嶧山，鄒魯文化的圣山高地

一、嶧山：神州怪石第一山

嶧山位于鄒城市東南12公里，地處魯中南低山丘陵的西南邊緣，地理坐標是35°20′N，117°03′E。正好坐落在南北文化軸線(東經 117°)與東西文化軸線(北緯 35°)的焦點上。自然與人文契合，將嶧山定格在：自然圣山+人文圣山。

嶧山海拔582.8米?！端涀ⅰ肪矶遢d：

因其“怪石萬迭，絡繹如絲，故名繹焉。”亦名鄒山。山體“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俗謂之嶧孔。”

與中高山比對，太小;與低丘比對，略高。是典型的中丘地貌，爬行起來讓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

《詩經》有頌：

“泰山巖巖、奄有龜蒙、保有鳧嶧，遂荒徐宅”。

說明嶧山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同泰山、龜山、蒙山并列，其影響之大，可見一般。

《史記》載：

“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議，刻石頌秦德。”

魯繆公改“邾”作“鄒”，山從“邑”，故謂之鄒山。嶧陽猶多桐柏也。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之，其路猶在。黃河去鄒山三百余里，晴明日望之才見。又《郡國志》云：

“鄒山，古之嶧山也。有穴遙與洞庭通，其孔可以逃難。晉太尉郗鑒避胡賊于此。山下有大嶧，名郗公嶧?！?/p>

鳧山，在縣東南三十八里。《詩》曰：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①。”

鄒嶧山，由于孔夫子之父叔梁紇任過郰邑宰，春秋時邾國的崛起與活躍，戰國時亞圣孟子的出現，秦始皇登山刻石，晉太尉郗鑒引鄉人避難等等，嶧山在歷史上已是名副其實的一流的文化名山。此論，恐怕無人質疑。

嶧山自然之美是鬼斧神工的“匠人”之作。石美，在一個“奇”字。滿山遍峪，畢肖萬物;洞美，在一個“幽”字?？v橫通達，幽深莫測;泉美，在一個“靈”字。有洞有泉，云氣洶涌。

觀瀾奇石堆壘的嶧山，其怪、其巧、其巨、其懸，令人嘆為觀止。從不敢不踞孔洞中爬著鉆上五華峰，再從山頂躺著鉆下來，定會領教“孔孔洞洞山”的意蘊。數不勝數的滿山遍野如禽如獸的怪石，宛如天然群雕，千態萬姿，無奇不有，人間萬象，石皆有之。使嶧山多了野趣，多了靈性，演繹出自然的美妙與神奇，構成了嶧山古樸、渾厚、凝重、勾魂的奇石文化，被譽為“神州怪石第一山”。

正所謂“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難怪“孔子登東山而小魯”;難怪秦始皇把嶧山作為東巡登臨第一山;難怪鄒縣縣令王爾鑒“十天的案子三天斷，剩下七天爬嶧山”;難怪老子、莊子、孟子、司馬遷、蔡邕、李白、杜甫、李陽冰、王安石、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米芾、陸游、趙明誠、董其昌、袁枚、鄭板橋絡繹而來留下傳世墨寶。這種厚重的文化底蘊，是億萬年大自然運動的結晶，蘊含著人類文明的遺存，它與優秀傳統文化一樣，今天依然是一個時代民眾的精神依歸、文化創新的活力之源。

二、嶧山：鄒魯的圣山

(一)嶧山，自然界的開山

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里，嶧山云氣洶涌，形成“嶧山戴帽”的奇觀景觀。而嶧山的五華峰、冠子峰、丹丸峰等諸峰在飄緲不定的云霧中忽隱忽現，仿佛天上的瑤池飄落人間，仍舊帶著戀戀不舍的仙氣。古往今來，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帝王明君和將相才子，亦不知見證過多少幕歷史的大戲。

25.3億年前的太古代時期，這里沉積了泥質和火山物質的巨厚地層，大約 15 億年前古嶧山升出海面。6億年前的早寒武紀滄浪鋪期，這里是潮上油湖環境沉積的古老地層，后經歷反復幾次的抬升和陸沉，最終才浮出水面。此后3 千萬年前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中地層開始斷裂，裂隙處在地殼的擠壓下緩慢上升，初現山的樣子。300 萬年前，這個山谷同星球上其他地方一樣，正在經歷著冰川世紀。

這時，大地忽然開始抖動。巨大的冰晶推搡著已經不堪重負的巖石和沙礫跌下山崖。沉睡的冰河開始蘇醒，那些隨波逐流的巖石用刀鋒一樣的棱角，切割著所經之處的每一寸淺灘和山體。

這就是科學家所說的——第四紀全新世的冰川運動。

自然界的開山——特殊的地質和冰河運動塑造了嶧山風景的獨一無二。自然造化恩寵于斯。

據史學家考證，早在新石器時代，嶧山周圍便有東夷族群生活。在人類的童年時代，東夷人用無數的神話傳說勾勒著他們看到的大千世界，那些傳說至今仍在隨風傳頌……

上世紀的70年代，嶧山腳下發現了野店遺址，從工具到居所，從飾品到信物，是嶧山成就了野店人，女媧煉石補天壘嶧山，豐富了野店人的想象和精神文化。

由此，嶧山助推了野店人的文明發展進化過程，開啟了嶧山的人文時代。

(二)嶧山，“人文圣山”的由來

嶧山聞名于世，不僅是因為山體奇峻，而更是因為山上生長著一種特殊的桐樹----“嶧陽孤桐”。

據《尚書·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嶧陽孤桐”在《尚書·禹貢》中被列為貢品，從而使這座名山與三代圣王發生聯系，嶧山也因之成為圣山。

對于“嶧陽孤桐”，《集解》：

“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嵭唬骸兜乩碇尽穾F山在下邳?！墩x》：‘《括地志》云：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多u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連屬也。今猶多桐樹?！矗航癃毶?，尚征，一偏似琴瑟②。”

唐顏師古在《漢書·地理志》中對“嶧陽孤桐”注曰：

“嶧陽，嶧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也，可為琴瑟，嶧山之南生焉。嶧音驛③?！?/p>

清人胡渭已有辨證，認為：

“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嶧陽即此④。

從中可知，嶧山之陽出產的桐木因適合制作琴瑟類樂器而成為夏代貢品，這一記載雖具有傳說性質，但并非毫無根據。

第一個用嶧陽孤桐樹制作琴者乃伏羲氏。傳說在洪荒的時代，女媧用五色石把天補好后，把余下的堆壘成嶧山。不知是哪一天，一只鳳凰從嶧山飛過，看到迷人的景致，不免呀的一聲，嘴里銜著的一枚青桐種子掉落在嶧山南坡的罅隙里。這枚幸運的種子在山巖菲薄的泥土里，用盡洪荒之力，拱出芽兒，不斷拔高。一天，伏羲從這里經過，他聽到了清脆嘹亮的鶴唳鳳鳴般的聲音頻頻傳出，不時停下腳步，仔細辨聽，是風摩挲青桐的枝椏和樹葉發出的聲響，他急著還要趕路，便順手帶走一塊青桐木，用手去模擬風，用心去還原回憶，卻制成了第一把琴。《太古遺音》載：

“伏羲見鳳集于桐，乃象其形‘削桐’制以為琴”。

關于“嶧陽孤桐”最早的記載可見于《書經·禹貢》。故事講的是：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嶧山人便將家鄉嶧山之陽的造琴良材孤桐斫而為琴，貢獻給大禹，以此表達對禹王的敬仰之情。相傳，琴還沒有造成就有清越之聲。且遠傳鄉里，不絕于耳。詩仙李白長期居住任城，有感于這個動人的故事，寫下了《琴贊》一詩：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斫為綠綺，微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從此這“嶧陽孤桐”就成了嶧山的代名詞，成了嶧山的象征，成了大禹精神的象征。它承載了中華民族所崇尚的一種理想的官與民的情結。那便是為官者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為民者心悅誠服的擁戴并頌揚他?！皫F陽孤桐”作為這種官民情結的載體也便“從此孤桐不寂寞，焦尾引來鳳凰鳴”了。

根據考古發現，《尚書·禹貢》所談到的四方風物反映的是龍山時代至商代的情況⑤。這些風物貢品多是有機物，不會具有“物勒工名”式的自證之詞，但驗之特定區域的考古發現，仍然具有很高的吻合率。而徐州的貢品中如蚌、珠等，也可從當地商代考古發現眾多蚌類遺存中加以驗證⑥。

周初分封，周公被封于魯，在列國中地位崇高，是周王朝控制東方乃至東南方的重要屏障。嶧山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魯侯經略淮夷、南夷過程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詩經·魯頌》：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其中提到的“淮夷”與“南夷”，應與周初魯侯經營江淮之地情勢有關。鳧即鳧山，位于鄒縣西南，與嶧(繹)山均處于魯國都城以南，是魯國通往徐、淮的門戶。“保有鳧、繹”對于魯侯經營南方至關重要。

戰略地位的突顯，尤其是該地早在傳說時代便建構起與古代“圣王”之間的聯系，使嶧山具有了“圣山”的地位，也成為秦漢帝國神圣景觀系統的一部分⑦。

不惟如此，《尚書·禹貢》和《史記·夏本紀》“羽畎夏翟(狄)，嶧陽孤桐”之下還有“泗濱浮磬”的記載，其中的翟、桐、磬無不與上古樂舞有關，它們既是“禹貢”時代任土⑧作貢的“方物”，也是當時人文地理中的“圣物”。

鄒魯地區周代禮樂文化發達，其淵源當可追根于此。

(三)嶧山，“禮樂圣山”

自《尚書·禹貢》載：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孔安國注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也”。

說明，早在夏代成立之前，嶧山就有以本地特產“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等制作樂器的上等材料。

北京故宮所藏的唐代“大圣遺音”琴，是現在存世的古琴中最早的，堪稱古琴的標準器。該琴是唐至德元年(756)制，梧桐木質，栗殼色與黑色相間漆，純鹿角灰質漆胎，蛇腹斷兼小牛毛斷紋。正面有金質的代表音階的徽，背后有玉質的軫，還有金漆草書銘文“大圣遺音”、隸書銘文“巨壑迎秋，寒江印月。萬籟悠悠，孤桐颯裂。”和方印“包含”。

這里的“孤桐”兩字，就是指的“嶧陽孤桐”。因“嶧陽孤桐”而負盛名的嶧山，成為音樂界的圣山、嶧陽孤桐也就成為古琴名琴的代名詞。

由此，鄒魯地區所傳承的文化儀禮，就成為東方文化的一種標高、規范，用來引導東方人的向善，進而成為華夏文化的典范。

儀禮在東方以祭祖的方式來呈現西方文化上的某種宗教意義。以祭祖來規范自身對祖先的承前繼后、發揚光大。

“鄒魯”是中華文化保存傳承中華禮儀最為完善的地域，在這里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禮儀體系。

據《左傳·文公》載，公元前 614 年春，邾文公寧可少活幾十年，“也卜遷于嶧”，為的是朝夕與孤桐為伴。他說：

“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也，遷也，吉莫如之!”

杜預注曰：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正義曰：史明卜筮，知國遷君必死，不知君命自當卒也。左右之意，謂不遷命可長。左右勸君勿遷，以一人之命為言也。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卜曰三百年，是傳世也。

邾文公遷都利民之舉，生動地詮釋了立君利民的理念。文公十三年，邾國欲遷都于繹，但占卜的結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有人因此反對搬遷。但邾文公卻認為，君的使命就是利民、養民，只要有利于人民，也就實現了自己的利益，“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彼爝w于繹。邾文公不從占卜，堅信立君利民，流露了“民為神主”的理性精神。雖然邾文公遷后五年就死了，但他“命在養民”的思想卻長久的存在下來。這件事用孟子的話說就是“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明朝詩人周自淑稱之為“君輕民貴破天荒”。于是后人也就記住了“禹功終古記孤桐”，以至于“昔讀《禹貢》書，夢寐懷嶧山”，“人人說嶧山，拳拳心不安”(清·劉庸)了。此后，鄒魯禮樂，一直在這個地區被復制、傳播、記載和傳承下來。

中國傳統文化中，從殷商到周禮，僅有鄒魯地區對這種儀禮進行了比較完好的文字保存及行為傳承。中華文化中有“鄒魯遺風”的文化現象，就是對鄒魯地區對儀禮能夠傳承的贊美。

三、嶧山，春秋時期的鄒魯中心

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個值得重視研究的文化現象----鄒魯之風。這種文化現象始于魯地，肇啟于孔子;擴于鄒地，興于子思;風行鄒魯，盛于孟子;繁榮于秦漢，播撒全國。我們就把這種文化現象叫做鄒魯文化。

在春秋以前，沒有“鄒魯文化”這個概念。它的表現則為邾國的“鄒”文化和魯國的“魯”文化，是各自沿著自己的發展方向發展著的兩支不同的文化，況且是淵源不同。到了春秋時期，王室衰微，綱紀不張，禮樂崩壞，列國紛爭，兩支文化開始在發展的進程中出現趨向于交流的跡象。春秋中、前期，兩支文化在排斥、沖突、敵對的過程中交流發展，到了春秋后期，兩支文化開始加快了交流、融合的進程。

鄒魯文化之“鄒魯”并稱，始見于戰國《莊子·天下篇》。云：“《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鄒魯之“鄒”，即春秋時期的邾國，戰國時期的鄒(騶)國，現在的鄒城市。鄒，即邾，為夏商時期就已建立的土著邦國。周滅商后，封顓頊之后裔曹俠為邾國國君，邾國早已存在若干年。歷史悠久，文脈不斷，賡續發展，文化鏈條是：

始祖文化---東夷文化---邾婁文化---儒家文化(子思、孟子)----墨家文化(墨子)。

邾早于魯，邾文化可以上推到夏、殷。文化也比魯文化先進。

王獻唐先生在《炎黃氏族文化考》中就對鄒文化進行過論述，他說:“儒之一詞,即原于邾婁之婁”,而最早的魯文化也是由“邾婁文化”里發展出來的?！棒敒閵滢D,因婁得名”。

從邾婁文化、三邾(邾分三國后邾國、小邾國、濫國)文化到后來的以“邾”改“鄒”，以“夷俗仁”東方“君子之國”著稱，由于孔子與邾的關系、孟子與魯的關系，加上兩地臨近，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升華便使“鄒魯”漸漸成為一種風尚、一種文化環境及氛圍，令他地文化“高山仰止”、羨慕非常。

鄒魯之“魯”，即商朝時期的奄國，西周時期的魯國，現在的曲阜市。魯，為周朝的同姓諸侯國，周代的禮樂之邦。春秋有“周禮盡在魯也”。文化脈系是：殷(奄)文化----東夷文化---周文化---儒家文化(孔子)。

魯文化是代表當時的官方(周)推行政令與地方文化融合的典范。經過歷代魯國國君發揚光大，又經孔子對魯國及春秋時期的文獻整理而得以流傳、得以集大成。魯文化是其創立人“周公”、傳承人“伯禽”為代表，經由孔子(集大成)升華而成。由于歷代文化主流均以官方意識形態引領為主，魯文化故而形成了規范的“禮”“樂”文化傳承，秉承“禮教”，以禮樂教化為主，官學與私學齊驅。孔子受魯文化影響較重，故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安分”，是一種“教、化、育、成”文化。

由此，“鄒”與“魯”是兩支不同淵源的文化，表現在：其一，鄒立國早于魯，為三邾土著東夷炎族方國;其二，周王室未視邾為同族同源之國;其三，春秋之世，邾、魯最為敵對之國。其四，魯人視邾為“蠻夷”之國。其五，“邾之得名，緣于邾人原以蜘蛛為圖騰;其六，鄒與魯人有相異的習俗。概括而言：在春秋以前，魯為周之封國，鄒為周之土著附屬國。在“興滅國繼絕世”的周禮文化生態環境下，鄒、魯兩國主要傳承著各自的部族文化。鄒為土著東夷古國，保留和傳承著較多的東夷土著文化的諸多特色;魯為周文化在東方的代表，傳承著以周禮為核心、周魯文化傳統。兩國和平關系的維持主要表現為：邾(鄒)以禮朝魯、尊魯;魯以禮安邾關系平穩，各承傳統。

雖然鄒、魯兩國文化淵源不同，但鄒、魯兩國的土著居民均為東夷人，不存在民族融合問題。他們終歸是相對獨立的國家，沒發生地域融合問題。兩國雖為近鄰，可關系不好，長時期相當緊張。相鄰700余年，戰爭不斷。盡管這樣，可兩國文化的融合還是有一定基礎的。

一是在地脈方面----地脈相通，山水相連，“擊柝之聲相聞”。

二是在血脈方面----邾為太昊伏羲氏之域;魯為少昊金天氏之域。均為東夷族群，太昊伏羲之后裔(炎帝、黃帝)，同為炎黃子孫。且邾、魯立國時的原居民均屬東夷族，同宗同族。

三是在文脈方面---文化底蘊是始祖文化，東夷族的文化傳統是鄒魯文化的共同的源頭。

由此，鄒與魯兩國在民間一定存在著交往、交流、滲透、融合的這種交際行為，并且是實實在在存在的。特別是東夷人以講究禮讓、崇尚仁德而著稱?！墩f文解字》載：

“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倍挝牟米ⅲ骸皷|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可以這樣講，鄒魯兩國有著共同的文化特征：崇尚仁德、孝親尊師、愛禮重樂。

由于魯國的宗周文化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文化，“魯遵守西周傳統，‘周禮在魯’是宗周禮樂文明的嫡傳……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代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⑨”。但魯國文化對邾國文化產生影響絕對是可能的。

由于春秋時期的禮樂崩壞，列國紛爭，鄒人之子孔子挺身而出⑩，搶救性地在魯地梳理歸納編撰六經，開創私學。《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可見，孔子弟子眾多，其弟子均尊崇孔子，亦以孔子為榜樣，讀經習經。

可以設想，在孔子生前，魯地一帶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形成了一種崇禮重經的文化風氣。晉國韓起出使魯國，在考察了魯國文物典籍方面的情況后，慨嘆：“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春)吳國季札依次考察了魯、齊、鄭、衛、晉等國，只有在魯國看到了當時唯一保存比較完備的周樂，當他連續觀看了十幾種樂、舞后，更是一步三嘆：“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以，這種風氣也一定會影響到他的近鄰之國，嶧山之陽的邾國。

孔子去世后，魯國文風曾一度消沉。弟子四散，儒分為八，師生相聚論學、共讀經典的昔日風光不再，魯地的文風大受影響。

時入戰國，百家之學興起，讀經之風消退。而以三代文獻為主編定而成的“六經”，因其不合時宜，則受到冷落。這也對魯地文風產生重大影響。“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文心雕龍·時序》中評論說)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就在這一時期，諸子百家興起，百家在爭鳴的推進過程中，開始對鄒魯文化的融合起到了重大的助推作用。鄒魯兩國的許多文人學士都參與到里面來，為尋求治國安邦施政之策而奔走呼號。正是在這歷史轉折關頭，首創于魯地的儒家文化，就有子思來鄒地授教于孟子，孟子又在鄒地光大儒家文化，文化的中心自然由魯地開始轉向嶧之陽的邾國，開啟了鄒魯文化新的篇章。至此，嶧山之陽的邾國自然而然的也就進入到了它的生發時期。

春秋時期，嶧山之陽的邾國故城為邾文公時所遷，事見《左傳》魯文公十三年(公元前 614 年)。作為都城存續到楚頃襄王十八年(公元前 281 年)滅邾，事見《史記·楚世家》，延續了320余年之久。

1971年春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對邾國故城遺址做了詳細調查，采集到少量西周時期的陶片，但仍以東周時期至漢代陶片為主，并采集到數量較多的有陶文陶片，根據邾文公遷都于此的記載，確定其始建年代為東周時期?。確定了邾國故城的面積約為 400 萬平方米，明確了城內遺跡有宮城、城門、道路、墓地和居民區等功能分區?。

1972年夏，大雨之后的邾國遺址中沖出一件青銅鼎，是弗(費)敏父為孟姒所作的媵器?，年代為春秋早期，應不早于邾文公遷都之年，反映了邾國與費國間的姻親關系。

依據《水經·泗水注》謂邾文公遷都“依嚴阻以墉固”有學者將邾國故城劃歸為山城類?。成為目前為數不多的山城類國都，尊享野店遺址，故國都城。

王獻唐指出：

“邾之先，自邾子俠受封，五世至夷父顏。當周宣王時，封其子肥于倪，為小邾。身后子夏父立，別分叔術于濫，為濫國?”。

并對鄒魯田野考察，詳細考證三國世系、疆界和都邑地望，繪有《三邾疆邑圖》。

小邾(倪)國，是西周晚期從邾國分離出來的，已為2002年棗莊東江墓地的考古資料所證實?，學者還據此復原了春秋早期小邾國的王室世系?，其都城所在就是附近的東江古城，年代同為春秋早期?。

濫國，則為棗莊徐樓出土的濫國有銘青銅器墓葬所證實，年代為春秋中晚期?，其都邑應距離墓地不遠。

作為西周時期的邾國都城所在，則尚是待解之謎。也請學者專家對其進行考證研究。

春秋時期邾國故城青銅器的出土數量并不多，但青銅樂鐘卻占比很高。李學勤曾舉出三件邾國國君所作樂鐘，其中屬于邾宣公、邾悼公，皆為春秋晚期?。最近有學者統計，屬于邾國和小邾國的有銘樂鐘多達 7 件，是山東古國中發現有銘樂鐘最多的侯國，年代多集中在春秋晚期，且文字華美，鑄造精良?。究其原因，應該與當地“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的傳統不無關系。用實物驗證了嶧山為“禮樂圣山”。

在孔子時代，“鄒人之子”孔子開創私學，教授弟子的“六藝”，“禮”“樂”是六藝的主要組成部分。后孔子弟子編輯“禮記”，才有了后世對“禮樂”的傳承及發揚光大。正因為邾國、魯國的禮樂文化十分發達，“鄒魯”成為歷史上禮樂文明的代名詞。想必春秋時人對鄒魯地區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

四、嶧山，戰國時期的“鄒魯之風”

春秋末期至戰國中期，鄒文化、魯文化開始快速交流，進而融合成鄒魯文化，而這種融合是在一個相對統一的地理單元內，東夷文化與夏文化融合的縮影，也是由于社會變革而導致原部族方國與封國間的勢力消長，從而達到文化的融合。

在這期間，子思是一個過渡性的關鍵人物。孟子是一個傳承性的關鍵人物。戰國時期，孟子對儒學的繼承與發展，致使鄒魯之地依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鎮。

子思，名伋，生于孔子晚年，為孔子嫡孫。在戰國初期鄒魯之風的形成發展中，子思功不可沒。

第一、重振鄒魯文風?？鬃尤ナ篮?，他將因弟子各奔東西、散游諸侯，儒分八派，魯地一度消沉的文風重新振作起來，使之得以延續。

第二、興教講學擴充到鄒地。這在戰國初期魯國國力日衰，“狀如小侯”的情況下，為鄒地傳承發展儒學，培養人才，提供了支持，也為孟子的出現奠定了厚實的文化基礎。

《史記·孟荀列傳》中，既有“孟子授業子思之門人”一說，鄒城現存宋代以來的林廟石刻中，記載子思曾來鄒地講學，并在鄒地寫成《中庸》。元代所修的中庸精舍，有孔顏孟三氏教授張?所寫的《中庸精舍記》記其事:

“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

此后，改為中庸書院、子思書院等，明清時代多次重修，今遺址尚存。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戰國時期的鄒城，應該是齊國在魯南地區的經濟中心，這一點可以從邾國故城集中出土具有“物勒工名”性質的陶文得到證明。也就是說，鄒城具備傳承儒學發展的條件。

第三、子思施教，以傳授五經為主。這為形成“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對《詩》《書》《禮》《樂》“多能明之”的鄒魯之風形成打下基礎。

《孔叢子·雜訓》載：“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思曰：

“先人有訓焉，學必由圣，……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边@說明，在戰國百家之學興，天下之士，朝秦暮楚，以干世主的風氣下，人們要學什么?

面對混亂的思想局面，子思堅持“學必由圣”，排除雜說，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傳承儒學，這對鄒魯之風的形成，延續、發展起了決定性作用。

事實上，鄒魯之風的形成由孔子教授六經之起到孟子崇孔讀經之興，子思是個關鍵人物，正如清代黃以周在輯錄《子思子》時所言：“求孟子學孔圣之師承，以子思為樞紐?。”

在戰國早中期相當一段時間，儒學聲勢大衰，《詩》《書》《禮》《樂》的傳授也僅在齊魯之地綿延不斷而己。而在鄒地形成一代文化風氣的，則孟子是領軍人物。其一，孟子為戰國時代振興儒學之大師，且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論儒傳教，影響巨大。其二，孟子一生，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鄒國。其對鄒地的文化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四十歲之前，沒有離開鄒國。幼承母教，從師學習，設教授徒，出仕為宦。其三，在40歲到60歲的20年間，曾周游列國，于齊、梁兩大國之間奔波往復用力最多，冀有所為。孟子在鄒、魯、滕、薛、宋等國間率徒游說，傳經講學，將鄒魯之風傳播各地。第四，終老鄒國。孟子84歲去世，晚年20余載主要是在故鄉鄒國過的。其晚年對鄒魯之風的推助及興盛發展影響甚大。

《莊子·天下》篇是我國最早的學術史著作。莊子通過對古代思想、學術發展的研究，認定在鄒魯地區存在著一個“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的階段。

那么“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是指哪些人呢?

“鄒魯”并稱，始見于戰國《莊子·天下篇》。從地域上，鄒魯，戰國時代的東方一個地域名稱?“鄒魯之士”，應該包括“鄒魯”一帶的士人。

搢紳，搢，插的意思;紳，束身的帶子。搢紳是一種服飾特點，大概是指身著寬松的長袍，用紳束身的樣子?！皳|紳先生”是從服飾上說的，是指身著“搢紳”打扮的先生?。

“鄒魯之士”的概念大于“搢紳先生”，應該包括“搢紳先生”在內?！皳|紳”大概不是專指儒服，而是當時一種在有學問的人當中比較流行的服飾，儒家的人可以穿，墨家的人也可以穿。因此，“搢紳先生”既可以指儒家的人，也可以指墨家的人。這樣看來，所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就是指鄒魯一帶有學問的士人，再聯系他們所習的“詩、書、禮、樂”來看，他們大致是儒、墨中人。儒、墨兩家都習詩、書、禮、樂，也都精通詩、書、禮、樂，但在禮壞樂崩的情況下，儒、墨兩家對于詩、書、禮、樂持有不同的看法。儒家持同情的看法，有一種溫情的敬意，主張“述而不作”，在禮壞樂崩中維持禮樂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墨家則持改革的看法，主張對禮樂進行一番合乎時宜的改造。

《莊子·天下》篇認為，古代思想、學術有一個基本的核心，可以稱之為“道術”。“道術”本來只有一個，故曰“原于一”，在政教合一的時代，“道術”自然在王官之學，由王官所掌握。然而，到了禮壞樂崩、學術下移的時候，諸子百家為了應對時代課題而涌現了出來，他們藉由各種方式了解那個“道術”，人人有所見，亦人人有所得，并且都根據自己的所見所得談論著“道術”，都自以為自己了解或掌握了真“道術”，有一個人即有一個人的“道術”，有兩個人即有兩個人的“道術”，有一千個人即有一千個人的“道術”，于是“道術將為天下裂”。介乎“道術”原于一和為天下裂之間的，是“道術”轉移到了鄒魯一帶，集中到了《詩》《書》《禮》《樂》《易》《春秋》那里，從而為“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所能明瞭掌握?！班u魯之士、搢紳先生”明瞭掌握了“道術”，也就是掌握了古代思想、學術的核心和命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節。僅僅從這個意義上說，鄒魯也可視為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

戰國時代的莊子，在其《天下篇》中對鄒魯地區“禮”“樂”興盛，做過生動的描述：

“古之人其備乎!其明在于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p>

縱觀從孔子到孟子，在戰國之世形成的“禮”“樂”興盛，即“鄒魯之風”，實際是一種士風，即是在鄒地形成的一代知識分子的時尚風氣。

第一、鄒魯之風是一種以“述唐虞在代之德”為己任，堅守傳統，弘揚傳統的風氣，為民族文化的傳承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第二、鄒魯之風是一種尊崇孔子，弘揚儒學的風氣。孟子以“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對《詩》《書》《禮》《樂》獨“能言之”，因此，鄒魯則是儒學一處弘揚孔子儒學、培育儒家學者，堅持傳播，發揚儒學的大本營和文化基地。

第三、鄒魯之風是一種崇尚道德教化，宣揚修身養性之風。孟子道性善并專講仁、義、禮、智四端之說，倡言要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大丈夫，大力宣揚“養浩然之氣”，要“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這是孟子所極力宣揚和堅持的，也是鄒魯之風所體現的一種道德精神。

第四，鄒魯之風是一種知識分子堅持理想，壯志有為的風氣。由孔子到孟子，都體現著一種胸懷天下、積極入世、奮發有為的人生態度，孔子及其弟子、子思、孟子是這樣。孟子之所思所想即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以積極人生態度，投身其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甚至周游列國，四處碰壁，有志難申之時，則“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堅持理想，獨行其道。這反映出以孟子及其弟子為主體表現的鄒魯之士的共同精神面貌和風氣時尚。

在戰國之世儒學及百家之學的發展中，孟子實成為儒家學派的領軍人物，是開新局的中興巨人。自《天下篇》始，孟子已成為戰國儒學的代表。故在《天下篇》中“鄒魯”并稱孔孟之鄉，鄒、魯并稱，鄒在魯前，實因孟子。這是戰國儒學發展的時代印記，也是孔孟故里區域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跡——儒學因孟子而興，鄒國因孟子而名世，“鄒魯之風”因孟子而達于繁盛?。這個時期的鄒魯大地，已經是儒學文化的興盛者、引領者。

五、嶧山：秦漢時期的鄒魯高地

鄒魯之風在戰國至秦漢的歷史變遷中，傳承發展，與時俱變，蔚然成為鄒魯之地一種獨特的文化學象，這種變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由士風到世風。即由知識分子風氣演變為鄒魯之地的社會風氣。一是士風延續，斷而未絕?！妒酚洝と辶至小份d：“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的文化景象。兵臨城下，依然書聲朗朗，弦歌不絕，亦可見鄒魯之士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依然有著堅守傳統、光大鄒魯之風的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二是影響所及，向世風轉化。

《史記·貨殖列傳》：

“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

這說明，好儒之風，到秦漢時，已經從知識分子的“士風”逐漸演變為鄒魯之地的民風民俗了。鄒魯以其尊孔好儒，風行詩書禮樂，已成為鄒魯異于他邦的社會的文化景象。

第二、由鄒魯影響到到全國。由于孟子及思孟學派的大力推動，鄒魯之風在戰國時代既已遠播全國，深深影響了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發展。

一是孟子率鄒魯弟子周游列國，力倡仁政，傳播儒學，弘揚鄒魯之風的文化精神，使區區小國之鄒，因孟子而名揚天下。“鄒魯”遂成為儒學故鄉之代名。推高了儒學在戰國諸子百家中的“顯學”地位，大大提升了鄒魯之風在諸子爭鳴中的影響力。

二是鄒魯之風勁吹稷下。孟子帶萬章、公孫丑等弟子，三次游齊，與齊宣王及稷下先生多有論辯，大力推行仁政主張。戰國之士，稷下成為諸子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光大儒學，助推了諸子學術爭鳴。而齊魯之地則南有鄒魯之風，北有稷下學宮，共同營造出戰國學術文化的“重心”地位。

三是鄒魯之風通過講學或游學、官學或私學，播撒各地。形式有三種：第一，孔子弟子通過入仕，在政治實踐中傳播鄒魯文化;二是孔子、孟子弟子在收徒講學中傳播鄒魯文化;第三是思孟學派與荀子學派在傳播鄒魯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橫掃六國，全國一統，廢分封，設郡縣，為鄒魯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民族融合、地域融合的歷史條件。

西來治魯的周人，不再是“鎮撫東方”的統治者，而融為當地平民。鄒魯均置郡縣，沒有爵位等級差別，也不再發生戰爭。

《漢書·地理志》“魯國”條下師古自注曰：

“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又“騶縣”條下注曰：“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嶧山在北。莽曰騶亭”。

知邾國在戰國時滅于楚，秦及西漢時設縣，屬于薛郡，王莽時改為騶亭。

《史記·封禪書》載：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

《史記·秦始皇本紀》又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圣山之名加之邾城的經濟中心地位，無疑是秦始皇帝兩度登臨嶧山的原因。奠定了嶧山為鄒魯文化高地的象征。

始皇帝于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巡行東方，先到鄒嶧山，行祭禮，刻石頌秦功業。同時召集鄒魯地方的儒生七八十人稽考封禪禮儀。這說明，第一，鄒魯地區在秦國統一全國后，文化及文人士人還相當多，這里依然是當時的文化高地，如果不到這里進行封禪，就是對文化還沒有征服。第二，先封禪嶧山，說明鄒嶧山在秦始皇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對鄒魯儒生及其鄒魯文化的尊重認可和高度重視。顯而易見，嶧山是東方文化重地的名山。

秦始皇的嶧山之行是其封禪泰山的序曲，其一，秦始皇的封禪活動將原始簡樸的泰山封禪說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職典禮。其泰山刻石就是秦始皇的就職演說詞，我們從其內容上便可略知一二。其二，秦始皇是按照鄒魯儒生宣揚的受命說，認真地舉行封禪大典的。然而，秦始皇的封禪，卻在鄒魯文化的代表——嶧山上立下了千古不朽的“秦嶧山碑”和“書門”遺址?。

秦始皇的封禪活動拉開了鄒魯文化進軍華夏繼而獨霸天下的序幕。如果說，五德終始理論為秦始皇認識鄒魯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口，秦始皇的泰山封禪活動則著實架起了一座鄒魯文化通向全國的橋梁。而后秦始皇的出游多次留連往返于鄒魯大地，也許初步品嘗了鄒魯文化的博大精深，客觀上擴大了鄒魯文化的影響，促進了鄒魯文化向華夏大地的傳播和滲透，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為鄒魯文化統治漢代思想文化界打開了通道。

2015年邾國故城出土一批戰國至秦漢時期的陶量，陶文中有“度同”、“鄒”等，這是“官量的標識”。證實邾城至少在西漢仍為春秋時期以來就已形成的區域經濟中心?。

兩漢時期，漢武帝實施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為鄒魯文化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和發展機遇。

一是鄒魯文化與鄒魯之風，便由先秦時期的一種地域文化、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一言，而上升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成為統治者治理社會的指導思想和士人為人為學的一種標準。二是研習鄒魯文化成為士人入仕為官、光宗耀祖的一條通道，促進了鄒魯文化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由此一來，研習經學就成為一門學問，鄒地也就出產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經學家、文學家，如韋賢、韋玄成、匡衡、龔遂、王龔、王暢、劉表、唐彬、劉寶等人，皆以明經入仕，形成了一個以明經入仕的學者政治家群體，對當時社會乃至后世產生很大影響。尤其是創新型人才，如，思想家仲長統的治國安邦《昌言》《樂志論》表征了漢末山水意識和山水文學的萌生;王弼開創的玄學、王叔和開創的《脈經》醫學、王粲代表的文學高度，這種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的文化傳承，是“鄒魯”文化得以長盛不衰的“基因”。

漢朝司馬遷，在著述鴻篇巨制《史記》時，記述他在鄒魯地區體驗禮樂的盛況：“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睂崬猷u城歷史上的光輝的一頁。至今，鄒魯地區的鄉射禮，頗有當年司馬遷觀賞時的遺風。

司馬遷在鄒、嶧探尋孔、孟，追溯儒學淵源，接受鄒魯文化熏陶。后世之所以推崇“鄒魯”，而不是崇尚“魯”，是以更加認同“鄒”的文化因子，崇尚嶧山上“孤桐”的高節、更崇尚孟子的氣節而形成的文化“風骨”，才有后世秦始皇東巡，首封鄒魯文化高地的象征——“嶧山”。

 注釋：

①《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一，第441頁。

②中華書局1959年版《史記》，第1冊，第57頁。

③中華書局1962年版《漢書》，第6冊，第1527頁。

④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第129、1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⑤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九州學刊》1987年第5期。

⑥方輝：《商王朝經略東方的考古學觀察》，見《多維視域》，科學出版社，2009年。

⑦李旻：《中國考古學景觀與衛星圖片的利用》，見《形象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⑧任土：根據土地肥瘩的情況。

⑨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⑩《史記·孔子世家》載：“禱于尼丘得孔子”。尼丘，宋家山頭北為孔子誕生處，屬鄒縣田黃管轄。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鄒縣滕縣古城址調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王永波、王傳昌：《山東古城古國考略》第 439～444頁，文物出版社，2016年。

?王言京：《山東鄒縣春秋邾國故城附近發現一件銅鼎》，《文物》1974年第1期。

?許宏：《先秦城邑考古》第 285～287 頁，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

?《春秋邾分三國考》齊魯書社，1982年。

?李光雨等：《山東棗莊春秋時期小邾國墓地的發掘》，《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5期;棗莊市政協臺港澳僑民族宗教委員會等：《小邾國遺珍》，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

?李學勤：《小邾國墓及其青銅器研究》，《東岳論叢》2007年第2期。

?《山東古城古國考略》第450、451頁。

?石敬東等：《棗莊徐樓墓葬及相關問題》，見《海岱考古》第7輯，科學出版社，2014年;趙平安：《宋公 作叔子鼎與濫國》，《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3期。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115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朱曉芳：《齊魯金聲——山東地區兩周樂鐘研究》第219～22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劉培桂：《孟子林廟歷代石刻集》，齊魯書社 2005年9月，第28頁。

?《二程語錄》轉引自李啟謙《子思與〈中庸〉》一文。

?指今山東省南部偏西地區，主要有鄒、魯、滕幾個諸侯國。其中邾魯毗鄰，兩國“擊拆之聲相聞”。

?《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回答子張問什么是“行”，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張聽后，立即“書諸紳”，就是把孔子說的話記在束身的帶子上。這是孔門儒者服飾用紳的明確而可信的記載。

??王志民：《戰國時期“鄒魯之風”的形成與演變》一文。有刪節。

?“書門”遺址，為嶧山絕崖。據嶧山舊志記載：“省通志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刻石頌功德，命李斯撰文，謂之書門?！端涀ⅰ罚骸厥蓟视^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其地未詳?！?/p>

?2017年邾國故城出土新莽時期的8件銅度量衡器，包括2件詔版、1件貨版和5件有銘權、衡，制作精良，是新莽改制的實物證據。證實著邾城該地至少到新莽時期，據發掘簡報，出土銅權、衡的地點位于漢代官署區，而且出自一口廢棄的水井內，推測棄置行為與西漢末年的社會動亂有關，是有道理的。據史料記載，王莽時，瑯邪人樊崇起兵于莒，為區別于莽軍，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后數歲，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后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赤眉軍上述戰事，均距鄒城甚近，權衡的棄置，以及衡桿的毀器，可能與此動亂有關。自此而后，鄒城的區域經濟中心地位似乎也就此終結了。

?“鄒”，鄒縣，漢時鄒縣治所曾一度設于故陬邑之昌平鄉?！端涀ⅰ吩疲骸班u山，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鬃由诖耍竽丝h之。”司馬遷“鄉射鄒、嶧”“即指先“射”于鄒，爾后“射”于嶧。

 作者簡介：

劉真靈，高級講師。長期致力于鄒魯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F為全國中小學鄉土文化教材編委、伏羲易經文化研究會業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管理科學院學術委員、濟寧伏羲文化學會副會長、鄒城市郭里鎮鳧山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鄒城鄉情》、《在行動中創造教育》、《知識拯救生命》、《儒學經典教育叢書》、《鄒魯鳧山話伏羲》、《嶧山志》、《嶧山詩墨跡選》等多部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