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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襲警罪”于2021年2月1日正式入刑后，水母暗中觀察了一下最新形勢。 襲警案件數(shù)量下降了沒有？答案是：沒有。 就在3月18日，剛剛發(fā)生了江蘇揚州交警被無牌三輪車司機用水果刀猛刺的事件，面部、頸部被刺傷。  襲警案件發(fā)生后，懲治的力度上去了沒有？答案是：沒有。 襲警案件發(fā)生后，有些地方的公檢法聯(lián)合快速辦案，最快的一個地方，據(jù)說從案發(fā)到法院宣判，只用了3天。 但是，參照過去“妨害公務(wù)”的罪名來看，各地檢察院、法院對于“襲警罪”的公訴和判決，并沒有比“妨害公務(wù)”罪更嚴厲。 于是問題來了：襲警案件數(shù)量未下降、襲警案件犯罪成本未上升，僅僅是“襲警罪”入刑，有用么？ 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擱置一下，再思考另一個典型問題：電信詐騙。 隨著網(wǎng)絡(luò)，尤其是移動網(wǎng)絡(luò)的高速發(fā)展，疊加疫情導(dǎo)致的人們出行減少，目前“電信詐騙”案件可以說是呈現(xiàn)一種前所未有的高發(fā)態(tài)勢。 但是事實上，公安部門對于所謂“預(yù)防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宣傳力度，已經(jīng)到了一種極度飽和的狀態(tài)。 以在北京的水母為例，水母住在29層，樓道里每隔3米，就貼著一個海報，上面是反詐女民警以及苦口婆心的巨大字體“不聽、不信、不轉(zhuǎn)賬、不匯款”。 每天出家門坐電梯下樓時，電梯里的電視廣告，重復(fù)播放著北京反詐女民警苦口婆心的“不聽、不信、不轉(zhuǎn)賬、不匯款”。 從29樓坐到1樓，水母能聽3遍。 到了各大商場，不管是商場外墻掛的超級大屏幕，又或者是商場里的廣播，都能看到或聽到“不聽、不信、不轉(zhuǎn)賬、不匯款”。 手機短信動輒收到中國移動發(fā)來的：不聽、不信、不轉(zhuǎn)賬、不匯款。 刷抖音刷快手，動輒刷到全國各地反詐民警絞盡腦汁制作的短視頻，主題是“不聽、不信、不轉(zhuǎn)賬、不匯款”。 宣傳已經(jīng)到了這個力度，電信詐騙仍舊壓不下去，說明了什么？ 襲警罪都TM入刑了，還天天襲警，又說明了什么？ 很簡答：這兩件事情已經(jīng)不是靠宣傳和打擊破案、判刑，能夠解決了。 怎么辦呢？ 很簡單，唯一的一條路：教育，從娃娃抓起。 但是，問題又來了。 水母最近認識了一位警嫂，她是小學老師，教《道德與法治》。 水母特別好奇的問她：你們小學的《道德與法治》課，平時教不教“襲警與打人的區(qū)別”、或者“預(yù)防電信詐騙”？ 你們猜這位老師的回答是什么？ 她是這樣和水母說的： 麻煩你別逗我了水母。 我告訴你，你就別說“襲警”和“電信詐騙”了，就連最基本的“打架的后果”，我們這本書里都不教。 我老公經(jīng)常拿這件事情吐槽我們的教材。 你比如說我老公的派出所，發(fā)生打架事件，所有人開口第一句話永遠是“他先動手的”、“他先罵我的”。 似乎在全體中國人的腦子里，“他先動手”就意味著“我可以還手”。 殊不知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對于互毆、故意傷害類案件的認定，從來不看“誰先動手”，而是看鑒定機構(gòu)的驗傷情況。 就拿我們小學來說，兩個孩子打架了，老師的教育方式也是一上來就問“誰先動的手”、“誰先罵的人”。 在這樣的教育環(huán)境下，這些孩子長大了到了社會上，因為打架進了派出所，自然第一反應(yīng)就是“他先動的手”、“他先罵我的”。 至于“襲警罪”也好，“妨害公務(wù)”也罷，你別說我們小學了，初中高中也不教啊！ 還有你說的什么“電信詐騙”，那更不會有了，那都太超前了。即便是大學，也沒有“電信詐騙”課程，那都是偶爾會有警官到大學的禮堂里做一次報告或者演講，也不會是全體學生到場，即便到場的，認真聽到心里去的又能有幾個？ 水母聽了以后很好奇的問：那你作為警嫂，你既然懂這些，你就應(yīng)該在你自己的課上教育孩子們啊。 這位老師是這樣回答的： 你又在逗我了水母，你能說這種話，一聽就是外行。 學校是不允許隨便亂教的好嗎？只能嚴格按照課本上去教，否則就叫“超綱”。 知道什么叫“超綱”嗎？就是教材里認為這些東西應(yīng)該是二年級教的，就不允許你在一年級的時候教。 認為這些東西應(yīng)該是“中學教的”，就不允許“小學教”。 認為這些東西應(yīng)該是“社會教的”，就不允許“學校教”。 大學可能還好點，大學老師們還有自由發(fā)揮的空間，我們中小學本來學習任務(wù)就緊張，教材里的這點東西都恨不得沒有時間細細學完，哪里有時間去教“超綱”的東西？即便有時間，我們也不敢，因為明文規(guī)定不允許。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未來教育局新版的教材里，把你希望的這些東西編進去。 水母聽完這位小學老師兼警嫂的話后，樂了。 同志們，現(xiàn)實如此啊！ 當今絕大部分中國人，連和別人打架，都還停留在“是他先動手”、“是他先罵人”的“法盲”階段。 你要去和他解釋說，“打警察”、“罵警察”的性質(zhì)及后果，是和普通打架不一樣的，他們能明白嗎？他們能理解嗎？他們能服氣嗎？ 你以為有了《妨害公務(wù)罪》甚至《襲警罪》，他們就知道了嗎？ 你去大街上隨便問一個人：您知道中國有“襲警罪”嗎？ 你們猜，知道的能不能超過百分之5？ 咱們再思考一下，在中國，是對于“襲警罪”的宣傳力度大，還是對“預(yù)防電信詐騙”的宣傳力度大？ 是知道“襲警罪”的人多，還是知道“不聽、不信、不轉(zhuǎn)賬、不匯款”的人多？ 但是知道又能怎么樣呢？騙子真打來電話了，該嚇尿還是嚇尿，該匯款還是匯款。 長了眼睛和耳朵有什么用呢？關(guān)鍵是長沒長腦子！ 所以，真正的根子，還是在于從小的教育。 但是顯然，目前要指望教育，似乎又不太現(xiàn)實。 咋辦呢？ emmm... 算了，想想就腦仁疼，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兄弟們！ 哦對了，文章的最后，水母還答應(yīng)了那位警嫂，幫她向教育局反映一個問題，以下是她的原話： 水母，麻煩你向教育局反映一下，目前各個小學的現(xiàn)狀是，幾乎沒有專門教授《道德與法治》的老師。 以我們學校為例，只有1個老師專門教《道德與法治》，但是你想想，6個年級，每個年級10個班級，怎么可能教得過來。 所以我們學校的《道德與法治》，平時都是由語文老師、自然科學老師、音樂老師、甚至體育老師，兼職教。 麻煩水母問一下教育局，他們對于《道德與法治》這門課，尤其是“法治”，是怎么看的。 蜀黍冬季爆款特惠 ▼點擊進店選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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