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我們三個第一次聊困難的話題，論左右為難可能比不上《人品與作品能不能分開看》，論觀點交鋒大概比不上《<切爾諾貝利>的謊言與真相》，但這一期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作為消費主義的觀察者與思考者、女權主義的捍衛者與實踐者，我們長久地處于一種矛盾的心態之中——不是答案與答案間的矛盾，而是問題與問題間的矛盾。 女權主義者應該愛美嗎？應該追逐時尚或者擁抱消費主義嗎？大多數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女權主義者應有其自由與多樣性，正如作家阿迪契所言：“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然而，在漫長的物化女性的歷史尚未充分清算并且仍在繼續的情況下，女性對美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男性凝視，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自我表達，似乎也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尤其在今天，消費主義浪潮席卷全球，女權主義的主張甚至經常被扭曲為一種營銷話術，除了購買力，我們還能在其他維度上想象男女平等嗎？進一步說，“消費者”是否已經成為了我們唯一的身份？消費在為我們賦權的同時是否也成了我們建構自己主體性的唯一方式？作為女性和女權主義者，我們又應該如何在微觀層面抵抗消費主義，如何面對日常的消費沖動？ 這樣難聊的話題通常都沒有確切答案。在三八婦女節之際，我們回看這一期錄制和上線于2019年10月的節目時，依然感到矛盾重重，卻也在這矛盾中更加確認女權的意義、反抗的力量與平等的重要。
張之琪：其實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有一個本質的問題，就是女權主義和消費主義是不是有根本上不兼容的部分。 傅適野：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非常難，我在聊這期之前，腦海里甚至沒有一個清晰的圖像。在為節目做準備的時候，我甚至都已經在想消費主義到底是什么？對于我個人來說，我當然會覺得你有錢就買，沒有錢就不買。雖然我們現在整體討論的框架其實是從結構的角度、宏觀的角度，但是我還是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還是會發揮一定的作用的。比如像SKII這樣的廣告，我可以接受它比較積極的部分，比如我們女性30歲不一定就要結婚，但我可以不買她的商品，對我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個體的行為。如果從消費主義的角度來說，我當然承認我們現在一定是在一個后資本主義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消費者，并且這是我們無法逃脫的宿命。但是在整個消極的情況下，我還是會覺得其實會有一些積極的面向，比如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放人的，或者說當它強調我們每一個人都美的時候，確實在強調一種個人的主體性。 冷建國：我覺得女權主義者是多樣的，可以化妝、可以不化妝、可以消費、可以不消費，這也是作家阿迪契在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里面強調的——“我愛文學和政治，我同時也愛口紅愛高跟鞋，因為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女權主義者有不同的面貌”，她并不是像人們在刻板印象里那樣的氣憤的、不化妝的、厭恨所有漂亮衣物的老處女。很多直男會覺得女權主義者都是這樣的人，因為她們享受不到所謂的性別紅利，所以成了厭男的群體，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你可以很漂亮、很fancy地去做一個女權主義者，你也可以是一個不愛化妝的知識女性，每個人都可以做女權主義者。 阿迪契在2016年代言了口紅，參加了迪奧的活動，還被《名利場》雜志評為2016最佳著裝女名人之后，《紐約時報》采訪了她。當時No Makeup Movement正在美國轟轟烈烈進行，倡導女性不要帶上面具，而應該呈現本真的自己來抵抗男權。當時《紐約時報》問她如何看No Makeup Movement，阿迪契說她自己是一個非常愛美的女生，在她小時候，她媽媽會買非常多鞋子和化妝品，她很小的時候就會把口紅涂得滿臉都是，媽媽也從來不會責備她。他們家是有那樣一個追求美的氛圍的，所以她也不會覺得自己需要因為愛美而感到羞恥。但她也認為，無論是在尼日利亞、在非洲，還是在歐洲和美國，都會有這樣一個文化，如果你想讓別人把你當成一個嚴肅的作家，你就不應該讓別人覺得你會往鏡子里看，你應該是那種無性別的、冷靜的、不在乎外表的人。但在這一點上，美國跟尼日利亞又不一樣——在美國的時候，她出席一些場合，還是要打扮得好看些，尤其是年紀大了之后，需要讓自己顯得年輕；但是在尼日利亞，她會把自己打扮得更顯老一點，因為在非洲如果一個很年輕的女士說了什么話，沒有人會把她當回事。 這一點上我比較支持她的看法，我們都要尊重別人，無論她要不要消費、化不化妝。但是我個人比較討厭把女權當做市場策略和營銷話語，即你買了XX你就是一個獨立女性，你穿了XX你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這種話語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你依然是在用自己的話語去規訓別人，你不應該規定女權主義者是什么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