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1308 晉·駝鈕金印 印文:“晉盧水歸義侯” 2.8cm high; 95g 出版:羅隨祖,《從兩方金印淺論晉代北部邊疆歷史及其他》,藝術市場2012年2月刊,頁78-80 HKD: 1,200,000-1,800,000USD: 154,800-232,000 印章在世界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中,都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古代文明大多有使用印章的遺跡,例如“兩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印加文明”都發現或出土過印章。古代西方的印章,在形式上主要是“徽記”或“圖示”性質的,但是相比較其他文明古國的印章,中國古印往往承載著更加重要的歷史信息,同時,古代篆刻文字所呈現的藝術含金量,也是寶貴的文化財富。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印,大小僅有當時的一寸見方,但小小的印章,可以考知古代的官吏制度、行政地理設置、甚至社會文化形態和民俗文化時尚。而即將在中國嘉德香港秋拍所呈現的,是民間所能流通的極為罕見的晉代的金印,而且印文包含著十分重要的歷史信息! 著名的原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在金石篆刻考證上極為權威的羅隨祖先生曾經在其著述的《從兩方金印淺述晉代北部邊疆歷史及其他》一文中專門考證了這方“晉盧水歸義侯”金印,并且留下了其親筆題寫的拓片。以下我們的部分論述資料,也會部分參照羅隨祖的重要觀點進行展開。
古代帝王印在材質上,除玉印而外,就是金印;而封王、五等爵、少數民族賜封者,無不以金印為顯貴。漢許慎《說文解字》“印”字條下注:“印,執政者所持信也。”而《漢官解詁》“列侯”條下注“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以此可見“金印紫綬”就是其“采食其邑、吏使其民”的憑信物。金印,在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數萬方古印遺存中,是非常罕見的,我們不妨為朋友們舉例一二,便可知道其分量了: 東漢 “廣陵王璽” 南京博物院藏 南京博物院的國寶級藏品中,東漢“廣陵王璽”金印是極其特殊的一件。該印由高純度黃金制成,重122.8克,鈕高2.12厘米,臺高0.95厘米。龜鈕精致,紋飾精美,布局疏密有致,行筆直中有曲,印主人為東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九子廣陵王劉荊(?-67年)。1980年南博對甘泉二號漢墓進行考古發掘,該印由于體量極小,隨同碎磚、雜土和陶瓦片被清理出來后就堆在考古工地四周,并于1981年在修路時被偶然發現,極具傳奇色彩。 東漢 委奴國王金印 日本福岡市立博物館藏 而這方“廣陵王璽”直接印證了1784年日本福岡志賀島發現的“漢委奴國王”真偽,兩者在尺寸、重量、花紋、雕法和字體上均如出一轍,甚至有專家認為兩枚金印是同一人制作。據后漢書東夷列傳記載,公元57年,日本遣使朝貢,并表示希望成為漢朝藩屬,漢光武帝劉秀看日本人長得個子很矮小,因此賜名“倭奴國”,并賜倭奴國王印。也就是說上面的“漢委奴國王印”其實是“漢倭奴國王印”,只是幾千年歷史,將上面的偏旁腐蝕掉了。這枚印綬上的“漢倭奴國王”,將日本成為我國藩屬國的歷史推前了1000年! 西漢 滇王之印 國家博物館藏 “滇王之印”金印云南晉寧石寨山6號墓出土,高1.8厘米、邊長2.3厘米、重89.5克,金質,蛇鈕,蛇背上飾鱗片紋,蛇頭伸向右上方,印鈕與印身為分別鑄成后再焊接在一起,印面鑿刻篆書“滇王之印”4個字。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漢,西漢王朝在滇國區域設置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使其繼續統領滇民。金印正是這一史實的明證。根據漢代印信制度,諸侯王印無蛇鈕之制,傳世的四夷王侯(即外臣王)及邑長之類的印章倒有作蛇鈕者,但為數極少。 從考古發現來看,分封周邊國家時,在南方的諸王用蛇鈕,北方的用羊鈕,西北的用駝鈕,均與當地物產有關,而漢朝內部分封劉姓諸王用龜鈕,此制度傳承至魏、晉,迄及北朝。 中國嘉德香港的這方金印,則正是駝鈕印,我們可以按照北京故宮所藏一方相類似的駝鈕印。 參閱:晉 銅駝鈕“晉率善氐佰長”印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所藏這件晉銅駝鈕“晉率善氐佰長”印,印面2.2×2.2厘米,通高2.7厘米,駝鈕,印文為漢篆字體,此印即晉政權頒發給氐族首領的官印,我們知道,后來統一北方建立前秦政權的正是氐人苻氏。而相比較故宮的這方,嘉德的這方可是最頂端的金印! 參閱:晉 歸義氐王 金印 甘肅省博物館藏 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的這方“晉歸義氐王”金印,高3厘米,印面邊長2.3厘米。此印由黃金鑄成。印面陰文小篆“晉歸義氐王”五字。駝鈕,駝呈跪姿。字體方正,布局嚴謹,筆畫平直,呈現典型的晉代官印文字風格。印文中“歸義”二字。此詞見于《史記.滑稽列傳》:“遠方當來歸義。”也就是前文所引《后漢書.西南夷傳》中所謂“歸義內屬”的意義,有指內遷各族“向慕教化,來歸隸屬于漢”之意。 中國嘉德香港秋拍的這方“晉盧水歸義侯”金印,駝鈕造型簡約率意,駝鬃、眼以及體毛鑿制,中穿通豁,印臺與印面比例適中。
商 “盧方”玉戈 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盧水胡,是漢代至南北朝時期活躍于中國西北的少數民族,盧水之名源于殷商時代的西戎盧方,殷墟婦好墓中曾經就出土過一件帶有盧方字樣的大玉戈。主流歷史學家考證認為,盧水胡的源起地在張掖臨松山一帶,其族源復雜,既有匈奴、月氏的成分,又在民族演進中吸收了羯族、氐羌等部族,因此兼具白種人和黃種人的特征。 盧水胡的源起地:張掖臨松山一帶 從東漢開始,盧水胡作為中央王朝的附屬國曾隨竇固竇固(?-88年)出酒泉塞,擊北匈奴,著有勛勞。如東晉袁宏(約328年~約376年)所說: 安豐侯竇融,懷集羌胡,開其歡心,子孫至今樂聞竇氏。大鴻臚竇固前擊白山,盧水胡聞固至,三月而兵合,卒克白山。盧水,固之力也。 盧水胡也曾與羌族呼應,反抗東漢政府,史稱: (建初)二年(公元77年)夏,迷吾遂與諸眾聚兵,欲叛出塞。……于是諸眾及屬國盧水胡悉與響應。 南北朝時期盧水胡所在位置示意圖 公元397年,臨松(今甘肅民樂縣)盧水胡人首領沮渠蒙遜在河西走廊建立北涼政權,都城便在張掖,尊崇佛教,北涼曾攻克武威、敦煌,滅西涼,其領土最大時曾占領酒泉到高昌一帶。公元439年,北涼亡于鮮卑族的北魏,但北涼宗室西遷高昌,在西域重新立國,史稱“高昌北涼”,直到公元460年為柔然所滅,盧水胡也最終漸漸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血脈之中。1973年,在新疆著名的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考古學者意外的發現了北涼太祖沮渠蒙遜夫人彭氏的墓葬,一系列重要的文物見證了1600年前流亡吐魯番的高昌北涼政權的興衰。 左圖:高昌北涼遺址 右圖:北涼承平十三年(455年)石雕墓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館藏) 前文中說到,中國嘉德香港的這方金印承載著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時代,如今所見這種秦漢時期對四方少數民族冊封的金銅印大約始于漢宣帝時期,但西漢時期 “北卻匈奴,西逐諸羌”,兩漢帝王對北方民族恩威并施,在絲綢之路上譜寫的輝煌的歷史。 而到了分裂的三國時期,中原戰亂不斷,而這一時期,魏蜀吳三國依靠各自的優秀人才對四方少數民族做到了成功的壓制,如曹操討伐烏桓、諸葛亮平定南中,東吳征服山越。在西北方,魏國鎮西將軍曹真于公元221年進討諸胡聯軍,其中就包括了反叛的盧水胡,最終曹魏平定河西,此戰重新打通了西域和中原王朝往來的道路,次年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曹魏恢復了漢朝在西域的統治。因此,分裂的三國時期,四方少數民族一直都沒有太多機會覬覦中原。 相反,到了重歸一統的晉朝,內部統治的混亂,反而給了北方民族可乘之機,五胡十六國相繼而起,中原地區進入到了一個風云變幻的民族大融合的時代,中國嘉德香港的這方金印,便是這個風云時代的罕見實物見證,為漢晉時期中央政權與東北、西北的少數民族關系,補充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2010年中國嘉德秋拍 東漢 龔心釗舊藏“關內侯”金印 成交價:448萬 拍賣市場上所能見到的這種兩漢魏晉時期的金印,極其罕見,2010年中國嘉德秋拍出現了兩方,其中,一方東漢龔心釗舊藏“關內侯”金印拍出448萬元,而中國嘉德香港秋拍上,這方承載著中華民族發展十字路口歷史變遷的金印,其市場表現,自然也極為值得期待了。 掃碼觀賞電子圖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