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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進拴｜重讀何建明《山神》有感
【郭進拴原創】重讀何建明《山神》有感 何建明說，作為一名黨培養起來的作家，我自豪和慶幸自己幾十年來一直在《講話》精神鼓舞下，努力地為人民創作、為時代謳歌，并且收獲了一些讓人民滿意的作品。 我的創作是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的。30多年來之所以能夠持之以恒、始終如一的在文學道路上不停地奔跑，就是心中總有“人民”二字在鼓舞和激勵著我，為此我必須努力，必須向前，必須把作品寫好，寫人民的作品，寫讓人民滿意的作品。我深知，要想誕生好作品，人民既是我們的引領者、召喚者，又是我們創作好作品的源泉和方向。所以，從我從事文學創作一開始，就清楚地抱定了為人民立言的態度。改革開放初期，關注人民群眾在致富過程中的變革心態與創造力，應當是創作主流。那時期我創作的報告文學《騰飛吧，蒼龍》《中國農民世紀經典》《我的天堂》等，適時地反映了那一段的時代印跡。上世紀90年代后，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隨之而來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多了，那時我推出的反映環境和資源方面的作品如《共和國告急》《天堂》等，及時制止和揭示了一些社會不良問題與丑惡現象。1997年，當我看到中國高校有那么多貧困生出現，發現他們的生存狀態是那么艱難時，我頓時感覺有一種無法放棄的使命。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里，我連續走訪了幾十所高校，采訪數百人，深切地了解到中國教育必須改革的緊迫性，一部名為《落淚是金》的報告文學作品就是在這種心境下誕生的。該作品發表后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引發了全社會關愛貧困大學生的熱潮。這讓我強烈地感受到文學的力量和文學為人民說話的意義。之后，我連續推出《中國高考報告》等“教育系列”作品，都受到高度重視。實踐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文學為人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作家對人民的感情，對人民的感情是一個作家的必備條件和基本素質。只有帶著對人民、對民族和對時代的強烈感情，才能實現我們所期待的文學價值。只要心中想著人民，你的一支筆，就有可能對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一定影響，也有可能改變一個群體的命運。 文學發展史一次次證明，服務人民是文學創作的基本擔當，為人民寫作是作家的根本使命。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強調文藝工作的正確文化立場，強調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深深影響了以后70年的文學創作。我們文學工作者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所進行的一切文學創作，皆是源于對文藝為人民服務目標的傳承。今天，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黨號召廣大的作家要多出精品力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服務。精品力作的力度在哪里？為什么有些作者激情飽滿，作品能引起社會轟動和讀者共鳴，而有些作者寫出的文章則反響平平？根本區別就在于作家的創作立場和服務對象，就在于是否對人民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我作為一名幾十年在文學道路上摸爬滾打的作家，知道好作品不是想要就會來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能吃苦，會用心，有恒心。要想寫出人民滿意的好作品，就必須洞悉人民生活，要把黨和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聯系起來，站在百姓立場上寫作，作品才會煥發出生命力。比如我的《根本利益》就是用文字的形式，呼喚社會對農民給予關注，對官員腐敗問題給予懲戒。再比如《為了弱者的尊嚴》，則是站在執政為民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記述了一位人民公務員的赤誠之心。而面對災難和種種嚴峻現實的考驗，作家如何為人民分擔痛苦和表現他們的奮斗精神，是體現作家心靈和意志的一面鏡子。每每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和諸多報告文學作家一起，總是站在最 前沿，這也讓我收獲了許多寶貴素材，寫出了自己滿意的作品，如“非典”時我寫了《北京保衛戰》；“5·12”汶川大地震時，我三赴震區寫出《生命第一》等等。 身為一名作家，常常對國家和人民充滿火一般的熱愛。30多年來，我之所以能創作出幾十部作品來，就是因為我的心中裝著人民的期待和為人民服務的信仰，這是我的全部動力源。在毛澤東同志《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我們更應該以此精神來激勵自己，不斷創作出精品力作奉獻給人民，為國家和時代發展貢獻 力量。 由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勞動模范何建明創作，《中國作家》雜志社、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百錦城影業投資有限公司、華山論劍傳媒有限公司主辦的長篇報告文學《山神》研討會在北京召開。白燁、汪守德、李炳銀、張陵等專家學者共30余人參加了會議。研討會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丁曉平主持。 據悉，作品由《中國作家·紀實》2018年第1期頭條推出，主人公正是這位被譽為“當代愚公”的山村老書記、老黨員黃大發，并入選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2017年度人物”，這部作品講述了他帶領村民堅持36年開通“天渠”的傳奇故事。為創作這部作品，何建明深入貴州山區，抵達生活現場，并且冒著生命危險，三次走上地處千米之高的懸崖上的水渠。正如何建明所說：“你問我為什么非要走這樣的險路，我認為這是一個作家的基本品質。報告文學作家，無論是寫什么題材，必須要盡可能地抵達現場，離現場越近越好。你能不能在現場得到第一手材料？你能不能親自去感受一下？這是考驗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最基本的素質和最重要的文德。”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何建明的《山神》寫得異常精彩、感人，達到了精深、精致、精美，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思想沖擊力和社會透視力,是作者多年來對于文體探索的一次重大突破與創新。在《山神》這部新作中，何建明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文體藝術探索，場景構建、結構設計、心理描寫、對話敘述等藝術手法信手拈來，將黃大發的傳奇故事的講述推到了極致。主人公黃大發老人只是大山深處一個貧困村的書記，一位普通的共產黨員。將“小人物”黃大發的故事敘寫成傳奇，本身有一定難度，但作者以其多年創作所積累的文學經驗和文學感覺為基礎，在敘事藝術上進行了多種創新。如作者構建了大量場景，以場景敘事塑造英雄人物黃大發。在序言部分“上天的路”一節中，作者首先構造了一個“我”跟隨黃大發走天渠的驚險場景。還運用除“我”之外的他者視角來講述黃大發的修渠故事。在第一章、第四章中，作者分別以當年與黃大發進行深入接觸的兩位水利工程人員黃著文與張發奎為講述者，從側面展開修渠故事的講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以上在故事敘述層面做出的種種探索外，作者還在作品開篇與收尾處予以創新。在全文的開篇部分，作者運用了一個情景式的設問：“如果突然有一天，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你會把自己的命托給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嗎？”在引發讀者好奇心之后，作者將話題引向作品所要講述的人物和故事，將讀者迅速帶入故事。 專家學者一致認為，作為當代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何建明在報告文學文本上的藝術探索和追求，值得我們學界進行多維度的闡述與評價。甚至還有專家認為，《山神》就是中國版的《老人與海》，作者將黃大發塑造成了海明威筆下圣地亞哥式的英雄形象，這樣的報告文學作品正是多年來我們所期待與追求的。 真正的英雄就是在絕望和困苦中依然微笑的人。“山神”黃大發，即是中國背景、中國環境下孕育出的中國式英雄，是正踏上偉大前途的社會發展極盛時期，堅強的、痛苦的、奮斗著的中國勞動者的代表。《山神》開篇即全文的序言部分是典型的散文筆法，描述作者本人跟隨黃大發“三上絕命懸崖”的所見所感。作者毫不掩飾自己攀巖過程中的緊張、恐懼、怯懦，但最終在黃大發的引領下，他戰勝恐懼和怯懦，翻過一座座懸崖峭壁，走到“天渠”的源頭。“序言”部分“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寫的是自己攀巖走渠過程中的緊張、恐懼和怯懦，實際上是以“天渠”之高、之險烘托開渠之篳路藍縷、艱難萬險，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對作者而言，“三上絕命懸崖”更是靈魂的洗滌和精神的朝圣，它在創作主體與客體之間架起一座情感的橋梁，作家與其書寫對象之間建立起父子般的深厚情誼——何建明對黃大發的感情不只是崇仰、敬佩，還有發自內心的愛和憐惜。從敘事角度看，“序”為后文埋下了伏筆、設置了懸念；從表意角度看，“序”既點明了創作主旨——“要將這山神用精氣砍出的一條天渠的故事告訴世人，讓全世界永遠記著中國有這樣一位山神，他用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過上好日子的共產黨人的理想和信仰干成了一件前無古人的曠世壯舉、人間奇跡”，同時奠定了全文低回曲折又昂揚壯美的情感基調，可謂構思巧妙、意蘊豐厚。第七章結尾部分依然采用散文筆法，兼有詩歌的澎湃激情和鏗鏘韻律，字里行間洋溢著勝利的喜悅。氣勢磅礴的排比句、排比段，犀利深刻的設問句、反問句有機融合，將“英雄贊歌”推進到高潮樂章，進一步張揚了黃大發精神的時代意義和恒久價值，在思想內涵和藝術形式上都與序言部分遙相呼應，形成首尾圓融的藝術整體感。 作品的重心是第一至第六章。不同于首尾兩章的散文筆法，第一至第六章大量運用小說筆法處理敘事結構、人物塑造、場景呈現和細節描述，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結構上，作者擯棄了“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的線性敘事邏輯，采用非線性敘事結構，從事件發展的中端落筆。第一章寫的是“他者”眼中的黃大發，通過縣水利局副局長黃著文回顧他與黃大發40年來的往事和交情，鮮明、立體地呈現了“山神”黃大發的個性特征與精神品格。這種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倒錯”，以醒目方式建構了黃大發的“山神”形象，并為下文故事的進一步展開做了充分鋪墊。人物形象“立”起來之后，再按事件發展的自然進程安排敘事邏輯：修渠失敗——外出求學（查找原因）——集資立項——大功告成。 黃大發修渠歷時36年，其間可歌可泣的素材非常多，恰當選擇敘事重點、合理安排簡繁詳略至關重要，否則就有可能流于波瀾不驚、冗長乏味。作者緊緊抓住修渠過程中的五個關鍵節點，以黃大發誓死修渠的主觀意愿和人的主觀意愿難以實現的矛盾沖突為基本敘事動力，在人與自然的矛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個人與集體的矛盾等矛盾沖突中推進故事，塑造人物。書中敘事細致綿密，情節跌宕起伏，語言準確凝練，人物生動鮮活，尤其是場景呈現和細節描寫深得小說美學之精髓，常常恰當妥帖、韻味深長。書中有兩個場景讓人記憶猶新，一個是黃大發去隧道查看“啞炮”的情景，一個是他從工地下來，為因病去世的女兒處理后事的情景。前者臨危不懼、堅定果敢，是山崩于前不退縮的錚錚鐵漢，后者細膩溫柔、悲傷欲絕，是滿懷愧疚和哀傷的慈愛父親。但情感本質都是“愛”，前者是對全體村民的“大愛”，后者是對女兒的疼愛。這兩個場景不僅展現了黃大發情感心理的豐富細膩，更體現了黃大發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的精神。 英國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說：“好的小說，基礎不是別的，而是人物……偉大的作家都是使我們通過某個人物去看他所要我們看到的事物。”老舍也認為：“創造人物是小說家的主要任務。”“創造人物”的關鍵是“貼著人物寫”，即人物的語言、行為、心理必須充分體現人物的性格特征、情感情緒、精神氣質。《山神》不僅濃墨重彩地塑造了黃大發這個農民英雄形象，同時也塑造了一大批與修渠有關的人物群像：妻子徐開美、縣水利局副局長黃著文、縣水利局技術骨干張發奎、年輕的村委會主任張元華、老一輩楊春發等，這些人物雖然著墨不多，但其心性、品質都明晰可感，都在修渠大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沒有把黃大發寫成一個孤軍奮戰的個人英雄，而是凸顯他對周圍人的感召和引領力量，這樣的敘事策略既是對報告文學“真實美學”的尊重，也深諳現實主義小說美學的真諦，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大有裨益。 作為一部講述英雄人物光榮事跡的“歌頌型”報告文學，《山神》何以能產生巨大的審美張力和藝術感染力？關鍵在于作者對報告文學文體形式的積極探索和大膽創新。散文筆法、新聞筆法與小說筆法等多種筆法的巧妙互滲和有機融合、多種敘事視角的恰當選擇與轉換，賦予了《山神》別樣的審美特質和強大的藝術張力。《山神》為新時代報告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山神》擁有精神的高度、生命的溫度、藝術的盎然與振奮，更是人文思想與社會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顯示了仁慈的目光、信仰的力量、勞動者的偉大。 遠在四五千年前，寬廣的華夏大地上九死而不悔的治水英雄大禹，昆侖深處降服妖魔、雄霸一方的女王西王母創世般威嚴、征服一切的故事流芳千古、世代相傳，其中傳遞出的遠古信息，蘊含著中華民族意志力的磅礴內涵，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何建明的長篇報告文學《山神》以他慣有的迅猛之勢，讓我們看到了一位挺立在世界東方，堪與傳說中人神兼具的英雄相媲美的民間英雄。 這位英雄就是貴州大山深處遵義市播州區仡佬族鄉草王壩村的支部書記黃大發。這位英雄，是山的精氣與靈魂的融合體；這位英雄，是凝聚著集體血脈、中國人意志力的戰士。他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不屈不撓，心中惟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讓家鄉焦渴的土地灌上水，讓鄉親們吃上白米飯，讓村里的女孩子用清水洗上澡，讓精壯的小伙子娶上媳婦，不再打光棍。 被何建明稱為“山神”的黃大發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既無大禹強壯威猛的身軀，更無西王母蓬發飄飄、虎齒豹尾的雍容舉止。他個頭矮小，身體單薄。他赤足走在山路上，腳會爛、體會累。他生氣了、失望了，會罵人、會發火。他經歷過失去親人的痛苦、人間少有的慘敗，但卻以超人的毅力、神奇的力量，帶領全村人用了30多年的時間，硬是穿過數座懸崖峭壁，用雙手鑿出了一條平常人看一眼都會魂飛魄散的天塹水渠，將相隔幾座大山的螺絲河引到了草王壩。 陰雨綿綿，大山深處細弱游絲般嵌在千米懸崖之上的那道水渠，在作家何建明腳下一寸寸延伸，水渠的一面傍依著大山山體，一面則是萬丈懸崖。站在山底往上看，“天渠”猶如刻在大山頸部被刀切割成的細線；向前看，又宛如一條系在山腰上的銀絲綢帶，亮晶晶的泉水在潺潺流淌。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又推出了新 作《山神》，講述“當代愚公”黃大發帶領村民歷時 36 年，在千米高的懸崖峭壁上開鑿一條長 達十多公里的人工“天渠”，從此碧水長流，干旱貧瘠的山區面貌得以徹底改變的感人故事。作 品發表之后，人們為黃大發永不言棄的精神深深折服，認為這個“中國硬漢”堪比海明威筆下的 圣地亞哥。其實，讀《山神》，我不止想到《老人與海》中的“硬漢”圣地亞哥，還想到杰 克· 倫敦的代表作《熱愛生命》中的那個瀕臨死亡、垂死掙扎的淘金者，他憑著頑強的意志與 堅韌的毅力，最終戰勝餓狼，在荒原中生存下來。尤其想到法國著名導演雅克· 貝漢的經典影 片《天· 地· 人》三部曲中的“人”——《喜馬拉雅》，想起那個不懼年邁體衰，克服重重困難勇 闖“魔鬼之路”，帶領全村人賣掉鹽巴換來糧食的雪山部族頭領霆雷，他是雪山之子，也是雪山 之“神”，最終長眠在雪山的懷抱，與大地山川融為一體。其實，無論是圣地亞哥、淘金者、老 頭領霆雷等經典藝術形象，還是現實生活中真正的農民英雄黃大發，他們身上都有一種特質：那就是對“人”的主體力量的堅定信念和對困境挫折永不低頭的堅韌意志。生命，就是不放棄自 己！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才能在不可能創造奇跡的地方創造奇跡。“永 不言棄”是他們共同的精神品質，也是人類得以穿過慢慢長夜不斷走向光明的力量之源。鯊 魚、餓狼、雪山、干旱都是人類生存的對抗性力量，從蠻荒的遠古到高科技的今天，人類生存 的對抗性力量始終存在，只不過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瀕臨絕境的生死抉擇是人類隨時都可能 會遭遇的現實處境。在此意義上，《山神》與《老人與海》、《熱愛生命》、《喜馬拉雅》一 樣，擁有了形而上的象征意蘊，散發出超越性、恒久性的藝術魅力。作為當代中國最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曾三次獲“魯迅文學獎”、五次獲中宣部“五 個一工程獎”，八部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連續 5 次入選黨代會“獻禮書”，說他創造了報告文 學的奇跡，一點也不夸張。他對報告文學充滿了摯愛和深情，在他看來，報告文學是講好中國 故事最合適的文體，多年來，他孜孜以求，努力探索以“以優美的文體講述精彩的中國故事”。為了講好黃大發的故事，何建明對自己提出了新要求：“我寫了四十多年報告文學，各種題材 的報告文學我都寫過，但是在寫黃大發這部作品時，我把自己逼到絕路：必須要換一種以前從 來沒有用過的敘述方法，要尋找適合于這個題材的另一種書寫方法，這就是創新和突破。” 《山神》確實實現了創新和突破，這種創新和突破不僅是相對于何建明之前的藝術實踐而言 的，對當代中國的報告文學寫作同樣具有示范作用。每一種文體都有相對穩定的審美特征和核心審美要素，但又始終處于流變之中，即不斷突 破既有文體壁壘，吸納和借鑒其他文體表現手法，拓展原文體自身的內涵與外延，促進原有文 體格局的變化與發展，這種現象就是“文體互滲”。“不同文本體式相互滲透、相互激勵，以形 成新的結構性力量，更好地表現創作主體豐富而別樣的人生經驗和情感。” 《山神》傾注了何建明對人間、對黃大發、對勞動者全部的熱誠與愛。這種愛，是天然的情感，如同黃大發神經系統靈敏之極的感覺，如同黃大發那與生俱來的對生命的尊重，也是只有在艱苦的勞動與創造中才能體會的喜悅。塑造民族英雄人物是報告文學寫作的一大顯著特點，而這種“塑造”又不像小說、戲劇等文體可以運用作者豐富的想象力進行自由虛構。如何將英雄人物刻畫得生動、立體，將英雄故事寫得精美、純美，這對報告文學作家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作家何建明在他四十余年的報告文學寫作生涯中，曾塑造過多個英雄人物形象，而這次，他把寫作的聚焦點放在了貴州大山深處的一位山村老書記、老黨員黃大發身上，用洋洋灑灑的十余萬字講述了“山神”黃大發帶領村民堅持36年開通“天渠”的傳奇故事。 何建明曾在訪談中說道：“我寫了四十多年報告文學，各種題材的報告文學我都寫過，但是在寫黃大發這部作品時，我把自己逼到絕路：必須要換一種以前從來沒有用過的敘述方法，現在看來我做到了。當我們窮盡所有文學手法的時候，我們還要尋找適合于這個題材的另一種書寫方法，這就是創新和突破。”在《山神》這部新作中，何建明拋卻了他一手獨創并運用純熟的“國家敘述”風格，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文體藝術探索，場景構建、結構設計、心理描寫、對話敘述等藝術手法信手拈來，將黃大發的傳奇故事的講述推到了極致。 何建明早在《部長與國家》等作品中就進行過類似的文體藝術探索。學者丁曉原在《何建明：泛政治化的非虛構敘事》一文中談到：“《部長與國家》可能是何建明非虛構歷史敘事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而就其泛政治化寫作的整體看，可能也是以非虛構文學的方式表現重大政治題材最為得體到位的一部。”不過，《部長與國家》中的余秋里是英雄人物，帶有先天的“故事資源”。與“獨臂將軍”余秋里相比，《山神》中82歲的黃大發老人只是大山深處一個貧困村的書記，一位普通的共產黨員。將“小人物”黃大發的故事敘寫成傳奇，本身有一定難度，但作者以其多年創作所積累的文學經驗和文學感覺為基礎，在敘事藝術上進行了多種創新，將黃大發塑造成了海明威筆下圣地亞哥式的英雄形象。這其中對于報告文學這種文體的藝術探索和精美推演，值得其他寫作者好好研習。 在《山神》這部作品中，作者構建了大量場景，以場景敘事塑造英雄人物黃大發。在序言部分“上天的路”一節中，作者首先構造了一個“我”跟隨黃大發走天渠的驚險場景： “我們各自手中拿著一根竹竿作拐杖，而另一只手則撐著雨傘，當時天正下著雨。如果在平地上或者一般的山路上行走，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但現在我和黃大發老人是在千米之上，高懸于絕壁上的那條被當地人稱為'天渠’的堤沿崖子上行走，而走這條'天渠’需過三道絕壁，穿三道險崖，緊貼我身子的左側，即是嶙峋的山體，巖石凹凸不平，令你時時躲閃不及，一個不小心就會撞到腦袋。右邊則是萬丈深淵，雨霧中更顯幽深無底，此時山腳底下的公路，已宛如一根細細的銀絲線。我們的雙腳之間，便是黃大發老書記當年鑿出來的這條令我慕名而來的如今已被鄉親們叫作'大發渠’的天險之渠。” 這是“我”第一次跟隨黃大發老人上“天渠”的場景，透過“我”的驚險體驗，從側面表現了黃大發歷時36年開通天渠之艱難，這也構成了塑造“山神”形象的一個重要部分。 此外，何建明還運用除“我”之外的他者視角來講述黃大發的修渠故事。在第一章、第四章中，作者分別以當年與黃大發進行深入接觸的兩位水利工程人員黃著文與張發奎為講述者，從側面展開修渠故事的講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黃著文說，那是在曬谷場地邊挖的一個桌子那么大小的泥坑，或者在田頭挖個坑，等天下雨，就把雨水積在坑里面，平時人和畜就喝這水。而這樣的水還不是一次就用得的。黃大發告訴我，他們平時吃飯做飯用的，是這坑里的水。洗菜、洗碗用完后的水再做洗臉用，男孩和男人一般抹一把臉就算完事了，女孩和女人才會用洗菜洗碗或洗衣服用完后的水擦擦身子。幾天不洗一回腳，不洗一回臉，這在草王壩的男人中不算丟臉的事……” “我們遇到懸崖時，就找個臨近的山峰上，然后架上測量儀。再由張元華他們十幾個村民，舉著標尺，相隔幾十米一個點、一個點地連成線，直到在對面的懸崖上尋找并確定基準點……這個難度現在聽起來好像并不復雜，可在野外現場，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滋味。別說其他的，光從這邊的山頭到對面的山頭，一上一下，就得花四五個小時！那些都是沒有路的山崖，得披荊斬棘、飛檐走壁呀！” 從黃著文和張發奎兩個人的視角分別講述黃大發兩次修渠的歷程，以講故事的形式代替作者對修渠原因、艱難過程的陳述，大大提升了文本的可讀性。 除以上在故事敘述層面做出的種種探索外，作者還在作品開篇與收尾處予以創新。在全文的開篇部分，作者運用了一個情景式的設問：“如果突然有一天，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你會把自己的命托給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嗎？”在引發讀者好奇心之后，作者將話題引向作品所要講述的人物和故事，將讀者迅速帶入故事。 在《山神》的收尾處，作者運用詩歌一樣的語言，進行迭進式的議論和抒情，將黃大發的精神和英雄形象推到極致。這種運用詩歌方式對時代英雄黃大發進行疊加和拷問式的贊頌，逼迫“我們”對照黃大發這個“神”的形象來審視自己的靈魂。作者在多部作品中都運用了這種“以歌頌形式來進行批判”的方法，這也是作者的一種個人風格。作為當代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何建明在報告文學文本上的藝術探索和追求，值得我們學界進行多維度的闡述與評價。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就是在絕望和困苦中依然微笑的人。何建明浸潤心力寫下的“山神”黃大發，即是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中國背景、中國環境下孕育出的中國式英雄，是正踏上偉大前途的社會發展極盛時期，堅強的、痛苦的、奮斗著的中國勞動者的代表。恰如遠古天真的理想人物、人類童年夢境的神明、傳說中大山的精靈，必將隨著新時代與未來的歷史成為不朽。 何建明并沒有在這部作品中站在道德家、旁觀者的立場去評說這位在他心中占據著父親一樣地位的英雄，而是盡可能使人物與自己的心貼近、與現實貼近、與讀者貼近，不僅使這部作品擁有精神的高度、生命的溫度、藝術的盎然與振奮，更是人文思想與社會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并以文學的純粹，讓文字和故事傾吐內心，顯示仁慈的目光、信仰的力量、勞動者的偉大。 正如著名報告文學評論家李炳銀在《愛和激情的時代記憶——何建明報告文學印象》中寫的那樣： 我在書寫中國當代報告文學史的時候，曾經將何建明劃分在作家方隊的第四方隊中。這個方隊是跟隨以徐遲、劉賓雁、黃宗英等為代表的第一方隊，以理由、陳祖芬、李延國等為第二方隊，以錢鋼、蘇曉康、趙瑜、胡平、張正隆等為代表的第三方隊之后的一支報告文學創作勁旅。這個方隊中還有張建偉、盧躍剛、李鳴生、鄧賢、黃傳會、邢軍紀等人。當然這支勁旅之后還有更年輕的以王樹增、李春雷、黨益民等新的創作方隊。這是一支創作力強盛且持續不斷的雄壯勁旅，是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近3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創造了中國報告文學的輝煌的的隊伍。其創作的實績和影響力，足可以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相比并。是中國當代文化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而會為人們長久記憶。 在這個為數眾多的報告文學作家隊伍中，何建明可以算一個以持續不斷的創作有力地促進和影響了這個文體的重要作家之一。到目前為止，何建明已經有40多部報告文學作品出版或發表，得遍了“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徐遲報告文學獎”等全國各項大獎。是中國作家中唯一一個獲得全國勞動模范的人。人們幾乎很難相信，何建明在早先擔任《新生界》主編、后來又擔任《中國作家》主編、如今又擔任作家出版社社長的他，是何以在繁忙的業務工作之余創作出這么多的作品。人們也許知道，寫小說、詩歌的人，可以借助新聞傳媒獲取信息，結合自己的人生閱歷體驗就著香茗、咖啡在家里寫作。但是，報告文學是“行走的文學”，作家必須深入到現場采訪，必須有對對象的直接觀察、感受、體驗和理解才可以寫作的一種特殊文體。那么，何建明這些年在工作之余寫了這么多的作品，他走的路，采訪花費的時間，接觸和閱讀的資料該有多少。單說《落淚是金》這一部作品，他就走遍了全國40多所大學，采訪的人數在400人以上。為了寫作反映三峽移民的作品《國家行動》，他曾經三下三峽，走一次就是1000多公里，有一天竟然換乘5種交通工具，延續21小時。像這樣幾乎是用全部的生命能量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人，實在是不多的。所以，何建明說：“我的全部愛好和激情皆因報告文學而產生”。他還說：“報告文學作家是要有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當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與自己的職業關聯在一起的時候，你是不可能平靜和有安寧日子可過，我屬于這樣的人。”在我很多地接觸和了解了何建明和他的報告文學寫作之后，我認可他對自己這樣的理解。 報告文學是一種能動地吸收了新聞和文學的特長而形成自己獨有個性和表達及影響力的文學。這種文學在同現實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中發揮自己觀察、感受和表達的特長，直接的參與影響現實社會的進程。報告文學這樣的特性，在何建明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所以，他也自然的被社會和廣大的讀者接受和歡迎。 人們最初了解和接受何建明是從他的報告文學《共和國告急》開始的。1995年時，何建明在國家地質部工作，所以對于全國各地許多地方為了局部和個人的利益，非法瘋狂胡亂開采各種礦產資源的現象理解感受直接深刻，出于對國家負責的精神，他深入各地，甚至是冒死的采訪之后，寫出了這篇令人讀后十分震撼的作品。這部作品，后來獲得了第一屆魯迅文學獎。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在一開始的時候，似乎就有著濃重的國家情懷和對于現實社會的負責精神。這之后的兩部有關教育題材內容的作品，《落淚是金》和《中國高考報告》，就是在關注和憂患現實的教育體制、教育管理和教學方式等內容下寫作的作品。前者為成績優異，但卻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就學艱難的孩子拋灑擔憂傷心淚；后者為每年經歷高考的學生要經歷的也許并非科學合理的高考生活而嘆息！教育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何建明投入到中國教育上的感受和思考，曾經引起了很多的社會反響，對于人們更多的反思和促進中國的教育改革是有很好的啟示作用的。 何建明的國家情懷，還突出充分地表現在對于底層民眾委屈不幸的悲憫和聲援方面。他的《根本利益》和《為了弱者的尊嚴》這兩部作品是很好的證明。在這兩部作品中，作家通過對山西一位叫梁雨潤的紀律檢查干部工作經歷的追蹤報告，非常使人真實具體地感受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不少人們的痛苦、艱難和無助情形。作品在對梁雨潤不懼風險和壓力，本著為黨正名，為民伸冤，為社會樹正氣的目標解決一個個多年積攢的冤案、矛盾等復雜情形，既很好地表現了一個“百姓書記”為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奮斗的精神品質；同時也很真實地表現了陽光下的陰影，表現了底層部分百姓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具有非常現實厚重的內容和情感的沖擊力量。在這樣的作品中，表現了何建明的擔當精神和智慧表達經驗。他將一個復雜的社會內容做了強勢的表現，而且能夠被各方滿意和接受。在我看來，這是何建明報告文學步入成熟的重要作品，也是他躋身報告文學創作名家的標志性作品。 一個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不管在什么時候，都會對社會的前景抱有信心和激情。他不會因為社會昏暗而失去希望，也不會因為輝煌而放棄了憂患。現實社會生活始終是他舞動的舞臺，是他參與表現社會的對象。何建明多年來“行走”在現實社會的許多領域，他用自己的發現、感受表達了很多的社會信息和思考，為這個時代進行了許多很好的記錄。特別不能夠使人忘記的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間，何建明冒著隨時可能被感染的危險，深入到北京的各個抗擊“非典”的現場采訪之后，提供給讀者的報告文學《北京保衛戰》，使人對于這場災難在北京形成和最后被擊退的內在情形有了很多的了解。這部作品，是報告文學為這場災難留下的重要記錄。其中的慘烈表現，精神高度，超常行動，生死搏斗等情景，至今讀來仍然會使人震撼。在今年的汶川51.2大地震發生之后，何建明又是在最早的時候奔赴災難現場的作家之一，隨后接連報告災區驚詫和感人情形的《來自龍門山的報告》、《撤離北川縣城》等作品，自然也是人們了解感受地震現場的真實文學報告。 必須特別提起的是最早用報告文學的手段，報告和描述梁言順的“低成本經濟增長理論”從理論發展為“科學發展觀”的作品《永遠的紅樹林》。這篇作品雖然不很長，只有不到萬字的篇幅，但它因為突出的思想敏銳性和新穎內容，在《光明日報》發表后，不但有力地糾正了某些在對科學發展觀認識方面的偏差，還文學形象地闡述了這個科學發展觀念的理論系統性，對于人們深入地理解和在實踐中貫徹和落實這個理論提供了很好的幫助。報告文學往往是站在社會思想精神和生活前沿的報告，好的報告文學不但可以為讀者提供最新鮮的信息，還能夠為讀者提供鮮活的思想感受和情感內容，是對于人們了解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提供參考，甚至改變和影響人們的社會認識和感受的文學。何建明的這篇作品，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就具有這樣的影響。 這些年來，何建明是很為中國改革開放所獲取的豐碩成果興奮的，他也在自己的報告文學創作中比較充分地表達了這些內容。如果說《部長與國家》報告了余秋里當年作為石油部長，在國家最為艱難的時候，開發大慶，開發石油，為共和國的堅持和發展立下了功勛的情形的話，那么，像《中國農民的世紀盛典》、《男人的美麗男人的夢》、《破天荒》、《臺州農民革命風暴》、《國色重慶》等這些作品，就是在不同的題材對象上對于中國改革的艱難歷史和輝煌的成就給予歷史的追記與真誠的贊美。在這些作品中，何建明在具體的事件中感受改革的進程，在不同人物的動人創造中，表現改革開放對于人們思想認識觀念的改變和創造能力的釋放，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精彩，有太多的激動。而這一切，構成了何建明式的時代文學記憶，必將成為中國歷史的真實側影。 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已經是一種突出的文學現象。這樣的現象是何建明通過自己持續不斷的寫作努力而逐漸形成的，如今很有影響力。他的報告文學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廣播節目，被全國各地的報刊選載或連載，真有點“天下誰人不識君”的情形。這是何建明本人的驕傲和自豪，也對報告文學創作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促進和影響。報告文學寫作，是一種很受限制的寫作，真實性和社會環境對象的寬容、接受程度等，都給作家構成障礙。有不少的作者，就總是蹣跚在這樣的障礙跟前難以超越，就總是在抱怨不自由的過程中艱難地周旋著。但是，真正的高手，是可以超越一切限制的。他們正是在這種超越中顯示出才能的。何建明就可以算這樣的高手，不管多么棘手和重大的題材，它都能夠在舉重若輕的把握中給以簡明流暢和生動形象地報告，使人在快捷的敘述和生動的人物事件故事中感受到對象的豐富獨特內容。何建明的報告文學，是激情的，深沉的，敏銳的，也是明快和豐富獨特的。但是，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在語言表達上似乎還缺少提煉，不少的時候顯得直白和粗礪，缺乏文學的韻味。這也許與他寫得太多，太快又關，也許同對語言的把握體會程度有關。何建明是從新聞寫作轉入報告文學寫作的，新聞和報告文學寫作雖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在表達上還是有明顯區別的。何建明就正處在新聞和文學表達的最后轉變中。他說自己正在“嘗試一種適合現代人閱讀趨向的新的類型的報告文學，節奏快、趣味性強，又可以當作詩體和散文來閱讀”的作品。這樣的追求值得稱贊。但他又說：“但我始終認為，我最好的作品還沒有寫出來”。對他，我們應當有更多、更大的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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