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的力量 “朱毛井岡會師”壯舉啟示錄 朱德在《從南昌起義到上井岡山》中指出：“大革命時期，我們黨中央就組織了軍委”“雖然那時黨掌握革命武裝還沒有經驗。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是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經接觸到了，這件事已經著手做了。因此研究黨的軍史時，應當從這個老根上研究起。”[1] 朱德的話告訴我們，研究紅軍初創時期建軍事思想，首先要在弄清這個“老根”做文章；要弄清紅軍是怎樣成長、發展起來的？ 朱德在一次座談會上曾說：“井岡山的部隊和南昌起義剩下的部隊會合后，編成了紅四軍，毛主席為黨代表，我為軍長。井岡山成了我們的根據地……紅四軍的成立，對革命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2] 縱觀人民軍隊發展史，“朱毛紅軍”的誕生，不僅是開創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新局面，而且是人民軍隊建軍大業的基石。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到“朱毛井岡會師”那個傳奇歲月…… “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1921年初毛澤東在為他組織的新民學會確定的目標，從那天起，他為實現這一目標奮斗，終生堅守不渝。 20世紀20年代初，一艘紅船從嘉興南湖起航；6年之后，小船上一個叫毛澤東的青年，率領一支不足千人的隊伍來到了井岡山…… 不久，一個叫朱德的“老同志”（42歲），率領從南昌城走來的一支不足兩千人的隊伍（南昌起義軍余部），也登上了井岡山…… 朱德曾是舊民主革命的忠勇戰士。1922年，36歲已是滇軍少將旅長，金錢地位唾手可得。可是當他接觸到共產主義以后，毅然拋開一切，千里轉折尋找共產黨。1926年，他奉黨的指示，來到南昌，不久，參加了南昌起義，踏上了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征程。 是什么力量使兩位偉人的大手，緊緊握在一起？ 是什么力量使兩支小小隊伍，緊緊結合在一起？ 對于這樣一個彪炳史冊的偉大事件，我們今天能得到什么啟示…… 隨著毛澤東、朱德兩位巨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的瞬間，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一個特殊的漢字組合“朱毛紅軍”，中國革命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筆者從朱毛井岡會師的史料中，深深感悟到共產黨人信仰的力量……  《井岡山會師》（油畫） 許寶中 作（蓬州閑士攝于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一、兩位偉人晚年，講述了一個幾乎相同的“信仰”故事  幾十年來，所有黨史，軍史著作中，對秋收起義，極少用“失敗”兩字，然而，1975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度過最后一個國慶節時，艱難地支撐著身體，對身邊唯一陪伴著他的護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國所經歷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義。 對于很多人來說，過去聽到的秋收起義宣傳，都是毛澤東領導起義時是如何英明正確，暴動后的戰斗是如何勝利輝煌，結局又是率眾滿懷豪情地奔上井岡山。然而，從毛澤東本人口中講出的秋收起義過程卻大不相同： “這故事，你只有從我這里才能聽到，哪本書上都沒有。即還是上井岡山前，秋收暴動以后，我們連打了幾個敗仗。人不斷地跑，連師長都不辭而別了，人心亂得很。當時，就有人說，'還是算了吧，就這么幾個人，能頂什么用？’有一天，隊伍來到一個鎮子上，大伙休息的時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談論散伙的事。當時，就有人問我：'毛委員，憑我們這幾個人，這幾條槍，革命能成功嗎？’我對他們說：'我們這幾個人，這幾條槍，用不完，綽綽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們有言在先，到慶祝革命勝利的那天，我們肯定死不光。’1949年開國大典后，我見了幾個當時聽過我講話的人，沒想到，他們還都記得那些話。”[3] 毛澤東心中這一段刻骨銘心的往事，語言平實，但彰顯的卻是理想信念的偉大力量，秋收起義軍從失敗走向勝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撐。 據史料記載，當年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開始連打敗仗，連一個縣城都堅守不了。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學校，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冒著“逃跑罪名”，力排眾議，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毅然決然將起義軍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 第二天早上，在里仁學校操場上，毛澤東向起義軍動員說：“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4] 毛澤東富有激情的講話，把起義軍失敗后低落的情緒，重新鼓動起來。 隨后，毛澤東背著斗笠，穿著草鞋，拖著受傷的腳，一瘸一拐地和秋收起義部隊一起，走在上山的路上…… 朱德當年率領從三河壩突圍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在贛南轉戰時，已是“七零八落”，沒有組織，有些人中途跑了，留下的人還有的繼續要求走。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率領這支“七零八落”的隊伍，來到江西境內天心圩。 一天傍晚，朱德身穿灰布軍衣，戴著斗笠，穿著草鞋，站在天心圩河壩子里，對起義軍排以上干部講話—— 說了一番和毛澤東當年在里仁學校意思相同的話…… 據史料記載：在天心圩河灘上，朱德走到排以上干部隊伍前，嚴肅地說道： “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5] 朱德接著說：我們今天革命，就像俄國的1905年，俄國人1905年失敗了，但1917年他們成功了。 我們只要能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 我們也有我們的1917年！ 此時，誰也沒有說話，河壩子里靜悄悄的，只有風吹著竹林，刷刷地響。 朱德一席簡短的話，傳遞出帶有熱血溫度的堅定，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途。 在這段艱苦的日子里，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信仰凝成的力量。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書記楊尚奎陪同，來到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在天心圩軍人大會的油畫前，紀念館工作人員說：“每當我們向觀眾介紹您在天心圩的講話時，觀眾都很感動。” 朱德笑了笑說：“那時的形勢，真困難呀，和黨中央失去了聯系，部隊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辦都不清楚，隊伍渙散，開小差的很多。這時，我把一些同志請來，向大家講了幾句心里話，說：'哪怕只有十幾、二十幾個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國革命是一定會勝利的。’會后，大家的情緒高多了，堅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 停了一下，他又說，“部隊真正得到鞏固，還是在經過幾次整頓之后。那時，我們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氣把部隊的組織和紀律搞好。特別到了上堡，才算穩住了腳跟，部隊按游擊戰的要求整訓。我們原來也不知道上山，開始上山搞了個把月，才覺得上山有出路。”[6] 毛澤東曾說：“這個故事只有從我這里才能聽到，那本書上也沒有。” 毛澤東和朱德講述的故事，沒有豪言壯語，但告訴了我們一個真實的歷史： 南昌起義剩下的部隊和秋收起義軍，這兩支小小隊伍，在外部遭受敵人追擊、內部不斷發生叛逃的困苦中，轉戰千里，最終在井岡山匯成鐵流，使井岡山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和堅強的堡壘，使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成為開創建軍大業的偉大的開端！ 毛澤東、朱德講述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堅定信念，聽黨指揮，是人民軍隊在風雨如磐的漫長道路上，在挫折中奮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輩革命家開創建軍大業的軍魂！是建軍大業的偉大開端的基石！  《井岡山會師》（油畫） 許寶中 作（蓬州閑士攝于樂至縣陳毅生平事跡陳列館，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歷史又如此奇特，在江西上猶縣境內，兩山之間，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和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軍余部，雖然被敵人分隔兩處，但在探索中國革命武裝斗爭的道路，怎樣建設一支人民的軍隊等問題上，各自都得出了幾乎相似的認識，演繹了幾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史料記敘，1927年10月5日，朱德率領從三河壩撤下的起義軍，來到饒平的茂芝村，得知南昌起義軍主力在潮汕遭到失敗，指揮部也不存在了，一時間感到震驚和茫然…… 失敗主義籠罩全軍。而四周的敵人大軍壓境，企圖一舉消滅起義軍。 形勢十分嚴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學校，主持召開20名軍官會議。 會上不少人說：既然主力都失敗了，葉軍長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們留下還能干什么？不如散了好。 朱德振臂一呼，反駁說：“南昌起義軍主力雖然失敗了，但是，這面旗幟不能丟！我是共產黨員，我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的種子保留下來，我有決心擔起革命的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進行到底。”[7] 經過一番爭論，朱德的意見得到多數人支持。 會議最后作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的決策，擺脫了過去“圍繞城市鬧革命”的方針，起義軍從此開始了“上山”，開始了打游擊，開始走上新生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德在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我們由福建退至江西，開始被迫上山，被迫進行游擊戰，這有一個好處，即開始轉入正確方向——游擊戰的方向。”[8] 在西進千里轉戰中，朱德把游擊戰作為起義軍唯一發展方向，特別是坪石大捷，運用游擊戰，我軍1個團的兵力，戰勝了許克祥的6個團，首創了我軍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 作戰方法的轉變，使瀕于潰散的部隊，煥發勃勃生機。 1928年1月，宜章年關暴動，揭開了湘南暴動序幕，3個月內，起義軍以武裝暴動建立了宜章、郴縣、耒陽、永興、資興、安寧6個縣蘇維埃政府，在湘南開展了轟轟的土地革命。 1928年4月，正當湘南暴動如火如荼開展之際，敵人組織7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對起義軍聯合“圍剿”。 在敵強我弱嚴峻形勢下，朱德不顧湘南特委反對，采取“且戰且退”運動戰方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岡山。4月26日，到達礱市。 4月28日，從井岡山下山、掩護朱德從湘南撤退的毛澤東，也率部從酃縣，回到礱市。 4月28日，這是個記入歷史史冊的一天： 兩位偉人的巨手，終于緊緊握在一起…… 朱毛井岡山會師，經歷了人們難以想象的奇跡：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軍“上井岡山”，也不是像人們傳說中的那樣…… 史料記載，毛澤東上井岡山，有“初上”和“重上”兩個不同階段。 初上，是古城會漢后，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親自去茅坪大蒼村會見了袁文才，并送槍一百支，對袁文才做好了思想工作，10月7日，才把工農革命軍的傷兵病兵安置到茅坪…… 此時，毛澤東并沒有帶部隊上山，卻指揮部隊經古城、礱市、向酃縣進軍。直至在大汾打了敗仗，才最終確定了上井岡山。 1980年4月13日，譚政回憶說： “那時我是毛澤東的秘書……由于大汾戰敗，我們就上了井岡山……上井岡山是逼上去的。”[9] 史料表明，當時，毛澤東率領起義軍，踏遍了羅霄山脈的北段、中段以及南段邊緣后，直至1927年10月27日，在王佐歡迎下，才率部進駐井岡山的中心茨坪。 從此，工農革命軍落腳井岡山，開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斗爭。 與南昌起義主力失敗悲劇相似，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上山前，也遭受過出師不利的考驗……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國的秋收起義，霹靂一聲爆發了。起義戰士和廣大工農，向土豪劣紳和國民黨猛烈地沖殺過去，工農武裝革命的風暴，席卷了湘東贛西大地。但秋收起義的驚雷炸響后，又多一聲驚雷轟鳴而去。由于當時起義戰略指導失誤和戰術上的分散，致使三個團剛起義就連遭挫敗，用毛澤東的話說，“連打了幾個敗仗”： 9月9日，駐修水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取道長壽街，圍攻長沙，剛收編的國民黨邱國軒部突然叛變，毫無防范的一團二營，受到該部襲擊，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團從安源出發，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輕敵，于17日攻克瀏陽縣城后，遭敵優勢兵力突然襲擊，部隊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澤東率第三團從銅鼓向瀏陽進軍，一舉攻下長沙東門，團長蘇先駿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敵軍反撲，起義軍被迫轉移。 在起義連遭失敗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審時度勢，決定立即實行戰略退卻，指示起義部隊到瀏陽縣文家市集中會合。 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召開前委會議，集中討論部隊進軍方向問題。毛澤東在激烈的爭論中，說服了大家，放棄攻打長沙的計劃，決定退往湘粵贛邊境，尋機上山打游擊。 9月21日，起義部隊在毛澤東率領下，開始了向羅霄山脈中段轉移，至此，起義軍進軍方向，由攻打長沙改為向湘贛邊的農村山區轉移。 一個是文家市，一個是茂芝村，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內容，但傳遞的都是同一種“信仰”；都是在“出師不利”的陰影下，作出的“上山”決策。 兩支起義軍，在兩位偉人的領導下，以非凡的英雄氣概和堅定信仰，沖破千難萬險，開始了對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偉大探索。  《紅五軍和紅四軍會師》（油畫） 許寶中 作（蓬州閑士攝于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秋收起義革命軍在向羅霄山脈中段行進中，不僅路途越來越艱難，部隊也越來越不好帶。秋收起義的參加者賴毅后來回憶道： “那時，逃跑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里去？’”“第一營第一連的一個排，就在排長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機會逃跑了，并且帶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僅當兵的跑，官長中也有不少人動搖叛逃。起義后先是四團團長邱國軒叛變，一團團長鐘文璋棄部出走，二團團長王興亞下落不明，后是三團團長蘇先駿、師長余灑度離隊（后來叛變）。 9月29日到達永新縣的三灣村，部隊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達三灣的當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我軍建軍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 9月30日清晨，毛澤東在三灣的楓樹坪，向全體官兵強調了改編意義后，接著慷慨激昂地說：“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后面放冷槍，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條腿，我們也有兩條腿。賀龍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了軍長，帶了一軍人馬。我們現在不只有兩把菜刀，我們有幾百人，還怕干不起來嗎？你們都是秋收起義出來的，一個人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他一百，我們現在有這樣的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么？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10] 這次整編，在思想整頓、堅定信念的基礎上，把部隊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主義制度。三灣改編，是秋收起義軍的一個轉折點，毛澤東后來說：1927年，在三灣村“那個村子里，工農革命一個師整編為一個團，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領南昌起義軍，在西進的轉戰中，所遇到的困難和考驗，和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軍所遇到的情況，幾乎相似。 當年隨朱德一起戰斗的楊志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回憶了這段歷史： “這時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氣候已經很冷了，我們身上卻還穿著八一起義時發下的單衣，破爛不堪，到處是汗污，到處是破洞。短褲遮不著的小腿，飽受風吹日曬，皴裂得像兩條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爛了，要打草鞋，既無材料，又無時間，有的撕下塊布把腳包起來走，有的索性打赤腳走。露營更是經常的宿營方式。一到宿營，個人弄把樹葉子墊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飯，那更是困難。吃飽肚子的時候是少有的，尤其難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發病的季節，拉痢、打箅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沒有醫藥治療，有的就寄養在老鄉家中，病勢沉重的，就在野營的樹下或是小道旁犧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個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這種失敗的考驗，受不了這種艱苦困難的考驗，不辭而別了。一路行軍，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兩兩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轉。記得這天剛上路沒多久，我們連的一個湖南籍士兵便離開大路走開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轉身來，舉起槍，唰啦推上了一顆子彈，指著我說：'你敢來？’我連忙講好話：'朱軍長說過，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槍是革命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槍一扔，頭也不回地走了。像這樣的事，不是一回兩回，在到達信豐的時候，迫擊炮也被陳葉珍帶走當土匪去了。”[11] 進駐安遠縣天心圩時，起義軍師、團領導，相繼離隊，這支部隊領導，除朱德外，只留下73團黨代表陳毅和74團參謀長王爾琢；部隊從一千多人只剩下八百人。 面對部隊頃刻潰散的局面，朱德采用和毛澤東幾乎同樣的辦法，保持了起義軍的穩定—— 10月下旬，起義軍進入江西，敵人忙于打內戰，不追了，朱德在陳毅協助下，抓住這個時機，搞了二十余天的“贛南三整”。 朱德在《從南昌起義到上井岡山》一文中寫道：“十月底到了大余，對部隊進行整編。首先，整頓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到了上堡后，“我們利用這一時機進行了整訓。首先是整頓紀律，那時就規定了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其次進行軍事訓練，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天天上。”[12] 為了便于指揮，在大余整編中，朱德把隊伍整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司令，陳毅任指導員，王爾琢任參謀長。 三河壩突圍后，起義軍一路情緒低落。經過這一段整頓，部隊逐漸活躍起來，部隊中談笑聲，常常在人群中回響。 從此，部隊精神面貌大為改觀。不僅紀律加強了，信心更足了，而且戰斗力也提高了，部隊走向了統一團結。 前有毛澤東的“三灣改編”，后有朱德的“贛南三整”，同是改造起義軍的寶貴法寶。 “三灣改編”和“贛南三整”，都是意在堅定信念，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它不僅對起義軍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為我軍以后的整黨、整軍提供了寶貴經驗，可以說，我軍各個歷史時期的整黨、整軍，無不和“三灣改編”“贛南三整”有著內在聯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內容，有了新的發展。  三灣改編所在地（蓬州閑士攝，圖片來源：四川方志圖庫） 井岡山會師，兩股鐵流匯合到了一起，從此成為紅軍主力，連續幾次打退了國民黨對井岡山根據地的“進剿”，使井岡山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在井岡山斗爭的一年多時間里，“朱毛”把“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進一步完善，成為紅軍取得屢戰屢勝的法寶。 1961年2月，朱德到八一南昌起義紀念館參觀，在井岡山會師的油畫前，靜靜地凝視了很久，深情地說：“起義部隊到了井岡山，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力量壯大了，更重要的是開始找到了開展武裝斗爭的正確道路。”[13] 朱德的話，深刻揭示了井岡山會師的偉大歷史意義。歷史表明，沒有井岡山會師，就沒有人民武裝的匯聚、融合，就沒有從星星之火到騰飛之勢。在中國革命低潮時，朱毛舉起了一面堅持武裝斗爭的大旗，為中國工農紅軍的成長構筑了堅實根基。 革命信仰之花，結出了豐碩之果。 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慢慢地在贛南、閩西點燃…… 有一首人們耳熟能詳的歌，首面一段歌詞是： 雄偉的井岡山， 八一軍軍旗紅， 開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從無到有靠誰人？ 偉大的共產黨， 偉大的毛澤東。 …… 這首歌詞，不僅是朱毛井岡山會師的頌揚，更是對什么是建軍大業基石、什么是信仰力量的詮釋。 為把我軍建設成世界一流軍隊，為實現“百年強軍”目標， “黨的領導，是人民軍隊始終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創造力、戰斗力的根本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色，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人民軍隊必須“把這一條作為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14] 這是一條被實踐證明的真理。 當前，世界上軍事競爭日趨激烈，我軍正處在變革重塑緊要關頭，挑戰和困難不會減少，要應對和戰勝風險，更需要弘揚老紅軍優良傳統， 解決實踐中的新問題，在推動百年強軍偉大實踐中取得新的突破。 [1]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至174頁。 [2]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至166頁。 [3]《走進毛澤東的最后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0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一一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頁。 [5]《親歷南昌起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頁。 [6] 南昌市史志辦公室、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建設風云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頁。 [8]南昌市史志辦公室、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建設風云錄》，2010年版，第164頁。 [9]張俠、李海量，《湘贛邊秋收起義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頁。 [10]譚政，《三灣改編前后》，載1951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11]《親歷南昌起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314頁。 [12]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出版，1987年版，第174—175頁。 [13]南昌市史志辦公室、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建設風云錄》，2010年版，第28頁。 [14]《求實》雜志，2022年15期。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作者：周根保（中共黨員，1947年4月生，南昌人。中共南昌市委原常委，原南昌軍分區司令員，南昌八一精神研究會原執行會長，江西省紅色文化研究會原第一副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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