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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紅專 杭州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院長，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小學管理及教師教育。教育部中小學校長國家級培訓專家。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多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摘要：教育家辦學并非個人辦學，而是教育家型校長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名師實現共同教育理想的過程。經亨頤人格教育的產生包括萌芽、形成和擴散三個階段，其生成機制主要是：共同追求的教育理想、親和無華的人際關系、氣息濃郁的文化氛圍、學界前輩的提攜鼓勵、自由寬松的學校管理，其思想體系包括經亨頤對人格教育的闡釋和名師們的個性化表述。回顧與分析經亨頤人格教育思想與實踐，以期對當今倡導教育家辦學有所啟示。 關鍵詞：經亨頤；人格教育；生成機制；思想體系；啟示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民國時期10所著名中學辦學特色研究”(18YJA880095)階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來，“教育家辦學”已在全社會形成共識，而此前對教育家辦學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家本人。其實，教育家辦學并非個人辦學，而是團隊辦學；成就一所名校的輝煌是教育家型校長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名師追求共同教育理想的過程。以近代教育家經亨頤為核心的人格教育思想與實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本文將從教育家辦學的視角，對經亨頤人格教育的產生、生成機制和思想體系進行考察，并提出對當下教育改革發展的借鑒意義。一個有影響的教育家群體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條件，但有兩個必要條件[1]:一是有凝聚力的領袖人物，二是有號召力的共同目標。以經亨頤為核心的教育家群體(當時的名師后來都已成為教育家)的形成顯然是符合這兩個條件的。經亨頤擔任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和浙江教育會會長多年，系浙江教育界的核心人物，是一個具備人格魅力和凝聚力的教育領袖。在20世紀初動蕩的社會現實、軍閥政治和封建惡勢力對教育的干預摧殘大氣候里，當時經亨頤提出的“純正的教育”“人格教育”很容易與一批有信仰追求的名師一拍即合，成為大家的共同追求，他們自然而然也就聚集在一起。經過深入考察，經亨頤人格教育的產生分成三個階段。經亨頤擔任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簡稱“浙江一師”)校長長達8年，在此期間，他極力倡導“純正的教育”,積極踐行人格教育。人格教育發端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等歐洲國家。經亨頤提出人格教育主要針對的是舊中國束縛個性、摧殘人性的封建舊教育，要求教育上的民主和自由；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授當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養，訓練則以兒童為中心。經亨頤對人格教育的內涵作了全面的闡述。他說，“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夫人格者，多數人之格，即為人之格式也”;“人格者，一方面為自立的、個人的，他方面為協同的、社會的；相互實現，漸漸發展者也。為人格而有社會，為社會而有人格，猶非中肯之談。惟人格實現，同時社會進于洽善”[2];“今后之教育，不得不有人格的交際，須以教師之主觀與兒童之主觀相接觸，方合人格教育之旨趣”[3]。經亨頤主要通過實施“四項改革”(文學革命、民主治校、教員專任、試行學科制),搭建“四個平臺”(校友會、運動會、遠足會、明遠學社)來推進人格教育。由此，學校辦學取得了巨大成功。“五四”運動前后，浙江一師聲名鵲起，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由于受1919年“一師風潮”的影響，經亨頤離開了浙江一師并辭去浙江教育會會長職務。為實現自己的中學教育理想，他回上虞老家力勸富商陳春瀾捐資20萬元創辦私立春暉中學。在他的“純正教育”和“人格教育”思想感召下，一批名師碩彥從全國各地趕來，匯聚春暉中學，一時間群賢畢至、盛極一時，從而標志著人格教育的基本成熟。人格教育的核心人物是經亨頤校長，主要追隨者有夏丏尊、豐子愷、楊賢江、朱自清、朱光潛、匡互生、劉熏宇、劉叔琴等，見表1。其中，夏丏尊被譽為浙江一師的“四大金剛”之一，深得經亨頤的信任，是經先生辦學的得力助手。由于經先生本人社會兼職和活動較多，他將春暉中學的事務委托給夏丏尊辦理。豐子愷和楊賢江是浙江一師的優秀畢業生，深受經亨頤人格教育思想的熏染。朱自清和朱光潛平時與夏丏尊就有頻繁的學術交往，匡互生和劉熏宇則是夏丏尊在湖南一師任教時結識的朋友，他們四人都是在夏先生的牽線下與春暉結緣的。劉叔琴曾留學日本，與經、夏相識。
春暉中學的創辦曾在全國教育界引起轟動，四面八方的學子紛紛前來就讀。它在教育教學和學校管理等方面都有不少革新之處，開一時風氣之先。春暉中學堪稱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鄉村辦學的“經典之作”,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教育界有著“北有南開，南有春暉”的美譽。然而，早期春暉中學的輝煌并不長久。1924年深冬的“氈帽風波”激起了師生的公憤，一批名師如夏丏尊、豐子愷、匡互生等相繼離開春暉中學，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也尾隨而去。1925年2月，由匡互生發起，豐子愷、朱光潛、夏丏尊、劉熏宇等人重聚上海，聯合以陶載良為首的上海公學部分師生，集體創辦“立達中學”(后改稱“立達學園”)。春暉中學名師團隊的全班人馬幾乎全部集中到了這里。匡互生提出的立達中學的辦學宗旨是：修養健全人格，實現互助生活，以改造社會，促進文化[4]。具體而言，“修養健全人格”是偏于個人方面，也可說是立己達己的事；“實行互助生活”是偏于社會方面，又可說是立人達人的事；“修養健全人格，實行互助生活”是立達的根基；“改造社會，促進文化”是立達的結果。四句宗旨是相互關聯的，不能把它割裂開來。要之，立達要使學生成為一個人，成為一立達的人。匡互生既是立達中學的創辦者，也是立達中學的堅守者，并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雖然辦學條件極其艱難，但在匡互生等人的苦心經營下，數年間，立達中學即與黃埔軍校齊名，并稱“文武雙雄”:“武有黃埔，文有立達”。在人格教育的生成過程中，經亨頤校長的教育理念、人格魅力是重要因素，也與學校的文化氛圍、管理模式等密切關聯。除此之外，私立中學能夠提供比較優厚的經濟待遇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如朱自清之前任職的溫州省立第十中學每月薪水僅30元，而春暉中學專任教員第一年的年薪為700元[5]。追求“純正的教育”,是經亨頤一生的教育理想，也是春暉名師們共同的教育理想。共同的教育理想把他們凝聚在一起。夏丏尊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純正之人”。他一生堅守平淡，遠離政治，“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于教育的”[6]。他對中國的實用主義有過深刻的批判：“近來學店式的學校到處林立，有人以為學校漸趨商業化了，深為惋惜。”[7]他在“春暉的使命”一文中呼吁：“豎了真正的旗幟，振起純正的教育，不是你所應該做的事嗎?”[8]。朱自清先生原本不是一位教育家，但對教育的理解卻高于一般教育家所能達到的水準。他強調：“至少學校是'目的國',才有真教育可言!”[9]他認為，無論是校長還是教師，都應當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否則的話，不僅不利于學生的“發榮滋長”,而且還會“兩敗俱傷”。為此，他大聲竭呼，“我斥責那班以教育為手段的人!我勸勉那班以教育為功利的人!我愿我們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為信仰的人!”[10]數學學了有什么用?對于學生這樣的疑問，劉熏宇先生回答道：“做學問只為做學問，'為科學而學科學','為藝術而學藝術',是別無目的的，摻進了別的目的，尤其是用，終不能得到真正的科學或藝術”[11]。可以說，這也與“純正的教育”理念一脈相承。春暉中學較為豐厚的物質待遇為教師們解除了后顧之憂，親和無華的人際關系更是避免了人世間無為的紛爭煩惱。大家在一起工作用不著顧忌和防備，更多是尊重和信任。親和無華的人際關系源自于“同志集合”。經亨頤認為，辦好私立學校的條件之一，“希望有安心的教員”[12]。對此，他頗有信心，因為“本校教職員是同志集合的”[13]。夏丏尊談到春暉的使命時也強調：“你無門無墻，組織是同志集合的。你要做的事情既那樣多而且雜，同志集合，實是最要緊的條件。你不該從此多方接引同志，使你的同志結合在質上更純粹，在量上更豐富嗎?”[14]學校還建造“村舍式教師居屋”,使得教師們集居一處，具有大家庭的感覺，彼此更加親近融洽。在這里，教師之間沒有“門戶”之見，像家人一樣和諧。春暉的學生純正質樸，師生之間也無“心墻”之隔，像朋友一樣相處。朱自清到春暉教書才半個月，“覺甚是親密”,感到這里有“真誠”。更令人難忘的，夏先生還“好客如命”。正因為如此，白馬湖畔的歲月是朱先生“一生中難得的愜意時光”。雖然朱光潛在春暉不到一年，但回憶起來，覺得“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15]。春暉教師們經常聚在一起吟詩論畫，交流學問；也經常在一起飲酒品文，抒發感情，真可謂“春光迎得同心友，大好湖山詩畫緣”。這里沒有文人相輕，而是文人相敬。經亨頤先生也感嘆到，“山間得同心”[16]。春暉中學地處上虞白馬湖，此地湖光山色，如入圖畫，可稱辦學勝地。學校濃厚的文化氛圍更是深深地吸引著教師們，這里不僅是工作生活之地，也是心靈棲息之地。春暉中學自然美與人文美相和諧，是“一致的美”。這里不僅“紅樹青山白馬湖，雨絲煙縷兩模糊”;而且學校房屋的格式、布置也是疏散有致，就是里面的用具，也無一不顯出“巧妙的匠意”。人們徜徉其中，常常流連忘歸。校園內有眾多的名人題詞，如經亨頤題寫的“春暉中學”校牌，著名書畫家、詩人陳衡恪(師曾)題寫的“白馬湖圖書館”,學界泰斗蔡元培題寫的“春社”,李叔同自書的“晚晴山房”等。這些名人題字，令人駐足沉思，肅然起敬。經亨頤住的房屋取名為“長松山房”(為木當作松，松寒不改容。我愛太白句，居亦曰長松。),夏丏尊住的房屋取名為“平屋”(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東西都有大的涵義。),豐子愷住的房屋取名為“小楊柳屋”(千條萬條細柳，條條不忘記根本。),這些房屋的取名富有文化意蘊，體現了主人為人和為學的品性，令人有所感奮和激勵。春暉中學并不刻意要求教師的資格經驗，強調“于資格經驗而加以發表研究”,“任免教員之標準，即能勞動、能研究二語”[17],鼓勵教師做“教育家”而不做“教書匠”。學校建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還自辦《春暉》半月刊(起初夏丏尊任主編)。在“學術文化”的熏染下，教師們積極進取，潛心研究，成果迭出。除經亨頤和夏丏尊外，其他人當時大多三十歲不到，事業正處于起步階段，還沒真正成名成家。年輕教師的成長離不開經亨頤、夏丏尊兩位學界前輩的引領、提攜和鼓勵，尤其夏先生更是這個群體的核心和靈魂，正如豐子愷所說，“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18]。夏丏尊以身作則，潛心治學，是引領教師成長的身邊榜樣。在承擔學校繁重工作的同時，他完成了一項影響幾代人的“工程”——翻譯了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小說《愛的教育》。該書連出三十余版，盛銷不衰，轟動全國。夏先生淡泊名利，甘當“人梯”。春暉中學國文教師原來只有夏先生一人，但他卻沒有絲毫的顧忌，聘請年輕且才華橫溢的朱自清和他一起教授國文，而且請他教比自己高的年級。他向學生介紹說：“朱先生年齡比我輕，但學問比我好，上學期我已介紹幾篇他寫的文章給你們看，不是都覺得很好嗎?現在請他教你們這一年級，我仍然教一年級。”[19]夏先生積極鼓勵青年人成長成材。在一次校務會議上，豐子愷對那些垂頭拱手而臥在議事席上同事的倦怠姿態印象頗深，回家后用毛筆把會上的印象畫了出來，并貼在門后獨自欣賞。在夏先生的鼓勵下，豐子愷才開始大膽創作。夏丏尊在其第一部漫畫集序言中寫道：“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于我的慫恿。”[20]朱光潛原先只發表過一些教育論文，到春暉中學后，由于夏丏尊等都愛好文學，無形中受到影響，開始學習寫作。他的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就是在夏先生等鼓勵下完成的。由此，朱光潛也發現了自己說理文寫作的優勢。后來，他游歐期間，就把當時的感觸隨手寫成書信，這就是曾風行一時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經亨頤先生創辦春暉中學，力求“與時俱進”,“一洗鑄型教育之積弊”,管理上變專制為民主，制度上變機械為靈活，內容上變陳腐為清新，真正把學校辦成革新中等教育的“試驗田”。自由寬松的學校管理極大地激發了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學校自訂學則，自設課程，自選教材，推行學分制。教師擁有極大的教學自主權。朱自清選取國文課的教材開始都是白話文，多數選自《新青年》等進步刊物。他似乎感到有點單調，后與學生商量后，選定了《虞初新志》(明末清初中國文言短篇小說集)和《白香詞譜箋》(被稱為“詞學入門第一書”)作為教材，前者主要培養小品文寫作的能力，后者則有助于今后欣賞和詩詞寫作。朱光潛英文功底扎實，教的又是程度較高的B組，就嘗試采用直接教學法。他課堂上用全英語講解，使生活在偏遠鄉村的學生感到既新鮮又害怕。劉叔琴認為，公民科不能專靠教科書，時常要到社會中去觀察體驗，而旅行是行施設計教學法的好機會。他組織學生赴普陀山開展為期一周的“秋季旅行”,并提出途中涉及公民科的20個重要問題。1925年，朱自清結合自己在春暉中學等長達5年的教學實踐，在分析研究當時胡適、夏丐尊等人觀點的基礎上，對中學國文教學問題作了系統總結。這篇名為《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的論文在《教育雜志》(近代中國辦刊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教育專業期刊)上發表，奠定了他的語文教育觀的基礎。人格教育的思想體系十分豐富，既有經亨頤本人對人格教育的闡釋，也包括夏丏尊、朱自清、豐子愷等名師的教育理念或主張。而名師的教育理念或主張則是他們在追求共同教育理想的過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體現為一種個性化的表達。人格教育的思想基礎是“純正教育”。經亨頤指出：“教育為純正之事，教育者為純正之人。”[21]他借孔子之語，認為純正教育的要旨為八個字，即“因材施教、因時制宜”,“因材施教，對于人性取自然主義；因時制宜，對于時局抱中立主義”[22]。經亨頤純正教育思想的源頭可以追溯至盧梭。經亨頤以盧梭為“精神導師”,信奉他的“自然教育”理論。經亨頤不僅借鑒了西方人格教育學說的基本主張，還結合中國國情和時代潮流，對人格教育內涵進行新的闡釋，主要精神如下：力主學校應以人格養成為主旨。“求學何為，學為人而已”[23]。“凡學校皆當以陶冶人格為主”[24],人格就是“做人的格式”。認為師范學校即“人格修養學校”,以“勤、慎、誠、恕”四字作為浙江一師的校訓，“平時訓練，即以此四字為歸。”[25]健全的人格應該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不僅要注重對學生的智力訓練，也應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養。在訓練方法上，注重尊重學生人格，提倡“自動、自由、自治、自律”,即要使學生有自發之活動、自由之服從、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為，反對強迫命令和他律束縛。強調職業陶冶僅能治標，人格陶冶才是治本。認為教育是一門高尚的藝術，教師是藝術家。教師和學生之間最為重要的是人格交際和磨礪，當教師之人格與學生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間”,即教育效力之所在。“教師之任務，與其為冷的科學的法則施行者，無寧為以有血有肉、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兒童、形造兒童之人格之藝術家。”[26]主張教育者須具備高尚品性，以改造文化、增進文化為己任，反對聘用“因循敷衍，全無理想，以教育為生計之方便，以學校為棲身之傳舍”[27]的庸碌之輩。認為藝術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從美的角度而言，以養成鑒賞力為目的；二是從經濟的角度而言，以養成制作力為目的。注重藝術教育對人格的陶冶，即藝術作品對人“直觀之陶冶、趣味之養成”的作用。主張普通教育“宜以鑒賞為目的”,“制作不過手段，鑒賞乃為目的”[28]。倡導“美感教育”,即“他人不以為美者而我能感覺以為美”[29],這背后必然有相當的人格作為支撐。認為“藝術教育之所謂美，非狹義之美，與人格有密切關系者也”[30]。夏丏尊認為，真正的教育是充滿情愛的教育；沒有情愛，就沒有教育。在《愛的教育》一書的序言中，夏先生指出：“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31]。他認為，實施“愛的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人格感化。真正的教育需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教育者必須有相當的人格，被教育者方能心悅誠服，僅靠規則是不夠的。他強調：“人格恰如一種魔力，從人格發出來的行動，自然使人受著強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話，因說話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32]豐子愷提出了一個廣義的藝術教育概念：“藝術教育，是全般的教養，是應該融入各科的，不是可以機械的獨立的，也不是所謂藝術科的圖畫與音樂能代替的”[33]。在豐子愷看來，藝術教育不是音樂美術課，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全般的教養”。這種藝術教育觀打破了當時人們對藝術教育的偏見，還藝術教育以真實的面貌。他指出：“一茶一飯，我們都能嘗到真味；一草一木，我們都能領略其真趣；一舉一動，我們都能感到其溫暖的人生的情味。藝術教育，就是授人以這副眼睛，教人以這種看法的”[34]。總之，藝術教育就是要激發人的這種“趨美之心”,教人這般的“藝術的生活”。朱自清指出：“教育者須對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對于他的上帝一樣；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教育者須能犧牲自己，任勞任怨”[35]。只有這樣，才能把教育做好；只有這樣做出來的教育，才是純正的教育。教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36]。他還認為，教育的價值是培養健全的人格，要讓學生做“一個堂堂的人”。“為學”和“做人”應當并重，如人的兩足應當一樣長一般。如果太“重視學業，忽略了做人”,學校就成了“學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行遠的”。還有楊賢江的“全人生指導”以及匡互生的“感化教育”,可以說也是一脈相承的。楊賢江指出：“一個人要過圓滿的生活，應當有強健的身體及精神，有工作的智識及技能，有服務人群的理想與才干，有豐富生活的風尚與習慣”[37]。匡互生倡導并積極實踐感化教育，用愛來教育和感化學生。他十分關愛學生，實行身教重于言教和耐心說服的人格感化教育。綜上，在人格教育的思想體系中，經亨頤與名師的教育理念是貫通的，名師間的教育理念是關聯的。一方面，“純正教育”是充滿情愛的教育，也就是“愛的教育”;“純正教育”是無功利的教育，也就是“有信仰的教育”;“美的教育”是廣義的藝術教育，也是“人格教育”;“全人生指導”來自于“人格教育”;“感化教育”是“人格教育”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有信仰的教育”內含“愛的教育”,“全人生指導”包含了“美的教育”“愛的教育”,“感化教育”的基礎是“愛的教育”等。當下，我國教育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而高質量發展凸顯教育思想的重要性。要聚焦教育發展的核心要素，強化思想辦學和價值引領，以避免失去靈魂的卓越。高質量發展需要繼承和發揚人格教育思想。人格教育思想與眼下所倡導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一脈相承。要堅持人格為先，五育并舉，努力把學生培養成人格健全、和諧發展的人。沒有愛就沒有教育，要倡導“愛的教育”。好教師要有仁愛之心，要愛心澎湃，以愛育愛。沒有信仰就不成其為教育，要倡導“有信仰的教育”。理念信念是好教師的不竭動力，要自覺抵制功利思想的侵蝕，回歸教育本源，不忘初心使命，強化責任擔當。求美和求知同樣重要，要倡導“美的教育”。美育是審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靈教育；要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陶養感情，滋潤心靈。教育是人格與人格的對話，要倡導“人格育人”。廣大教師要按照“四有”好教師標準，注重自我修煉，完善自己人格，以強大的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學生，做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名校發展的歷史表明，校長辦學不是孤軍奮戰，而靠團隊協作，本質上是集聚一批名師實現共同教育理想的過程。名校長往往依靠自身的教育理念及人格魅力打造了一支精良的名師團隊，逐漸形成辦學特色和品牌。例如，春暉中學以經亨頤為首的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等名師團隊，南開中學以張伯苓為首的喻傳鑒、老舍、范文瀾等名師團隊。近年來，從教育部到各省(包括直轄市)都紛紛出臺了教育家型校長培養工程。但現有的名校長培養模式都是基于校長個體的。我們要創新名校長培養理念，從“個體模式”走向“團隊模式”。要把名校長培養與名師培養、名校建設捆綁在一起，實現協同發展。要加強名校長帶領的名師團隊的培育，創建學習型組織，提升其核心競爭力。通過名師團隊建設，形成更多的教育門派，營造更優良的教育生態，從而促進我國基礎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教育家辦學及其教育思想的生成需要適宜的外部環境和文化氛圍。近代教育的改革，呈現出多樣性的改革路徑。例如，上海黃炎培以一個“改革家”的氣魄走了一條“社會改造”的道路，浙江經亨頤以一個“思想家”的智慧走了一條“人文教育”的道路，江蘇郭秉文則以一個“科學家”的精神走了一條“科學研究”的道路。黃炎培“海派”的開放、經亨頤“浙派”的細膩和郭秉文“蘇派”的嚴謹，顯現出不同的地域與文化風格。我國地廣人多，文化豐富多樣。教育事業發展不能“一刀切”,要避免出現“千校一面”的不良生態。尤其是，在基礎教育從外延發展轉向內涵發展的過程中，更要積極鼓勵各地在遵循教育規律的基礎上，善于結合地域文化辦出特色和水平。要把每所學校辦成有特色，把每地教育辦成有特點，進而形成優質化和多樣化并重的高質量發展新樣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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