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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21日，在位于上海靜安寺路、戈登路 (今南京西路、江寧路) 口的西比利亞皮貨店門外，發生過一起槍擊案。此案因涉及時任汪偽特工總部頭目丁默邨和一位名叫鄭蘋如的美貌青年女子，而轟動一時。 1939年8月以大漢奸汪精衛為首的汪記國民黨六大在上海召開，曾任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及調查統計局第三處處長，地位一度與戴笠、徐恩曾不相上下，深受當時兼任調查統計局局長陳立夫寵信的丁默邨隨之附逆，并從中分得一杯羹，出任執行委員會常委兼中央黨部社會部部長和中央特務委員會副主任，同時擔任由他親手籌建的上海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主任。 丁默邨叛變投敵，完全是由于戴笠出于嫉妒向蔣介石打小報告，指控他貪污招待叛徒張國燾的招待費，使丁受到追查。事情最終雖不了了之，但其仕途卻大受影響，從此受到冷落，實權旁落，終日無所事事，內心極不平衡。 丁默邨按日軍駐上海特務組織機關長影佐楨昭的指令，領導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總部對各界愛國志士大開殺戒，荼毒一方。并以原國民黨人員為對象，或拉攏或剪除，順昌逆亡，在上海灘制造了一系列血腥事件。由于他熟稔國民黨的內部情況，駕輕就熟，因而屢屢得手，使中統、軍統元氣大傷。 鄭蘋如，出身于官宦之家，在當時上海可謂不是明星的明星，身影不時出現在大大小小的報刊上。在1933年第六期的《婦人畫報》中，特別介紹了三名“上海女中高材生”，鄭蘋如位居中間。1933年第五卷第三期的《時代》封面，也是鄭蘋如。1937年7月，第一百三十期《良友》封面，也用了鄭蘋如的照片…… 鄭蘋如固然有從事間諜的天然優勢：上海名媛、母親鄭華君是日本人、父親鄭鉞是國民黨上海江蘇高級法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檢察官，但是，這種特殊的出身和比較優渥的家境，一般不會對政治有狂熱的熱情，更談不上有堅定的政治信仰。鄭蘋如從事間諜工作，當然與她自發樸素的愛國心有關，但她并不想完全偏離正常的生活。因此，鄭蘋如希望用“業余兼職”的方式，并不納入“中統”的名冊。被中統納入麾下的鄭蘋如，并送往國際偵察局進行專業培訓，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女特工。 1938年就職于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日本內閣首相近衛文麿的公子近衛文隆突然失蹤。日軍在滬特務機構特高科的林少佐當即命憲兵隊及汪偽七十六號特務全體出動搜尋，然而毫無結果。直到72小時之后，這位公子才毫發未損地自己回來了，對自己的去向則諱莫如深。林少佐將此事報告了東京大本營，不久近衛公子便被召回國。據可靠證據，近衛文隆的失蹤就是因為鄭蘋如誘綁的結果。綁架近衛文隆也僅僅是一個警告，以此正告日方他們在淪陷區的活動能量，同時他們又不想把近衛首相推向強硬的好戰派，于是適可而止。 1939年底，鄭蘋如接受了中統誅殺丁默邨的任務。 至于鄭蘋如后來如何認識、接近丁默邨的，許多史學家和檔案工作人員也說不清其中的邏輯過程。據可靠歷史記載：當時任常、嘉、太、昆、青、松六縣游擊司令熊劍東被丁默邨抓捕后，熊劍東的太太向丁默邨求情，丁默邨提了三個要求，其中一個就是關于鄭蘋如的。丁默邨說：“有一個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反戰一派）在一起，長得很漂亮，有人說是日本人，有人說是中國人，對我們非常不利……我一定要認識她。” 鄭蘋如為了不引起丁默邨的疑心，設計了一個“不期而遇”的場景，在駛往外灘方向的電車上，她“巧遇”丁默邨。因為丁默邨曾擔任過鄭蘋如中學時期的校長，兩人在那時就有過一些很平常的交往，憑借著這個勉強稱得上“師生之誼”的關系，兩人很快相談甚歡。鄭蘋如靠著爐火純青的演技，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時不時的恃寵撒嬌，與丁默邨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邨神魂顛倒，索性將鄭蘋如安排為秘書跟隨左右，迅速從座上客發展為床上客。 最初的鋤奸計劃是將丁默邨誘騙至位于呂班路 (今重慶南路) 萬宜坊八十八號的鄭家，然后將其抓獲處死。然而丁默邨乘車到了萬宜坊，面對近在咫尺的鄭家，丁默邨卻說什么也不肯下車，鄭蘋如雖施以手段，卻終究未敢造次，精心布置的圈套終告流產。 同年12月21日，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邀請丁默村陪同前往西比利亞皮貨店。丁默邨不愧為中統培養出來的少將級特工，陰險狡詐得厲害，一進入店堂，便發現情況有異，周圍似有形跡可疑之人頻頻窺視。由于室內室外光線明暗懸殊，他甚至發現有人把臉貼在窗玻璃上朝店內張望。丁默邨當機立斷，撇下正佯裝挑選皮草的鄭蘋如，直撲門外，一把拉開轎車車門，大呼“開車！快開車！”待事先埋伏的中統刺客反應過來，追出店堂，丁默邨的轎車早已離去。 第二天，鄭蘋如把慰問電話打進七十六號。丁默邨哈哈一笑聽上去毫不生疑，并爽快地答應馬上給她送去買大衣的錢。五天后，12月26日，鄭蘋如遭七十六號誘捕。盡管她一口咬定槍擊只是出于一個妒婦的小心眼，是為了發泄對丁默村亂搞女人的嫉恨，純系恐嚇而已，但一個月后，仍遭秘密槍殺。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汪偽政權一些人也認識到日本終將戰敗。汪偽政權與日本以及重慶政權的關系也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汪偽政權的核心人物之一， 曾任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秘書長等要職，后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偽上海特別市市長等職務的周佛海與丁默邨在抗戰后期都暗中投靠了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并且在戰后維持江浙地方秩序，確保國民黨軍隊順利接受這一地區，功不可沒。 抗戰勝利后，對于周佛海、丁默邨等“特殊漢奸”的處置，將直接關切到國民政府的政治威信，所以一直拖到1946年9月16日才移送到南京“交付法院”。首都高等法院起初判處周佛海死刑，其妻楊淑惠也四處活動，打點國民黨高層關系，以保其夫之命。蔣介石此刻所需要的是鞏固國民政府內部人員的團結，而對周佛海這樣的“轉正漢奸”的處置，恰好能夠起到鞏固軍心的出奇效果，再加上陳立夫和陳果夫兄弟也在為周佛海奔走，最終蔣介石決定免去周佛海的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然而, 對國民黨戰后接收“有功”的丁默邨, 就沒有如此幸運了。盡管在庭審期間，丁默邨提交了各種對“有利抗戰”的證據，諸如他與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和軍統局頭子戴笠等人的“書信證明”, 由于他在中統特工鄭蘋如被殺一案上，負有重大責任，鄭蘋如母親鄭華君為此狀告“首都高等法院”，引發國內媒體的關注，1947年7月5日丁默邨還是被判處了死刑。判決書中詳列丁之罪狀，其中包括“主使殺害軍統局地下工作人員及前江蘇高二法院庭長郁華與參加中統局工作之鄭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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