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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學著作
先秦時期是儒學的開創時期，儒學典籍皆誕生于此時，這些文獻典籍大多被后世奉為經典，后世一些文人學士對這些經典進行整合，遂有四書五經、十三經等典籍傳世，這些儒學經典被封建統治者定為儒仕必讀書目和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深刻地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思想文化。
《周易》
《周易》又叫《易經》，相傳上古圣人伏羲作八卦，是儒家四書五經之一，是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經典，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從本質上來講，《易經》是一本關于“卜筮”之書。“卜筮”就是對未來事物的發展進行預測，而《易經》是總結這些預測規律的理論工具書。其內容由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組成。有卦圖和卦辭，爻有爻題和爻辭，其中保存了三代時期的宗教、祭祀、禮儀、天象等知識。
由于它是一本卜筮之書，所以不是秦朝要焚之書，躲過秦火而留存于世。周易的核心是五行八卦，主要論點有陰陽相生，五行相克，雖然含有諸多迷信思想成分，但是其中卻又著人們對萬事萬物規律的探索，解釋之中包含著對立統一的規律，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方法論，揭示了事物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
《周易》后經西漢時期田何傳世之后，內容除由卦畫、卦名、卦辭、爻題、爻辭所組成的經文之外，還包括相傳由孔子所作的“十翼”，即《易傳》7種10篇。漢武帝時期，《周易》被列入儒家經典，遂稱《易經》。意為由“經文”和“易傳”組成，后世遂流傳至今。
《尚書》
《尚書》，原稱《書》，是我國最早的公文總集，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戰國時期總稱為《書》，漢代改稱《尚書》，意思是“上古帝王之書”。因為是儒家經典之一，故又稱《書經》，是五經之一，現存版本中真偽參半。
《尚書》也是我國最早的官方史書，是我國第一部有關上古時期的歷史事件和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它保存了商、周時期尤其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內容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尚書》在經過孔子編撰之后，有些篇目又由后來儒家增補而成。西漢初年，原書存有28篇，因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現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東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多16篇）。現在通行于世的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尚書》主要記錄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傾向，是以天命觀念解釋歷史興亡，以為當世統治者提供借鑒。這種天命觀念具有理性的內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書》的文字艱澀難懂，但它標志著史官記事散文的進步，在言語表達和形象描述等方面形成了散文寫作的范式。
《儀禮》
《儀禮》原稱《禮》，漢朝人稱為《士禮》，相對《禮記》而言，又叫《禮經》。到了晉代才稱《儀禮》，《儀禮》是一部詳細的禮儀制度章程，也是儒家傳習最早的一部書。古時傳說此書是周公旦所作，《史記》和《漢書》都認為其出自孔子及其門生，該書成書于東周時期。
《儀禮》文字艱澀，內容枯燥，治史者對它望而生畏。而且是“三禮”中成書最早的一部，據考古資料及古典文獻記載，商、周時期，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更是繁冗復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并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厘訂，成為職業手冊。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
《禮記》十七篇，內容涉及上古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漢代《儀禮》的傳本有四種，即大戴本、小戴本、普本和西漢經學家劉向《別錄》本。《儀禮》十七篇所記儀節制度，是各朝禮典的制定的藍本。
《禮記》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記錄古代典章制度的書籍。據傳《禮記》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及其子弟眾人的作品，還收錄了先秦時期的他人著述。《禮記》在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為仕人必讀之書。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儀制度，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龐雜，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歷法、地理等社會各個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文獻資料。
《禮記》全書用記敘文形式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簡短生動的故事闡明一個深刻道理；有的大氣磅礴、結構嚴謹；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大肆渲染描寫，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性的格言警句，言詞精辟而深刻。
《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傳統文化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各個時代的文人學士都從中尋找有益于世的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注釋的書種類繁多，如東漢末年鄭玄所注《禮記》，盛行不衰。今天所見版本是經西漢文學家戴德和其侄子戴圣選編而流傳至今的《小戴禮記》。
《樂記》
《樂記》是記錄先秦時期王室音樂作品及后世談論音樂制度的一部儒家思想資料匯編。相傳為戰國時期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所作，后經漢初儒生搜集和整理先秦談樂的言論，特別是儒家談樂得言論，綜合起來，編輯而成的一部書。
《樂記》原是《禮記》中的一篇。《禮記》中題作《樂記第十九》，約5000余字，包括十一個子篇：《樂本篇》、《樂論篇》、《樂禮篇》、《樂施篇》、《樂言篇》、《樂象篇》、《樂情篇》、《魏文侯篇》、《賓牟賈篇》、《樂化篇》、《師乙篇》等。據西漢劉向，古代《樂記》共23篇，篇名都記載于《別錄》書中。關于《樂經》的流傳，眾說紛紜。一種說法認為《樂經》屬先秦舊書，已亡于秦火；一種說法認為，《周禮·春官宗伯》之《大司樂章》就是所傳《樂經》；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根本沒有《樂經》這部經書。多數人采納第一種說法，認為秦以后多傳《樂經》為后人偽造。
《樂記》論述了音樂與政治的關系，音樂的社會功能，以及音樂的美感認知等，是先秦儒學的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中豐富的音樂文化史料，對兩多千年來中國古典音樂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并在世界音樂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
《春秋》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相傳是孔子晚年根據魯史修訂而成，是儒家經典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為“經”，對它的解釋稱為“傳”。到漢代時，這種傳已有《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夾氏傳》和《鄒氏傳》五種版本，后《夾氏傳》和《鄒氏傳》亡佚了，流傳下來的只有左丘明的《左氏傳》、公羊高的《公羊傳》和谷梁赤的《谷梁傳》三種，后世稱其為“春秋三傳”。
《春秋》記載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魯哀公十四年），包括12個國君，共計242年的歷史。它雖是魯國史的一部分，但是記載內容涵蓋當時眾多諸侯國，大致記述了當時各國割據紛爭的局面以及天下大勢的演變歷程，因此，史學家就把200多年的這段歷史叫做“春秋”時期。《春秋》全書大約17000字，主要內容記載春秋時期統治階級的政治活動，包括諸侯國之間的征伐、會盟、朝聘等；也記載一些自然現象，如日蝕、月蝕、地震、山崩、星變、水災、蟲災等；經濟文化方面，記載一些祭祀、婚喪、城筑、宮室、搜狩、土田等。因此，對于后世學者研究這一時期的社會全貌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論語》
《論語》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成書于戰國初期。它以語錄體與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理念以及教育原則等。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四書”之一，是后世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
《論語》中大量記載了孔子和其門徒的對話內容，以問答式的教育模式傳授心得體會。言語之中彰顯了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育觀念，或點到為止的微言大義，或侃侃而談的啟發論辯，論述富于變化，娓娓道來。對話內容涉及非常廣泛，有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倫理，習俗等社會各個方面。論語語句簡明凝練，含義深刻，很多語句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名言。
有關論語的版本，西漢初期，有魯國后裔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和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西漢末年，帝師張禹以《魯論語》為正本，并參照《齊論語》，另撰《論語》一部，稱為《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馀家寢微。”而《齊論語》、《古論語》不久相繼亡佚。現通行本《論語》20篇，共計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而記錄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僅有48章。
《孟子》
《孟子》是一部記錄孟子政治理念，治國策略的一本儒家經典。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是由孟子及其弟子記錄并整理而成。《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部頭最重的一本，從南宋一直到清末，一直是科舉必考的內容。
《孟子》與《論語》一樣，也是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該書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重點論述了孟子的“仁政”、“王道”等統治理念，文章內容說理暢達，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之術，說理邏輯嚴密而又尖銳機智，代表著中國傳統散文寫作的最高峰。《孟子》中的語言，還包括用以幫助說理的比喻、寓言等，多為后人引用，并逐漸演化為成語。如明察秋毫、揠苗助長、出類撥萃、專心致志等等。
《孟子》一書共有七篇傳世：《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每篇分為上下，約三萬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漢書·藝文志》著錄“孟子十一篇”，比現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趙岐在為《孟子》作注時，對十一篇進行了鑒別，認為其中的四篇為偽作，于是便刪去。東漢以后，這四篇便相繼亡佚了。歷代為《孟子》作注比較著名的有東漢趙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成《孟子正義》一書，是集大成的著作。
《大學》
《大學》相傳為孔子高足曾參及其弟子所作。原為《禮記》中的一篇，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士“初學入德之門”的書籍。所以，將其列為“四書”之首。
在《大學》的第一章提出了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條綱領，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這八個條目是實現三條綱領的途徑，文章后面分別對“三條八綱”進行具體闡釋。《大學》寄托了古人內圣外王的理想。該文從實用主義角度，對世人如何做人，做事，立業等均有深刻啟迪意義，同時對當今和諧社會建設也有借鑒。
《中庸》
《中庸》相傳為孔子嫡孫子思及其門人所作，后經秦漢學者修訂整理而成。是我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儒學經典。也是反映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論著之一，其思想被后人稱之為“中庸之道”。
《中庸》原是《小戴禮記》中的一篇。《中庸》是被兩宋學人提到突出地位上來的，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極力尊崇《中庸》。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學》、《論語》、《孟子》并列稱為“四書”。宋、元以后，《中庸》成為官方規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籍，對中國封建教育制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中庸》一書目的在于修身養性，引導世人進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其中包括學習方法：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規范如“五達道”和“三達德”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最高境界是至誠和至德的“致中和”境界。孔子將“中庸”看作是一個最高的道德標準，也是其解決一切問題的最高智慧來源，其含義有執中守正、折中致和、因時制宜等，這些思想對當今中國社會的發展很有借鑒意義。
《左傳》
《左傳》原名為《左氏春秋》，漢代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魯國史官左丘明為解釋孔子所作的《春秋》而作。是我國第一部敘事完整，議論精辟的編年體歷史著作，為儒學“十三經”之一。
《左傳》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魯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左傳》記事年代大體與《春秋》相同，只是后面又多記述十七年。與《春秋》的大綱形式不同，其內容記述了這一時期諸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關言論，以及天道、鬼神、占卜、祭祀之事等；作者對凡是可以借鑒和勸誡的內容都進行記載，是一部反映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內容多取自于王室檔案、諸侯國史等。
《左傳》帶有強烈的儒家思想意識，有著鮮明的政治和道德傾向，特別強調等級秩序和宗法倫理，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資料。《左傳》代表了先秦時期史學和文學的最高成就，后人也因此稱其為“相砍書”。
《公羊傳》
《公羊傳》又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相傳為孔子弟子子夏的門人——戰國時期齊人公羊高所作。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敘史十分簡單，而用問答式的解經法重點闡釋了《春秋》的“微言大義”。《公羊傳》成書于漢初，是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故為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時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同時它還是研究先秦至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并，論述方式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是今文經學派的理論基礎，其內容主要有：政治方面，講改制，宣揚大一統；哲學方面，提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說”進化理論。
后世學人以研究《公羊傳》而興起了一種學問，即公羊學。公羊學在近代出現了一次復興，引發了維新啟蒙運動，是中國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緣由可能是蘊藏在《公羊傳》一書中獨有政治哲學理念。
《谷梁傳》
《谷梁傳》又稱《谷梁春秋》、《春秋谷梁傳》。其作者相傳是孔子門生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谷梁赤。先秦時期一直處于口耳相傳的狀態，至西漢時成書。是春秋三傳之一。《谷梁傳》著重宣揚儒家思想中的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該書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由戰國時期到漢朝演變的重要文獻。
《谷梁》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因此宋代的《春秋》學者胡安國曾說：“其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谷梁》。”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谷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宣揚民生為本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后期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于是在漢宣帝時期還一度被立為官學，成為治國的理論基礎。
《谷梁傳》主張“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指出歷史家應遵從忠實記載史事的原則，在中國史學史上形成了一種治史的好傳統。
《易傳》
《易傳》又名《易大傳》，是戰國時期一部解釋和發揮《易經》的論文集。學說來源于孔子儒家學說。《易經》共有七種十篇，分別是《彖傳》上下篇、《象傳》上下篇、《文言傳》、《系辭傳》上下篇、《說卦傳》、《序卦傳》和《雜卦傳》。自漢代時期，統稱為“十翼”。
《易傳》十翼的內容和性質各異，其核心是對六十四卦的排序所作的解釋和說明，闡述了六十四卦排列順序的意義。其中的陰陽五行學說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精髓，排除其讖緯神學的迷信色彩，對后世宗教文化影響深遠。
《易傳》對《易經》的基本原理進行了創造性的闡述和發揮，它把中國古代五行陰陽學說發展成為一個系統的世界觀，用陰陽、乾坤、剛柔的對立統一來解釋宇宙萬物的變化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時用辯證的觀點提出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思想，又提出了“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自強不息”的人文精神，這些都揭示了自然世界和我們生活中的發展變化的本質和對立統一的規律，這些傳統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思想中的樸素唯物主義觀念。
《孝經》
《孝經》相傳為孔子及其七十子徒所作，成書于秦漢之際。是中國古代儒家倫理學的經典之作。自西漢始，為此書作注的不下百家，現在流行版本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所作的御注和宋代邢昺的疏。
《孝經》全書共有十八章。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忠與孝聯系起來，強調孝的社會功用；對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統詳盡的規定，主張把孝作為人的行為規范貫徹始終；同時還將孝道與法律結合起來，提出借助法律權威，維護宗法等級和道德秩序。
《孝經》從唐代開始被尊奉為經書，南宋以后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將來”的經典，對傳播綱常禮教、維系宗法社會的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爾雅》
《爾雅》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專著，“爾”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爾雅”顧名思義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釋詞語，使之合乎規范。《爾雅》最早出現于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但未列入作者，有關其作者說法不一，但確為秦漢時期的學者輯錄增益而成。
《爾雅》被認為是中國訓詁學的開山之作，在訓詁學、音韻學、詞源學、方言學、古文字學等方面都有著重要影響；同時也是我國第一部按義類編排的綜合性辭典，是解釋包括五經在內的上古文獻中古詞、語句的重要工具書。在漢代《爾雅》就被視為儒家經典，唐代正式將它列入“經部”，到宋代被列為“十三經”之一。
《爾雅》在中國漢語言文字學和古代詞書史上都有顯著的地位。《爾雅》首創的按意義分類編排的體例和多種釋詞并列的方法，對后代詞書、類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人模仿《爾雅》，寫作了一系列以“雅”為書名的詞書，如《小爾雅》、《廣雅》、《駢雅》、《通雅》、《別雅》等等，從而使雅書研究又成為一門學問，被稱為“雅學”。
從漢唐到明清，為《爾雅》作注的人很多，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晉代郭璞的《爾雅注》。
《荀子》
《荀子》又稱《孫卿子》或《孫卿對書》，為戰國末期趙人荀況及其弟子所著。漢代劉向整理編輯荀子的著述，遂定為三十二篇。《荀子》一書內容樸實厚重，結構嚴謹，說理透徹，句式整齊，兼用比喻闡明深刻道理，標志著先秦說理論文趨向成熟，今人學者陳平原稱《荀子》一書為“學者之文”。晚清時期學術大家王先謙采集各家之說，編成《荀子集解》，后又有學者梁啟雄著《荀子簡釋》，而現在通行版本為王氏所注。
《荀子》一書涉及荀子思想的各個方面，有政治、經濟、哲學、倫理、教育諸方面。在《天論》、《非相》、《解蔽》、《正名》等篇中，他堅持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運用大量的歷史事實批判唯心主義相術，荀子這種“天人相分”、“人定勝天”的理論將先秦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到了高峰；在《勸學》篇中以“請取之于藍而青于藍”的態度強調后天學習教育的重要性；在《性惡》、《修身》、《禮論》等篇中，荀子針對孟子的“性善論”，提出了“性惡論”的觀點，意在強調人性自然屬性需要用倫理道德來規范；荀子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國》、《王霸》、《君道》、《臣道》、《強國》等篇中，其中“尚賢使能”、“賞罰嚴明”的治國理念和“開源節流”、“節用裕民”的富民措施為后世封建統治者治理國家提供了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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