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安年間的文學特點三國時期，文學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尤以散文見著。“曹氏三杰”、“建安七子”，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故在歷史上有“唐詩”、“晉字”、“漢文章”之說。漢朝的文章是散珠文。散珠文的優點是言簡意賅，這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東漢蔡倫雖已發明造紙，但質地粗糙，而且數量亦少，時人多在綢緞上書寫或竹簡上刻寫，費工費料，造價昂貴，這就要求文章必須寫得很精練。從《傷寒雜病論》的原文可見一斑。如《傷寒雜病論》中第107條：'?胸滿煩驚”，第135條“結胸熱實”。第107條的胸指病位，滿、煩、驚分別代表三個不同的病癥，每個字都具有獨立的意義，互不重復。第135條的結胸指病名，熱實指病的性質，概括較廣，言簡而意深。從文字上看，真可謂一字一珠。 漢代散珠文的另一特點就是伏筆、補筆互用，潛明其義，這在《傷寒雜病論》的原文中屢見不鮮。先看第63條：'發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 條文開頭就述及發汗后，將發汗前證治做了伏筆，用一個“更”字補出發汗前的證治，說出發汗前似桂枝證，服用了桂枝湯。以汗出而喘說明了證治不準確，但出現的證候該怎么辦呢？最后用“可與麻黃杏仁石膏湯”一語雙關，道出本病，指出開始就是麻杏石甘湯證，現仍用其方，以治其病。通過第63條中短短的二十九字，述出一個病證治療的全過程。再看《傷寒雜病論》的第23條：“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 從條文看太陽病之八九日是如何度過的呢？未講，此處脫筆。“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是指八九日后的變化情況。是如何變化的呢？最后的“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述出，“三更”是補筆。可見八九日間患的是第38條的青龍湯證，醫者誤用汗、吐、下三法而出現如所述的一系列變化。 散珠文善用伏筆、補筆，意深而言簡，須仔細推敲，才能解其義。第23條中八九日間的“如瘧狀”應是大青龍湯亦是推斷而知，“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用大青龍湯可挫其危勢，下法是解決胃腸下部，吐法是解上部，只有應用大青龍湯才能解決本條病證。從第23條原文可以看出，八九日略而不寫是伏筆，三“更”則是補筆，這是《傷寒雜病論》中互文見義的常用方法。（黑線部分，是桂麻各半證提綱。以黃師為準） 特定的歷史環境，造就了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學。綢緞書寫之貴，竹簡刻寫之難，使漢代的散文達到高度的精煉。《傷寒雜病論》中的條文甚至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本書雖然幾經顯晦，條文中仍保留了漢代文章的特有風格，也是其成為中醫不朽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我們研究漢代文學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三）三國時代社會特征東漢末年，諸侯爭雄，各霸一方，戰爭連綿不斷。到了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國鼎立，統治者各自搜羅人才，使宗法松弛，而出現了許多著名的軍事家、文學家，展示出如同列國爭雄時期的局面。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張仲景文學和醫學才能的發揮和發展就在這個時期。 劉表是三國初的一位大文學家，張仲景當時在劉表處經常和建安七子在一起。晉皇甫謐在《甲乙經》序中談及張仲景和建安七子中王粲的一段軼事：'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余，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時，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仲景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也？'仲宣猶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天而死，終如其言。”由此可見張仲景的醫學造詣之深。由于三國時代的宗法松弛，張仲景借用這個特殊的歷史環境，綜合臨床經驗，參閱古典醫籍，繼承古人而不拘泥于古人，將理論知識和醫療實踐結合起來，根據疫病發生和發展情況，從辨證施治到處方用藥創立了獨立的體系。從這一點看，張仲景的醫學和文學的發展與當時宗法松弛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論：什么叫三國時代的宗法松馳，那個時候壓根就沒有什么法與所謂的資格證。大清國之前，歷朝歷代都沒有醫師資格證，有懂醫的學醫的干就完了。“宗法松馳”還能有什么意思，作者對宗法松馳理解有誤，歷朝歷代的宗法都嚴于今天，今天只要有錢，就能改變規則，有權就能凌架于規則之上。今天恰恰是所謂的宗法，厄殺了中醫，讓有本事的民間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個消失，讓民間中醫這個群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民間中醫這個詞，也變成了時代沫。恰恰是宗法，龔斷了今天的中醫教育，讓所有的中醫都姓趙。恰恰是古代沒有這樣所謂的宗法，讓每一個時代都涌現出一個又一個的大醫。 二、《傷寒論》的醫學成就《傷寒雜病論》是對漢代以前醫藥學的總結。張仲景吸取各家之長，融會貫通，著成《傷寒雜病論》一書，其辨證施治，法度嚴謹，規模已具，對后世醫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醫學成就表現在兩個大的方面： （一）開創系統方劑學《傷寒雜病論》一書，存藥88味，載方120首，是中醫醫籍中最早系統記載方劑的古典醫籍。張仲景運用112方把臨證許多疾病均給予處方醫治。當然，實際推測看來，全部解決是不可能的。但是張仲景在臨床上得出一個很好的治病方法，就是組方學。選用88味藥物，臨證組方，施治各證，藥味的變換和藥量的變動決定著每首方劑的療效和性質，為中醫學奠定了方劑學基礎。 漢代以前從《倉公傳和出土的東漢竹簡上看，無方劑學的記載。以前雖有殘缺不全的方劑，但無創方的系統性。由此看來，張仲景應是創系統方劑的鼻祖。張仲景方劑的組成非常嚴格，以桂枝湯為例，桂枝湯將芍藥用量加倍，則成為桂枝加芍藥湯，由治表轉為治里。因桂枝和芍藥互相制約，在桂枝湯中二藥配伍，只能在表部起作用，桂枝發散而芍藥收斂，如將芍藥加倍，則芍藥占優勢，失去原有的平衡，則轉而作用于里部，以治療腹滿時痛。故原文第279條：“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桂枝湯三陰皆治，關鍵在芍藥的用量，大量作用于里部，中量作用于中部，小量作用于表部，用量的多少同時又決定著在體內潴留時間的長短。由此可見，張仲景為后世醫家指出了一條組方的路子。組方不精，療效則不佳。張仲景組方嚴格，選藥精良。在《傷寒雜病論》中，不僅藥物精選，在藥量上亦特別慎重，根據不同病情，處以不同用量，以達到理想的療效。桂枝麻黃各半湯可引起小發汗，桂枝二麻黃一湯中麻黃僅用麻湯中的五分之一量，桂枝二越婢一湯麻黃僅用四分之一量。由此可見，張仲景的組方同樣有著嚴格的用量，根據臨床具體病情辯證施治，使病者得到準確治療。古往今來，學術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應該是不分古今、中外、爾我，是則是，非則非，永遠以先進代替落后。日常生活中，汽車代替牛車，電燈取代油燈，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規律。張仲景在組方學上是先進的，我們必須繼承好，才能談及發揚。方劑不是隨便湊藥物，方劑學旨在使數種藥物有機地結合起來，發揮一種功能。隨便加減藥物，在軍事學上叫烏合之眾，在醫學上叫匯集本草，不會收到良好的效果。科學的發展，開闊了我們的眼界，中藥含有許多化學成分，組成方劑學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如同自然界中，碳、氫、氧三種元素化合可產生兩億多種物質一樣，另外這其中還有排列順序和數量的不同，產生的物質性質也不同。如甲醛和乙醇的碳、氫、氧元素的數目相同，排列不同，則產生的物質截然不同；水中有氫、氧兩種元素，氫二氧一才能組成水分子，比例改變則不能成為水，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樣，各種藥物組成方劑，無不存在著物理結合、化學化合的道理。藥物組成方劑，就再不是藥物的性質，而出現的是方劑的性質。如同水土相合為泥，泥中有水有土，但泥的性質，既不同于水，也不同于土，這是兩種物質變化。方劑不同于藥物的另一方面，就是化學變化，如硫黃有小毒，水銀有大毒，結合成朱砂則無毒。各味藥物由分散到組成一個方劑，不單是數量的相加，而且是有機的結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量變，而是質變。通過互相滲透，互相貫通，出現一種功能，叫系統值，而不是藥性。這就如同前面提到的水分子一樣，氧能助燃，氫能燃燒，結合成水后則能滅火。觸類旁通，這就是藥物與方劑的根本區別。 一個好的方劑，是經過多少次臨床檢驗，優勝劣汰，而最終證實其療效的。治療各種病癥，須經周密的辨證施治，選用最佳的有效方劑。各個方劑中，藥味和藥量都具有一個最佳比例，治療有一個最佳效果，隨便更動其中的藥味和藥量，就會改變方劑的性質和作用，失去原有的平衡，這就是劉紹武先生臨床治病一方到底的思想基礎之一。 張仲景的組方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漢代，沒有專門的藥店，醫師和徒弟自備藥物，到病者家中行醫，治好后再走，或住進一個村莊，住一段時間再轉移。那時，醫藥不分家，這樣對藥物的組方、用量有詳細的估計和精選，對用藥后的病情轉歸有全面的觀察。所以說《傷寒雜病論》著述的基礎是來自實踐，所以說從《傷寒雜病論》始；辨證有法，組藥有方，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病不能用此方。方證結合嚴格，兩相呼應，相得益彰。這是當代醫者難以做到的。當今之醫，門診看病，用藥效果只憑患者自報，許多情況并非真實，影響著醫療實踐中事實求是的探討，特定的歷史環境促使張仲景的學術建樹，實為我輩先師，應下功夫，沿著這條道路去研究，最后一定會得出方劑學的真諦。 張仲景組方用藥的原則大致有六類，從中可以得出其命名方劑的原則： 一方中突出一味藥的主導作用，其它各藥起輔助作用，則以其主藥命名方劑。如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等。 一方中運用數種藥物的聯合作用，通過各藥的相互作用，達到治病目的，則以各藥名稱共同命名。如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麻黃附子細辛湯。 一方中通過幾味藥的相互作用，達到一個治療作用，則以共同達到的作用命名。如承順胃氣的三承氣湯，瀉心火的大黃瀉心湯。一方中聯合用藥以達到治愈某證的目的，則以其所治病癥命名，如治療厥證的四逆湯。 一方中數種藥物結合，組成一種治法，對此治法采用取類比象的方法；給方劑命名。如清瀉三陽之熱的白虎湯，取其白虎肅殺威懾之意；汗清并舉的大青龍湯；取其青龍行云布雨之意。 一方中數藥為伍，煎后呈現特殊的色澤；則以湯劑色澤命名。 如赤石脂、干姜、粳米三藥煎后呈粉紅色，艷如桃花，故命名為桃花湯。 方劑的命名原則至今值得我們借鑒。張仲景繼承古籍，吸取先哲所長，結合親身體驗，組成方劑學，充實了自己的學術思想。總結前人，啟發后人，無疑是對中華醫學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選自《傷寒論闡述》，主編 蘇慶民，李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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