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清平樂》的熱播，主人公宋仁宗趙禎也被大眾熱議。拜民間傳說“貍貓換太子”所賜，宋仁宗的大眾知名度不低，但個性卻十分模糊。有宋一代，他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天子，卻好像什么事也沒有干，以至于后人評價他“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仁宗之“仁”究竟作何而解？為何朝臣對他的評價極端兩面？他真的是個受人愛戴的好皇帝嗎？
在寬和的政風下，仁宗一朝“群星璀璨”。但事實上，士大夫們對這位好好皇帝并不滿意。
“小打小鬧”何以為仁
作為中國歷史上首位以“仁”為廟號的皇帝，宋仁宗蓋棺論定的“人設”就是仁厚守成之主。有趣的是，翻開史書，雖處處可見北宋官民對這位著名仁君的褒揚感懷，卻很難找出皇帝本人施行過哪些名垂青史的仁善之政。時人和后世對宋仁宗之“仁”的詮釋，通常體現在他個人的道德覺悟上。
明代名臣張居正編纂過一本《帝鑒圖說》，收錄歷代明君賢主的事跡，供當時年僅10歲的萬歷小皇帝閱讀學習。在書中八十余條“圣哲芳規”中，以宋仁宗為主角的就有七條，是宋朝皇帝中占比最高的。不過，這些條目也并沒有強調宋仁宗如何勵精圖治，大多還是在復述他仁愛恭儉的美德，如“后苑觀麥”“不喜珠飾”“夜止燒羊”“納諫遣女”等等。這多少能夠說明，在后世封建統治階層眼中，宋仁宗最值得效法的優點就是生活作風。
宋仁宗的確是個作風良好的皇帝，貴為天子卻能嚴于律己，體恤民生，不怎么講究生活用度。《續資治通鑒·宋紀六十一》記載，某次仁宗宣大臣們來寢宮福寧殿開會，事畢，有人啟奏說，龍榻上的褥墊和帳子都“質素暗弊”，看起來不太上檔次，何不換更好的材質？宋仁宗卻說：“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當然，在封建時代，這可以看作是皇帝在臣子面前的一種作秀，或者說一種敲打。但宋仁宗確實是以不好奢靡出名，遠不只此一項孤例。朱熹的叔祖朱弁在《曲洧舊聞》中，提到了宋仁宗喜歡穿舊衣服：“將遍，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一國之君毫不介意穿補過的袍子，連宮人都笑話了，他還我行我素。有妃嬪實在看不下去，某天早上伺候皇帝梳洗時“私易新衣以進”，偷偷拿來了新衣服，但仁宗并不領情，“聞其聲，輒推去之”。
不光穿的用的力求素儉，吃的也一樣。北宋名士陳師道在《后山談叢》里記載了好脾氣的宋仁宗因為一道菜而甩臉色的故事。有一年秋天，京城市場上出現了難得的海產蛤蜊，內廷尚食局也買了28枚給皇帝嘗嘗鮮。珍奇海味端上來，仁宗先問其價幾何，聽說每枚千錢，很不高興地說道：“我常誡爾輩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于是一口也沒吃。雖浪費了兩萬八千錢，卻通過近臣之口向宮里人吹出了風。
而兩宋之交的學者施德操《北窗炙錄》中收錄的這段經典對話，更是人們稱贊宋仁宗之盛德時的常用論據：一天深夜，禁宮中飄來市井酒樓作樂嬉笑之聲，有宮人羨慕民間的熱鬧，抱怨宮中清冷。宋仁宗回答：“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意思是說，因為宮中不競奢華、冷冷清清，民間才能富足安樂。如果宮里盡日尋歡，那百姓們就該吃苦了。
在宋代各種史料中，諸如此類的記載還有很多：拒絕擴建宮室、不肯拆遷擾民、不許妃嬪戴名貴飾品……似乎宋仁宗一天到晚都在練習如何勤儉持家，而不是琢磨怎么治國圖強。這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身為承平時代的君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宋仁宗確實稍遜雄才，因而那出于天性的“恭儉仁恕”也就成了他最突出的優點。另一方面，在北宋前期的政治體制中，的確也沒有太大的舞臺來讓皇帝表現自己的英明強干。
君弱臣強被迫為仁？
宋仁宗是宋代的第四位皇帝，在一個王朝興衰發展的過程中，這是個難度系數相對低的位置:大環境與制度都趨于穩定，各項建設已見成果，社會各界也都積累了人才，這也是歷朝歷代比較容易出現“治世”“盛世”的一個階段。
那么，在這個時期成為帝國接班人的宋仁宗，面對的是怎樣一套“祖宗家法”呢？簡而言之，就是那句經典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帝國的最高決策權與行政權由皇帝和宰執集團共享，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做出決斷。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北宋一朝，幾乎每個有頭有臉的名臣都創下過和皇帝當面吵架的光輝戰績——畢竟，本朝沒有什么“君為臣綱”，講究的是君臣共治。
這樣的制度，對于一位傳統意義上的“雄主”“大帝”來說可謂災難，但對宋仁宗這種性格平和、硬實力不突出的守成之君卻十分適宜。《論語》云“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宋仁宗的治國之道正是如此，一方面遵循祖宗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一方面發揚個人的良好修為和自律精神，帶頭溫良恭儉讓，營造一派和睦的政風，有時自己受些委屈也不以為意。
比如，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想修開寶塔，諫臣余靖認為此事勞民傷財，《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了他面駁皇帝的樣子，“時盛暑，靖對上極言”。極言，就是滔滔不絕、情緒激動地發言。當時是大熱天，而余靖這個人“素不修飾”，不怎么注重儀表和個人衛生，可以想象宋仁宗在并不寬大的殿內接受這樣一番唾沫橫飛且異味熏天的指責，內心是何等郁悶崩潰。但他沒有任何表示，只是退了朝，回到后宮，才擦擦臉嘀咕了一句：“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面上。”
除了“唾面諫”，還有“牽衣諫”。同樣是慶歷三年，宋仁宗任命夏竦為樞密使，這個職務相當于主管軍事的宰相，是一項重要的人事舉措。然而，詔令一出，廷議炸了鍋，歐陽修、蔡襄等諫官慷慨陳詞，細數夏竦在邊關的“黑歷史”，認為此人德不配位，并對皇帝的用人失考進行了無情批判。宋仁宗一看人情洶洶，頓時沒了主意，又十分尷尬，想趕緊退朝。但他剛站起身子，就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前一步扯住衣袍，面對面爭辯起來。宋仁宗只好坐下繼續聽大臣們的反對意見，當他意識到大臣們的確言之有理，就當場收回了成命。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中國歷史上不乏開明納諫的君主，但像宋仁宗這樣，能屢次包容臣子“無禮行為”的皇帝著實少見。這既是制度的成果，也是仁宗本人性情修養的體現。從大臣們的角度來看，和皇帝的相處之道也很好掌握：對待性格仁厚寡斷之人，哪怕他是天子，態度越強硬、越直接，反而越有效。既然皇帝好說話，說真話也沒有后顧之憂，知識分子們也樂意仗義執言，博個臺閣生風的好名聲。這也是為何北宋一百六十年間，仁宗一朝的文人政治能夠獨具風采的原因。
好脾氣不是一天煉成的
不過，宋仁宗的仁君之路也有一個發展過程，他并不是一開始就任憑大臣們“擺布”的。
比如，明道二年（1033），這是宋仁宗生命中最重要的年頭之一。年初，垂簾聽政十年之久的太后劉娥去世，23歲的仁宗終于親政。年底，他發出了一道令舉國震驚的圣旨——廢除母后為自己娶的皇后郭氏。理由是郭氏善妒又刁蠻，屢次上演“深宮獅吼”，阻止皇帝與其他女子親近，甚至因此抓破了皇帝的脖子。
可惜，同為七尺男兒，大臣們一點都不理解宋仁宗家有悍妻的心情。廢后的詔令才發下去，就有范仲淹、孔道輔等十余名德高望重的臺諫官員“伏閣請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此時，好人宋仁宗性格中的另一面暴露出來——優柔寡斷，不擅長正面解決問題。他選擇了閉門不見，并且聽從廢后派宰相呂夷簡的昏招，將范仲淹等人貶逐出京，理由是他們軟性逼宮的行為“非太平美事”。
一個習慣回避壓力的皇帝，只會遇到更加剛正不阿的臣子。很快，宋仁宗收到一封奏章，來自工部一個年輕的八品小官——日后的名臣富弼。富弼官小口氣大，把宋仁宗廢嫡后、貶諫臣的行為痛罵一通，扣上了一頂頂令人臉紅心跳的帽子：“……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宗之訓，而有廢皇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莊獻、莊懿山陵始畢，墳土未干，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嫡后……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于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后何以使臣！”
忤逆祖宗、不敬父母、寡廉好色、陷害忠臣……時隔千年，也不得不嘆一句富弼簡直吃了豹子膽。更可怕的是，在奏章結尾，他還“威脅”皇帝，因為你不能納諫，朝政敗壞，會使國家盜賊四起，內外皆亂！史書沒有記錄宋仁宗看到這封言辭激烈的奏章后的情緒變化，他的反饋只被概括為兩個字“不報”，也就是不予答復。
一場風暴就此終結。富弼受到處罰和打擊了嗎？沒有。宋仁宗生氣了嗎？或許。但他能夠用修養戰勝憤怒，并且自省，畢竟富弼所言證據確鑿，句句屬實。而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宋仁宗的確戰戰兢兢，尊重規則，很少再做出廢后這樣沖動獨斷的決策，也更加注意維護和言官之間的關系。
作為成熟的君主，宋仁宗對待臣子也有自己的一套。前文“牽衣諫”主角王拱辰，后來又上演了一出“辭職諫”，因為宋仁宗不聽他的意見，他就告假回家，請求降職。宋仁宗無奈，只好依卿所奏，但在召見王拱辰時也對他進行了敲打：“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不能聽為沮己，而輕去以沽名。”意思是說你身為言官，有事說事就行了，不要上綱上線，覺得朕沒采納你的建議就是在壓制你，動不動就以離職要挾，你這不是沽名釣譽嗎。
由此觀之，宋仁宗雖然性格溫吞，心思卻不含糊，把大臣們的想法也揣摩得透透的。但緊接著他又顯示出了寬仁本色，還是鼓勵王拱辰繼續暢所欲言：“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表面上看，這是宋仁宗老好人心態的本能流露；其實，這也是他有意為之的“養士之道”，如元朝宰相脫脫在《宋史》中評價：“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
仁君治國毛病不少
其實，從仁宗一朝諫臣輩出的盛景中，也可以反映出一個現實：國家問題不少，并非清平安樂的盛世，士大夫們對這個“百事不會”的好好官家也不太滿意。其原因，也正是在一個“仁”字上。
拿節儉這一點來說。司馬光曾一針見血地評價宋仁宗“身雖節儉而好施于人”，自己穿舊衣用素帳，卻動不動為身邊人一擲千金，以至于“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因此，雖然宋仁宗自認宮中冷冷清清，但實際每次宴飲“賞赍之費動以萬計”，更別提仁宗后宮的月俸奇高，“比于先朝何啻數十倍矣”。
老好人治家如此，治國也可想而知。用王安石的話說是“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宋仁宗之父宋真宗在位時期，國家歲入可盈余兩千多萬貫，這筆巨款到了仁宗慶歷年間（1040~1048）已經花得不剩什么了，與之相伴的是民間起義不斷，如歐陽修所言“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早在寶元元年（1038），蘇舜欽就上書指責宋仁宗施政無方，“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時，用度不足明矣”，造成“府庫匱竭，民鮮蓋藏”，可亂耗民膏的毛病伴隨了宋仁宗的整個執政生涯，未嘗改善。
這又牽扯出宋仁宗的另一個問題：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他對上書言事者很寬容，也鼓勵群臣力陳時弊，但很多時候，大臣們是拳頭打在棉花上，不吃痛，也沒什么效用。在慶歷初年，蔡襄就提醒宋仁宗切勿“任諫而不聽諫，聽諫而不用諫”，可直到仁宗執政后期，社會積弊嚴重，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呈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呼吁從教育界開始改革，這封被梁啟超稱為“秦漢后第一大文”的萬言書卻也遭遇了石沉大海的命運。
十年之后，王安石在宋神宗時代開啟的變法，針對的正是宋仁宗在位42年積累的問題。《宋史·諸帝本紀》中也毫不避諱地指出，北宋著名的“三冗”危害，與宋仁宗的寬仁之治脫不了干系：“仁厚至極則失之于寬縱，冗員、冗兵之盛倍于前朝，致使官浮于事，兵怯于戰，因循茍且，不思有為，國用日緊，軍民憂勞。”
更糟糕的是，因為皇帝行事優柔，意志不堅，使得“有為之士難以展其報復，辨激巧偽逞其彈訐之志，國士束手，改革難行”。如著名的慶歷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就因守舊派的讒害而中止，與其說是觸動了反對者的利益，不如說是觸動了宋仁宗心里那根易反易覆的弦——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扛得住壓力、能支持改革派臣子行披堅執銳之事的鷹派君主。因此，縱有滿朝濟濟之才，卻只造成了“黨爭日熾，攻訐不止”的局面，而非集眾卿之力富國強兵。
那么，為何宋仁宗的歷史評價最終還是“寬仁”壓過了“平庸”，留下了美名呢？從現存史料來看，在宋仁宗死后數年，包括其繼任者宋英宗在位期間，朝臣們對仁宗絕無溢美之詞，還經常把他的政策當成反面案例。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馬光和韓琦在一次爭論中就直接將冗兵之弊歸罪到宋仁宗頭上，還說他的“御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
然而，到了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后，因為新帝銳意改革，無為而治的宋仁宗成了舊黨們宣揚“祖宗家法”時的最佳榜樣，諸種對仁宗褒美贊揚的言論，包括前文引用的文人筆記，皆誕生于這一時期之間或之后。如多載仁宗“圣跡”的《邵氏見聞錄》，作者邵伯溫站在“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亂”的立場上，自然更認可溫和守成的宋仁宗。而昔日批評仁宗最狠的司馬光、歐陽修們，也一轉風向，說起這位已故之君的好話來，其中不乏前后言論矛盾之處。這一跡象，的確值得后人深思。
總而言之，宋仁宗的“仁”可以有很多種解讀。他是個好人，對身邊人寬容，也謙和自律，手握最高權力卻能尊重法度，為人之所不能為。然而，他又是個濫好人，寡斷少謀，不能成事，雖為自己留下了仁者之名，卻讓他的國家錯過了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甚至埋下了致亂的禍端。不過，人們還是會懷念宋仁宗，不是因為他皇帝做的怎么樣，因為他是個有人情味兒的暖男。（李楚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