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視野下的黃河改道與文明變遷

摘要：黃河向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河道幾經變徙。但是，先秦時期黃河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改道，而是始終走《漢志》河道。文獻中記載的《禹貢》河實際上就是《漢志》河，?？h、內黃一帶所謂《禹貢》河則是淇河故道。黃河大規模改道從漢代開始，后經2000多年頻繁的改道、遷徙，在下游地區形成6—15米厚的淤積層，徹底改變了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地區一度存在的丘陵、河湖相間的自然景觀，最終形成今天一望無際的平原地貌。改道造成該地區文明化進程中斷，大部分城邑被毀。黃河下游地區數千年來生態、生存環境的變化，表面上與黃河的泛濫、改道、遷徙有關，但實質上是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所致。

關鍵詞：先秦時期  《禹貢》河  《漢志》河  河道變徙

作者袁廣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  100048）。

責任編輯：晁天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P123—P143

黃河干流全長約5464公里，是中國境內僅次于長江的第二長河流。以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河口鎮和河南滎陽桃花峪為界，可將黃河分為上、中、下游三部分。黃河上游以山地為主，水流湍急、河水清冽；中游流經土質松軟的黃土高原區，由此夾帶大量泥沙，使黃河成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下游以平原為主，地勢平坦，中游河段泥沙在此大量沉積，使該段黃河形成舉世罕見的地上懸河。受自然與人為因素影響，歷史上黃河下游曾多次發生決溢和改道，洪水波及范圍北達天津，南抵蘇皖，縱橫面積約25萬平方公里。由于黃河含沙量極高，決溢、改道后會在整個泛濫地區形成厚厚的黃沙淤積，而這些淤沙又將黃河故道深埋于地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大型工程建設及城鄉基本建設相繼展開。為配合基建項目，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考古單位在黃河下游地區持續開展了一系列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取得豐碩成果。豫北濮陽考古發掘的遺址主要有濮陽西水坡、高城、鐵丘、戚城、馬呼屯、金橋、清豐楊韓村；魯西菏澤地區的考古發掘的遺址主要有菏澤青丘堌堆、定陶何樓、十里鋪北、靈圣湖漢墓群等。此外，近年來在河北中部沖積平原及濱海平原也陸續有新石器時代、商周以及漢代遺址、墓地見之于世，如河北中南部的蠡縣大百尺，任丘啞叭莊、三各莊，安新縣留村、梁莊，滄州陳圩等。這些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顯示，過去認為的河北平原“遺址空白區”實際上存在大量先秦時期的遺址，只不過被掩埋在黃河泛濫的淤沙之下。這一重要考古現象極大地沖擊和挑戰了以往關于黃河下游河道（尤其是先秦時期的黃河下游河道）的認識。

雖然歷史文獻對黃河故道的走向、改道有一定記載，但多語焉不詳，學者們的研究抵牾之處頗多。此外，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表明夏商文明的變遷與黃河改道關系密切。有鑒于此，我們以考古發現為基礎，結合歷史學、歷史地理學、地質學的研究成果，對先秦時期的黃河下游河道改道與早期文明的變遷等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以往學界對《禹貢》河道研究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首次改道的時間，即“周定王五年”；二是改道的地點浚縣宿胥口，即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說的“舊河水北入處”；三是具體河道，主要針對《水經注》中的“白溝”以及《漢書·地理志》中的“鄴東故大河”。

（一）周定王五年黃河未在?？h宿胥口決口

關于先秦時期黃河下游河道的研究，以往多以文獻為重。如黃河下游首次改道的時間，北魏酈道元等學者均認為是周定王五年（前602）。譚其驤也暗示“定王五年河徙”絕不是西漢以前唯一發生過的改道。史念海則認為，春秋戰國黃河下游河道一直未變，《漢書·武帝紀》所記元光三年（前132） “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辈攀屈S河歷史時期的第一次河道遷徙。他根據《左傳》宣公三年記載，指出周定王五年衛國的都城已經遷徙到濮陽。“也就是這一年的春天，衛國派遣孫良夫到魯國去會盟……衛侯、魯侯，還有一些諸侯都親自到會。如果黃河真的在宿胥口潰決，改道東流，濮陽必然會遭到洪水的泛濫。那么，孫良夫到魯國去，就應該向魯侯告災。就算決口在春天以后，孫良夫去的時候還沒有發現災情，黑壤之會既在冬季，與會的諸侯怎么都沒向衛侯吊災。顯然可見，這一年黃河并未在宿胥口潰決，也就不會有禹河改道的事情。”這一看法得到譚其驤的認同：“史念海同志力駁胡說，論證定王五年黃河并無在宿胥口改道事，證據堅強，可成定論?！笔废壬恼J識也可以得到考古發掘的佐證。近年發掘的內黃三楊莊、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發現漢代之前黃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跡象，漢代及其以后則多有發現。這就充分說明，漢代以前黃河并未在宿胥口決口。2002年河南安陽文物部門在內黃縣梁莊鎮曹李莊村發現一座磚室墓，出土墓志刻有“唐開元二年葬”，可知該墓年代為唐代。墓志銘文不僅記述了墓主人竇君高師的生平事跡，而且指明了埋葬的地理位置：“南瞻淇水、黃龍之水長流，北眺淇川、黑帝之陵永固。”這里“黃龍”乃“黃河”，這時期的黃河也即東漢王景河，較《漢志》河位置偏南?！颁看?、淇水”指淇水，“黑帝”即顓頊帝，“黑帝之陵”也就是內黃顓頊陵。從“南瞻淇水、北眺淇川”可以看出，當時的淇水大致呈南北走向，并從顓頊陵經過。由此看來，黃河、淇水這兩條河在唐代仍然涇渭分明；尤其是淇水在內黃南北向的分布更是表明這里是淇水的河道，與古黃河無關?？傊Y合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可以看出，周定王五年黃河并未在宿胥口決口。

（二）宿胥口與古黃河河口

既然黃河并沒有在宿胥口決口，那么，宿胥口又該如何解釋？在《水經注》中，酈道元除了在《河水注》中說宿胥口是“舊河水北入處”外，他在《淇水注》中又指出當地還有一段“宿胥故瀆”。這段“宿胥故瀆”，學界多認為是禹河的故道。“宿胥故瀆”位于今浚縣大伾山西部。以大伾山為界，?？h東、西地勢差別明顯。大伾山西部地勢較高，且越向西越高，并有一些小山丘。例如，相山、白祀山、同山呈東北—西南走向一字型分布縣城西部，相山東南距縣城約13公里，海拔225米；白祀山東距縣城約8公里，海拔為90米；同山東北距縣城15公里，海拔為145.3米。大伾山以東海拔較低，?？h北關海拔約為60.1米，向東北至內黃縣安化城（今二安鎮）已降低至55.1米。從地質構造看，在滑縣至?？h之間有兩個谷地。西邊的谷地海拔在58米以上，從淇河口的鳳凰臺至浮丘山（大伾山西側山丘，海拔101.5米），谷地較為狹窄；東邊的谷地海拔在58米以下，從滑縣老城（滑臺）到大伾山東側，谷地較為寬闊。這一狀況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分布上有著鮮明的表現，西邊的谷地與今天的衛河河道大體一致，在衛河西岸近河臺地上分布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從南向北依次有前草店、大碾、亮馬臺、韓莊等；而衛河以東則是東邊的谷地，直到向東約10公里才出現新石器時代遺址，自南向北依次有長屯、大屯、徐營、大劉營等。另外，這一趨勢在考古上也有明顯反映。大伾山以西今天的耕土層下就是原始地表（生土），而大伾山以東地表之下則是黃河故道，從內黃三楊莊、岸上村商代墓葬的發掘情況分析，原始地表深度多在10米以下（黃河河道深度不詳，考古鉆探6—10米不見底）?？？h的地勢西高東低，而這一趨勢在先秦時期表現得更加明顯。在?？h境內，河水是不可能向西北流的。《水經注》等文獻關于宿胥故瀆自東南向西北流的記載就不合自然規律。因此，宿胥故瀆也不會是禹河的故道。（見圖1）

從《水經注》記載可知，在浚縣西部鳳凰臺到浮丘山之間很短一段距離內，自西北向東南流淌，注入清水的河流有淇水、倉水、泉源水、馬溝水、菀水。其中，淇水在注入清水后，沖破清水東南岸的河床，繼續向東南流淌，既而在清口注入黃河。關于菀水，《水經·淇水注》云：“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菀城西，屈徑其城南?！边@里的菀水如同淇水一樣，也是先注入清水。由于這一地區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從西北而來的菀水，水流湍急，沖擊力極強，在注入清水后，又極易沖破東南岸的河床，既而繼續向東南流淌，最終在宿胥口注入黃河。后來，曹操為了防止菀水沖破清水南岸，于是修筑枋堰或石堰。石堰修好后，長此以往就在清水和黃河之間形成一段干涸的河道，這便是“宿胥故瀆”的由來。因此，宿胥口并不是“舊河水北入處”，而是菀水入黃河處；“宿胥故瀆”也不是禹河故道，而是菀水故道。（見圖2）

（三）淇河、白溝、清河為同一河道

《漢書·地理志》載：“共山北，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睆倪@里可知，西漢時，淇水發源于共縣，向東流，在今河南?？h境內匯入黃河。不過，《水經·淇水注》又云：“（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蹦敲矗克桶诇暇烤故鞘裁搓P系？多數學者認為淇水與白溝剛開始并不相通，淇水最初匯入黃河，而白溝則為禹河故道，是黃河南徙、從宿胥口（大致在今浚縣新鎮之南）改向東流后，在其故道上因排水和灌溉的需要而產生的一條河流。東漢末年，曹操為了征伐袁紹，修建白溝運渠，“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上文已言，黃河并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宿胥故瀆”也不是禹河故道。那么，與宿胥故瀆相連的白溝也肯定不會是禹河故道。實際上，關于白溝的來源，大部分學者并沒有給予合理解釋。史念海根據新中國成立以后?？h人民鑿井取水時，在白溝所在區域地下發現的白色黏土層、白色蚌殼推斷，白溝原為淇河故道，河床上遍布著白色蚌殼類的殘骸，待淇河斷流后，河床顯得色白，因而就稱為白溝。這樣看來，曹操為了漕運，遏淇水，使其與白溝相連，只不過是恢復舊日淇水北流的狀態。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過內黃縣南為白溝。又東北過廣宗為清河?！庇纱丝梢?，淇水、白溝、清河最初為同一條河。那么，《水經注》中“鄴東故大河”就應該是淇水故道的一段，準確地說，是白溝的一段。

（四）鄴東故大河問題

“鄴東故大河”最早見于《漢書·地理志》：“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遍L期以來，大多學者都將其作為黃河的一段。史念海雖然考證出內黃以南的故大河是淇水，但他深信鄴東故大河是禹河；考慮到禹河無法繞過《漢志》河，他又獨辟蹊徑，指出禹河是先北流至濮陽戚城，然后折西北流至內黃，最后再折北流到鄴東故大河。

我們認為鄴東故大河不是先秦黃河河道，理由如下。一是，古代文獻中沒有記述宿胥口以下的河道為“河”，而是以淇水、白溝、清河分段記述的。黃河從上游以來接納眾多水系，但沒有一段以所接納河流改變名稱的。二是，漢代及以前淇水、菀水等入了黃河，但北部內黃的湯河、安陽的洹河、鄴城的漳河都不可能斷流，白溝依然有水，因此不能為故大河。古代文獻中也沒有該河大規模泛濫決堤的記述，而東部的大河則不同，西漢時期河決瓠子河等，至王莽時期完全斷流，才有王莽河、大河故瀆之稱。三是，如果鄴東故大河為淇河斷流以后白溝的一段，參照今天淇河寬度200—300米，那么它是比較狹窄的；而黃河在該區域很寬，從地質鉆探的情況可知，在其東部大名一帶寬度在5—20公里，二者相距不遠，但寬度差距太大，明顯不是一條河道。四是，漳河古代也稱“河”，《史記·蘇秦列傳》張守節正義說：“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编挅|故大河存在漳河故道之說。古代多有稱漳水為河水，張含英說：“凡鄴令《西門豹傳》所謂河者皆漳水也。項羽巨鹿之戰，所謂渡河者，也漳水也。”五是，《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漢書·溝洫志》都記載有黃河自宿胥口東北流，至今濮陽縣西南然后北折。后者更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水經注》明確把這段河記作大河故瀆。這和故大河在鄴東相矛盾。

綜上，《漢志》中的“鄴東故大河”應當指的是更東的“王莽河”。鄴城東約40公里即是黃河故道，最大可能是王莽河被《漢志》記述為“鄴東故大河”了。先秦時期《禹貢》河沒有在浚縣宿胥口決口，而宿胥口則是菀水入黃河處，“白溝”“鄴東故大河”不是禹河故道，而是淇河故道。淇河從?？h大伾山西邊的谷地流過，而黃河則從東邊寬闊的谷地流過。

通過前文分析可知，先秦時期《禹貢》河并沒有改道，它也沒有北流入海。那么，文獻中的《禹貢》河又該如何解讀？實際上，《禹貢》河就是《漢志》河，只是不同文獻記載中稱謂有別而已，理由如下。

（一）文獻記載中《漢志》河早于周定王五年已出現

《禹貢》河最早見于《尚書·禹貢》，其勾勒了黃河下游河道的大致走向：“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庇捎凇队碡暋匪苑秶^于寬泛，對禹河的具體走向，長期以來學者各持己見?！队碡暋泛釉谒揆憧谝阅吓c《漢志》河同，但以北走向文獻與學者考證開始出現分歧。關鍵是降水和大陸問題。《水經注》濁漳水條下引鄭玄注云:“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徐旭生認為“洪水”即“共水”,亦即“降水”。所謂大陸，譚其驤認為它是“曲周以北一片極為廣闊的平陸”。若如此，《漢志》河在河南過降水（淇水），在濮陽縣西南然后北折，流經大名、館陶，過曲周大陸的東部邊緣，《漢志》河與《禹貢》河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矛盾。

《漢志》河見于《漢書·地理志》《漢書·溝洫志》《水經·河水注》等文獻。根據記載，其下游的大致走向：自宿胥口東北流，至今濮陽縣西南然后北折，流經大名，至今館陶縣東北東折，經山東冠縣、高唐、平原、德州等，德州以下復入河北，至東光縣西會漳水，經吳橋、滄縣而東入渤海。

長期以來，學界都認為《禹貢》河和《漢志》河是不同時期，且流向不同的兩條黃河河道。實際上，《漢志》河道早已存在，《左傳》僖公四年載管仲回答楚國使節時言及齊國疆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strong>可以看出，齊桓公時期齊國的疆域范圍西部已與黃河接壤。如果這里的“黃河”像多數學者認為的那樣從內黃、安陽境內北流，那么齊國的疆域就已到達內黃、安陽一帶，這顯然有悖于當時的情況。因為春秋早期，安陽、內黃一帶還屬于衛國的疆域，當時的齊國疆域，東不過今山東半島西部之彌河，南不過泰山，西在今山東齊河縣一帶，北在今天津市南界以南。因此，如果說齊桓公時期，齊國疆域與黃河相接，那么黃河也只能是東流的《漢志》河?！蹲髠鳌钒Ч贻d：“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倍莩蔷褪墙皴ш柺袇^，考古發現龍山至東周城址。這都說明黃河很早就在宿胥口東流了。

（二）甲骨卜辭中的河與《漢志》河相符

“河”在甲骨卜辭中經常見到，如：“己未卜：王于河。”“己卯卜，出貞：今日王其往河。”（《合集》2751）多數學者將“河”釋為“黃河”。陳夢家曾說，卜辭有往于河、涉河、濟于河、飲于河、在河的記錄，可證為大河、黃河、河水之河。可見，卜辭中的河專指黃河，但卜辭中的“河”究竟在哪里？

在記述河的卜辭中，有很多提到“東”地，如：“行東至河。”（《合集》20610） “令師般涉于河東。”（《合集》5566）“燎河，燎于東，一牛?！薄柏懀荷?，帝于東？”（《合集》1590）從這些記述可知，河位于東地，而關于東地的地望，鄭杰祥指出：“卜辭東地，就是文獻上所記的'相土之東都’、戰國時代的魏國東地和秦代東郡所在地。”戰國秦漢時期的東郡位于今天的濮陽縣，考古發現的高城遺址正是東郡郡治所在地。既然河在東地，那么就與《漢志》河的流經區域一致。

（三）地質勘探發現《漢志》河及其河流三角洲河道早已存在

地質勘探表明，與濮陽北部黃河故道相連接的河北大名、館陶、臨清、山東德州、河北滄州一線有一條寬闊的古河道帶。第一支為清、漳河古河道帶，河道一般寬5—20公里，深度40—54米，長度475公里。從酈道元《水經注》記述可知，這是黃河過大名后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后留下的河道跡象。第二支由館陶南分出，經冠縣、臨清、故城、德州、東光、滄州至青縣，該支與文獻記載中的《漢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東經濮陽入山東界，在范縣附近分成南北兩支，當為《漢志》中的漯水。而地質研究報告所見河北平原四萬年來主要河流分布圖中，河北南部的漳河河道與河南向北的黃河河道并沒有聯系。黃河河道是在早、晚大理冰期海面下降時，河水下切而成的，河道較深。地質勘探表明古河道砂體埋藏的深度：大名頂板9米，底板54米；清河頂板8米，底板54米；景縣頂板7米，底板40米，除景縣外頂底相加深度超過了60米。可見先秦時期的黃河下游河道深度都在50米以上，如此深的河道也是早期不改道的重要原因。

另外，地質學家在渤海灣西岸滄州市孟村回族自治縣發現距今8000多年的中全新世黃河古三角洲和多條黃河故道。三角洲中軸是孟村、舊城、羊二莊一線；南緣是孟村、小劉家牛、海興一線；北緣是北畢孟、嶺莊、羊三木一線；前緣是海興、海豐、武帝臺、羊三木一線。因其頂點在孟村，故名孟村黃河古三角洲，面積約1500平方公里，今天的孟村、鹽山、海興、黃驊等位于其上。從孟村黃河古三角洲的位置可以看出，中全新世前半期的黃河從這里穿流而過，而《漢志》河也正好從這一帶入海。這也為黃河于渤海灣入海之說提供了確鑿實證。這樣看來，《漢志》河在距今8000多年就已存在。黃驊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的發現，則表明該三角洲的形成的時代可能更早。

（四）《漢志》河在史前至夏商時期已經存在

滄州是黃河入海口，由于地處黃泛區，此處黃沙淤積深厚。近年來，肅寧、滄縣、任丘、黃驊等地的考古發現16處新石器時代至商代遺址，它們多被掩埋在6—8米的淤沙之下。分析這些古遺址，發現它們有三個特點。一是時間早。黃驊地區發現距今1萬多年的細石器遺存。這一發現說明該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末期自然環境優越，河流穩定，因此才會有人類活動。二是古代文化連續性強，中間幾乎沒有斷層。就單個遺址來說，都是多個時期文化遺存連續發展，如任丘啞叭莊遺址就包括龍山、夏家店下層、西周、東周等依次疊壓的文化堆積，肅寧柳科是仰韶、早商、周代文化層依次疊壓。三是從滄州黃河西岸向西北的白洋淀一線新石器至夏商周時期文化面貌一致。這一現象說明，從滄州南部的滄縣到西北部任丘、雄安白洋淀一帶，新石器時代以來并沒有大的河流阻隔人群流動和文化交流。（見圖3）

從地形地貌看，河北平原都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但是從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面貌看，又可將河北平原分為東、西兩部分，西側包括冀中南和豫北地區，東側則為魯西北地區。

新石器早期，華北平原西側發現有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存。東側魯中地區則發現了沂源扁扁洞遺存。河北平原東西兩側在新石器早期就處于各自發展的階段。

新石器中期偏早階段，西側為磁山—北福地一期文化，東側為后李文化。新石器中期偏晚階段，河北平原兩側分別出現了鎮江營文化和北辛文化。鎮江營文化主要分布于冀中的拒馬河流域和冀南的滏陽河流域，北辛文化則主要分布于魯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在史前時代，炊器形制是一個族群最為鮮明的特征，是兩支文化區別的重要體現，鎮江營文化和北辛文化的炊器形態表明它們飲食方式不同，結合它們不同的分布區域，可以認為這是兩支性質迥異的考古學文化。

仰韶文化早期，西側為后崗一期文化，東側則處于北辛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西側為仰韶文化大司空類型，東側開始進入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大汶口文化在河北平原西側的魯西北地區主要是尚莊類型。仰韶文化晚期，河北平原兩側的文化面貌與早期相比，差異極為明顯。從大的時空范圍來看，大司空類型屬于仰韶晚期考古學文化，是中原系統；大汶口文化則是海岱系統。

龍山文化時期，西側為后崗二期文化，東側為典型龍山文化。后崗二期文化在該地區以滄縣陳圩遺址為代表。陳圩遺址與任丘啞叭莊龍山文化遺存相似。典型龍山文化以德州禹城邢寨汪遺址為代表。

綜上所述，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新石器晚期，河北平原東西兩側文化面貌迥異，形成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西側屬于中原文化系統，東側屬于海岱文化系統。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何在？觀察兩個文化系統的分界線與《漢志》河河道高度吻合。可以說，正是古黃河下游寬闊的河道以及眾多的支流阻隔，使河北平原兩側在新石器時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統，東側新石器遺存的面貌相對單純，自始至終都有著一條穩定的發展脈絡與譜系；西側主要為中原體系，因處于中原、海岱與北方文化系統之間，新石器遺存的面貌始終有些駁雜。

《漢志》河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經存在，整個先秦時期并沒有發生大的改道，始終東流，并在滄州地區入海。這說明黃河的流向是“河流對地理形勢的選擇”。從文獻記述看《漢志》河就是《禹貢》河。司馬遷和班固早在2000多年前也是這樣認為的。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今濮陽西南），河患歷20余年不息。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武帝親至瓠子，命從官督卒數萬人筑塞決口，才使其“復禹之故跡”。需要注意的是，司馬遷和班固都將原來的河道稱作“禹故（舊）跡”，他們都將流經濮陽西南部的黃河稱為“禹河”，而這條禹河就是《漢志》中記載的黃河。

黃河下游地處華北平原中北部，海拔多在40—50米之間，今天這里沃野千里、一馬平川。但是，近年來在這里開展的一系列考古調查、發掘顯示，這一地區現在的地理環境是漢代以來逐漸形成的；先秦時期，這里河湖眾多、水網密布，丘陵山地夾錯其中。造成這些突變的原因與黃河的泛濫、改道密切相關。下文試從近年來考古發現的地層剖面入手，探究古黃河泛濫、改道的準確時間。

（一）內黃—濮陽—菏澤文化層堆積剖面

華北平原西依太行山，總的地勢是從西北向東南傾斜，這在內黃—濮陽—菏澤一線表現得尤為明顯。內黃西部地勢較高，地質學上稱“內黃隆起”；向東至濮陽驟變為凹陷地帶，歷史上這里是黃河淤積、決溢改道最頻繁的地區之一，正如有學者所言：“縱觀歷史，黃河下游無論是北流、東流，還是南流，其河道變遷的頂點均在濮陽上下，都是由該區域堤防決溢而引發的，且越靠上，其滾動范圍越廣，災害越重?！卞ш栆詵|為菏澤地區，地勢更加低洼，濮水、瓠子河都是由西向東流入該地區的，著名的菏澤、雷澤、巨野澤都位于這里，西部的黃河決堤，這里首當其沖。在內黃、濮陽、菏澤、定陶一線，考古發現許多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的遺址。通過考古發掘的遺址和墓葬的地層堆積，可以建立一條西北—東南向100多公里寬的剖面，以此反映這一地區黃河泛濫、改道的情況。

一是內黃區遺址群。該遺址群位于內黃東部，以岸上村商代墓地和三楊莊遺址為代表。岸上村商代墓地位于內黃縣亳城鄉，發現商代墓葬10座，為商晚期墓葬群。墓葬埋葬深約2米，但漢代以后黃河沙淤積厚約8米。三楊莊遺址位于內黃梁莊鎮西北，發現有東漢時期完整的聚落遺存。在漢代文化層之上有6米厚的黃河淤沙層，可劃分出三個階段。研究者認為：“漢代洪水第三階段下部30—40厘米的部分紅色條帶呈斜層理狀，也表明洪水流能量增大。這些特點均顯示，在洪水的第三階段，黃河大堤被徹底沖毀，大量洪水從決口處涌向遺址所在地，洪水肆意漫流，沒有固定河道，水流攜帶更多粗顆粒的河床物質，以決口處為扇頂向東形成大型河流沖積扇，扇緣逐漸延展至濮陽地區。洪水過后，在沖積扇上形成一條新的河道，在濮陽東北部呈曲流河狀?！?/p>

二是濮陽區遺址群。考古發掘的遺址主要集中在濮陽市區和濮陽縣境內，市區發掘的遺址有戚城、鐵丘、馬莊、馬呼屯等。鐵丘遺址西臨先秦時期的黃河故道?？脊虐l現了一批仰韶、龍山文化時期的遺跡和遺物。遺址原為高3—4米的臺地，后來平整土地的過程中被逐漸削低，現今呈漫坡狀隆起，略高于周圍地表0.5米。鉆探可知，遺址周邊地表6米以下皆為淤沙?？梢?，最初的鐵丘遺址高度當在10米以上。西水坡遺址位于濮陽縣城西，地處古黃河以東，地勢較低，地表以下有4—6米的淤土層，其下為文化層：第1層為唐宋層，第2層為東周層，第3、4、5、6層為新石器時代的龍山、仰韶文化層。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層上直接疊壓著東周文化層，未見任何淤沙層，說明新石器時代至東周黃河并沒有在這里泛濫。高城遺址位于濮陽縣東南的五星鄉高城村南，北臨東漢黃河故道。遺址出土有仰韶、龍山、二里頭以及殷墟、東周等多個時期的文化遺存。這是一處面積約916萬平方米的古城址，城墻底部距今地表深13米。高城遺址就是衛國都城帝丘，也是傳說中的顓頊遺都帝丘，漢代的東郡治所，漢代黃河泛濫則是古城被淹滅的關鍵原因。

三是菏澤區遺址群。濮陽向東南跨過今天的黃河即是山東東明縣、菏澤牡丹區。牡丹區遺址眾多，經發掘的有青丘堌堆、安丘堌堆、成陽故城和堯陵遺址。其中青丘堌堆遺址最高處約7米。考古發掘可知其文化層堆積從龍山、岳石、商周到漢代依次疊壓。安丘堌堆遺址位于菏澤市區東南，堌堆高出現地表2.5—3.5米?？脊虐l現了晚商、早商、岳石、龍山四個大的時期相互疊壓的文化層。成陽故城遺址位于菏澤牡丹區胡集鎮。考古試掘初步認定城垣的主體始建于戰國。目前城址全部被黃河淤沙深埋于地下，地表8米下還發現有北辛文化遺存。從考古鉆探和發掘分析，原始地面應當在6.5—10米以下。堯陵遺址位于菏澤牡丹區胡集鎮，考古發現了龍山至漢代的文化堆積。

四是定陶區遺址群。牡丹區向南約20公里為定陶區，這里發現的典型遺址有十里鋪、何樓、靈圣湖漢墓群。十里鋪北遺址位于定陶區仿山鎮，遺址完全淤埋于地表下，遺存文化堆積平均厚達2米，上部普遍覆蓋0.7—2.1米厚的淤積層，包含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商、東周、漢、唐等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在北部土丘高地上發現有岳石、晚商時期的城址。何樓遺址位于定陶區仿山鎮，考古發現了北辛、大汶口時期的文化堆積。靈圣湖漢墓群位于定陶區馬集鎮，墓地因長時間的黃河河沙淤積，致使封土淤埋厚達11米。說明先秦時期菏澤部分地勢低洼的地方并沒有影響人類的居住。

類似情況在向南的開封、商丘一線也是如此，兩地都發現了城摞城，但遺址的淤積是從漢代及以后開始的。

從以上四個小區的考古發掘情況來看，新石器至商周時期，內黃、濮陽、菏澤、定陶一線遺址上的文化堆積并沒有大的中斷，也沒有發現大洪水淤積層，說明這一地區從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一直都有人類活動。這一地區的洪水淤積層都是漢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的，經過多次大規模的改道遷徙，黃河在豫東北、魯西南地區形成了厚達6—15米的淤積層，從而徹底改變了這一地區先秦時期丘陵、河湖相間的自然景觀，使先秦文獻中記錄的雷澤、巨野澤、歷山等不復存在。

（二）安新—文安—滄州文化層堆積剖面

一直以來，學界都認為冀中平原地區屬于考古的空白區。但是，近年來隨著考古調查、發掘的深入開展，在冀中的平原及濱海沖積平原新發現了許多先秦時期的遺址。這些遺址的發現，有助于建立一條從安新、任丘，到大城、文安，再到青縣、滄縣的文化層堆積剖面，以觀察黃河的改道泛濫。

一是白洋淀區遺址群。白洋淀位于安新縣、雄縣境內。這里地勢較低，海拔僅15—20米，局部低于10米。在白洋淀周圍的安新、雄縣、任丘發現有不少先秦時期的遺址，新石器遺址有安新梁莊、留村、淶城、申明亭，任丘三各莊、啞叭莊等，夏商遺址有安新申明亭、留村南、張村、辛莊克等。梁莊遺址位于安新縣大田莊鄉，遺址最初埋藏于白洋淀底，遺址上的淤土層厚2—2.3米，淤土層下為文化層，下層文化特征與磁山文化相似，上層大致處于仰韶早期。留村遺址位于安新縣城西。遺址表土層厚達1米左右，下為文化層堆積，分上下兩層，下層大體相當于北福地二期文化，上層則與后崗一期文化接近。啞叭莊遺址文化層堆積厚0.2—5米。遺址包含龍山、夏家店下層文化、西周和東周四個時期的遺存。

二是任丘—文安區遺址群。白洋淀以東即任丘、文安、大城三縣。近年來，這一地區發現了數量眾多的先秦遺址。例如，文安縣發現商代遺址3處，分別為小王東、趙郭、大王東，東周遺址52處，以岳村、大韓、文安故城等為代表。大城縣發現商代遺址1處，為郭莊遺址，東周遺址5處，分別為郭底、田莊、趙固獻、完城、野固獻等。

三是滄州遺址群。滄州東臨渤海，地勢低平，海拔最高17米，最低2米。隨著考古工作的展開，這一區域也發現了一些重要遺址。陳圩遺址位于滄縣陳圩村東北，深埋于地表6—6.5米以下，以后崗二期文化遺存為主。倪楊屯遺址位于滄州市正西，發現有商代文化層，文化層距地表深約3米。

從安新梁莊、留村遺址的地層資料來看，在數千年的歷史變遷中，白洋淀的水域范圍略有變動；另外，這一地區地勢低洼，曾遭受洪水泛濫影響，不過淤積并不深厚，最深也只有2.3米左右。白洋淀地區東南的任丘、文安一線，從考古調查、發掘的資料來看，洪水淤積不甚嚴重，很多遺址沒有發現淤積層的存在。但到了青縣以南的滄州、滄縣一帶，洪水淤積十分嚴重，陳圩、杜林等遺址都淹埋在6—8米厚的淤沙層下?？梢?，從白洋淀地區向滄州地區，黃河淤積厚度是逐漸加深的。當然，這從地勢的走向也能反映出來，目前安新地區的海拔最高有20米，但到滄州一帶最低海拔僅有2米。考慮到先秦時期滄州地區的多數遺址都深埋在黃沙之下，那么，先秦時期黃河入海處的地勢很可能低于今天的海平面。

從調查、發掘的地層堆積情況看，這一地區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磁山文化時期就有人類活動。整個先秦時期，這里的文化面貌并沒有出現大的中斷，很多遺址都有多個時期的文化堆積相疊壓，如三各莊、啞叭莊，尤其是任丘、文安境內大量商周遺址的發現，則充分說明商周時期這里的自然環境仍然十分優越，適宜人類生活。在已經調查和發掘的先秦時期文化堆積層中，幾乎不見淤積層的存在，而淤積層大多在先秦文化堆積層之上，這說明，先秦時期這一地區也沒有出現黃河泛濫的情況。相反，漢代及以后，黃河改道泛濫對這里造成巨大影響，將大部分先秦遺址淹沒在深厚的黃沙之下。

（三）歷史文獻印證

通過上文對內黃—濮陽—菏澤、安新—文安—滄州兩條文化堆積剖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從考古學上看，先秦時期古黃河并沒有改道泛濫，黃河泛濫只是出現在漢代及以后。那么，這一現象能夠得到歷史文獻的印證嗎？

先秦時期黃河改道泛濫不見于歷史文獻記載，但到戰國中期各諸侯國在黃河下游全面筑堤則屢見于文獻，如《漢書·溝洫志》就有齊、趙、魏等在黃河兩岸筑堤的記載。文獻中也有這一時期一些諸侯國決水以浸他國的記載，但因自然原因而大規模決堤的事件則未見確切記載。可見，雖然黃河在先秦時期并沒有改道泛濫，但到戰國時期，黃河下游河道開始惡化也是事實，因此，各諸侯國才開始在黃河兩岸修筑堤防。

到了漢代，黃河改道、泛濫的記載就屢見于歷史文獻。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武帝元光三年， “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通于淮、泗”。這是史書記載黃河第一次奪淮入海。西漢末期，黃河下游河患日趨嚴重。元帝永光五年（前39），清河郡靈縣鳴犢口河決，黃河向北又分出一股，至蓚縣（今河北景縣）南入屯氏河，史稱“鳴犢河”。

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王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致使河患愈演愈烈，造成黃河泛濫于濟、汴之間常達60年之久。直到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河道才得以固定，史稱“東漢河道”。

自王景治河迄至唐末，黃河下游河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安流時期。但五代至金末的200多年間，黃河又進入改道泛濫的頻發期。北宋景祐元年（1034），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歷八年（1048），黃河在澶州商胡埽決口，改道北流。黃河又在大名第六埽向東決出一支分流，向東北經今山東莘縣西北至聊城北入西漢大河故道。此后，黃河有時單股東流，有時單股北流，也有時東、北二流并行。南宋建炎二年（1128），東京留守杜充為阻遏南下的金兵，在李固渡以西決河。這是黃河史上發生的一次重大改道，此后數十年，黃河遷徙無定，直到金末，才全河入淮。金末黃河入淮后，歷經元、明，直到清咸豐五年（1855），在銅瓦廂決口才再一次北流。銅瓦廂決口后，直至新中國成立前的一百年時間內，河患仍連年不斷。

從文獻記載可以看出，先秦時期黃河始終沒有改道，但漢代以后，黃河卻經常改道、泛濫，并在華北地區留下了深厚的黃沙淤積層。

（一）黃河下游改道的影響

首先是導致城址與早期文明的變遷。文獻記載，以河濟為核心的黃河下游一帶是史前及夏商時期各部族的主要活動區，王國維曾指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同時，這里也是夏商都城的集中分布區，文獻記載的夏代都城中，除了桀都斟鄩位于豫西的伊洛河流域之外，其余如陽城、斟灌、帝丘、原、老丘、西河等均在“河濟地區”。商代中晚期曾歷經“河亶甲遷相”“祖乙遷邢”“南庚遷奄”“盤庚遷殷”等遷都事件，而這些都城也都位于這一地區。兩周時期，這里又成為各諸侯國的主要封地，西周初年分封的衛、曹、宋、魯等重要諸侯國都位于這一地區。由于處于四方輻輳、天下之中的核心區域，兩周時期這里的經濟、文化極其發達，范蠡辭官到定陶經商，很快富足天下，成為赫赫有名的陶朱公，正是對這里經濟發達、商旅接踵的生動反映；而“桑間濮上”“鄭衛新聲”又是對這一地區文化繁榮的真實寫照。秦漢時期，這里成為中央王朝統治下的重要郡國所在地，如東郡、梁國等。

整個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地區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經開啟了文明化的進程，在距今4000多年前又率先進入早期文明階段，且文明的高峰此起彼伏，文明的脈絡延續不斷。作為最能展現文明特色的城邑，這一地區更是數量眾多、內涵豐富，這在考古學上已得到充分驗證，仰韶文化晚期這一地區的先民已開始興建城邑；龍山時期這里的城邑呈現“萬國林立”的景象；三代時期的一些都城遺址都經過多年的考古發掘，備受學界關注。

秦漢以后，由于黃河改道、泛濫的影響，這一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戛然而止，大部分的城邑都被淹滅在黃沙之下，例如考古發現的濮陽高城、戚城、咸城，商丘宋城、睢城，開封大梁故城，以及菏澤一帶的成陽城、陶丘城等。

其次是導致大量丘類遺址淹沒或消失。近年來，考古在豫北一些市縣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發現不少含有仰韶、龍山、二里頭、殷墟以及東周等時期文化遺存的遺址，而在魯西的菏澤、聊城等地也發現大量北辛、大汶口、龍山、商周等時期的文化遺址。鉆探、解剖顯示，這些遺址大多呈圓形土包狀，文獻中稱之為“丘”。這些遺址原本都矗立在地表之上，先秦以后的黃河改道、泛濫，對它們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古黃河、瓠子河、濮水等河流兩側以及雷澤、菏澤周圍有大量“丘類遺址”被掩埋在黃河淤沙之下。

最后是導致湖澤消失。黃河下游地區歷史上存在大量的湖泊、沼澤，它們很多也見于古代文獻的記載。漢代以后黃河改道泛濫對這些湖澤造成毀滅性打擊，有些急劇萎縮，大部分銷聲匿跡。正如鄒逸麟指出的那樣：“古代在太行山東麓河流沖積扇和西南、東北向的古大河河堤之間有許多交接洼地，形成河北平原上的一連串的湖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陸澤。黃淮平原上的湖沼，如圃田澤、滎澤、孟諸澤、蒙澤、菏澤、大野澤、雷夏澤等等。公元六世紀作品《水經注》記載黃河下游有一百三十多個大小湖泊。但這些平原湖泊由于黃河泛濫后，一次又一次地輸入大量泥沙，逐漸淤淺，以后又加上人工墾種，先后變為平陸?！?/p>

（二）黃河下游改道原因

黃河下游地區的考古發現顯示，漢代以后黃河在華北平原發生多次泛濫、改道和遷徙，并留下深厚的黃沙淤積。從近年出版的《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北分冊》上能夠清晰地觀察到這一現象，古黃河流經地區新石器至漢代遺址、墓葬數量眾多，漢代至宋代卻成了空白區，直到遼金時期才開始變多。這種特定時期的所謂文化“空白區”，恰與漢代以后黃河頻繁地改道、遷徙、淤積相關，深厚的淤沙層淹沒了曾經的地貌環境與文化遺跡，極大地改變了華北地區的生態環境。那么，導致先秦以后黃河開始不斷泛濫和改道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是黃河中上游生態環境的破壞。春秋以后，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鐵器和牛耕開始廣泛應用于社會生產和生活，再加上人口的急劇增長，使得黃河中上游的荒地、草原被大量開墾，森林被不斷破壞，生態環境開始惡化，水土流失嚴重，黃河攜帶的泥沙量急劇增加，最終導致黃河下游河道不斷淤積，河床逐年增高。到戰國中期，位于黃河兩岸的齊、趙、魏等就開始筑造黃河大堤，固定河道，預防決堤。黃河上游的水土流失和淤沙沉滯也改變了黃河的水文樣態，使其日漸渾濁，戰國以前只稱作“河”，戰國時開始有“濁河”之稱。

到了漢代，隨著對匈奴戰爭的勝利，漢帝國開始在河西走廊、西域、河湟地區推進屯田制度。屯田開荒雖然穩定了邊疆，但也使得天然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加劇。漢代及以后“濁河”又變作“黃河”。

其二是氣候變暖、降雨量增加。5000年來的氣象資料顯示，先秦以后，我國大致存在三個氣候溫暖期：西漢、唐至北宋和清末，這三個階段的年平均溫度都高于現在的年平均溫度。無獨有偶，黃河下游地區改道最頻繁的時期也集中在西漢、五代至金末、清末三個階段。兩者的高度吻合性充分說明，氣候變暖引起的降雨量增加正是造成黃河改道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僅是黃河，在這三個階段，我國境內的其他河流也頻繁出現洪澇。例如，“在漢代的423年中，渭河流域共發生洪澇災害109次，平均每3.9年發生一次。輕度澇災發生48次，中等澇災發生37次，大澇災發生25次，特大澇災發生9次”。

其三是人為的政治、軍事行為。先秦以后黃河改道泛濫除了受氣象、生態環境變化的直接影響外，政治、軍事行為也是重要因素。西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河后，20多年“不事復塞”，皆因武安侯田蚡“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的荒謬言論。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后，泛濫于濟、汴之間60年之久，也主要緣于王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的私心。另外，北宋時期黃河在澶州地區來回擺動，無法固定，則與宋朝統治階級內部圍繞著黃河是北流還是東流的問題爭論不休有關，而“北流”“東流”之爭又是統治階級內部不同派系政治角力的突出表現。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黃河流經的各個地區中，下游地區才是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核心，同時也是遭受黃河改道、泛濫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改道、泛濫和遷徙，始終走《漢書·溝洫志》《漢書·地理志》等記載的《漢志》河道。文獻中的《禹貢》河實際上也是《漢志》河，而?？h、內黃的所謂《禹貢》河道則是淇河故道。

正因為先秦時期黃河河道的穩定，黃河才成為當時與人們生活、生產休戚相關的益河，中華文明才能在黃河下游地區起源并穩固發展。先秦時期，黃河下游地區自然環境優越，資源豐富，是人類生存的理想場所。人們可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選擇居住的方式。但從戰國時期開始，由于人為的影響和干預，黃河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開始遭到破壞，黃河從漢代開始發生大規模的改道、泛濫，在之后的2000多年，黃河改道、泛濫日益頻繁，而呈現出“善淤、善徙、善決”的特點?？梢哉f，今天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的自然景象就是漢代以后黃河多次泛濫淤積形成的。

黃河下游數千年來自然環境的變化，表面上與黃河的泛濫、改道、遷徙密切相關，但實質上是人類對自然的過度利用造成的。如今，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人類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能力顯著增強。但是，對地貌的過度改造與破壞，也使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就是佐證。如何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已成為制約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難題。通過對漢代前后黃河下游河道演變形態及相關問題的考古學觀察，筆者認為，只有持續、深入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才能確保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