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最為耀眼的明珠，東向瀕臨東海，南向面臨杭州灣，西向與浙江、江蘇兩大經濟強省接壤，長江入海口與他相接，交通便利、地理區位優越，僅憑一座城市之力撐起了統籌協調、宏觀經濟、產業經濟、財政金融、知識經濟、發展環境、發展水平、政府作用8大藍皮書競爭力。 無論是人均財政收入、地方財政收入、對外開放力度、公共服務供給覆蓋度，都在全國屬于遙遙領先的地位。這種光輝輻射了幾乎整個長江中下游平原，與其他區域比如西南、華北、東北、珠三角的中心城市分庭抗禮，甚至還比其中的大多數選手城市略勝一籌。 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無論是城市旅游、求職、求學、求醫、金融投資、個人發展還是更多的方面，其均衡的發達程度總會吸引非常多的人前往定居生活，由此帶來人口結構的穩定維持而無懼所謂的老齡化。 
再加上他本身日益開放的經濟地位和金融與資本的向心聚集現象，對他的地位建構會越來越穩固，上海自近代以來的浮華也會長久地保持下去，難以磨滅。 但是，上海的浮華背后，并非是沒有漏洞的，再華麗的衣裝也有有缺陷的針腳，上海的發展與繁榮自身也并非無縫天衣，作為一個小而精的城市，無論是小還是精，這兩個特點的背后都存在辯證的相反面，也就是某種缺點。以下就給大家詳細分析。 
1、財富結構的劣勢 資本和財富具有階級性和向心性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實際上在目前的上海，所有的浮華都是財富聚集向上翻涌，而不是向下溢出，資本和財富在頭部的積累讓富人們有了充足的剩余來運轉這些資本，去創造出一個龐大的金融市場。 而龐大的金融市場向外進行擴張的同時，會對更多、更全面的功能區和城市設施產生需求，來輔助他們或者是襯托他們的繁榮面目。 金融圈產生了金融民工和相應的大佬圈層、大佬圈層和金融民工們產生各種日常生活需求、教育文娛需求、消費需求、乃至于潛在的性服務需求，包括金融業本身所需要的各種實業經濟和制造業產業的雄厚支撐，都為其核心金融圈加上了一圈一圈的功能區和供應鏈條，使其結構逐漸發達和系統化。 
各項服務的提供日漸成熟，而已然成熟的外商也受到市場需求力度和規模的吸引，而加入到功能區的相互競爭當中，形成一片繁榮昌盛的有機市場現象。 這些成熟的功能區一方面以其提供的成熟甚至是奢華細致的服務吸引著外地消費者流入，而另一方面又以其充足的崗位和就業機會吸引外來勞動人口或新勞動力人口的大波大波地遷入到上海的城市功能輻射圈當中或是附近。 在這個過程當中，初期，可能是資本和財富的發展與積累促成了工作崗位的提供，提高了人們的收入水平，可是伴隨著資本以當下技術條件可進行擴張的剩余空間越來越小，財富上升越來越難，逐漸地馬太效應體現地一覽無余。 財富逐漸在頭部集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我們的生活和消費實際上是被控制在上海這樣一個城市當中動彈不得，富人們卻擁有時刻入侵我們的生活空間的權力和自由，而我們向上爬的方式，因為自由上升的空間所剩無幾，惡性競爭逐漸在同一階層、具有同樣愿望的人中發生，也就成為了人們常說的“內卷”。 
在上海這樣的一個浮華的城市之上，其浮華只是屬于少數人的，而絕大多數都只能是制造浮華卻讓這種浮華不能屬于自己的人，試問，那些建筑工人、普通職員、各功能區的服務提供者哪一個能享受到這種財富的外溢？ 哪怕是那些自詡精英的金融人、白領階層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真正占有者的打工仔，他們對于浮華的享受無非是攢上一兩個月的月薪買一個Prada的寶寶然后回家放上香案供起來，這難道不是一種來自資本與消費的牢籠？ 在上班時間，你的個人自由和時間被資本家要求的生產和勞動占有，你的勞動所得不屬于你自己，你也沒有將自己的自由和意識符合于你的真正工作意愿。 在下班休息時間，你的時間被資本家提供的文娛和奢侈品消費占有，你賺來的錢最終又會以審美、高奢、視覺聽覺味覺甚至是性娛樂的方洄游到資本家的手里，你在上海賺的錢一分也拿不出上海。 這就是上海那華麗的外衣下赤裸裸的現實，這也就是專屬于大城市的孤獨、空虛、狂歡、絕望。 
2、農業機械化水平與工業成本 上海面積6340.5平方公里，截至2019年，數據顯示，城鎮化率高達88.1%，像這樣一個繁華的超級都市圈，除去一些雜七雜八的荒地和濕地保護區之類的面積，其所剩下的農業產業面積真的足夠上海使用嗎？ 現實就是，幾乎不夠。且不說究竟是什么地方供應了上海的基礎農產品需要，畢竟這并不是今天所主要談論的話題，實際上根據2020年版的《中國省域競爭力藍皮書》顯示，上海在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業增加值、工業成本費用率上，是存在明顯劣勢的。 這幾項分別在統計范圍內全大陸32省市自治區的第31名、第31名、第24名，尤其是工業成本費用率，是從上一年度的第8名跌下來的，與此伴隨的結果就是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排名第22名。
我們都知道，工業制造業作為傳統的第二產業，其前提和基礎必然是農產品的提供，無數次歷史實踐證明，工業發展的積累主要來自于與農業間的“剪刀差”，農業的收入和農產品的市場價，是完全趕不上工業產品流通運轉的收入的，而這樣一個“剪刀差”的存在，就是對農業和農業生產者進行剝削的利器。 上海的農田面積本來就相對較小，農業機械化水平低下，幾乎是直接地表明了上海的農業生產效率的低下事實。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較低是因為本身沒有太廣大的農業土地需求去進行機械化，而低水平的機械化又使上海周邊的農業生產率得不到提高農業生產者的收入降低拉低了農業生產者的生活水平。
而很明顯的是，上海政府也沒有著力于去提升這樣一個機械化水平，由此帶來了對地域外的農產品購買的需要，也拉高了工業生產的成本。工業增長值的增長率在全國競爭力排行的跳水式下跌，即從8名滑落到24名，足以說明一些問題。 于是便形成了這樣一個尷尬局面：上海內部的工業制造業和農業之間的“剪刀差”不利于農民生產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向外部拉動農產品供給的交通運輸和儲存保險成本又提高了工業費用成本率。 因此帶來的上海農業生產部門的萎縮又不能給農業生產機械化以實際動力，形成了一套越陷越深的惡性循環，使人身在其中難以自拔。
3、調整城鄉消費差距的落空 剛剛我們提到，上海主要存在著農產品部門萎縮和財富與資本向上累積的兩大社會問題，而城鄉居民二元格局問題的凸顯化，則是前兩者共同引發的一個更大的社會議題。 簡單來說，城鄉二元格局指的是城市因為戶籍政策、財政政策、政治政策的多方面的優待，其現代化率和城市服務設施的發展都處于一個相當高的的水平，而且也城市功能也足夠全面和發達，因其交通便利，橫縱覆蓋面廣，上海這樣的城市尤其如此。 而對比那些鄉村社區，因為一度缺乏政策上的優待和資本市場的重視，便持續處于一個逐漸沒落和落后破敗的局面當中，而且伴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當中已經遠不需要那么多的去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
因此這些剩余人口，也就是剩余勞動力，會理所當然地大量從分散的地方集中性地流入到城市之中——這些新鮮的勞動力會拉動城市本身的進步。 而鄉村社區則會伴隨著人口的流失，逐漸地出現鄉村社區人口年齡結構失衡、人口空心化等問題，并不斷產生沒有成年人照顧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從而為社會帶來很大的保障負擔。 而且這些留守兒童因為其隔代家庭環境和經濟條件，往往很難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他們長大后也會同他們的父母一樣，去城里打工，留下上一輩已經打過工的父母和與他們童年同樣是留守兒童的孩子，由此制造著貧困和留守兒童的代際循環，難以斷絕。 更何況上海作為一個發達地區，僅僅把你的資本與財富全部集中在工業與制造業和第三產業里，而對農業人口的分配的忽視屬實是不應該的。
如果一個無論是戶籍還是居住地都本屬于這座城市的農民，卻得不到一個自詡“足夠發達”的城市的任何福利分配，乃至其“城鄉發展調控”這一單項在《藍皮書》里直接被列為上海可持續發展的劣勢項目。 不過我們也要認識到，上海農業從業人口的商品房擁有率已經在30%以上，已經超過全國平均值的10.1%，但是這些商品房擁有率的提高也僅僅是市場購買的財富初次分配行為，上海政府在主動調控城鄉差距方面仍然是不足的，排位在全國范圍內的第26名。 更何況上海城市里不僅有上海本地的農業人口，還有更多的是外來的務工人員，而上海，幾乎吸納了整個長江中下游流域，包括其他區域的農民工人口，他們被困在城市里，他們的數據卻被排除在對上海的統計之外，這是一種不公平的被迫沉默。
城鄉二元格局的面貌，而這樣一種面貌在上海這樣的超一線城市里，也體現得同樣明顯。就比如，在去上海野生動物園和迪士尼公園那一路上，你能說那些破敗、空曠的鄉村面貌與其他三線城市會有的城郊面貌有什么區別？ 更不要說如同“這里的中心是上海”“我們離上海很近”這類話語，對這些上海農郊地帶的農村社區人口有任何的實際意義嗎？實際上是幾乎沒有的，他們就是上海浮華的表象之下，另一類被埋沒的人口，被遺棄在那里而越來越孤獨。 他們既沒有奢靡的消費，也沒有996的生產，是整個社會里最缺乏話語權大環境的人群之一，盡管這些農民工確實已經得到了工作，但上海給他們提供的工作遠不足以彌補這其中的差距。 他們穿梭在五角場的建筑之間，無論風雨都在工地與休息區之間兩點一線，上海這座城市不屬于他們，他們在上海的政府調控力數據里，也同樣沒有位置。
4、職業學校畢業生數與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比例的對比 說起來也是上海作為一座教育發達的超一線城市的特別現象，那就是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比例遠遠比職校畢業生人口要具有規模優勢，也就是上海的整體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被大規模的頭部院校畢業生拉得很高。 兩者間的差距有多奇怪？職業學校畢業生數排位27，大專以上占比的全國排位卻高居第2名，簡直就是個倒三角金字塔。 這種奇怪的逆行三角會帶來什么后果？這些高等院校出身的畢業生，會擴充這座城市里的白領、金融、技術崗、行政崗、法律公關精英，可是伴隨著這些腦力勞動就業規模的擴大，體力技術勞動崗位的就業將會十分缺乏。 盡管上海有意挽留制造業產業為金融行業的發展做好鋪墊和靠山，但依然抵擋不住越來越高的受教育水準往腦力勞動崗位擠，而體力崗位會因為職校畢業生的減少而備受冷遇。
而職業學校畢業生的缺失，準確來說，他們是在流失——上海內已經缺乏充足的技術人口去補充實業制造業的需求，與其他的城市剛好形成了逆差，幾乎是除了北京以外，第二個需要擔憂實業流失的城市。 可見的未來是，這樣的趨勢很可能會讓上海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空心化、變成一座空中樓閣，制造業向外轉移并提高了交通所花費的成本。 而這一切都來自于這個神奇的現象——學歷金字塔頂端的人口占比居然比下層的占比還高，這個現象放眼全國除了北京就是上海，為什么上海的既來的競爭力高于北京？就是因為上海還保留著充足的實體制造業，而北京的可持續發展已經在這種奇特的比例下已經出現競爭力下降的隱患了，上海又該何去何從？
雖說很多城市已經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上海依然處在這么一個轉型升級的緊張階段，如果受教育結構和就業意愿結構沒有得到及時的調整以及產業結構轉型的匹配、產業本身的升級化改造，就會面臨“結構塌陷”的危機。 上海當前華麗的外表之下，其實面臨著很多的問題，在資本上升的空間所剩無幾的時候，在人們逐漸陷入惡性競爭的內卷牢籠的時候，從他們的自身境況出發，會開始產生“我們要怎么活”的思考，產生在GDP過熱之后冷靜下來對社會公平問題的實質思考。 我們不妨撕下上海這座城市的鎏金華美的外殼，去看看其實質，或許里面滿溢出來的都是人們燃燒年輕精力的疲累黑煙，或許上海本質上就是一個煤火日夜不息的鍍金大鐵爐子，但是，我們依然要去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一個能促進“中國城市化下一步該走向何方”思考的新現實。
這種反思或許是痛苦的，或許是要經歷幾代人對社會的大換血，但我相信，上一輩人，也就是70、80后用他們的拼搏與對財富的純粹追求創造出來的GDP輝煌，我們這一輩人、下一輩人，即90后、00后也將會在上一輩人的基礎之上，創造出一個更新的社會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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