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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致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信 沈竹同志： 作為一個局外人士，我參加了上個月在黃石召開的銅綠山古礦遺址“保護方案”審查會。通過會議紀要時，我是唯一沒有鼓掌的人。鼓掌總有某種歡慶之意，我帶著傷感的心情看到這個三千年古礦址的毀滅，而且是在“保護”的名義下毀滅，怎么也歡慶不起來。我在發言中委婉地提到，希望我們對遺址的處理，不要使百年后的子孫感到遺憾。會上有些專家對我的話進行諷刺。其實不只是我，而是無數的人，現在就為之遺憾：五千年文明歷史，十億炎黃子孫，卻沒有能力保護一個舉世無雙的古礦遺址，我從一個側面看到國家愚昧貧窮的悲??！ 從銅綠山古礦遺址發現之日起，國家各級領導就指示要加以保護，國務院并批準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里領導一開始就提出了“既要有利于礦山生產，又要有利于文物保護”的“兩利”方針。然而十年來，開了幾次“保護”遺址的論證會，每次都發表了“紀要”。每“論證”一番，“紀要”一通，古礦遺址就縮小一次；一直縮小到只剩下原來發現時的百分之二?，F在專家們用“充分的科學根據”證明，剩下的這一點“原地已無法保存”，“只有搬遷才是最好的保護”，而且仍然符合“兩利”的方針！ 搬遷實際就是遺址的毀滅。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通過“紀要”的掌聲，無異是敲響古礦遺址末日的喪鐘。第一，所謂遺址，顧名思義，必須“遺”存在原來的“址”上，搬離了原地就無所謂遺址。人們津津樂道埃及古廟、捷克教堂和我國永樂宮的搬遷。須知這些例子所搬遷的是神廟、教堂或宮觀那些地上建筑物，而不是礦井式的地下設施，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種不同的事物，不能混為一談?？谷諔馉帟r期北國平原的某些地方人們用地道戰來抵抗日本侵略者。如果我們選一處典型的地道戰遺址作為抗戰紀念地。我們能不能截一段地道搬到另外一個地方，說這就是地道戰遺址呢？恐怕不行吧？礦井遺址之所以不能搬遷，道理是一樣的。再說現在人們要搬遷的是遺址的一小塊，就如在萬里長城截取一小段，它決不就是萬里長城。道理也是一樣的。第二，專家們“論證”遺址現狀無法保存只能搬遷時，是具具體體的，有根有葉的，煞有介事的；而對搬遷的那一小塊如何與礦體分離，今后如何保護，則是抽象的，含胡的，設想性質的。人們侈談什么“搬遷是最理想的保護”，我深信搬遷后不要多少時候，專家們又可以用“充分的論據”，證明“保存已不可能”。還有的專家說得更為有趣，說什么“若干年后搬遷的部分必要時還可能拖回原處復位”，那更是欺人之談！ 有些專家繪聲繪色地談到如何把礦井按原貌加以修復，連已經在礦山生產剝離時已去掉了的二十多米都可以復原；如何既有利于參觀，又有利于教學等等。其實即使修復，也是一個仿古的復制模型，與文物本身是兩碼事。正如仿制一處原始人居住的山洞，絕不能代替哪怕已經是廢墟了的原始人生活遺址。何況修復云云，本身就是癡人說夢。如果鴻都道士對唐明皇說，陛下不必哀傷，叛亂結束以后，過幾年我到馬嵬坡把貴妃挖出來讓他復活，貴妃仍然是“回頭一笑百媚生”的絕世佳人。我想多情的唐明皇聽了恐怕也不會感到欣慰。 有些專家說，對遺址的理解不能太狹隘，說整個銅綠山都是古礦遺址，不能只盯住七號礦體（即今遺址博物館）那一點。整個銅綠山都是古礦遺址固然不錯，但作為保護的遺址總得有一處遺存的實體，要不然就不存在所謂保護問題，也就無需麻煩專家們花如此之大的力氣來論證。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炎黃世族生活的遺址，我們又何必去保護周口店、半坡那些古人類生活的遺存呢？ 還有專家說，銅綠山還有未曾開發的遺址，因此七號礦體即使搬掉也還有別的遺址。七號礦體費了如此之大的力氣，尚且未能保存，侈談別的遺址有什么意義。事實上原來發現的遺址百分之九十五都已破壞，早已蕩然無存。而且即使還有別的遺址，不是同樣可以根據礦山生產需要的“兩利”方針把它“利”掉嗎？礦山的一位負責人說得很坦率：“單這一處遺址我就夠受了，即使再發現別的遺址我也不敢說了?！边@位同志的話，道出了問題的實質。 論證會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發了一份非常獨特的材料，叫做“專家咨詢意見”，所與咨詢的都是當代中國第一流的考古專家。他們的意見差不多是一邊倒的，這使我感到非常驚訝。以蘇秉琦教授的意見為例。蘇教授說：“按目前的方案，搬遷的距離不大，并沒有脫離礦區的大環境，遺址的內涵沒有改變?！卑窗徇w方案，七號礦體將從原來的礦山上搬遷到半邊環水的湖邊，放置在稻田上，怎么叫做“沒有脫離礦區的大環境”？搬遷后的古礦井標本已不在原來“遺”存的“址”上，“遺址”既已不存，“內涵”怎么會“沒有改變”？蘇教授還以十足權威的口氣說：“文物不是圖騰”。誰說過文物是圖騰？誰又規定了圖騰就一定不能搬動？蘇教授還教導我們，“看問題不要絕對化”。他舉例說：“元大都壓在今北京城下，明代修建新城，往南移了一段距離。前些年拆西直門時，發現明城門體里包著元大都和義門。遼寧朝陽市也曾發現在遼塔中包含著唐代的塔”。我不知道舉這些例子要說明什么問題。封建社會每一個新朝的統治者無需考慮前朝的舊物，這與社會主義社會要保護歷史文物，哪有一絲一毫的聯系？難道蘇教授認為，對待古礦遺址也可以像明都壓住元城、遼塔掩掉唐塔嗎？要不然舉這些例子說明什么呢？其他十一位考古專家，包括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黃景略先生在內，也有類似的高見。論證會上，自然科學家們從技術上論證了現存遺址在原地已無法保存，非搬不可。而從宏觀上論斷搬遷對遺址無所損害，“遺址還是遺址”（黃景略語），“內涵沒有改變”（蘇秉琦語），則是這些偉大的考古專家的“咨詢意見”定下的基調。他們的威望很高，具有一棰定音的作用。但我聽說他們有的從未到過銅綠山，對古礦遺址的具體情況毫不了解，我不知道他們遠在三千里之外作出的論斷，是否也對子孫后代負有責任！ 副局長同志！我這封信可能已是多馀的了，但我仍懷著微茫的希望，看國家文物局能否作某種努力，挽救這一遺址。我們必須對祖先負責，對我們的子孫后代負責。我要重復上個月我在會上說過而為有些專家所嘲諷的一句話：處理遺址務須慎重，不要讓百年之后使我們的子孫感到遺憾！ 順致崇高的敬意。 黃瑞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于湖北師范學院 附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黃石開了一次如何保護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的會議，由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主持。會議最后作了將遺址搬遷的決議。我反對搬遷，沈竹作為國家文物局領導人卻是贊成搬遷的。會后我給沈竹寫了這封信。 第二篇 銅綠山古礦遺址不應搬遷 黃瑞云 一九七三年，湖北省大冶銅綠山礦區發現一處古銅礦遺址。其后考古部門得到礦山的支持，配合生產進行發掘，使這處可能沉埋了二十個世紀的古礦遺址重見天日。經專家考證，古礦開采的年代自西周直至西漢，綿延達十一個世紀，遺址范圍兩平方公里，凡十二個礦體，礦井最深達六十米。遺存的煉渣多達五十萬噸，據煉渣推算，古礦當年至少生產過十萬噸銅。專家們將發掘出來的古代冶銅爐復原，并用它煉出了質量很高的粗銅。人們驚訝地發現，三千年的古代冶爐，其科技水平竟然遠遠高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土高爐，而和現代先進的高爐其原理完全一致。古礦遺址的發現，使整個世界為之驚詫。其年代之悠久，規模之宏偉，技藝之精湛，保存之完整，迄今為止，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其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完全可以同周口店遺址、殷墟遺存、秦始皇兵馬俑、莫高窟遺書媲美。它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整個人類的瑰寶。當我們驚訝北京歷史博物館內殷周銅器奇麗精工的技藝，當我們欣賞曾侯乙編鐘鏜鎝噌吰的音樂，我們不應忘記古代銅綠山人付出的辛勤勞動和他們所作的巨大犧牲。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黃子孫，站在這些冥默無聲的礦井面前，都不會不為我們祖先的豐功偉業而血液沸騰。 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準古銅礦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八四年在決定永久保留的遺址一號發掘點建立了“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繼半坡、秦始皇兵馬俑之后，成為我國第三個古文化遺址博物館。 遺址博物館對外開放已有五年。今年國家文物局決定將遺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 但現在，遺址卻面臨著一個能否保存下去的嚴重問題。 由于古礦遺址在現采礦區內，博物館距采礦境界最近處僅八公尺，為保護遺址不致崩塌與不受爆破損傷，現留的安全控制地帶顯然是不夠的，理應再加擴大。但保護遺址，無疑給礦區生產帶來困難?，F在面臨的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遺址下面還貯藏有大量銅、鐵等礦物，據估算，可以采出價值約十億人民幣的金屬量。我國目前尚不發達，資金短缺，銅的需要尤為緊俏，因此這筆財富令人關注。 有關部門和專家由此提出一個搬遷古礦遺址的方案，主張將遺址整體搬遷，以掘取這筆地下寶藏，同時于生產也更為方便。 人們從經濟建設考慮，希望盡快發掘這筆財富，其動機無可厚非。但是，考慮到民族的長遠利益，考慮到民族的尊嚴，我認為銅綠山古礦遺址不應搬遷。 第一，搬遷將改變遺址的性質。遺址的概念是建立在原地未經遷移這一前提之下，一經搬遷，即不成其為遺址。因為經過搬遷，遺址即脫離了它所產生的環境，喪失了作為歷史見證的作用，不論搬遷的實體有多大，都只能稱之為標本，作為遺址已不存在。假定截取萬里長城的一段，移置北京城外，哪怕一磚一石都保持原貌，也只能稱之為長城的標本，誰還承認它是萬里長城呢？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原有面積約兩平方公里，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是其中的極小部分，不足兩千平方米，其它都為礦山生產的需要而沒有保存，如果這僅有的一小部分再搬離原處，遺址就不存在一點真正的現場，作為古礦遺址也就實際消滅。聯合國一九六四年通過的《保護文物建筑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明確規定：“一座文物建筑不可從它所見證的歷史和它所產生的環境中分離出來，不得整個地或局部地搬遷文物建筑，除非為保護而非搬遷不可，或者為國家的或國際的十分重大的利益有此要求?！卑徇w銅綠山古礦遺址的主張，顯然是為了采掘遺址下面的礦藏，而不是“為保護而非搬遷不可”；十億元的效益于國家確乎是重大的利益，但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就不屬“十分”重大的利益。因此，搬遷是與憲章精神相違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世界遺產公約》拒絕將重建的文物建筑和歷史中心登錄在《世界文化遺產目錄》中。公約規定：“對那些從不可能遷移的財產變為可遷移財產的提名將不予考慮。”國家文物局準備將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如果遺址遷移，教科文組織將不會受理申請，這個遺址就永遠不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問題還在于，保護遺址的現場，維護它的真實性質和原始面貌，我們自己本來應該有這樣的認識，應該這樣對待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而不論國際上承認與否。 第二，主張搬遷遺址，主要的（其實是唯一的）原因，是可以掘取遺址下面的礦藏，可以為國家獲得高達十億元的效益。十億元確實是一個可觀的數字。但是不應忽視，遺址的價值是無法用金錢計算的，稱之為價重連城決不過分。我們應該具有歷史的眼光，而不應用短視來看待這個問題。再說保持遺址的現狀，這筆礦藏并沒有消失，它仍然保藏在地下，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并不一定要把已經發現的寶藏全部耗盡，留一些給我們的子孫并無害處。若干年以后，技術發達了，人們也許無需花今天這么大的力氣就可以取出這筆寶藏；或者那時國家已經富強，不一定非要發掘這筆礦藏不可。如果遺址不幸遭到破壞，我們的子孫即使花十個十億百個十億千個十億也無法恢復。 第三，假定舍棄這個遺址，把它作為一個古礦標本予以搬遷，在技術上也沒有可靠的保證。世界上如埃及、印度、蘇聯、捷克等國，對地面建筑物的搬遷已有相當的成績，有一定的經驗可資借鑒。但原始礦體中的古礦遺址的搬遷，世界上沒有先例。沒有先例的事情當然也可以做，但我們必需先有實踐，不可憑空論證。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壩，需要搬遷一座大型石頭神廟（那確實關系到他們國家“十分重大的利益”，“為保護”而非遷不可），他們先搬遷了大廟旁邊幾座相對不那么重要的建筑，作為實驗以取得經驗。我們能不能做一個實驗，搬遷一個哪怕是比遺址小一些的山頭呢？別忘記那個山頭也必須開鑿密度同遺址類似的巷道，而且里頭也只許用老朽的木頭支撐著；需知搬遷一個用木制構件支撐的、巷道縱橫的、歷經兩三千年的古礦遺址，比搬遷一個土石未經鑿動的山頭要難上千倍。我們并沒有趕山的神鞭，也念不出移山的咒語。答里·坎曼爾對國王說，他可以把天山上那株千年古柏移植到國王的苑囿里。國王問：“你能保證它活嗎？”坎曼爾拍著胸脯說：“當然能，您什么時候見過坎曼爾說過不落實的話嗎？”坎曼爾把古柏移下來了，古柏當然也死掉了。國王問坎曼爾是怎么回事，坎曼爾說：“它本來是不會死的，但它根上的泥土脫落了，它的根枝折斷了，它的葉子震落了，所以就死了?！眹跽f：“這些難道不是你應該事先估計到的嗎？”坎曼爾說：“尊敬的陛下，您要知道，那些泥土脫落，根枝折斷，葉子掉落，都是沒有征求我的意見的。我能對他們負責嗎？”國王大怒，他宣布，由于坎曼爾出了愚蠢的主意，他要砍掉坎曼爾的腦袋。“砍吧！”坎曼爾說，“如果出了愚蠢主意的人要砍掉腦袋，那么聽取愚蠢主意的人該怎樣處理呢？”我們非常需要吸取那位國王陛下的教訓。銅綠山古礦比故事中那株千年古柏珍貴何止萬倍，如果因移動而被毀壞，難道我們不應承擔歷史罪責嗎？ 還有一個問題也應附帶論及，即國內別的省分也發現了古礦遺址，有的專家認為，鑒于銅綠山礦藏的巨大價值，即使放棄這個遺址，外省的遺址也可以彌補。這種觀點是不能接受的。外省的古礦遺址能否和銅綠山相比尚屬未定之天，而銅綠山遺址的價值早已為世所公認。而且即使另有一處遺址可以和銅綠山相比，也沒有理由認為這里就可以放棄。我們絕不會因為有了黃鶴樓，而且是天下第一樓，而岳陽樓、滕王閣就可以不加修復。 主張搬遷遺址的同志重在掘取地下寶藏，反對搬遷的同志重在保護遺址原貌，他們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只是角度不同。正因為如此，所以遺址應否搬遷，必須進行充分的嚴肅的科學論證。無可諱言，冶金部門和文物部門的同志，在論證這個問題時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崗位的眼光和職業的情感，而影響作出科學的判斷。為此我建議，雙方都提供充分的材料，說明各自的理由，然后由國務院委托中國科學院，聘請一批有足夠資望的科學家組成論證委員會。聘請的科學家應該有各個學科的，他們不一定要懂得開采礦藏和保護文物，根據業異理通的道理，他們將不缺乏理解力和判斷力。由他們通過充分的討論，然后用民主的方式決定遺址是否應該搬遷，政府可以根據他們的結論作出決定。這樣作出的決定，應該說是最科學的。 古礦遺址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它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是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參觀過遺址的國外人士都無不為之驚嘆，認為它“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面對當前泛起的一股否定中國傳統的文化，否定幾千年中國文化史的思潮，銅綠山遺址所特具的豐富內涵，是抵御這種錯誤思潮最有說服力的材料。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對文化遺產的破壞，給予了我們無數慘痛的教訓，因此處理遺址的問題應該慎之又慎。殷墟、龍門石窟等以它們殘破的景象不斷地向人們提出控訴，銅綠山古礦幽深的礦井里古代銅綠山人的精靈在向我們呼喊，很值得我們低首三思。我們必須對我們的祖先負責，對我們的子孫后代負責，千萬不要為了短期效益而造成千秋遺憾。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全國范圍，文物保護這道“防線”已十分脆弱。如果為了眼前的利益，將古礦遺址加以搬遷，缺口一打開，那道脆弱的防線就很難勉強維持。既然已經國務院批準又為保護它而付出了很大力量，并得到國際上高度評價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尚且可以如此處理；那么，還有什么文物不可以因和某種利益發生矛盾而加以毀棄呢！為守住文物保護這條脆弱的“防線”，避免造成嚴重的后果，古礦遺址也不應搬遷。 附記： 一九七三年發現大冶銅綠山古礦遺址，一九八二年國務院批準古礦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八四年建立了“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其時遺址博物館的面積已只剩下原有遺址的百分之二。 由于據探測遺址下面還有相當可觀的銅礦，礦冶部門為開發這一礦藏，主張把遺址整體搬遷。但黃石文物部門反對，認為搬遷就意味著毀掉。開過幾次論證會，雙方堅持不下，沒有結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下旬又在黃石海觀山開了一次論證會，黃石博物館館長周保權先生邀請我參加。論證會是礦冶部門召開的，而主持人卻是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礦冶部門從北京請來了五六十位技術專家，加上他們自己，共計七十多人；而文物部門連我在內才五個人。省文化廳一位姓孫的退休副廳長，周保權館長，加上我，另兩位是工作人員，實際站在辨論前沿的只有我們三個人。礦冶部門請來的都是大專家，他們居高臨下，用訓斥的口吻對待我們。因為我們曾提到整體搬遷技術上并無保證有一位專家說：“我是北京地鐵技術上的總負責，技術問題不問我還問你們不成?！?。但他們對文物保護的意義卻一無所知，甚至根本沒有這種意識。尤為可鄙的是黃石一位姓華的專家，據說他本是反對搬遷的，后來一反原來的態度，極力主張搬遷。他到北京拜訪了十一位國家級的考古專家和文物專家，請他們講幾句話，由他記錄下來，稱為“專家咨詢意見”。那些專家都是國內文物考古方面的權威，竟然無例外都贊成搬遷?！?nbsp;周保權告訴我，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花了錢的，十一位專家的幾句話花了好幾萬?！?nbsp;還有一個有趣的說法，礦冶部門的一位先生說：“你們不是要把這處遺址登入聯合國文化遺址名錄嗎？我們準備花一個億到聯合國去活動，保證搬遷后的古礦遺址仍然可以登進文化遺址名錄”。他這樣說，一種可能是他開一張空頭支票，到時候反正不用兌現?！獣_了兩天，意見一邊倒，不存在所謂討論。最后舉手表決，通過搬遷的決議，七十多票對五票，遺址面臨搬遷實際等于毀滅的命運。 我回來以后，給沈竹寫了一封措詞尖銳的信，說明大會通過決議的掌聲無異于是毀滅古礦遺址的喪鐘。同時寫了這篇論文，寄到新華社。新華社將我的論文在內參上發表。我沒有資格看內參，幸虧黃石市委副書記周秀山把這一訊息告訴了我。我當即將論文分寄給黃石市四大家的領導，沒有任何反應。之后我又將論文寄給湖北省四大家的領導，得到了湖北省政府黃知真省長的支持。周保權把黃省長的批示給我看了，黃省長贊成我的建議，我這個黃不起作用，他那個黃是起作用的，銅綠山古礦遺址由此得以保存。為了留個紀念，我將論文在湖北師院學報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刊出?！镁弥笪也诺玫接嵪ⅲS知真省長批示我的文章之后不久就去世了，非常遺憾！黃省長是保護銅錄山古礦遺址第一號功臣，應該在古礦遺址上豎一尊黃省長的塑像，作為永久的紀念。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三篇 關于銅錄山古礦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問題小議 黃瑞云 大冶銅錄山古礦，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古的銅礦遺址，三千年前即已開始采掘。一九八四建立古礦遺址博物館，當時在全國是第三座古文化遺址博物館。向聯合國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也已談論多年。誠然，申請成功并不容易，但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不是申請成功與否，而在于我們采取了什么行動。 第一要考慮的是對遺址的保護和建設。遺址正在現仍在采掘的礦區范圍之內，我深信現在銅錄山銅礦的采掘者對我們祖先采銅的遺址一定會引為驕傲，因此他們對遺址肯定會保護得很好。但政府部門也不能就此放手不管，應該逐年檢查，并制訂保護措施，使之保護得更為完善。 向聯合國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址名錄，也不能消極等待，而必須積極采取行動。要成立一個宣傳班子——當然不是說要另外成立一個機構，這個班子應就在宣傳、文化部門內部，把申請遺址問題納入他們的工作計劃之內——努力整理資料，通過各種媒介在國內國外進行宣傳。由于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址名錄是有限額的，而我國有名的文化遺址又非常之多，因此申請成為事實需要等待許多年。但這不必擔心，申請的宣傳本身就擴大了古礦遺址的影響，擴大了黃石大冶的知名度，那么即使等它十年二十年又有何妨！前不久我到嵊州參觀了越劇博物館。原來越劇的歷史只有短短的一百年，十九世紀末還只是當地農民一種簡單的演唱形式。當時誰相信它會列入中國地方劇種名錄！一些有志之士不斷把它改進，而且到杭州上海等地演出（這就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幾十年間它就發展成為全國有名的劇種。這種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為什么我們就不可以為銅錄山古礦加強“自我”宣傳呢！ 此外還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做。十年之前我在一個會上建議在大冶適當的地方豎立一座巨大碑坊，大書“天下銅都”。有關同志告訴我，“銅都”之名已由安徽銅陵占先，不能重復。我說那很好辦，如果他們稱為“天下銅都”，我們就稱為“天下第一銅都”，不就沒有重復了嗎？卓別林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部電影名叫“獨裁者”，立即遭到反對，因為已有一部電影叫“獨裁者”了。卓別林輕而易舉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只加了一個字，叫“大獨裁者”；如此“大獨裁者”當即輝映世界。我們為什么就不能采取同樣的辦法解決問題呢！建一塊牌坊，讓所有來大冶的人都留一個深刻的印象：天下第一銅都！順便說一下，下一個目標是鐵山。鐵山的鐵礦規模可能不是天下第一，但此地卻是中國現代鋼鐵工業的發祥地。這個“身份”也很有意義，我們也應予以宣傳。因此我建議，在鐵山火車上可以看到的某個山巖上，大書“鐵山”二字，讓火車上乘客人人可以看到，將“鐵山”深入千千萬萬過客的心坎。務請注意：使用楷書，讓大家都認得；請現在那些特別“藝術”的書法家不必勞神。 十年之前，我提過另一個建議，靠緊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建一座青銅公園，復制國內有名的古代青銅器模型，特別是不要忘了甘肅武威出土的那匹銅飛馬。讓慕名前來參觀遺址博物館的群眾有藝術形象可看。既滿足了參觀者的欲求，增加了他們有關青銅文化的知識，對宣傳黃石大冶也大有好處。又來一個“務請注意”：必須是復制古代青銅器的模型，當然也歡迎新的青銅雕塑，千萬千萬不要搞那些假現代派藝術之名以文其無能、看起來不知其為何物的的雕塑污染，黃石這樣的污染已經不少了。幾年之前，黃石長江大橋上的雕塑設計也曾交黃石市人大常委會“審閱”過，只有我一個人表示反對。我寫了詳細的反對意見并提出正面建議。第一，“西塞山前白鷺飛”作為黃石的驕傲是有爭議的，張志和的白鷺未必飛到了黃石。第二，那位藝術家設計的雕塑模型不倫不類，那些白鷺永遠飛不起來。第三，尤為重要的是黃石應該突出“礦冶名城”的特色。我并具體提出塑一匹銅飛馬安置在橋頭上，既突出了礦冶名城的特色，又象征著黃石正在躍馬飛奔的含義。但誰會重視我的建議呢，如是那兩座猙獰可怖不知其所以的雕塑就豎立在長江大橋上了！估計我對建設大冶銅都的建議也會是同樣的命運！ 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第四篇 一段關于保護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的回憶 黃瑞云 當我第一次參觀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看到這些參差錯落的井口，聽說里面縱橫交錯的巷道深達六十多米，竟然是三千年前的遺址，感到非常驚訝。因此凡有外地友朋來黃石，我總領他們來這里參觀。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黃石市博物館館長周保權先生來找我，說要開一次保護遺址可行性方案的審查論證會，請我去參加一下。我問遺址博物館都已經建立，國務院早已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怎么又還要討論如何保護？他說根據探測，遺址下面還有相當可觀的銅礦，礦冶部門主張把遺址整體搬遷，但我們文物部門認為不妥。已經討論過幾次，這是一次具有決定性的會，想請你參加一下。我說我是外行，我去參加有什么用。他說對礦井你可能不是內行，但文物要不要保護你總還是懂的。當時我在黃石市人大常委會任職，為此我向常委會主任謝法主任報告。謝主任說：“這事讓他們業務部門去辦吧，我們又不懂，你懂嗎？我們還是不必干預吧?！蔽野阎x主任的指示轉給周館長，周館長說，“我來請你，不是來請人大副主任，你以個人身份參加吧！我們人少，來幫我們一把吧！”周館長的誠意使我感動，我同意參加。當時對情況的復雜性，我毫無思想準備，我以為只是去湊個數而已。 論證會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海觀山新建的四號樓進行。論證會或者叫做審查會，是礦冶部門召開的，而主持人卻是國家文物局副局長沈竹?！?nbsp;沒有一個黃石市黨政部門的領導人預會。當時我沒有感覺，現在回想起來，涉及到黃石如此重大內容的研討會，竟然不通過黃石市黨政部門，這事本身就不好理解?！V冶部門（我不知道具體是哪些單位，故籠統地稱為礦冶部門）從北京請來了五六十位技術專家，加上他們自己的人，共計七十多人；而文物部門方面連我在內才五個人。省文化廳一位姓孫的退休副廳長，周保權館長，加上我；另兩位是工作人員。會議沒有什么開幕式，一開始就進入議題。如何保護這個遺址，第一個方案是主張原地保護的。主講人溫文爾雅或者叫有氣沒力上去講了二十多分鐘，結論是“我這個方案其實不行，還是搬遷保護為好”。真是太妙了，原來他說的只是一個引子，為后來主張搬遷的方案開路。他倒真的是來湊數的。 接著發言的，意見一邊倒，說的都是在現在的位置保存已不可能，必需從現存的山體裁割出來，整體搬遷到大冶湖邊的稻田上。這就是“搬遷保存方案”。發言者一個接一個，情緒十分熱烈。專家們用“充分的科學根據”說明，“搬離是最好的保護”，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這個外行聽起來就好像在聽天方夜談。 有位專家發了一份獨特的“專家咨詢意見”，據稱是咨詢了北京十一位考古專家之后的記錄。這些專家的意見無一例外都認為遺址可以搬遷，而且應該搬遷。所與咨詢的都是當代中國最權威的考古專家，其中包括著名的蘇秉琦教授和國家文物局另一位副局長黃景略。但這份材料并非那些考古專家親筆書寫，更沒有任何單位簽署意見，而是采訪者作的記錄，是采訪者按他自己的“理解”進行的歸納。周保權先生告訴我，這位采訪的專家姓華，原是主張原地保存的，后來忽然改變態度，積極主張搬遷。周館長還說，請那些考古專家說幾句話，都是花了錢的。 主張不應搬遷，應該原地保護，發言的只有三個人。周保權先生和我的發言都很平和，只是說明如果搬遷，這個遺址就必然毀壞，不再存在。我說了一句“今天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應該對子孫后代負責”，立即遭到一位專家的嘲諷，說“這位先生好重視自己的聲譽，還怕影響子孫后代對他的評價，真不簡單！”我只對他笑了一笑，覺得沒有必要解釋。孫副廳長比我們年長，自始至終都很嚴肅，說話比較激烈，幾次遭到專家們嚴厲的遣責。孫廳長說到把一個自然山體搬動，技術上沒有保證。有位北京來的專家用十足權威的口氣說：“我是北京地鐵技術的總負責，技術問題不問我還問你們不成！”這倒是真的，我們對搬遷如此巨大山體的技術，確實是聞所未聞。 有一位黃石的專家說：“你們不是要將古礦遺址向聯合國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嗎？我們準備花一個億到聯合國去進行活動，保證一定登上名錄?！?/span> 還有一位專家說：“早知道留個遺址帶來這么多麻煩，今后即使再發現這樣的遺址我們也不會說出來了。” 論證會開了整整三天，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仍然由沈竹主持，以舉手的方式進行表決，主張搬遷的方案以七十多票對五票的絕對優勢通過，會場上響起一片掌聲，周保權以發呆的眼光望著會場上歡騰的人們：論證會“圓滿”結束。 我回來后很有點生氣。十二月四日給沈竹寫了一封信，措詞相當激烈。我認為礦冶部門的人站在他們職業的立場上，主張搬掉這個遺址情有可原，沈竹作為全國文物局副局長也積極推動這一主張就無法理解。 給沈竹寫個信當然毫無意義，之后我寫了《銅錄山古礦遺址不應搬遷》一文，并附上信，分別寄給黃石市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四大家的領導，沒有得到任何反響。我又寄給《黃石日報》和《湖北日報》，也都石沉大海。我仍然不服氣，通過《人民日報》編輯部將文章轉給新華社。過了三個月，我在青山湖散步碰到周秀山（當時我不知道他的身份，事后聽說他還是市委副書記）。他倒是興奮地告訴我：“新華社內參發表了你的一篇文章?！笔形嘘P部門并沒有通知我去看看內參，我沒有那個資格，但周秀山說的一定是事實。我立即將文章打出，同樣附了信，分別寄給湖北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協四大家的領導。不到一個月，周保權館長非常高興地拿了黃知真省長的批示給我看，就批在我的文章上，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指示銅錄山古礦遺址應該原地保存。我想黃省長可能有分年紀了，字寫得歪歪扭扭，還寫得相當長，寫了一些應該如何保護的話。當時我沒有復印設備，也沒有將批文抄錄下來，反正對我來說，他批示同意就可以了。——我這個黃不管用，他那個黃可是管用的：銅錄山古礦遺址由此得到保存。 看了批文之后幾天，我又在黃石市人大常委會上要求講一講銅綠山古礦遺址的保護問題。謝法主任說：“黃省長已經批了，不用談了?！?/span> 事情過了二十多年，平心靜氣來回顧整個過程，我認為文物部門主張保護文物理所當然；至于礦冶部門，他們為了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要求開發地下礦藏，也可以理解。雙方的矛盾在于專業不同，職責不同，關注的內容不同。雙方各執一詞，也就很難一致。碰到這種情況，照說應該由政府進行協調。而當時黃石政府部門，似乎沒有馀力顧及文化方面的事務。謝主任的表態就很有代表性：反正是省里沒有指示，不必談；省長已經批示，不用談。他的組織觀念是很強的。謝主任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的關系也非常之好。謝法現象只是說明我國相當大一部分地方領導干部，在文化上，在知識結構上有所欠缺，這不是謝主任一個人的問題。 為保護銅錄山古礦遺址，以周保權為代表的黃石文物部門的同志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不管遇到多大困難，周館長總是堅持不懈。而且他態度平和，從不使用過激的言辭。一切為了工作，堅持是正確的，過激的言辭沒有任何好處。至于我本人，只是在周館長的鼓勵和支持下做了一點工作。如果沒有黃知真省長的批示，我作再大的努力也不會有什么作用。后來我聽說，黃知真省長批了我的文章后下個月他就去世了,這使我感到震驚。老省長在生命結束之前對銅綠山古礦遺址的保存做了如此之大的貢獻，應該在銅綠山給他豎一尊銅像作為永久的紀念。 附記： 二○一三年七月三日銅碌山古礦遺址管委會有兩位先生來找我，說為紀念遺址發現四十周年要編一本文集，約我就一九八九年有關古礦遺址保存的過程寫一篇回憶文章。我說遺址已經保存就可以了，再說渉及到當年和礦業部門的分歧，文章最好不寫。他們說，情況是怎樣就怎樣，實事求是，你只管寫，沒有問題。如此我就寫了這篇文章。但后來情況如我所料，文章并沒有用上。文章已經寫了，我還是保存著。 大冶銅綠山古礦遺址聯 銅山爐火，照徹洪荒蒙昧 礦井鐝聲，敲開世界黎明 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獲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發布時間：2016-08-18 09:27:45來源：湖北日報 湖北日報訊（記者陶忠輝、通訊員程良友、姚昭）昨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在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舉行“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中國之最）”授牌儀式，授予銅綠山古銅礦為“持續生產時間最長的古銅礦”。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于1973年被發現，1974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對該遺址進行了11年的考古發掘，發現這是一處以采礦和冶煉為核心的古代礦冶遺址，采冶年代始于商代，經西周、春秋戰國延續至漢代，持續時間長達1000余年，貫穿整個青銅時代。它是中國迄今發現的古礦遺址中時代久遠、持續生產時間最長的一處古銅礦遺址。 國務院于1982年將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3月20日和2012年10月22日兩次將其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2013年被列入“十二五”時期全國150處重要大遺址之一；2015年，銅綠山四方塘遺址墓葬區發掘項目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另據《楚天都市報》報道： 持續生產千余年 大冶銅綠山古銅礦世界最長壽 圖為：春秋時期井下采礦遺址 楚天都市報記者碧云攝 楚天都市報訊（記者碧云 通訊員程良友 姚昭）昨日上午，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工作人員來到大冶，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舉行“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授牌儀式，授予銅綠山古銅礦為“持續生產時間最長的古銅礦”。 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位于大冶市金湖街道辦事處，距大冶城西3公里，遺址保護區面積約為555.7公頃。 據介紹，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于1973年被發現，1974年—1985年考古工作者對該遺址進行了11年的考古發掘，已知這是一處以采礦和冶煉為核心的古代礦冶遺址，采冶年代始于商代，經西周、春秋戰國延續至漢代，持續時間長達一千余年，貫穿整個青銅時代。它是世界迄今發現的古礦遺址中時代久遠、持續生產時間最長的一處古銅礦遺址。 國務院于1982年將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3月20日和2012年10月22日兩次將其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2013年被列入“十二五”時期全國150處重要大遺址之一；2015年，銅綠山四方塘遺址墓葬區發掘項目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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