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地區的文化中心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鄒魯地區因殷及東夷文化的豐碩遺存、更因獨受周文化之厚賜，從而形成了濃郁的文化氛圍，產生了震古灼今的儒家學說和諸如孔、孟等歷史文化巨人，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儒學的發源地，鄒魯以魯產孔子、鄒產孟子而著稱于世。2500年前，中國大地普照著同樣的時代陽光，而儒學的燦爛之花卻偏偏盛開在鄒魯地區，這是有其中原因的。

鄒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的文化，是融會了周文化、殷文化和東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后來居上。到春秋時期，鄒魯地區便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    

魯國早在立國之初就有著比其它諸侯國更加優越的地位，這是促使鄒魯地區后來成為中國思想文化中心的一個重要因素。

首先，魯國在各諸侯國的位次排列順序上居于首位。周代各諸侯國的位次排列順序稱作“班”或“周班”，由于這是周天子“為班爵、貴賤以列之”，體現了親疏、貴賤、上下的差別，是周代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所以受到重視和維護。《國語· 魯語上》 明確記載“魯之班長”，說明魯國的地位非同尋常，是其它諸侯國所不能比擬的。

其次，魯國待遇優厚，享有特權。據《左傳· 定公四年》 記載，魯國受封時得到了“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 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管司、彝器”。其它封國雖“亦有分”，但都沒有像魯國這樣優厚。至于魯國的特權，也不是其它諸侯國所敢向往的。魯國的特權有兩項，一是郊祭文王，一是祭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用《禮記· 祭統》 篇的話來說，這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再次，鄒魯地理優越，又處于戰略要地。許多學者指出：“周初姬姓諸侯向東方地區分封，在于確保其向東方發展的交通線，擴展其統治勢力，并占奪主要的農業地區。”在農業仍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的時代，一國人口的多寡、土地的肥瘠，對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鄒魯地區在遠古時代起就經常作為古帝王的活動中心，鄒魯境內大部分地區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宜于農業、畜牧、蠶桑的發展。而相鄰的齊國則是“地溻鹵，人民寡。”鄒魯的河流南流入淮，是控制北方到江淮，以及通向江漢地區通道的要沖，在軍事上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而齊國則是“偏處一方，所在并非通衢形勝之地”。

鄒魯地區的優越地位顯然有利于其文化的發展。早在西周時期，鄒魯地區就己經是“大東”地區的文化中心。進入春秋時期，由于周王室在東遷之前曾遭到戎人的燒殺搶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毀；東遷之后則日益衰微，王官失守，學在四夷，則鄒魯地區保存豐富的文物典籍，進一步成為當時全中國的文化中心。春秋時人對鄒魯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晉國韓起出使魯國，在考察了魯國文物典籍方面的情況后，慨然而嘆：“周禮盡在魯矣！”

重視禮樂的講習、傳授與研究，是鄒魯地區成為當時禮樂文化中心的另一重要條件。鄒魯地區是著名的禮樂之邦。在鄒魯地區，至少從士階層以上，幾乎都要求懂禮、知禮、好禮，言語行動合乎禮。孔子強調：“不學禮，無以立”，要求他的弟子“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減文仲教授季文子的“事君之禮”，季文子牢記在心。孟僖子一度對禮有所荒疏，深以為病，“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臨終前更囑咐他的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學禮。孔子創辦私學，廣收弟子，目的之一就是傳授和研究禮樂。

對傳統的過于留戀，往往形成一種沉重的心理包袱，妨礙人們繼續探索、創新、變革，這就不能不影響社會進步、發展的速度。所以，鄒魯地區盡管在歷史的起點上得“周”獨厚，占有優勢，但在后來歷史發展中，卻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一種頗令鄒魯人困惑、難堪的境地：“一面是國勢日漸衰弱，一面是文化照常繁榮。這一反差只在一定限度內存在。等到綜合國力降到再也不足以支持文化繁榮發展的時候，文化的衰落乃不可避免。春秋戰國之際，由于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奔走他鄉，鄒魯地區即己顯露出文化衰落的征兆。爾后衰落的趨勢萬牛莫挽。到戰國時期齊國建立稷下學宮，鄒魯的思想文化中心地位便終于為齊國所取代。這時鄒魯卑如小侯，齊國卻興旺發達，昂揚直上。稷下先生淳于髡顯然注意到了鄒魯思想文化未能為其經濟、政治的發展提供有力指導的事實，他在與孟子辯論時指出：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也。”淳于髡所說的'賢者”是指“為其事而無其功”的儒家學者。“魯之削也滋甚”的問題相當復雜，可以說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戰國時代是進取的時代，是“爭于氣力”的時代，而儒學的確長于“修己”，短于“安人”、“安百姓”，所以當時就有人指出：“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二是魯人辛寬解釋說：“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林溪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這雖然有點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味道，但看看戰國七雄皆從邊遠險固之地崛起，似乎辛寬的解釋又有些道理。

鄒魯文化雖然在富國、裕民方面幾無重要的建樹可言，但它卻通過尊重和維護傳統而保持了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及持久的繁榮發達，并最終培育出了儒、墨兩大顯學。特別是儒學，經由歷史長河幾百年的淘洗，而日益顯示出其真正的價值，到漢代便被主流社會所認可，開始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施予強有力的影響。無疑，鄒魯文化在這后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可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王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