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桓公六年（2）：春，正月，寔來（二）

有物書齋 202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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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六年，州公正式到曲阜朝見魯桓公后，遙遠的漢水流域發生了一件大事——楚武王兵臨隨國城下。

這件事只有《左傳》記錄了，《公羊傳》和《谷梁傳》都沒有記錄。這已經不是這三本《春秋經》教輔材料第一次在史料記載上有分歧了。

實際上從魯隱公元年以后，這三本書幾乎每年的記載都有略微的不同，因為不同之處過多，這里就不一一贅述，有興趣的朋友拿著《三傳》的原文一對照就知道了。

為什么《三傳》各有各的脾氣？這其實也正常，就像海淀區、黃岡和衡水中學的教材側重點也不一樣，既有歷史原因、人文原因，也有升學指標為圭臬的外部原因所致。如果細究起來，恐怕要說一部今文經和古文經的歷史，不是我們此系列的重點，所以我就簡略的對《三傳》的特點做個概括，只求達意，細節不考究。

在《三傳》當中，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都是《左傳》，不太熟悉《公羊傳》和《谷梁傳》，其實在最初的漢朝，情況恰恰相反。大家不重視《左傳》，覺得《左傳》雖然內容豐富，文學性也很強，但說到底無非就是一部史書，僅僅記載歷史而已。而《公羊傳》和《谷梁傳》可大為不同，這兩部書是著重闡發孔圣人《春秋經》里面的微言大義的，所以應該歸入意識形態類，歸于政治哲學類。

董仲舒，公羊學的重要人物

為什么這么看呢？因為據說《公羊傳》和《谷梁傳》都是孔子的學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親傳，又傳授給公羊高和谷梁赤，而后分別一代代口傳心授流傳下來的。

而《左傳》的作者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時代人，雖然孔子也很欣賞左丘明，曾說：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以左丘明的行為作為自己行為遵德守禮的背書。但左丘明畢竟不是孔子的學生，雖然兩人有過交往，甚至有過學術探討，但是否對《春秋》的意圖有孔子門人領會的那么深，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前提下，《左傳》自然是要靠邊站的。因為自漢武帝開始尊儒學，到漢元帝劉奭儒學達到頂峰，儒學一步步從民間之學走上了官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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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地位是稀缺的，有稀缺就會有競爭，競爭先從內部開始。儒學內部必須首先有取舍，拿出一個政治過硬的學術體系來應對外部的競爭，因此孔門的嫡系學術思想“公羊學”和“谷粱學”就站出來扛大旗，作為雜牌的《左傳》自然要暫時靠邊站。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宋代的道教界，為了對抗日益興盛的佛教，龍虎山、茅山和閣皂山之間也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或者說，這種為了爭奪高層稀缺地位的競爭，每時每刻都在任何一個“界”中發生著。

南宋理宗授予正一派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提舉三山符箓，首開正一派總領茅山、閣皂山符箓的先河。

這就有了東晉大儒范寧評價《春秋》三傳的話：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粱》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仔細品咂一下，就發現范寧對《左傳》的看法與“抖音快手”差不多，對《谷梁傳》的看法與“B站”差不多，對《公羊傳》的看法與“豆瓣知乎”差不多。雖然并無明顯的褒貶，但褒貶已經蘊含在評價里。讀書人罵人，就是這么的藝術。

如果你在兩漢魏晉時期做圖書管理員的話，《公羊》和《谷粱》是妥妥的要放在“馬恩列斯毛”一類的哲學書中的，但《左傳》肯定是要單獨歸入“歷史”類，甚至要歸入社會文學類。這種分類方法一直延續到唐代才有所改變。

但為什么兩漢時期以“公羊谷粱學”為主流呢？這個事情也是說來話長。如果拋開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千古撕逼來談。這兩個學派也確實有作為主流的實力和氣運。

首先，公羊學派有相對明晰的傳承。

公羊學派學者梳理了“子夏—公羊高—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生”這條從戰國到西漢的傳承脈絡，有案可查，有章可循；

谷粱學派雖然是漢武帝開始集結儒典時突然冒出來的，但其研習者乃是跟隨高祖劉邦打天下的大儒陸賈，出身高貴，從陸賈以后到瑕丘江公，也有一條清晰的傳承脈絡。并非夜夢神授或者九世歷劫轉世而來，突然開悟這種玄學路子，在朝野很有說服力。

其次，公羊學派和谷粱學派都強調“尊王攘夷”、“夷夏之辯”、“天人感應”和“君臣以義合”這些觀點。說白了就是尊奉王權，強調大一統，神話皇帝的個人地位，強調“君權神授”而不是“君權民授”。

同時還說明君臣的效忠關系并非生來就有的，不是絕對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君臣關系并不是兩個學派講說的重點，而且谷粱派后來對這種關系并不以為然。）

第三，這兩派的誕生都號稱是在戰國，但形成文字都在西漢初年。此時距漢高祖因白登之圍與匈奴定下和親國策不久，期間經歷呂后禍亂朝綱，漢文帝甫即位，新興的漢帝國搖搖欲墜，急需休養生息，也需要向貴戚和人民解釋漢帝國執政的合法性。同時漢帝國的統治階層也要凝聚帝國的力量，集中力量辦大事。因此，就需要在古代經典中尋找理論依據，儒家因遵奉“大一統”“尊王攘夷”的理論特點，自然就應運而出了。

但是西漢初年有個學術上的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學術體系就無法順利的建立。這個問題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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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始皇的焚書政策，戰國末年的大部分書籍除了醫卜之書外，大多被秦國查禁或者銷毀。但秦始皇也不傻，知道知識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書籍則是組成這個階梯的混凝土。所以秦始皇在燒書之前是留有底版的，底版全部存放在秦國皇宮中。

但秦宮被項羽攻入咸陽時一把火燒了，話說你項羽把宮殿圍起來，改建成歷史博物館賣門票也行啊，干嘛燒啊。就這樣，先秦的知識被秦始皇和西楚霸王兩位英雄聯合摧毀得灰飛煙滅。所以，西漢初年立國的時候，竟然找不到一本完整的文字版的儒家經典。

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和漢武帝四朝都致力于恢復被嬴、項二位英雄燒斷的文化斷層，于是到處搜羅先秦典籍，但像《尚書》、《禮記》、《春秋》等經典實在是找不到文字版的，后來有兩個人一個叫做伏生，一個叫高堂生，他們二人憑著記憶把儒家的經典一部部的背誦下來，這才使華夏文化又接上了。他們二人傳下來的學問就叫做“今文經學”。

后來經過考古發掘和偶然發現，又找到了一些儒家經典的文字版，跟伏生和高堂生的版本一核對，發現有些細節對不上，畢竟老二位背誦經典的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真錯幾個字，或者錯幾句話，也情有可原。但研究二位思想體系的學者不愿意了，他們說老二位傳下來的經文沒錯，這些出土的經文大概是偽造的。

這話一聽就知道是屁股決定腦袋的言論。你學了一輩子的經文，研究一輩子的學問臨到最后被人說是有瑕疵的，換誰都需要時間接受。關鍵不是這個，關鍵是如果承認了自己研究的經文有瑕疵，那么自己的學術地位就會受到影響，學術地位受到了影響，自身利益就受到了影響，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承認挖出來的經文。

中國國家話劇院《伏生》劇照

但挖出來經文確實是體系嚴密，邏輯清晰，還能解釋一些幾十年來一直研究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就有大批的學者去學習，形成了“古文經學”。

說到這里，大家該明白了，沒有古文經學，就沒有今文經學，古和今都是相對的。這就是歷史上撕扯千年的著名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在中國，所有的學術爭論最后都會和政治斗爭扯上關系，所以兩漢魏晉時期的今古文經學之爭的歷程也是血淋淋的一部政治斗爭史，這都是題外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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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代需要一種思想，思想就應時代而生，然后時代再被思想影響，思想轉過來再解釋時代。所以西漢初年需要一種思想體系來解釋劉氏家族執政的合法性，并且為今后的帝國走向指出方向的時候，今文經就應運而生。

漢武帝像

因此我們現在讀今文經的時候，會發現今文經中的很多思想緊密貼合當時的社會現實，可以說是百廢待興的漢帝國缺什么，今文經里就補充什么，漢帝國當時不能做什么，今文經就貶斥什么。

所以漢惠帝和漢文帝時代是今文經學派中公羊學和谷梁學的創始時期，到了漢武帝時代，今文經學派中的公羊學和谷梁學就發展成獨立的體系了。

但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兩個學派的學者都不少，兩派互相都說自己是正統，姓資還是姓社鬧成一鍋粥的時候。漢武帝在公羊學里發現了一個“九世復仇”的理論。

這個理論簡單說就是魯莊公四年發生的“紀侯大去其國”事情，齊國攻打紀國，紀國國君像州公一樣離開了自己的國家。這個事情本來是不合禮儀的，因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齊國沒有奉天子詔私自攻打紀國是“非禮”的。

衛青霍去病像

但公羊學派對此卻有不同的解釋，公羊學派認為：

紀侯的祖先曾經在周天子那里告了齊侯九世祖的狀，周天子聽信紀侯，把齊侯的九世祖扔到油鍋里給烹了。齊襄公現在要為祖宗報仇，所以攻打紀國，是伸張正義，是對的，不需要報告周天子。

漢武帝從公羊學的“九世復仇”典故里，找到了出兵匈奴的理由：

為高祖劉邦當年白登之辱復仇。

于是有了霍去病、衛青大敗匈奴，拓地三千里的事情。

漢武帝從《春秋公羊傳》中找到了“大義”，一聲令下，公羊學派就成了西漢的官學，谷粱學派就變成了第二官學。

到后來漢宣帝的時候，匈奴內亂，五支匈奴內斗，按理說這是滅掉匈奴的好時機。但當時漢帝國內憂也很嚴重，于是蕭望之又把《春秋公羊傳》搬了出來，講了一段“晉士匄（gài）帥師侵齊，至轂（gǔ），聞齊侯卒，乃還”的故事。

大意是說晉國的將領士匄奉國君之命，入侵齊國，到了轂這個地方，聽說齊侯死了，就回去了，仗不打了。

按理說，打齊國是晉侯定下的事情，士匄只是個將軍，就算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玩得太大了，這種行為可按照軍法斬之。但公羊傳不這么解釋，公羊學派認為：

人家齊侯死了，國內正辦喪事，我們晉國不能趁人之危，班師回國，才是符合“禮”的。

蕭望之就引用這段解釋，對大家說，人家匈奴正在內亂，處于困局，我們大漢是禮儀之邦，不能趁人之危。

漢宣帝聽了蕭望之的話，順坡下驢，與匈奴和解。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匈奴呼韓邪單于主動投降，成了反擊匈奴的有生力量，在投降的呼韓邪單于的帶領下，匈奴沒有浪費漢帝國的一兵一卒，就被自己人搞垮了。

每每讀到這段歷史，我都不由得撫掌大笑，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昭君出塞就是要嫁給呼韓邪單于

不過從這兩件事上，我們就能看出來，公羊學要比谷梁學靈活，且學者擅長辯論，正話反話都能說，毫不臉紅。而谷梁學則比較呆板，且學者大多不擅長辯論，在國家大政面前一言不發，所以被KO出局。

所以學問是其次，關鍵的時候還要揣摩對皇帝的心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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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雖然在對匈關系上聽從了公羊學派的主張，但內心深處是喜歡谷粱派的。因為如果純從學術觀點上說，公羊派比較崇尚力量，九世復仇，為尊者隱，肯定戰爭的作用，并且善于為戰爭找到借口，這非常符合強盛時期的漢武帝的口味。

但漢宣帝時期，內憂已現，國力不復，甚至一度到了隨便出個塞都能財政破產的地步。所以谷粱派崇尚宗法倫理，注重親族和諧，社會穩定的理論自然會更符合漢宣帝的胃口。

所以公元前51年，也就是漢宣帝甘露三年，漢宣帝在石渠閣召開了一場論戰，讓公羊派和谷粱派兩家兩家進行論戰，蕭望之主持，最終的結果當然是符合漢宣帝心意的谷粱派獲勝，從此，《谷梁傳》納入官學系統，與公羊派分庭抗禮。

到了東漢時期，國力不如西漢，自然更是貶公羊而崇谷粱，發揚谷梁學中“臣子是君主私有物”和反對戰爭的理論，使谷粱派一家獨大。東漢末年，三國亂世，公羊和谷粱都無法解釋當時的亂世，加上戰爭對文化的破壞，以曹操為首的建安七子的文風和思想向實用型改變，公羊和谷粱學漸漸消失。

兩晉南北朝時期，儒學式微，變異為禮學，佛道之學興起，直到隋文帝開科舉取士制度，儒學依然是非主流的學問。到唐太宗改革科舉制，把《周易》、《古文尚書》、《毛詩》、《周禮》、《儀禮》、《左傳》、《公羊傳》、《谷梁傳》這九經，另外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等書，作為科舉考試用書，儒學才開始接著發展。通過唐太宗這次指定，《公羊》、《谷粱》的地位實際上下降為一般教材，而《左傳》的地位上升。

唐太宗像

從此以后，因為統治階層不再需要《公羊》和《谷粱》為國策背書，所以《春秋三傳》一直就被定義為科舉考試用書，地位不分高下。

到了清末，公羊學突然又引發了一股熱潮，是由梁啟超等人發起的。其本質還是利用公羊學里“九世復仇”的思想號召國民“尊王攘夷”。后來革命黨人也利用公羊派“九世復仇”的理論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兩派一個保韃虜，一個驅韃虜，竟然用的是同一個理論，也是清末一大奇景。

但不論是《公羊傳》還是《谷粱傳》，說的畢竟已是兩千年以前的歷史，清末的人與現代人一樣，大多對這些陳舊之事不感興趣，“春秋”之學終于沒能復興，截止今日，已無言公羊、谷粱者。

梁啟超像

而《左傳》，因為研究者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學派，反而以其相對通俗的語言，多言“巫筮災異”的“故事會”式描寫，頑強的生存了下來，以至于現在想研究《春秋》，都拿《左傳》作為標準的教輔材料。

想成為萬世不移的政治思想史的書籍終究沒落，而作為通俗小說的書籍無寵也無辱，優哉游哉的度過了3000年，經久不衰，這個原因，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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