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懲罰的社會：權力、知識與話語

社會學研思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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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73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開設了“懲罰的社會”這一門課程，共13次課程。課程中，福柯主要探討了懲罰性權力的產生與發展。福柯從對霍布斯的內戰觀點批駁展開講演，他指出，政治不是戰爭的結束，而是戰爭的延續，權力并不是在消除內戰，而是權力帶來內戰并使之延續。刑罰體系的變化與發展是研究國家內部權力結構運作與權力斗爭的重要切入口。并且，刑罰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權力策略，體現著一種權力關系。對刑罰的理解，必須看到其復雜性、暫時性、動態性，以一種譜系學的方式去理解。基于此，福柯分析了不同于羞辱模式、同態報復法模式、奴隸制模式三種懲罰模式的現代懲罰模式——監禁模式。福柯指出，監獄是一種以時間作為變量用以替代其他模式中所有規定的變量的體系。這種監獄-形式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工資-形式是一對孿生子，把在外部掌管勞動的經濟和政治基本原則引入監獄內部，與在此之前的刑事體系運轉是相悖的，由此可以看見時間被導入了資本主義權力體系和刑罰體系。這體現了權力對時間的掌控，體現了諸如工廠的時鐘、流水線上的計時器和監獄的日歷之間這種時間懲罰的連續性。像工廠一樣組織監獄，同時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不允許囚犯在羈押期內領取工資，因為這就像回報社會的工資。

福柯通過他的譜系學考察還指出，監獄是從教養所因素中產生的，整個社會都含有教養所因素，監獄只是其中的一種表達法。同時監獄又與治安組織實現了緊密的結合。在19世紀之前，懲治體系主要由教會和地方控制——一方面是教會和教會的懺悔-贖罪體系；另一方面是法律之外進行懲罰的治安體系。這些懲罰機構有著特殊的范圍，它與刑法機構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或是通過特權聯系起來——例如涉及貴族和教士的時候，或者是用過分控制聯系起來——例如在國王封印密札的情況中，懲罰機構相對于獨立于刑法體系。直到19世紀的前20年，國家機構才接管了主要的強制體系，而后者被移植到了刑事體系之中，因此刑事體系第一次成為了懲治體系。這一體系非常精密，包含有從懲罰到刑法的連續性，這是建立在部分法律、措施和制度之上的（如工人履歷書）。通過普遍監督，以及對個人的監管、認知和了解，懲罰社會的連續性才可能實現。司法在社會中掌握權力，而社會在日常的、復雜的、深廣的懲罰體系中普及司法，使司法呈現前所未有的道德化趨勢。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在認知和記錄活動與持續的懲罰活動之間建立起聯系的社會。

為理解刑事體系、法律體系和禁律的運轉，福柯考察了非法活動的積極作用。在18世紀，非法活動與資產階級的非法活動之間的關系相對復雜，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以及農民等其他社會群體共同對抗君主專制統治，并且，此時，農民還處于被迫成為無產階級的起始階段。資產階級、封建貴族、工人及農民之間的合縱連橫關系復雜，隨著革命與動亂反復變化。然而到了19世紀，資產階級已經掌握國家權力，關于私人財產權的相關法律逐漸完善，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也在加速發展，流水線生產需要工人在工作時具有紀律性，這時候，工人的非法活動是資產階級懲治體系的重大目標，資產階級對于工人階級身體與工作時間的規訓逐漸加強，工人作為人在勞動力市場中被不斷商品化為“勞動力”，受到“非人化”的對待。而工人階級的反抗使得資產階級將這種對工人階級的規訓不僅訴諸于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道德規范，同時在經濟機制內部也注入了獎賞和懲罰機制，這是一種低于司法層面的處罰規則。此外，最重要的是，還訴諸于立法與刑事制度，逐步建立起刑事和懲罰體系，使得工人作為符合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要求的勞動力在資產階級的控制下進行生產活動。資產階級利用其經濟與政治權力使得農民等社會群體進入勞動力市場，轉變為工人階級，并通過規訓與懲罰使他們認同韋伯所闡明的資產階級道德與理性，為資本主義生產貢獻自己的剩余價值。

福柯指出，資產階級建立起來的刑事體系具有二重性，是理性與道德的結合。一方面，資產階級承繼了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精神，吸收了社會契約論等啟蒙理論家闡發的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思想，將“罪”與“刑”進行了細致的分類與對應，以理性為指導，在實證主義精神的基礎上構建了龐大而又精密的法律體系。另一方面，立法活動又充分考慮了道德因素，尤其是資產階級道德，將不符合資產階級道德規范的行為定為犯罪，如乞討、流浪。監獄、收容教養所、感化院在這個過程中也得到大規模的建設，成為監視、懲罰、矯正不符合資產階級道德規范的平民的主要場所，懲罰與矯正在這樣的立法規范下被結合了起來。

與此同時，一門新的知識體系——犯罪學——隨著司法實踐發展了起來。什么樣的人會有犯罪的傾向？罪犯為何犯罪？以何種方式對其進行懲罰、矯正？如何使其重新融入社會？“罪”與“刑”如何更好的分類與匹配？這些都是犯罪學所著重研究的問題，犯罪學這樣一種知識體系與刑罰體系的實踐過程結合了起來，刑罰不再主要充當威懾、權力展演以及維護傳統道德規范的功能，刑罰更多地開始充當預防、矯正、規訓與維護資產階級新道德規范的功能。資本主義的發展催生了新的刑罰體系的實踐，進而催生了犯罪學這一門新的知識體系的產生，這一過程展現了權力與知識以及新的話語體系的結合。

基于此，一個“紀律性的社會”得以建立，資產階級紀律與刑罰的推廣針對的并非僅僅是罪犯，而是普遍的工人階級群眾乃至全體社會民眾，“紀律性的社會”也就不僅僅是對“脫離社會規范的一小撮人”的“專政”，而是針對整個社會。從以對個人身體傷害為主要形式的刑罰模式到以對個人時間與身體自由的剝奪為主要形式的刑罰體系，規訓與懲罰得以向全社會擴展，罪犯被送入監獄、教養所；工人必須遵守工廠的作息時間表與生產規范制度；學生必須在規定時間、規定場所內上下課，遵守校規校紀。福柯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權力的毛細血管——指出權力滲透進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貫穿每一個人的一生。“規訓-懲罰”這對組合是作為權力關系而建立起來的，對于把個人固定在生產機制上、生產力的組成和所謂的規訓的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這里出現了道德和政治上的強制方式，對于以勞動的形式被納入到生產力規則中的身體、時間、生活等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福柯認為，某些后黑格爾主義者認為“人類具體的本質就是勞動”是不對的。人類的時間和生活本質上不是勞動，而是樂趣、快樂、休息、需求、偶然、暴力等。事實上只有經過權力關系，人們的生活和身體才會與勞動聯系起來。權力不是使生產關系延續的方式，而是建立生產關系的方式。在他看來，“勞動是人類具體的本質”這個理論是某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緊密相連的實踐的成果。福柯堅持主張就是這些實踐馴服了勞動者的肉體。并且，這種權力關系與這些實踐推動了新的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生產，從而使得這種規訓模式散布于整個社會——監獄只是這種社會整體規訓模式的一個縮影，體現了權力-知識規訓與懲罰性的力量實現了對個體的時間與身體的控制，權力不依靠正式的、可見的、儀式般的統治權的形式存在，而是用習慣對某些人或所有人做出要求，以便人們必須服從權力。紀律系統是權力的中項，權力通過紀律系統運轉。話語伴隨著規訓權力描述、分析、締造規范，并使得規范具有說服力。換句話說，講述國王并確立王權的話語會消失，讓位給支配者的話語，支配者可以監督、規范、區分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評估、裁判和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