響居民的生活體驗，這類關鍵“細事”的治理，需要通過引入群眾自組織力量，創新工作做法，來有針對性地解決難題，提高居民的生活舒適度，營造社區生活的規范。

案例6：HS社區的小微治理

沿海某市S鎮HS居委會有設置了46個樓組長，樓組長都是自薦，經由本樓棟過半的居民同意就生效。樓道自治是指可以針對樓道本身的特征開展不同的特色服務，黨員多就開展黨員活動，老人多就多辦老人活動，“特色樓道創建”，兩年一周期，第一次做規劃，最后一次作總結，中間特色活動不少于6次。社區治理事務一般都要樓組長詢問意見，之后是物業、居委會、業委會出面做工作，在之后是通過各種私人關系做工作。一些安置小區特有的問題，如村民會在社區的空地上晾曬糧食，還會將綠化的樹木拔掉種菜，物業派人清理后，村民會繼續種菜，還有隨意晾曬衣物，樓道隨便亂堆。居委會解決這些問題一般都是先通過樓組長，然后是居委會，最后是村居協同出面解決問題。

村落社會是基于地緣關系聯系在一起的農民共同體，基層治理依托屬地管理。城市社區雖然也是以社區的范圍構建的，居委會的職責也就是管理社區居民，但是城市市區可以調動的只有老人，年輕人歸屬感并不在社區，社區的正規治理渠道只是聯絡到特殊人群，沒有社會結構，行政建制只有法律合法性，沒有鄉土合法性與風俗合理性。社區治理難題，主要因為居民都是零散的個體，難以組織與動員。劃細劃小自治單元，將社區治理的觸角落實到更微觀的屬地——樓棟上，其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重拾群眾工作方法，社區最終都是要和群眾接觸的。小微治理通過劃細劃小自治單元，拉近了社區治理與居民生活的距離，貼近了居民，促進了群眾參與。小微治理從體制上重建了基層治理的觸角，降低了治理成本，實現了基層治理有效性與合法性的共贏。

“涉農社區”作為一種社區的過渡形態，最終目的是實現居民的穩定的、良性的、美好的社區化生活，因此生活治理的目標之一是形成新的生活秩序，逐漸使居民過渡到市民化的生活秩序中。有關美好生活的體驗最終是通過個體性感知表現出來的，個體對家園的認知途徑往往是體驗性的、價值性、情感性的，在新家園再造中當然需要營造居民在情感上的共鳴。

案例7：X縣HS社區為拆遷安置社區，社區一共有113個單元，安置來自兩個鄉鎮五個村的失地農民。為了凝聚來自不同村的群眾，社區舉辦了比較多的集體文化活動，每年端午節、中秋節與春節都會組織晚會活動，如2019年端午節，參加居民有幾百人，包了3000多個粽子。社區工作人員說“以前老百姓與社區沒關系，現在辦各種活動，大家積極性提高了，對社區干部態度也好了”。GJ社區借助社會工作機構開展“新市民培訓”，采取茶話會、微信群活動等形式，邀請居民參與活動，包括社區歷史展示、本地文化、老年人生日會活動等，文化活動開展圍繞共享廚房、親子互動等具體方式。

HS社區在營造“新家園”過程中，試圖整合不同來源的返遷安置農民，并引入專業的社會組織來承擔具體的社區活動。相比較硬性的治理，這些較虛的文化活動實質上更能營造鄰里關系的歸屬感，特別是通過貼近市民生活特色的活動如文藝隊、親子教育、社區娛樂等方式，逐漸培育社區的新生活氛圍。社區意識形成的重要基礎是參與感，而該社區的活動開展，均是經由社區居民提出，居委會邀請社會組織具體承辦，效果評估則由參與居民自己完成。“農民上樓”之后，需要營造這種市民生活的方式，逐步形成新的社區公共生活，以達到對新家園的認同。

家園當然首先是一定區域范圍的社會空間，人們依據熟悉的生活情境來定義共同體，“涉農社區”這一居住單元帶來了新的空間范圍、社會交往范圍，以及新的習俗、傳統、儀式等，人們在其中獲得穩定的生活方式，并形成了記憶、歷史與情感相互纏繞的精神認同。營造“新家園”的過程也是不斷創造新的社群關聯的過程。而家園承載的聯結私人世界與公共生活的價值體驗，正是實踐社區治理與人們日常生活融合的軟性機制。

“農民上樓”并不直接帶來農民的市民化，由村落聚居轉向“涉農社區”的過程中，搭建依托于城市社區治理的治理體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盡快形成社區式的日常生活秩序。基于上述案例中的實踐經驗，本文提出“涉農社區”治理體系的五對辯證關系，在有效融合生活治理與行政治理機制的基礎上，推進社區的有效治理。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社區治理依托街居制，形成了“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治理體系，近年來也在不斷強調社會力量如社會組織、民間社團、自管會等力量的介入，以及網格化、數字平臺、智能系統等技術工具的號角?？傮w來說，社區治理仍然強調以治理制度、治理主體與技術等硬件維度，缺乏對治理內容的探討，因此治理制度也就缺乏針對性?！吧孓r社區”治理體系的建設目標，除了不斷推進街居體制正規化之外，更重要、更現實的目標是迅速使社區居民形成穩定、良性的生活秩序，因此需要重視生活秩序的治理。生活秩序的建構雖與治理制度密切相關，但又自成一體自有規律。生活秩序的形成旨在營造穩定的社會關系、行為場景與生活模式，它并不僅僅源于治理制度的規訓，更是人們在社區公共生活中形成共享的、共識的、共同的文化價值模式。當前“涉農社區”的治理體制是在城市治理體系下衍生的產物，制度硬件并非價值無涉，治理制度只有嫁接在居民生活的價值體驗之上才能發揮最大制度效用，社區治理制度應以生活秩序的構建為依據，以居民日常生活場景為依托，否則不僅制度實踐難以達成充分成效，更容易導致制度空轉。因而，治理制度與生活秩序的有效融合，將是實現基層社區共建共治共享的政策支撐。

“涉農社區”是一種過渡性質的地域共同體模式，雖然其建設目標與治理體系參照城市社區，但同時也留存著深刻的農村特性。首先，居民間存在著熟人社會的性質，雖然原有鄰里關系、地緣關系并不能完全復制到社區，但居民間仍存在著由村社集體成員身份、親屬關系網絡以及共同生活經驗所塑造的群體關聯；其次，在“涉農社區”建設中土地開發而形成了增值收益，上樓農民與原村社集體在利益分配中存在著較強利益關聯，這種利益關聯影響著“涉農社區”的治理制度；再次，“農民上樓”后，原有的村莊治理、土地關系、文化儀式等公共內涵仍將在一定時期內延續，原村莊中的干群關系、生產生活的互助合作等傳統還將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因而，“涉農社區”的治理體制也應照顧到舊有的村治傳統，并主動利用其中的積極因素，以推動社區中生活秩序的有序建構。以S鎮社區為例，返遷農民安置社區均通過社區制進行管理，但由于“涉農社區”居民與村集體資產管理公司存在關聯，因此當地創設了“村居聯動”工作機制，原村委會因承擔村集體資產管理、村級公共服務等任務仍存在，而已經上樓的農民的部分新公共服務由屬地的社區來承擔，為解決這種“人居分離”矛盾，當地實施村居聯動工作機制。村居聯動以村委會為主導，居委會協同治理，形成了橫向的組織聯合，以信息互通、事務共管、資源共享、難題共解為治理目標。村居聯動的本質是村治傳統與社區體制的有機融合，以兩種治理力量的聯動來實現共同的治理目標，擴展了治理資源的范圍。這些做法體現了“涉農社區”在轉型過渡過程中將村治傳統與社區治理進行融合的現實舉措，同時也是一種直面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積極探索。

日常生活是社區制度化治理與居民行為實踐的結合面，無論何種治理機制，落腳點都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由于治理制度與居民私人生活間存在著豐富的空間，因此需要某種機制來形成日常生活與治理體制的通道。日常生活和上層系統之間需要民間組織發揮轉換器的功能。如果沒有這個轉換器，對群眾日常生活的干預要么容易簡單粗暴，要么容易流于形式。這里的民間組織，是指由群眾主動參與而形成的組織，這種組織是社區治理與群眾生活的轉換器。

以公共文化為例，“涉農社區”的生活秩序形成借助公序良俗的建構，由村落公共生活向市民化生活秩序轉型過程中，社區生活秩序的建構必然存在著移風易俗的要求。移風易俗任務最合適的承擔主體就是群眾自組織，“涉農社區”的居民多是本鄉本土的農民，共享一套禮俗文化，而鄉村傳統的禮俗借助習俗、儀式等載體發揮著凝聚人心的作用，這些習俗、儀式有著明確的組織方式和流程，民間權威往往在這一過程中具有特殊功能。“涉農社區”中的公共文化生活當然需要社區的引導，但并不意味著需要直接干預居民的習俗、儀式等，民間自發形成的組織能夠為公共文化生活提供秩序，原熟人社會中人情、面子等資源也具有治理功能，在“涉農社區”中形成一種有力的約束機制和引導機制。這就要求在生活治理的領域中，社區治理體制要與群眾參與相結合，尊重群眾生活的自主性，同時培育民間組織的公共性。

影響社區居民日?！懊篮蒙睢斌w驗的大多為小微事務。大部分的民間“細事”與瑣碎糾紛往往不會通過國家正式制度來予以解決，而是通過民間社會本身來解決，基層的社區組織、家族網絡以及鄉土規約對此類事務進行著或顯或隱的調解作用，由此也保證了社會和諧，減輕了國家行政組織承接正式治理的負擔。與生活世界相關的秩序可能面臨糾紛，特別是在當前村社共同體不斷衰解、人財物不斷外流的背景下，居民日常生活秩序受到了一定的沖擊，事關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生活治理需求隨之產生。而社區治理體系作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末端，往往需要承擔由政府交辦而來的各種“大事”、“硬任務”、中心任務。“涉農社區”屬于過渡社區，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關鍵“細事”決定著社區治理績效，因此“大事”治理也要結合“細事”治理，特別是對關鍵“細事”的治理。社區對“細事”的回應需要借助的不單是直接行政工具，更需要的是秉持“群眾路線”原則，采取關心群眾“細事”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機制。首先，“細事”治理依賴的是群眾化的治理主體，如自管會、民間權威等，群眾自身的力量能夠成為“細事”治理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其次，由于“細事”自身具有瑣碎性和分散性，社區組織的工作內容也應相應地轉向日常生活中以關涉群眾利益的“小事”為主；最后，治理模塊應當相應地小微化，更加貼近居民日常生活。

邁向“美好生活”的生活治理要求“涉農社區”將工作的重心由有形事務向無形的精神性價值轉型，居民對日常生活的滿足往往來自主觀性的價值體驗。一直以來，社區治理體系創新主要圍繞制度、技術、理性、效率等內容，而“美好生活”理念則提出了針對居民的價值、情感、體驗等內容的治理。“涉農社區”的居民來源具有同質性，客觀上看，傳統的鄉土情結、共同體認同、公共習俗等情感性因素在“上樓”過程中受到一定影響，因此市民化、社區化的日常生活秩序的構建，離不開對情感性因素的引導和塑造。

將事務性治理與價值性治理相結合，就要就“涉農社區”在介入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的過程中，首先做到飽含情感地做工作，充分重視社區干部與居民個體之間的情感互動，建構出社區與居民的情感渠道的；其次注重居民的價值性體驗，尊重人、強調人、恢復人的價值和意義，塑造“涉農社區”的人文環境，引導社區公共道德秩序的建構；再次，充分利用“涉農社區”中的鄉土價值與情感資源，完善社區的公共生活體系，塑造新的“家園”認同，讓“涉農社區”逐漸變成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安頓生活、共治共享的價值所系。

“涉農社區”的治理首先要解決由村落到社區的生活秩序營造，讓“農民上樓”過程中的問題得以化解并使居民生活安頓下來，形成良性的、穩定的、適合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生活秩序，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滿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求，建構有效的社區治理體系。因此，有必要在“涉農社區”中加強對日常生活的治理的重視程度。需要提醒的是，提倡生活治理并不意味著要求社區治理主體直接侵入居民的私人生活，或者硬性規定日常生活秩序。生活治理為基層社區治理提供了更為寬泛的治理內容，同時也提出了迥異于“硬治理”的軟性治理方式，要求基層社區治理體系面向居民“美好生活”需求轉型，改變以往單一的服務于物質性、政治性、社會性的目標，更多的兼容非物質性、日常性、情感性的治理目標。強調日常生活的治理，本身是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要求。

生活治理的空間在于鄉村居民日常生活邏輯與基層社會治理原則的耦合。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求”正式對社會生活秩序的表述，而黨和政府的治理目標包括如何組織好人民群眾生活，實現美好生活。生活治理要求“涉農社區”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需將“日常生活”拉回分析的中心。在傳統村治體系、新的社區街居制之外，兼顧對居民日常生活的治理，生活治理也要求“軟治理”與“硬治理”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決定二者不可偏廢?！吧孓r社區”中居民的日常生活歷經轉型過渡，良好的生活秩序構建需要得到外在力量的引導，有效的治理體系對達成居民“美好生活”目標極為關鍵。在對日常生活的治理中，通過對影響民眾日常生活體驗的因素進行塑造與干預，間接營造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彌補社區治理中顯性、硬性的正式機制的不足，實現“涉農社區”的整合與組織，達到安頓人心、構建良性生活秩序、實現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的目標。在推進基層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下，“涉農社區”需要將生活治理作為核心任務來做，幫助群眾安排好生活，人民群眾生活好了，社區才能實現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