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收條”，我還有個兄弟叫“回信”。別看我倆是陳舊泛黃的信箋，但都是國家一級革命文物，是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的“鎮(zhèn)館之寶”。 仔細瞧瞧我倆的樣子，紅色豎行“八行箋”，頭頂代表孫中山先生革命意志的“總理遺囑”，再向下看，便是我們的身份——“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公用箋”。若無南昌起義，我倆也就是上世紀20年代的兩張普通信箋而已。但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后，我倆便擁有了“靈魂”。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義第3天，繁忙的江西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里突然一片沸騰。朱大楨來了，這個作為江西民眾慰勞前敵革命將士委員會負責人的國民黨“左派”人士，數(shù)月前還在帶領群眾前往武漢慰問北伐的國民革命軍。但是，隨后國民黨反動派瞬間變臉，揮起屠刀血腥迫害中國共產(chǎn)黨員的卑劣反革命行徑讓他徹底傷了心。 大革命的失敗曾讓朱大楨憤憤不平。沒想到，中國共產(chǎn)黨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發(fā)動了南昌起義，讓他重新看到中華民族的希望！起義當天，他便迅速發(fā)動南昌群眾為起義軍捐款捐物，并將募集到的一萬銀元送來支持起義。為起義部隊代收慰問金的是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常委黃道和羅石冰，他們當即為朱大楨開出收條：“今收到貴會慰勞革命將士捐款壹萬元正”。這時的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是以共產(chǎn)黨員為核心的國共合作組織，黃道和羅石冰均為共產(chǎn)黨員。 我就這樣到了朱大楨的手中。我至今還清晰記得黃道、羅石冰將我交到朱大楨手中時的那份激動。起義時，中國共產(chǎn)黨太困難了。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很多人對起義部隊避之不及。加之當時金融混亂、物價飛漲，葉挺、賀龍的部隊從武漢帶來的國庫券和江西省銀行發(fā)行的紙幣都大打折扣。這一萬銀元對孤立少援的起義部隊來說，可謂雪中送炭！ 捐款的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第二天，我就在朱大楨的手里迎來了一位兄弟——“回信”。他和我同樣蓋著“中國國民黨江西省執(zhí)行委員會”的方形公章，上書“逕啟者昨日收存貴會轉(zhuǎn)來之慰勞捐款已由本會黃道羅石冰兩常委分別送交十一軍與二十軍兩政治（部）主任領收代為分發(fā)矣”。“回信”告訴我，起義部隊已經(jīng)開始南下，他是在起義部隊開拔之前由羅石冰緊急交給朱大楨的。“回信”主要是告知朱大楨這些捐款的去向，以及對起義部隊南下作戰(zhàn)產(chǎn)生的巨大幫助。 過了很多年我才漸漸明白，在那個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南昌人民此舉是多么慷慨和赤誠。我這張“收條”證明的不僅是起義部隊軍費的一個來源，更是人民群眾對這支部隊的真情支持。 而我的兄弟“回信”，則是中共黨員嚴謹細致、有始有終工作作風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人民恩情的無聲感念。 1958年，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籌建。紀念館籌備處獲悉了我們的下落，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找到朱大楨，希望他能把我們捐獻出來向世人見證那段歷史。然而朱大楨一直將我們視若珍寶，并未同意：“保留它們，說明我的確把人民的錢交給了起義部隊，沒有中飽私囊。”后經(jīng)紀念館多次派人動員，朱大楨終于在 1959年將我們捐出，讓我們與世人共同見證人民軍隊在誕生之初就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張富華 朱宏博 魯文帝 解放軍報） 責任編輯：胡光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