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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艱辛的革命斗爭歲月里，對于那些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者來說，理想是遠遠高于個人情感的。 戰火中的愛情大多情深緣淺，“相伴一生”是最美麗的誓言，也是最奢侈的愿望。 然而，曾有這樣一對璧人，他們堅貞的愛情與偉大的理想完美地交織在一起，跨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障礙，超脫了生與死的束縛，成就了中國最美的愛情。 他們就是周恩來和鄧穎超。  “不會嫁人”的進步女青年與“獨身主義”民國美男子的紙短情長 1904年，鄧穎超出生在廣西南寧的一戶官宦人家，她的父親鄧庭忠信奉“生兒子傳宗接代，生女兒毫無用處”的封建主義重男輕女思想，想把剛出生的鄧穎超送人。 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拿刀以死相逼，鄧庭忠這才作罷。那時誰都沒有想到，這個襁褓中的嬰兒未來會成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領軍人物，在未來幾十年中大放異彩，青史留名。 鄧穎超三歲那年，鄧家家道中落，鄧庭忠客死異鄉，楊振德獨自肩負起了撫養女兒的責任。楊振德讀過書，有著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她靠著為別人做家庭教師的微薄收入將鄧穎超養大，日子雖過得清貧艱辛，但她沒有忽視對鄧穎超的教育。  鄧穎超受母親的影響很深，從小便有一顆崇尚平等正義的愛國之心，小小的她就為民族正在經受的苦難痛心疾首。 十二歲那年，鄧穎超便寫下了“望吾同胞從此上下一心，振奮精神、謀國家之進步!”這般振奮人心的話語。 那時的鄧穎超并不知道，曾經有個少年也在十二歲的時候立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宏偉志向。所謂千里姻緣一線牽，有緣的人總會相見。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十五歲的鄧穎超與同學們一起組建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積極投身到這場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當中。 鄧穎超在“同志會”中擔任演講隊長，她以飽滿強烈的愛國熱情，向大眾揭露北洋政府懦弱無恥的賣國行徑，為飽受壓迫的婦女爭取平等權利，反對當局對進步人士的迫害。  當時的周恩來剛從日本留學歸國不久，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任主編。 他以犀利的文筆，對時局針砭時弊，抨擊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華行徑，傳播自由民主的精神和革命思想，以策應五四運動的發展。 《會報》在全國的工人階級和學生群體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鄧穎超也是《會報》的忠實讀者，報紙上的內容每每都會與她心中所思所想不謀而合，開拓她的思路和眼界。 周恩來每天都會認真閱讀讀者來信，一日，他打開一封信，信紙上的筆跡端麗秀美，寥寥數字慷慨激昂地寫道： 周恩來同志，我是你忠實的讀者，不要向惡勢力低頭，要為真理而奮斗到底。署名是小超。 看過信后周恩來笑了，單憑署名周恩來判斷不出寫信之人是男是女，但這個人無疑是與他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對“男女大防”看得極重，那時天津的女學生運動和男學生運動是獨立進行的。鄧穎超和周恩來分別是兩邊團體的代表人物，對彼此都有所耳聞，但也僅僅只有淡淡的印象。兩個人真正的相識是在覺悟社建立以后。 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愛國青年加入到這支救亡圖存的隊伍中來，為了加深凝聚力，“同志會”和《會報》推選出各自團隊中的精英組成了一個更加嚴謹和有力量的組織——覺悟社，鄧穎超和周恩來都在其中。 覺悟社的成員們對自身要求極高，他們堅持以“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準則來提高自身覺悟，要求自己將滿腔的熱情都投入到革命斗爭中去，所有社員都恪守著覺悟社內部成員之間絕對不會有任何戀情的原則，不允許有任何個人情感擾亂組織前進的步伐。  鄧穎超見證了太多受封建主義壓迫的婦女，在那個年代，女人一旦嫁了人，似乎就完全喪失了自我和自由，這是她萬萬不能容忍的。 她一度認為，一個婦女只要結婚了，這一輩子就完了。每每遇到辦喜事的人家，她都忍不住對新娘心生同情。她覺得自己這一輩子是絕對不會結婚的。 無獨有偶，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期間，受西方新教的影響頗深，始終堅持自己是“獨身主義”。這件事與他熟識的人都知道，所以在鄧穎超收到周恩來要求和她確定戀愛關系的來信時，整個人都是懵的。 那時，周恩來正在法國勤工儉學，而鄧穎超留在國內負責覺悟社成員之間的聯絡工作，與周恩來經常有書信來往。 1921年，周恩來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旅歐支部的負責人。 在歐洲學習期間，周恩來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在確認了自己將為共產主義事業奉獻終生以后，漸漸覺得有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是件不錯的事。 他第一個想到的人，便是鄧穎超。 此時周恩來才意識到，在頻繁的信件來往中，他不知從何時起，已經對鄧穎超生出了一種超越同志之間革命友誼的復雜情感，他堅信鄧穎超是能夠與他共患難、共同經歷風雨的戰友。  1923年，鄧穎超收到了一張周恩來寄給她的明信片，明信片背后是她再熟悉不過的筆跡，寫道：“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 鄧穎超一下子就明白了周恩來的意思，不由得臉紅心跳，同時也十分困惑： 周恩來不是獨身主義嗎，怎么突然間會跟她表白？ 她在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周恩來回復得很快，他在信中敘述道： 他明白了革命和戀愛并不是對立關系，他迫切想和鄧穎超確認戀愛關系，像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那樣，一起上斷頭臺。 在那樣風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這已經是最真摯浪漫的表白了。 鄧穎超被周恩來的真情實感所深深打動，她從很久以前起就非常欣賞崇拜周恩來，她很快回信給了肯定的答復。就這樣，兩個人開始了甜蜜的異國戀。 周恩來在歐洲的4年多時間里，他與鄧穎超通了250多封信，他們一同暢談理想，共同感受戀愛的甜蜜。  文字是人類最美的發明，它們承載著沉甸甸的相思之情漂洋過海，將兩顆年輕的心緊緊連在一起。 1924年秋天，周恩來回國，他沒有時間回到天津去見分別已久的戀人，直接被組織派往廣州。在廣州工作期間，周恩來給鄧穎超寫信，向她求婚。 可一連發出十多封信，鄧穎超那邊都沒有絲毫回復。 周恩來內心焦急，卻抽不開身親自找鄧穎超確認，只能拜托一個北上的朋友親口給鄧穎超傳信。鄧穎超聽過送信人的話后，只羞答答地道：“謝謝你做了我們的媒人。” 后來一查才知道，之前的信件因為信差的疏忽，一封都沒有送到鄧穎超手中。幸好這只是一個小插曲，1925年8月8日，鄧穎超與周恩來在廣州結婚。  長征路艱苦與共，一生遺憾無子 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生無子，這讓許多人覺得頗為遺憾。 事實上，鄧穎超曾經是懷過兩個孩子的。 婚后，鄧穎超調到了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積極開展婦女工作。 1925年10月，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當時周恩來正在籌備領導第二次東征事宜，非常繁忙。二十一歲的鄧穎超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那時的她一心都撲在工作上，滿心滿眼都是革命事業，她并沒有準備好做一個媽媽。 這個孩子的到來讓鄧穎超覺得焦慮惶恐，她不想讓孩子成為革命的“包袱”，思來想去，她決定將孩子打掉。 身邊沒有可以出主意的人，鄧穎超徑自到藥鋪買了一副墮胎藥，咬了咬牙喝了下去。  她本以為這件事可以就這樣簡單地解決掉，可她低估了墮胎藥帶來的痛苦，一個人在家里疼得死去活來，覺得自己好像下一秒就要死去，她害怕極了，給周恩來打了一個電話，說自己病了。 鄧穎超從來不會在工作時打擾自己，接到消息的周恩來慌了，急急忙忙趕回家中，這才知道鄧穎超私自流掉了孩子。 當時的周恩來已經三十六歲了，他雖然沒說過，但心里是期盼孩子的。 一向溫文爾雅的他難得地發了火，他是孩子的父親，他氣鄧穎超自作主張打掉孩子，更氣她對自己的身體不負責任。這時的鄧穎超也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輕率，心中悔不當初。 周恩來看著面容蒼白的妻子，軟下語氣好生安慰，將楊振德接來廣州陪伴鄧穎超。  1926年夏天，鄧穎超再一次懷孕了，有了上一次的教訓，她這一次非常小心。 懷胎十月，1927年3月21日，鄧穎超分娩時，周恩來正忙于領導上海的工人武裝起義，沒能陪伴在她身側。生產過程中，因為孩子太大，鄧穎超難產了，在醫院住了三天，最后只能用產鉗。不幸的是，產鉗夾到了孩子的頭部，這個男孩剛出生不久便夭折了。 當時反革命集團正在廣州大肆殘害共產黨人，鄧穎超來不及休養，便坐上小船逃離廣州。她先是輾轉到香港，再換船前往上海，見到周恩來時，整個人已經虛弱得不成樣子。醫生說因為鄧穎超產后疲勞過度，子宮沒有恢復好，以后很難再懷孕了。 就這樣，周恩來和鄧穎超再也沒能擁有屬于兩個人的孩子。  這雖是莫大的遺憾，但這件事并沒有影響周恩來和鄧穎超之間的感情，共同的理想讓這一對兒愛人更能夠互相理解，而在艱苦歲月中的守望相助讓他們更加親密。 1936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國民黨對中共蘇區步步緊逼，為了保留革命最后的火種，中共領導決定實行戰略轉移。鄧穎超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自然也在轉移之列。 當時鄧穎超患上了肺結核，由于敵人對蘇區的嚴密封鎖，藥品緊缺，延誤了治療，她的病情日益加重，一直發燒，有時還會咳血。 她知道這一路必定千難萬險，以她的身體狀況或許無法走完全程，但她仍然毫不猶豫地同隊伍一起踏上了長征路。一方面，作為一個共產黨人，她會嚴格遵守組織的命令。另一方面，周恩來同樣在隊伍之中，前面就算是刀山火海，她也會跟上他的腳步。 長征路上，周恩來在前線指揮部，而鄧穎超跟著軍委衛生部一同行動，兩人能夠見面的機會并不多，但只要能見到，哪怕只是一個眼神，也能讓彼此心中生出無盡的力量。 鄧穎超的身體狀況非常糟糕，全程都靠著鋼鐵般的意志強撐著。 過草地的時候，鄧穎超的馬受了驚，她從馬背上摔下來，深陷到了沼澤地里。 鄧穎超知道這種時候不能亂動，只能堅持到后面的隊伍發現她。冰冷的雨水拍打在她的臉上、身上，等到后面的人馬趕上來時，她已經渾身發抖嘴唇鐵青。當晚便發起了高燒，吐血腹瀉，寸步難行。 周恩來收到消息后連夜將鄧穎超接到了自己的住處親自照料，他雖然時間有限，但哪怕能空出一分鐘，他也會去到妻子身邊，細細囑咐她好好休息。 共同經歷過長征的人回憶說，那時的鄧穎超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人們難以想象，她病得那樣重，是怎么一步一步堅持到陜北的。 鄧穎超的病情剛剛有所好轉時，周恩來因為過度勞累加上營養不足病倒了，高燒不退昏迷不醒。醫生最初以為是瘧疾，后來經過仔細檢查才確認是肝膿瘍，當務之急是把膿排出來。當時醫療條件十分有限，沒辦法開刀，因為一旦感染，便是要命的大事。醫生只能用冰塊幫助周恩來的肝部降溫，緩解發炎癥狀，再向下引導排膿。 鄧穎超全程都帶病守在周恩來身旁，衣不解帶地照顧他，她默默地祈求上蒼保佑周恩來轉危為安、平安無事。皇天不負有心人，幾天后，周恩來終于舒醒過來，鄧穎超一顆高懸著的心才終于落到實處，滿臉疲憊地露出笑容。 海棠盛放，那時候的愛情 有人說，鄧穎超的相貌普通，與有著“民國四大美男”之稱的周恩來并不登對。 鄧穎超也說，周恩來生得漂亮，她并不漂亮。 或許有不少人最初并不看好這段婚姻，尤其是在鄧穎超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 可事實卻向世人證明，無論身份如何變幻、同期的其他革命者們與伴侶如何離散，周恩來身邊都只有鄧穎超，數十年如一日。 人是黨內有名的模范夫妻，他們之間的愛情更堪稱是民國浪漫之經典。 鄧穎超對周恩來說：“我與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見傾心，更不是戀愛至上。”周恩來看著鄧穎超的眼睛笑得狡黠，道：“還記得當年在天津開大會嗎？你第一個登臺發言，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所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周恩來和鄧穎超從來不會吝嗇表達對彼此的愛意，1944年10月，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趕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鄧穎超送他到機場。 登機之前，周恩來將鄧穎超抱在懷中，親吻她的臉頰。這個舉動在當時可以說是驚世駭俗，一眾送行人員和隨行人員都驚呆了，但這只是這對夫妻的日常。 周恩來和鄧穎超用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浪漫是不分年齡的。 建國以后，有一天周恩來在辦公室工作了一整夜，第二日清晨，他發現昨夜下雪了，眼前一片銀裝素裹。他讓工作人員給鄧穎超打電話叫她過來一趟，鄧穎超接到電話還以為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地趕來。周恩來卻說：請你來踏雪。 鄧穎超甜蜜地笑了，她向來喜歡踏雪。兩人手挽手并肩信步閑游，不用多言便心意相契。 當初初到北京選擇住所的時候，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眼便相中了中海南的西花廳，只是因為那兒的院子里海棠花開得極好。1954年，周恩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代表新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會議日程緊湊，周恩來夜以繼日地工作。 留在北京的鄧穎超對周恩來思念得緊，正逢院中海棠花開了，她剪下其中最美的一朵，用書壓好，連同香山的紅葉一起托人帶給周恩來，內附八個字：紅葉一片，寄上相思。 周恩來收到花后，心中一片柔情，但外交工作瑣碎而繁重，容不得絲毫疏忽。 他沒有回信，只是讓人買了當地一種品種珍貴的芍藥花來，同樣用書壓好，托人連同海棠和紅葉一起帶回國內。鄧穎超收到花的同時也收到了周恩來的心意，她將海棠花、芍藥花和紅葉裝裱在一起，掛在臥室中，每日一睜開眼睛便看得見。 周恩來和鄧穎超多年來始終保持著通信的習慣，在信中，周恩來自稱“鸞”、“來”，稱鄧穎超為“鳳”、“超”。這位家國天下的總理，在妻子面前，只余一腔柔情似水兒女情長。 他會在信中溫柔地寫下“望你珍攝，吻你萬千。”的浪漫情話，而鄧穎超則回以“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的款款深情。 賞花人已遠走，海棠柔情依舊 多年的辛勞工作透支了周恩來的身體，1972年，周恩來被診出患了膀胱癌，但中國正值發展的重要階段，周恩來始終堅持在工作的第一線。 1975年11月，周恩來又一次進了手術室，來勢洶洶的病情讓他意識到，自己的時間可能不多了。他將鄧穎超的生活秘書叫到醫院，主動與她握手輕聲囑托：“你要照顧好大姐。” 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恩來與世長辭。 鄧穎超未來得及與恩愛了一輩子的丈夫見上最后一面，趕到病房時，鄧穎超在一片哭聲中，顫抖著手撫上周恩來的臉頰，在他額頭上輕輕印下一吻，聲音透著無盡的哀傷，道：“恩來，你走了……” 1988年4月，西花廳海棠花競相綻放，84歲的鄧穎超坐在屋檐下，看著眼前她無比熟悉的景象，還能清晰地憶起周恩來在花叢前賞花的背影，此時距離周恩來逝世已經過去了十二載。 這十二年對于思念著周恩來的鄧穎超來說，每分每秒都無比漫長。 可有時，又似只是彈指一揮間，那個心上之人的一字一句、一顰一笑都無比清晰地印在她的腦海里，從未遠走。遙想當年，他們本不相識，姓名不知，是心中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讓他們相識、相知、相愛，攜手共度了五十一載春秋。 所以，只要信念猶在，即便是死亡也不能將他們分開。 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 她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偉大的祖國和神圣的革命事業，她堅持追求真理，踏實奮斗在婦女工作的前沿。她與周恩來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是并肩作戰的戰友、是恩愛一生的伴侶，他們雖然沒有子女，但并不孤單，因為他們心中有國家，身邊有彼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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