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人絕句啟蒙》一書初稿成于1989年5月12日之前，大約1990年元旦之前完成修改，由開明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唐宋詞啟蒙》成稿大概在1991年6月，開明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第二本書的完稿到出版中間隔了兩年多的時間，首印數也比第一本書少了6000冊，其中消息頗堪玩味。這兩本書的編著者李霽野先生是新文學名家，更是知名的翻譯家。他之廣為人知一是他以譯事受知于魯迅先生，入未名社，由此追隨魯迅先生并終生受其影響；二是他是《簡·愛》最早的譯者之一，還譯過喬治·吉辛那部有名的《四季隨筆》。 五四那一代的作家學者多是博洽古今，淹貫中外的通才，更不必說，在他們的知識體系中，包括古典詩詞修養在內的“舊學”本來就是童子功。在《唐人絕句啟蒙》的“開場白”中，李霽野先生這樣寫道： 抗日戰爭爆發第二年，我到北平輔仁大學教書，住在白米斜街，課后十五分鐘可以 到家，要喝兩杯茶，休息二十分鐘后吃午飯。我想忙里偷閑，讀點中國古典詩詞最合適，便找書放在案頭，一邊喝茶，一邊翻閱幾首，覺得是一種很好的享受。 其實，早在這兩本書問世四十多年前，正值人生盛年的李霽野就已經有過編選唐宋詩詞娛妻課子的嘗試。這一點，在“開場白”下面的一段文字中交待得很清楚： 稍后到白沙女子師范學院教書，國立北京圖書館已遷往附近。我在那里借到了《全唐詩》，又從別處借到《全宋詞》……便用一向只瀏覽的習慣，看到喜愛的詩詞，隨時抄錄下來。你們的祖母已到我的故鄉，隨時準備攜二子入川，我想用這些詩詞首先娛妻；其次選些較為淺顯的詩課子，使他們也得到點我童年所感到的喜悅。 陳漱渝先生在《魯門弟子李霽野》一文中說：“李霽野先生是詩人，寫過語體詩，也寫過格律詩——僅舊體詩就多達600多首。”1948年，李霽野曾整理所寫舊體詩，集為《鄉愁集》。1961年，集解放后所寫舊體詩為《國瑞集》。1985年，又將二者合而集之，更名為《鄉愁與國瑞》問世。他在寫格律詩的同時，還嘗試著用五七言絕句翻譯了菲茲杰拉德用英語轉譯的《魯拜集》。可見他始終保持了對舊體詩詞寫作的興趣。 他的舊體詩詞寫作能達到怎樣的水準，可以舉他比較得意的一首詩為例： 曾記溫泉晚渡頭，斜陽帆影戀碧流。今朝白鶴騰空去，不負此番萬里游。 詩風平易自然，眼前景，心中意，信手拈來，不事雕琢，這與他的文風也完全是一致的。 李霽野先生以80多的高齡，為自己的孫兒輩，編選這兩個選本，從一個方面可以看出他對詩歌陶冶性靈、澡雪精神的作用的重視。他引用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句說“我知道天下沒有比好詩更靈巧的教師”，他認為“好詩能啟發我們發覺生活中的真善美，純化我們的心靈”，他的選詩講詩的實踐承續的正是從孔子開始的中國“詩教”的傳統。另一方面，從相關材料可以得知，李霽野先生對從這三個孩子身上體現出的當代學校教育的弊端深有體察，極為憤怒。吳云《緬懷李霽野先生》一文中寫道： 八十歲以后，有件事很讓李先生惱火：孫子和孫女在兩所重點中學讀書，這兩所學校留的作業較多，他們每晚都要十點或十一點才能完成作業。我那時每次去看李先生，談話重點總是這件事。他讓我到市教育局上告這兩所學校，說他們辦的是“摧殘孩子的教育”。他還曾一人拄著手杖，到其中一所學校找校長，大罵他辦的學校是“殺人教育”。 《唐宋詞啟蒙》中，講解賀鑄的詞《石州引·薄雨初寒》“芭蕉不展丁香結”一句時，突然插入了這樣一段： 你們為啥有點愁眉不展呀？這個愁眉不展，你們容易懂，因為學校作業太難太多，考試看不清意思，答不上來，你們都會愁眉不展。 對拘束在“塞與考兩重夾板中間”、深陷當代教育深井之中的孫兒們的窘境，老人有多么深切的感受與同情！他的重拾中國家塾傳統，重拾自己四十多年前曾操的舊業，這應該也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兩個選本都名為“啟蒙”，一方面從字面上表明它們只是入門的初級讀物，只能供初學者“囫圇吞棗”后“略嘗點棗味”；另一方面也是李先生預留后路式的自謙。對自己的孫兒輩，他老實坦率地說：“我沒有深入的學力”“我對詞并無專門的研究，鑒賞的能力也不高。”但讀者不可對他的夫子自道信以為真。這里面有三分的真實；但專門家的、學究式的“別裁偽體”、“考鏡源流”以及鉤深抉隱、旁征博引本也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他希望的是他的孫兒輩，包括他的讀者借由他這兩個選本的導引，通過一點啟蒙的常識，由淺入深，一步一步接近中國詩歌的美善之境。 唯有生命的火光可以照亮詩歌之美，親切的人生經驗是我們通往詩歌殿堂的門票。這就是李霽野的“詩教”，是他從四十年代開始在重慶白沙女子師范學院為學生做演講寫作《給少男少女》直到這個時期為孫兒選詩解詩一以貫之的詩學ABC或驪龍之珠，其中最為要緊的兩個關鍵詞就是：“經驗”，“親切”： 讀書必須是自己的有機的一部分，必須和自己的生活經驗熔為一爐。若是書和生活經驗發生了親切的關系，書便有了味道，變為自己的朋友一樣了……書將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根本改變，是常有的例子。反之，實生活的經驗越豐富，讀書的欣賞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廣，也就越能領略書中的真味。所以讀書與生活是相輔相成的，必須兩者并進，才可以達到佳境。光讀書而無生活，只嘗得到間接的經驗，和吃嚼過的飯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讀書，卻勢必空虛、狹小。（《給少男少女·讀書與生活》） 說的是讀書，與讀詩正是一個道理。實際上，后文舉例時，分別提到韓愈《山石》“黃昏到寺蝙蝠飛”，辛棄疾《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以及張繼《楓橋夜泊》“夜半鐘聲到客船”，恰恰都是詩詞的例子，而四十多年后，同一段話在《唐人絕句啟蒙》中解析張繼詩時幾乎完全重復了一遍。 將親切的經驗作為入詩的津梁，解詩的鑰匙，這樣的例子，在《唐人絕句啟蒙》和《唐宋詞啟蒙》中俯拾皆是。親切的經驗對于賞讀詩歌既是如此重要，而對于人生尚未打開，閱歷還是空白的孫兒輩，經驗不足卻正是他們先天不足的短板。所以李霽野先生始終在鼓勵他們“多接近大自然，培養多方面的樂趣”，學著“觀察、體會、捕捉、描繪”生活中隨處都有的美。他甚至時常直接向孫兒們發出建議，身體力行，在日常生活中再現詩的情景與意趣。如在講元稹《東城桂》一詩時，這樣說道：“不知你們可有過詩人的妙想，問問嫦娥要不要在月宮中再種兩株桂樹？……你們可以寫一封信給嫦娥，請她答復詩人提出的問題。她既服過仙藥，我想她一定還健在。”這樣的講詩，不再是干巴枯澀的文字鋪排，而是將生活與詩打成一片，生氣灌注，現場感十足。有這樣一位熱愛生活，富于童心童趣，風趣隨和的爺爺，用這樣一種別開生面，親切平易的方式，導引自己進入“自然”與“藝術”的高廣深遠之境，那三位孩童，正輝、正虹與正霞，該有多么幸運。 在李霽野的詩歌家塾中，生活的經驗與詩歌的美感就這樣共生在一起。一方面，“生活不僅是文藝創作的源泉，也是藝術欣賞的源泉”，另一方面，詩歌提純美化了生活，把自然的一花一草，一丘一壑，個人的一悲一喜，一顰一笑包容到人類共通的美感經驗之中，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 應該說明的是，李霽野先生欣賞詩歌的“親切的經驗”都得自個人真實鮮活的生活經歷，在明確的時間、地點發生，與特定的人物對象相關聯，具有飽滿豐盈的細節。有的學者在賞讀詩詞時，也會給生活經驗留出一席用武之地。如沈祖棻先生在《唐人七絕詩淺釋》中評析李商隱《夜雨寄北》有這樣一段：“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凡是已經擺脫了使自己的感到寂寞、苦惱或抑郁的環境以及由之產生的這些心情之后，時過境遷，回憶起來，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說，是一種摻和著悲哀的愉快。”分析得很細膩深入，但因為缺少與個體經驗有溫度的勾連，仍不免抽象膚廓，不如李先生回憶奶奶來信的親切可感。讀者閱讀李霽野先生這兩本啟蒙，如果能夠懂得以個人的經驗觀照文學，同時以文學的美感升華人生，讓文學與人生在親切之中互為鏡像，互相生發，他以后無論品鑒文學還是閱歷人生都會有別樣的眼光與發現。 李霽野先生的選詩解詩，如他自己所說，只是一種“素人的消遣”。所謂素人，大概意思接近于約翰遜博士所說“未受文學偏見污損的普通讀者”。他有他專門家不及的過人之處，自然，也會有素人之所短。譬如，不是那么講究版本，有些地方可能是依靠記憶導致舛誤，如李商隱詩《瑤池》“八駿日行八萬里”應該是“三萬里”，李群玉《引水行》“十里暗流水不斷”應該作“聲不斷”等；有些詞意解釋不夠準確，如將“危欄”“危堞”之“危”解釋成“危險”；其中，還偶有一些史實性錯誤，如將陸凱折梅寄范曄的陸凱誤成“吳陸凱”，大概是把人物屬地與人名誤連在一起了。在分析潘閬《酒泉子》時認為“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這兩句是“概括周密在《武林舊事·觀潮》中的記載”，這樣的說法，以后事證前事，起碼是不夠嚴謹。讀者于這些地方，也可不必吹毛求疵，刺刺不休，存而學其長，知而略其短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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