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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大足之前，心里是有些期盼的。
佛教的石刻看過不少，敦煌的漢晉佛教故事、云岡魏晉的藝術風格、朗勃拉邦的中世紀石刻，都是記憶中美好的珍藏。
于是西行，在山城重慶的雨霧中，尋訪大足的摩崖石刻，隱約中感覺那是一個遠離塵囂的地方。
一路告別的，是城市的繁華和喧嚷，不禁思忖著大足該是個怎樣的一方水土清凈之地。
陪同告訴我說，這是一個值得用三個小時的車程，來細細品嘗的地方。而我卻在想，這片唐、宋時期的宗教摩崖石刻，長期以來就是潛藏在我心中的一個佛教夢想，讓我心生向往。
本來是想看看北山和寶頂山二個最為著名的摩崖，卻因為時間的原因，只能在寶頂山綿綿秋雨的陪伴下，靜靜地徜徉在大佛灣形似“Ｕ”字形的山灣中。
寶頂山造像刻于東、南、北三面崖壁上，依次刻有六道輪回圖、華嚴三圣、佛傳故事、釋迦涅磐圣跡圖、地獄變相、圓覺洞等三十一幅龐大的佛雕群，全部造像圖文并茂，無一龕重復。
石刻以佛教造像為主，兼有道教的造像，屬于石窟藝術的范疇，并且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約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石刻采用圓雕、浮雕、陰雕等形式，輔以其他形式，刻劃不計其數的各種人物形象，以及眾多的社會生活場面，畫面生動、精致，雕刻靈巧、美麗，故事眾多、豐富，而其中更多的故事和我們的生活有關，比如生老病死、善惡色謊、知恩報恩等等……
比起其它地方的佛教石窟來說，更多的講述是我們生活中普通生動的畫卷。
按佛教史籍記載，中國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紀初葉，流行于黃河流域，至公元9世紀初日本僧人空海東傳日本后，在中國漢地漸至衰落。
而寶頂山造像及其碑刻文字，無可爭辯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紀，密宗在四川不僅未見絕跡，而且處于興盛，晚唐時期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創密宗，號稱“唐瑜伽部主總持王”，苦行傳道，弘揚大法。
到南宋中期，高僧趙智鳳承持其教，號稱“六代祖師傳密印”，在昌州大足傳教布道，創建了寶頂山摩崖造像這座石窟史上罕見、完備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場，為中國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頁。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藝術自公元3世紀傳入中國后，分別于公元5世紀和7世紀前后（魏晉至盛唐時期），在中國北方先后形成了兩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紀中葉（唐天寶之后）走向衰落。
而位于長江流域的大足摩崖造像卻在此時異軍突起，從公元9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從而把中國石窟藝術史向后延續了400余年。
此后，中國石窟藝術停滯，其他地方未再新開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為中國石窟藝術建設史上最后的一座豐碑。
中國石窟藝術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石窟藝術都積淀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模式及內涵，以云岡石窟為代表的早期石窟藝術魏晉時期，公元4～5世紀受印度犍陀羅和笈多式藝術的影響較為明顯，造像多呈現出"胡貌梵相"的特點。
以龍門石窟為代表的中期石窟藝術隋唐時期，公元6～9世紀表現出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特點。
作為晚期石窟藝術（晚唐至南宋時期，公元9世紀末至13世紀中葉）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藝術精華的基礎上，于題材選擇、藝術形式、造型技巧、審美情趣諸方面都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鮮明的民族化、生活化、故事化特色，成為具有中國風格的石窟藝術的典范，與敦煌、云岡、龍門等構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國石窟藝術史。
閱讀寶頂山浩瀚的佛教傳承，我最大的感受是那窟“父母恩重經變相”中的知恩者少、負恩者多的題詞，讓人多少產生太多的感慨。
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我們何嘗不是在知恩報恩中，尋找人性的光輝，但是感恩的心情，伴隨著我們對于佛教的理性思考，將生活的命題和佛陀的感知聯系在一起，閃爍著思想的光芒。
也許，這就是大足石刻給予我們的文化傳承。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國民間宗教信仰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重大變化，也是我對于佛教的淺顯認識，而大足石刻作為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產物，便是其重要實物例證。
從秋風細雨中的山路上下來，我流連忘返的心情，因美麗的石窟而變得明朗、清晰，不是因為那些雕刻精美的石窟藝術，也不是因為趙智鳳窮盡七十年的弘法大作，更不是因為尋訪到了我的夢想，而是因為那些佛窟中傳承的文化和文化中的命題，讓我體會到了佛教之外的內在感受。
遠去的是藝術，體會的是人性，這或許才是我此行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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