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尼采的故事

叔本華說，這是個意志的世界，因而也是個痛苦的世界、罪惡的世界，要改善社會必須依靠天才，只有天才能夠以理性制約意志。可是尼采卻說，這個世界只有靠意志方可有救，要依靠最強的意志，最高貴的人是具有最強意志者，別寄望于理性。斯賓塞說，道德要以生物學的進化論為基礎，人類社會從軍事社會進化到工業社會，契約、合作、平等的自由、個人神圣等等是道德規則。尼采卻說，進化論的必然結論，是推崇最強意志，把“弱”視為謬誤，平等、合作等等就是弱者的道德。不過，尼采其實正是循著前兩位哲學家的腳印走過來的。他自己也曾說過，約在1865年，他讀到叔本華的《意志與觀念之世界》一書，猶如面對“一面鏡子，使我照見了世界，生命以及我的本性活現出駭人的壯麗”于是他一個字也不讓疏漏，讀著讀著，“就像叔本華親自在對我講呢”，尼采哲學的出現有其前奏，并不是橫空出世的哲學，也不是他自詡的所謂“無時間性的”哲學。

我坐在那兒等待，

超乎善惡之外，

欣賞剎時的陽光、剎時的云陰，

但見晴空，湖波，午日，時間悠悠無盡，

于是朋友啊，忽地一身化為二，

查拉圖斯特拉走過我的左近。

這“查拉圖斯特拉”就是尼采的一部杰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主角。書中說道，查拉圖斯特拉在三十歲時走下他在那里沉思的山頂，如他的榜樣波斯的查拉亞斯圖一般，去向群眾傳布他的思想，可是大家不來聽他的，卻爭相去看走繩的表演。不料那個走繩者失足跌死了，查拉圖斯特拉把他的尸體背走，說道“因為你把危險當作本業，所以我要親手來葬你”。他向人們宣講：“活，要冒險地活”，“靠著維斯威火山筑起你們的城市，向未經探險的大海駕駛你們的船只，在戰爭狀態中生活”。在山林中他跟一位老隱士談起神來，其實在他的心中，眾神已經完結了。尼采借查拉圖斯特拉之口說道：“一切神們死盡了，現在我們要超人出來”。威爾都蘭教授說，《查拉圖斯特拉》是尼采的福音書，他以后的著作不過是這部書的注解。

后來，因為他的妹妹突然要離開，隨丈夫去巴拉圭，勸他一起走，但他寧愿留下，歐洲是他的“文化博物館”，于是，尼采孤寂的蹤跡飄忽不定，到過瑞士、威尼斯、熱那亞等地。由于眼病，他要避開陽光，把自己關在昏暗陰涼的頂屋，在緊閉的百葉窗內工作，身體已經不允許他完成大部著作，只能整理以往的雜錄，匯成一卷一卷的書，如《善惡之外》，《道德之譜系》等等，其內容都是為鏟除舊道德、建設超人道德而做的準備。

尼采本來是個古典語言學的講師，所以很自然的，他會運用這方面的特長，由字源的考據去推行他的新倫理。他考查到德文中有兩個作為“惡”解的詞，其一是上流社會對下流社會用的詞，其意為平凡、庸碌，后又變為粗俗、低劣。其二，是下流社會對上流社會用的詞，其意為不測、危險、傷害、殘酷等。同樣，作“善”解的也有兩個詞，貴族用的那個詞，意為強壯、勇敢、權力、奮斗、神圣，平民用的那個詞，其意為和平、無害、好意等。于是他提醒人們，對于人類行為有兩種相反的估價，形成兩種倫理的立足點和標準，那就是“英雄道德”（或“主人道德”）與“群氓道德”（或“奴隸道德”）。上古時代主要是英雄道德，從亞洲特別是亡國時代的猶太人那里，出現了奴隸道德，因屈伏而卑遜，因無告而利他，愛冒險和權力淪落為愛安穩與和平，狡猾代替了堅強，暗算代替了明仇，憐憫代替了嚴厲，模仿代替了獨創，良心的鞭責代替了自尊的高傲。這奴隸道德到了耶穌那里，更是登峰造極。在耶穌看來，人人有均等的價值，有均等的權利，從他的教義出發而有民主主義、功利主義，進步之定義中所有的字眼無非來自平民哲學，來自平等化庸俗化。

尼采認為，道德的背后總是潛伏著一種欲望，隱藏著一個權力意志。戀愛只是占有欲，求愛就是決斗，結婚就是占領，甚至愛真理無非要占有它，卑遜原是權力意志的保護色。與此相反，有些哲學家倡導所謂“理性的道德”就無所憑借，只有憑借于權力意志的道德才是真實的。實際上，理性只是意志手掌之中的武器，“真理”只是欲望的投影。在尼采看來，“種種哲學系統盡是炫耀的海市蜃樓”，“一個個哲學家都像煞有價事，宛如他們真正的意見乃從一種冷靜的、純粹的、神圣般不經意的辯證自身推演而發現的，……其實不過是一種臆斷，或心像，或暗示，通常就是他們心里被抽象被蒸餾過的欲望，由他們在事后找理由來辯護罷了。”人的思想理論不過是欲望為自己辯護的理由，欲望決定人的思想理論，思想理論只是權力意志的武器；斯賓諾莎和叔本華都曾闡述過與此類似的觀點，尼采則是更為直白地加以宣揚，他甚至說：“意識可看作是從屬的，且幾乎是無關緊要的，剩余的，也許它會被消滅，而代之于機能自動（automatism）”。

尼采說強者不會用理性的面具來掩蓋欲望，他們的理由不需借助于理性，理由十分簡單——就是“我要”，要戰斗，要勝利，要權力，要統治。雖然在一個社會中似乎強者的道德和弱者的道德有同等的必要，但是人的至寶是意志之力，危險、強暴、殘酷、戰爭等等，都是物競天擇生存之經歷所不可缺少的條目。他借查拉圖斯特拉之口說道：“人是最殘酷的動物。悲劇，斗牛，盯死在十字架，人們在觀看著時，從來沒有別的時候比此刻更快樂更開心的。……瞧呀，地獄就是他們的天堂啊！”尼采見到世上有那么多的殘酷，似乎很是安慰，人類要在物競天擇的自然界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依仗強者的權力意志，宣揚弱者道德的結果就是墮落和衰亡。“這是全部歷史的基本事實”尼采寫道：“讓我們在這個限度內對自己忠實些吧！”。

尼采認定，最高的倫理應該是生物學的，評判的標準就是對于生命的價值，對一個人、一個群、一個種族的生命來說，最有價值的是權力意志——是力、是能、是權力。可是，歐洲的現狀卻令尼采十分失望，他寫道：“當今成群的歐洲人昂然趾高氣揚，好像他是唯一得意的民族，他夸耀他的品性，如公德，如和善，如順從，如辛勤，如節制，如謙虛，如寬容，如同情，因此他也更柔順、忍耐而效力于群眾，把這些當作人類特殊的德性。可是，有的時候他又覺得領袖和公仆也是少不了的，于是今天這樣，明天那樣，設法不要領袖，召集了乖覺的群眾來替代發號施令，譬如各種代議制便是起端于此。雖然如此，果使有一個絕對專制英明的統治者出來，那這些成群的歐洲人就像卸去了多么難堪的千鈞重負而將彈冠相慶啊——只消看拿破侖的傾倒一世，便是最近一個鐵證。拿破侖影響的歷史，真是本世紀于大人物大時代中的得到莫大幸福的歷史啊！”歐洲人據“群氓道德”而得意，可是出了一個拿破侖，歐洲人馬上又會熱血沸騰起來，“英雄道德”必將重振旗鼓。

尼采歌頌“英雄道德”和“權力意志”，是為了推出他的“神”——超人；人類本身不是目標，社會本身不是目的，人類的目標應該是鑄就超人，社會的目的是抬高個人的權力和人格。但是超人的脫穎而出，不能任由自然選擇，因為自然界有一種逆流，即趨向庸眾的水平面，所以超人得以繼續生存，必須憑借人工選擇，即優生學的先見以及使人高尚的教育。為戀愛而結婚，不適于優生，英雄和婢女相配、天才與農婦作對，那是何等荒誕。優秀的只許嫁娶優秀的，戀愛只讓下流社會去干。結婚的宗旨不是僅僅在于傳代，而在于進化。尼采很看重血統：“單是理智不能使人高貴，反之，須要別的來使理智高貴。那么須要什么？便是血統”。除了優生以外，那就是嚴厲的教育。在學校里，做好事不加贊譽，少舒服多責任，磨煉體格，在靜默中吃苦，能服從也能指揮，不許放縱，不過對于美麗少女的欣賞倒不是壞事，殊不知超人也覺得美麗的小腿頗有風情呢……。經由優生及教育所產生出來的人，要懂得“什么叫做善？便是凡足以增強權力之感、權力意志及權力本身的一切，什么叫做惡？便是來自懦弱的一切。”

尼采號召人們，把造就超人當作我們工作的目標和報酬：“我們必得有一個目的，為了它的緣故我們互相親愛。讓我們自己偉大，否則做偉大人物的仆役和工具。幾百萬人自愿獻身作工具以達拿破侖一人之目的，為了他高興的死，倒下地來還歌頌他的名字，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幕景象啊！”查拉圖斯特拉在痛苦的時候，只要聽到那些支持高等人者、愛慕高等人者的聲音，就會高興起來：“你們冷寂的人們呀，你們各自分散的人們呀，有一天你們將合成一個民族，并躍起一個精選的民族，更從他們中間躍起那個超人來！”

不言而喻，在政治上尼采當然是推崇貴族政治而蔑視民主政治的。他這樣熱辣地譏諷民主——“這個數鼻子狂”。基督教的勝利就是民主主義的萌芽，要鏟除民主，第一步就是毀滅基督教。女權主義屬于民主主義和基督教的論系，“那個老處女”——尼采眼中的易卜生——創造了“解放的女子”，可是，講究男女平等是危險的。“女子的種種都是謎語，說來說去，只有一個解答：生孩子”，“男子在對女子而言只是手段，兒女才是她們的目的”，“男子該出來作戰，女子該教她供戰士興奮”，結婚成全了女子，男子則變得狹隘和空虛：“為妻子兒女謀社會的地位，擔負著家庭的種種憂慮，真是太荒謬了！”。

無政府主義跟女權主義一樣，都是民主主義那一窩里產出來的，既要政治上的平權，又要經濟上的平權。尼采厭惡平等：“正義在我心中說著：人是不平等的！”，“你們這些宣傳平等的人，低能之瘋魔在你們心中叫出平等來啊！”，社會主義就是妒忌。不過，社會主義這種運動有辦法處置的，只要把主奴之間的一道門打開一條縫，讓社會主義領袖們進到樂園來，就完事了。該怕的不是幾個領袖，而是那班一天比一天更墮落的低能而懶惰的人，他們想一革命就可擺脫從屬地位了。

最可卑的是資產階級，奴隸還比他們高貴一籌，尼采鄙視他們：“當今的商人道德非他，簡直就是文飾的強盜道德——在頂頂賤的市場買進，向頂頂高的市場賣出罷了”，“每個垃圾堆里他們都要去找些蠅頭小利”，“我們應當把各種足以積成巨富的運輸業和商業，尤其是金融市場，從私人或私人組合的手里取出來，并且把家私太多和身無分文的一樣看作是社會大有危險的人”。在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層是軍人，尼采希望“總有一天，大家要歸光榮于拿破侖，他曾在一個時期使世界上的男兒戰士超過商人和逐利者”。由此，理想的社會應該分成三個階級——生產者（農夫、庶民、商人），供職者（軍人和機關人員），統治者。統治者不是指官吏而是指“哲學家政治家”，他們管理財政、統轄軍隊，但在生活上不近理財者而近戰士，他們將是有能力且有修養的人，學者與將軍兼備一身，他們相互敬重、精誠團結，這些貴族、統治者“道德、尊嚴、風俗、感戴，尤其是互相的監察和同位的競爭，使這班人嚴格地不得越軌；另一方面，由他們互相對待的態度，使他們在思考、自律、風致、高傲、友誼等方面日日創新”。顯而易見，這是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尼采只是把“哲學家皇帝”換成了“超人”。

尼采的思想指定會受到眾人的指責，因為他這是在跟時代爭斗，他寫道：“一個人與他那個時代的道德系統交戰常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終要受到它的報復”。虛弱的身體，加劇的眼疾，心力的交瘁，以致尼采對于“笑”還會寫出這樣的妙句：“何以人是唯一能笑的動物，恐怕這個道理要算我最明白了，因為只有他受苦受得如此惡毒，所以無可奈何地發明了笑”。1889年，尼采遭遇到最后一擊，突然發瘋了。先由母親照顧他，1897年母親去世后，由從烏拉圭回來的妹妹照顧他，似乎只有在這種情形下，他能享受幾許平和與恬靜。有一次他覺察到妹妹望著他垂淚，他不明白，問道：“伊麗莎白，你為什么哭呢，難道我們不快樂嗎？”

對于尼采哲學，我們該怎么看呢？現代的年輕人如果初次接觸尼采的文字，恐怕會感到吃驚，人權、民主、自由、平等是被普遍認可的價值，一個哲學家怎么能肆無忌憚講出這些話來！的確，一篇頌揚超人強權的宣言，一曲贊美弱肉強食的高歌，難怪尼采哲學會遭到大多數人之詬病，特別在價值觀偏向同請弱者的人群中，更是無法接受。

不過，需要提請人們注意的是，尼采的有些話，倒是值得深思的。

尼采說道，“種種哲學系統盡是炫耀的海市蜃樓”，哲學家的理論“是他們心里被抽象被蒸餾過的欲望，由他們在事后找理由來辯護罷了。”這樣的論點恐怕會引起一些思想家、理論家的憤慨，因為這些“家”們總認為自己的思想理論是真理，人們應該服從真理，捍衛真理，怎么能把思想理論說成是“欲望”的辯護詞？說成是“欲望”的工具？在中國，一些有“士大夫情結”的人，常常標榜自己有多么高尚——諸如“憂國憂民”，“救國救民”，“家國情懷”，“天降大任”，“以天下為己任”等等，盡管“一任知縣十萬銀”的普遍事實已經揭示了他們的真面目，但是恐怕士大夫們還將全力抵制尼采這種“謬論”。在中國，“唯上”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曾迷信儒家的“天理”，也曾迷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若要說這“天理”或“真理”不過是“欲望”的工具，或許會引起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對。

然而，不妨讓腦筋轉個彎，換種思路想一想，古今往來出現那么多世界著名的哲學家，有哪一個哲學家的思想理論不曾受到質疑、批評、反對？有哪一宗哲學被公認為是唯一的、絕對的、永恒的真理？沒有，從來沒有。這說明什么呢？這說明，人的思想是人的主觀產物。主觀相對于客觀而言，“客觀”指的是外界事物，“主觀”指的是人的身心機能如感覺、經驗、理性等等。人們面對的“客觀”可能是同一個，但是每個人由其產生的感覺、經驗、理性等等都是有差異的，所以每個人產生的“主觀產物”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呈現，就好像同樣是“錢”，有人說“錢是萬惡之源”，有人說“錢是幸福之泉”；就好像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環境，有人說“生活比蜜還甜”，有人說“生活苦不堪言”；就好像有人說“自由比生命愛情更可貴”，有人則說“自由值幾個錢？”；為了一件生活小事，最親密的人之間也會爭執甚至吵架……，總之，任何人對于任何一件事物，都從“主觀”出發，都持“主觀”的立場、觀點；同樣，任何哲學家的思想理論都是他個人的“主觀產物”，都是“一家之說”。不但每個人的思想理論是“主觀產物”，而且對思想理論所作的評判也是評判者的“主觀產物”，不存在某種“客觀標準”，因而也不存在什么“公認的真理”即唯一的、絕對的、永恒的真理。

破除了哲學家的思想理論是“唯一的、絕對的、永恒的真理”的迷信，樹立起人的思想理論都是“主觀產物”的觀念，接下來要弄清楚的問題就是——是什么因素在形成“主觀產物”的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呢？是什么因素使每個人對同一事物形成有差異的“主觀產物”呢？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形成各自獨特的思想、觀點、理念、信仰等等，當然，這與每個人的家庭、環境、教育等等有關，但起決定作用的是人的內在的能動性，正是人的能動性與家庭、環境、教育等外在因素相互作用，造就了每個人不同的“主觀”。人的能動性，或者說人的身心內部的動力是什么呢？就是謀求生存發展的意志和欲望，生命的過程也就是謀求生存和發展。這里說的“欲望”，或尼采、叔本華、斯賓諾莎等人說的“欲望”，不只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那些欲望，更重要的是謀求地位、名望、美女、權力等種種欲望。謀求生存發展的意志和欲望，驅使人們與外界發生相互作用，以獲取生存和發展所需的資源，由于外界的資源永遠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某些資源將永遠處于稀缺狀態，故而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一種永遠無法避免的競爭態勢。競爭的方式可以是對抗的，也可以是協作的，可能是“武”的，也可能是“文”的。所謂“文”的，就是指創造出種種思想理論，作為自己行為的理由，以此爭取人們的支持，并利用這種支持獲取自己所需資源。如此看來，人的思想理論都是“主觀產物”，都是參與競爭所需的工具，尼采說的那些話，其實并不錯，只是過于尖刻罷了。

尼采說，他所寫下的文字，“這是全部歷史的基本事實，讓我們在這個限度內對自己忠實些吧！”。此話聽來，頗有些震撼力。對很多人來說，人類社會的進步，主要表現在對強權政治、弱肉強食的反思和批判，創建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為普及價值的社會形態。而尼采所說的“全部歷史的基本事實”是什么？他指的正是強權政治、弱肉強食；更甚者，按尼采的口氣，這不但是以往歷史的基本事實，而且是將來的“全部歷史”的基本事實；或者說，這是人類社會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基本事實。這不就意味著人類社會爭取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等的努力是徒勞的？對此，應該怎么看？恐怕必須弄清楚以下三點：首先，是否承認尼采所說的基本事實；其次，是否認同這些事實將與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并存；再次，如何看待這些事實，不同的人對同一個事實必定有不同的看法，尼采的看法過于片面和偏激。

首先，根據文字記載的歷史，人類社會數千年來一直存在強權政治、弱肉強食的事實，這一點恐怕應該承認，也無需多言。

其次，將來是否仍然如此，這只能基于已往的事實來進行分析，從其產生的原因來加以判斷。這些事實是怎么產生的？上文說過，生命過程就是謀求生存和發展的過程，因此也是謀取生存及發展資源的過程，由于資源不可能滿足每個人的需求，某些資源更屬稀缺，所以競爭就是必然的態勢，也是永遠無法避免的態勢。競爭就意味著爭奪，意味著有人比他人獲取更多的資源，獲得更多資源就更處于競爭中優勢地位，所以形成了人類社會固有的現象——少數強者精英占有大量資源，多數弱者大眾只占少量資源。這就像一切體育比賽一樣，冠軍只有一個，得獎者只有前三名；也正像體育競賽一樣，最激烈的、最后的競爭發生在強者之間。競爭導致社會的分化，分布在各階層的人數，就像金字塔模型，強者精英在上，弱者大眾在下。少數人占有大量資源、占有巨大優勢的現實，就是強權政治、弱肉強食的物質基礎，只要這個基礎還存在，強權政治、弱肉強食也就可能存在。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判斷，可以認同這些事實將與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并存的觀點。

第三，尼采的觀點有值得肯定的部分，但總體看來則過于偏激、片面。從尼采的觀點中，我們可以把其中一層意思剝離出來，這意思是說，處在競爭中個人、種族或人類，需要一種強勁的品格，勇敢、冒險、好斗、好勝、敢于創新、強健的身心等等，具有這些品格的人往往是勝利者，而且在群體中成為首領并帶領大家去爭得所需求的資源。所以，應當看到強者精英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任何群體、任何社會必須有這么一批強者精英，否則這個群體、社會無法生存，更談不上發展。持有這一點認識，對于政治理論的鑒別有重要意義。譬如像在盧梭的政治哲學中所看到的，他們聲稱要用強制手段剝奪富人、消滅富人，要用強制手段消滅強弱差別、貧富差別、階級差別，建立一個公正的、一律平等的美好社會；對此，如果你持有上述那一點認識，你就能鑒定出這些理論徹頭徹尾是虛假的，那個沒有差別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社會競爭、分化無法避免，那些差別無法消滅，沒有強者精英來帶領群眾的社會無法生存，盧梭及其信徒們的目的，其實是要替代原有掌權的強者精英，占據大量資源以滿足他們的欲望，他們的理論只是滿足其欲望的手段。

除去上述剝離出來的一層意思，尼采的理論總體上過于片面和偏激。雖然我們無法避免競爭和分化，但不等于無法改變競爭的方式，強權政治、弱肉強食、殘酷壓迫只是一種競爭方式，共和政治、平等參與、和平合作也是一種競爭方式；而尼采極力推崇強權暴力的方式，稱其促成人類的興旺，又極力鄙棄和平合作的方式，稱其使人類走向衰亡。歷史的經驗證明，尼采的這種片面和偏激，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害的。誠然，數千年來，強權暴力的競爭從未停止過，雖然人類文明也有所進步，但是，與此同時，數不清的生命和財產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毀滅，文明的進步也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不言而喻，人們一直寄希望于探尋出一種競爭的良性方式，以減少惡性競爭帶來的“毀滅”和“挫折”，不過這種愿望只有在近代或近五百年間才有可能實現。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工業革命，出現了斯賓塞所說的從軍事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的趨勢。工業社會走向民主和平；生活不受戰爭的支配而集中精力在發展經濟；權力廣泛地分布到民間團體；那些威權、等級、階級等習慣，與軍事國家互相憑借而得勢的，在工業社會將被打倒；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關系從“原始狀態轉向契約狀態”。而這兩種社會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從個人為國家利益而存在的信仰，轉變為國家為個人利益而存在的信仰。”于是，17世紀后期英國的洛克吹響了民主化的號角，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在實踐上開啟了民主化進程，20世紀后半期在一些歐盟國家建立起比較健全、穩固的民主政治秩序。在當今世界里，民主政治下的良性競爭方式，即共和政治、平等參與、和平合作這種競爭方式是主流，強權政治、弱肉強食、殘酷壓迫的競爭方式愈來愈受到排斥，至于這種趨勢能持續多久，那就說不準了。

有必要提及另外一件事，不少學者發表評論，說道尼采與盧梭相反，尼采為強者說話而盧梭為弱者仗言，又有許多學者發表評論，說道尼采跟盧梭相同，兩人都是浪漫主義，輕視理性而推崇本能和情感。其實這些議論都只看表面，應該說，這兩位世界著名哲學家確實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于兩人都在宣揚強權政治和獨裁專制，都主張運用惡性競爭方式，尼采推出“超人”來當統治者，盧梭則舉出神明般的“最高智慧”來當統治者；不同之處在于尼采是直白地頌揚強權政治，而盧梭則拿偽民主來掩蓋其真獨裁的實質，尼采說“強制”是美德，盧梭則說“服從”是美德，實際上兩人是異曲同工。很多人看尼采哲學，容易被激起反感，但看盧梭哲學，卻容易深受其迷惑。所以，對于爭取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的事業來說，盧梭哲學比之尼采哲學更具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