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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81年12月6日，21歲的秦孝公正式即位，其痛感“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甫一上任，立即向諸侯各國發布《求賢令》，不拘一格招攬人才，尋求強秦之路。不久，一個叫衛鞅的年輕人風塵仆仆的從魏國都城來到了秦都咸陽，并通過結交秦孝公近臣景監，得到了引薦，連續與秦孝公展開了4次交談。 第一次，商鞅向孝公大談“帝道”，也就是如何用堯、舜、禹三代圣君的辦法治理國家；第二次，商鞅又講解“王道”，也就是儒家提出的仁義治天下的主張，結果秦孝公聽得差點打瞌睡。第三次，商鞅開始講“霸道”，也就是秦穆公爭霸天下那一套，但依然沒有達到秦孝公的預期。直到第四次，兩人談論變法強秦之路，“語數日不厭”。 商鞅并不真心打算教 商鞅雖然以“帝道”“王道”及仁義之說進行試探，但他其實并不精通此道，其擅長的刑名之學，西出函谷關入秦之時，其隨身就攜帶著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魏國李悝所著的《法經》。其學成出師以后，一直在魏國丞相公叔痤的府邸擔任中庶子，一直在從事行政歷練，并未真正學習過帝王之道。 秦國國情不適合帝道王道 秦國經過秦穆公之后，連續6位君主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要么是庸主，要么是昏君，后來雖然經過秦獻公和秦孝公兩代帝王，國力略有起色，但畢竟積弱已久，缺乏使用霸道的國力和軍力基礎。同時，當時東面魏國已經迅速崛起，編練了天下第一強軍“魏武卒”，奪占了魏國河西等地；面臨東有三晉扼其咽喉，南面強楚經過“兵圣”吳起變法，國勢也一日強似一日，隨時可能叩關北上，秦國隨時面臨被傾覆的危險。若用帝王之道，時間太長，根本無法迅速扭轉當時的危局。 在秦國變法阻礙遠小于其他國家 秦國偏處西陲，長期與戎狄少數民族雜居，民風民俗較為落后，在歷史上形成的崇武尚戰、重功利、輕倫理等觀念。儒家的禮樂制度、“王道”思想并沒有傳播的土壤，建國數百年來基本沒有產生過有影響的思想家、儒家、道家，也很少有孔子那樣的學問大家到秦國游歷講學，這就使商鞅推行法家思想和政策時遇到的阻力相對要小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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