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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百年到遵義（新聲韻） 不忘初心尋足跡， 身臨其境夢圓時。 眼觀物品憶決策， 早感前途更可期。 偉大轉折從此寫， 輝煌普照自當奇。 百年奮斗知來路， 華夏征程黨舉旗。 （此片為北國之春拍攝） 觀遵義會議展覽有感（新聲韻） 照片文物引人行， 幾度由衷感嘆聲。 艱苦卓絕迷淚眼， 犧牲無悔見英雄。 感恩會議及時雨， 舞動紅旗正義風。 使命在肩得偉業， 初心不忘付新程。 恰逢建黨百年，我總想尋覓一處黨一路走來的紅色印記，來一次紅色之旅。 本次貴州之旅，正是因為見到有遵義會議會址，才欣然報名，這也是貴州旅游的最重要的目的。遵義會議，過去我也曾經了解一二，這次親臨，對遵義會議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加認識到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意義。 當2021年4月10日，我們來到遵義會議會址前時，只見一座門楣上由毛澤東親筆題寫“遵義會議會址”的棕紅色墻面、裝飾精美的二層小樓，大門兩邊各有一棵細高的棕櫚樹，如衛兵般一年四季守候著這處紅色基地，一種敬畏感油然而生。 從大門處需繞過一個居民街道，才能進入遵義會議會址。眼前這座灰色廊柱的兩層小樓，與我們印象當中的遵義會議會址完全吻合。因為我們在電視中屢次見到這一座建筑，早已熟悉了她的英姿。 （此片為紅葉先生拍攝） 遵義會議會址，位于貴州省遵義市紅花崗區老城紅旗路(原子尹路)80號，老地名叫琵琶橋。會址原系國民黨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建于20世紀30年代初，建筑為磚木結構，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月初，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司令部一局(負責作戰)即駐在這幢樓房里。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在主樓樓上原房主的小客廳舉行。這次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今天這里擠滿了前來游覽的游客，有一個游團的游客，無論男女老少，都帶上了閃亮著鮮紅五角星的灰色的紅軍帽，這是游客追尋紅色足跡的內心表達。 廣場北側有一座黑底金字、棕色鑲邊的石碑，上面刻有毛主席詩詞《長征》。廣場上另一支隊伍打著工農紅軍的旗幟，身著灰色紅軍服裝，再現了當年工農紅軍的風采。 （此片為紅葉先生拍攝） 從小樓北側大門可以進去參觀。穿過走廊，來到一個四合院，可見這座建筑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外面有一個鑲嵌花草人物的尖頂門洞，一面門眉刻有“廬慰”二字，另一面為“篤慎”。 這里有彭德懷，楊尚昆住室。室內擺設十分簡單，兩張窄小的床鋪，兩把椅子，一個小方茶幾和分掛在兩面墻上的斗笠。 彭雪楓的辦公室擺設也十分簡單，一張雙人床，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 這里有參謀人員的住室。 門房有警衛人員住室。
這是紅軍總司令部機要科駐地。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一局下設作戰科、機要科等機構。這里是機要科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住室。
一座四合院建筑，各個住室分布其間。有機要科科長毛庭芳的住室。
有機要科工作人員住室。
這里有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一局（作戰）辦公室。
辦公室里，幾張桌子拼在一起，幾把木椅擺放整齊，桌上有一部電話，兩只馬燈，幾個大碗，幾個茶杯，墻上是一幅早已老舊斑駁的作戰地圖。遙想當年，就在這里紅軍將領不知指揮了多少戰役。
有總司令部廚房，簡陋的廚房，其實還兼作餐廳。一張木桌，幾條板凳。一個灶臺，幾個籮筐。還有臉盆，水桶和碗柜。
我們只參觀了一層，而遵義會議是在小樓二層召開的，二層暫未開放，還有點遺憾。 小樓外有一棵160年的大槐樹，如今枝葉繁茂，花開朵朵。這棵大樹與這座二層小樓共同見證了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會址對面有一處建筑宏大的展覽館。一面紅色鑲嵌著五星鐮刀錘頭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大旗雕塑迎風招展。
踏進展館大門，一組金色人物雕塑躍入眼簾。毛澤東主席站在中心突出位置，周恩來等領導分列兩邊。他們個個威風凜凜，氣宇軒昂。
大廳左側則是棕底金字石制橫幅，剛勁有力的“遵義會議偉大轉折”幾個大字躍然其上，這突出了遵義會議的主題。
（此片為紅葉先生拍攝） 偌大的展館分若干個展室，前言部分介紹了遵義會議的情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粉碎百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戰勝無數艱難險阻，進行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是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 這個主題展覽就是為了生動的展現紅軍長征的光輝歷史。重點展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及紅軍轉戰貴州等重大事實，傳承和弘揚偉大的長征及遵義會議精神。”
戰略轉移，開始長征。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華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亡的旗幟，國民黨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調兵百萬“圍剿”各革命根據地。由于中國共產黨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開辟出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從1927年至1934年，中國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圖為井岡山時期的毛澤東。
從一張老舊的照片上，可以了解到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情景。只見主席臺上懸掛著“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橫幅，中間是印有鐮刀錘頭的中國共產黨黨旗。馬克思、列寧的畫像分列兩側。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隨后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毛主席”的稱呼從此漸漸在人們中傳播開來。圖為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 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成立。下圖為1931年11月7日，蘇區中央局委員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澤東、項英、鄧發、朱德、任弼時、顧作霖。 右側上面的是中央蘇區時的毛澤東。1931年8月至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由閩西出發，繞道千里，回師贛南興國，到達瑞金。 左側為中央蘇區時的周恩來。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右圖為中央蘇區時的朱德。1931年11月25日，中華蘇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這里可見四張四次反圍剿的地圖。
見到有毛澤東、張聞天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等書籍。有兩本兒已經老舊泛黃的書上還印有五角星和鐮刀錘頭的圖案。
還見到有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三方面軍團總政治部印刷的《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等書籍。
毛澤東《漁家傲 反第二次大圍剿》的詩詞筆力渾厚。
由于左傾錯誤的危害，第五次反“圍剿”失利。 從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他們排斥毛澤東對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全盤否定毛澤東等總結的行之有效的紅軍作戰原則，致使黨的領導在1931年至1934年間陷入了新的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這是興國縣委翻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擴大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案》。 王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成員，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李德）的支持下，實際上操縱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王明曾著有《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全體會議。就作戰方針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再一次同中央的進攻路線發生嚴重分歧，并受到批評和指責，被迫回后方工作。會后不久，毛澤東實際上被解除了紅一方面軍區政治委員職務。這里有寧都會議會址和毛澤東在寧都時住過的地方，胡氏家祠的照片。 1933年1月，在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秦邦憲)等因為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無法立足，轉移到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直接領導。圖為時年26歲的博古。 1933年10月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
1934年初，周恩來從前線被調回后方瑞金，2月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此后，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了，只擔負一些技術性的組織工作。圖為1933年12月，周恩來和紅軍第一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在福建建寧合影。右起葉劍英、楊尚昆、彭德懷、劉伯堅、張純清、李克農、周恩來、滕代遠、袁國平。 張聞天，又名洛甫，1933年到達中央蘇區，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主席。張聞天當選為中華蘇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
戰略轉移，這組照片上面錄有鄧小平1987年5月12日的文章《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片段：“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那個錯誤導致我們多數革命根據地受挫折，使三十萬革命軍隊減少到三萬，我們為什么要長征？長征是被迫進行的。” 1934年夏，為籌劃紅軍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當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人并沒有適時做出轉變戰略方針的決斷，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只在極少數中央領導人中秘密的進行。
1934年8月7日，任弼時、肖克、王震等奉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率紅六軍團9700余人從湘贛根據地橫石和新江口出發，突圍西征。 1934年10月，紅六軍團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到達黔東根據地，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在印江縣木黃會師。隨后，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由賀龍，任弼時統一指揮紅二，紅六軍團。
紅二方面軍某部使用過的行軍鍋。
1934年10月10日開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9萬余人，分別自江西瑞金，于都地區出發，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
長征出發時隨中央隊行軍的主要領導人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依次是秦邦憲（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洛甫）、毛澤東、朱德、王家祥、李德。
血戰湘江，1934年10月10日至2月10日，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向湘西轉移。
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圖為項英和陳毅。
從展柜中三件物品來看，當時部隊也重視宣傳和士兵的文化識字教育。
武器和手榴彈的展示。
一把沖鋒號，成了戰場上鼓勵了無數人沖鋒陷陣、勇殲敵人、取得勝利的號角。
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挺進到湘江地域時，蔣介石已覺察到中央紅軍主力要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調集幾十萬軍隊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圖將紅軍殲滅于湘江、漓水以東地區。11月12日，蔣介石任命何健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西路軍和薛岳、周渾元兩部共16個師77個團專事“追剿”。他們是人民的罪人，將永遠被釘在恥辱柱上。
喋血湘江。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1972年6月10日）指出：“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0日從于都出發，出發時八萬多人，號稱10萬人，輾轉三個月到達了遵義地區。三個月中間，壇壇罐罐都帶著，連機器都抬著，那簡直是不堪設想的。哪有那種大轉移呢？那是大搬家。當然那些東西都紛紛丟掉了，大概沒有出江西機器就丟掉了，經過廣東、江西，然后又轉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轉移，然后才進到貴州。”
一幅《湘江》的油畫，行軍中抬單架、背戰友、戰士衣衫襤褸拄棍、扛槍前行的壯烈場景讓人感慨萬千。這讓我想起了湘江戰役。
那一天，湘江是一條血洗的河。 寬闊的江面上，濃烈的硝煙中，紅軍踩著早已磨穿的草鞋，行走在浮橋上。頭頂上，幾十架飛機轟炸著、掃射著，行進的隊伍中不斷有人倒下，落入江水，和著那些死亡的騾馬、散亂的文件、零落的鈔票、圓圓的斗笠…… 那一天，湘江是一座血肉鑄成的豐碑。 那一天，是1934年12月1日，紅軍長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 中革軍委命令紅1軍團不惜任何代價守住陣地，以開辟西進的道路。拂曉，湘軍在飛機掩護下，采取正面攻擊與迂回包圍的戰術發動猛烈進攻。紅1、紅2師奮力拼殺，掩護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于17時前渡過湘江，向西延地區前進。 這天下午，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趟著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回頭看時不禁熱淚盈眶，他的身后只剩了一個小紅軍，肩上還扛著一架油印機。 一批一批將士倒下來，一批一批又往前沖。 此間，紅3軍團第6師第18團在由新圩向湘江撤退中，被桂軍分割包圍大部犧牲。在新圩、腳山鋪、光華鋪阻擊戰的同時，擔任紅軍總后衛的紅5軍團，在永安關、水車一帶阻擊“追剿軍”第3路的追擊，掩護中央、軍委縱隊及紅軍主力渡過湘江。該軍團第34師和紅3軍團第18團余部被阻于湘江東岸，轉戰于灌陽、道縣一帶，雖經英勇戰斗，予敵重大殺傷，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包括師長陳樹湘在內的絕大多數指戰員犧牲。 據不完全統計，湘江戰役我軍總損失5萬人，從一開始的8萬人，到最后成功撤退的時候，只有3萬人。這些犧牲的隊伍，大部分都是成建制的傷亡，甚至全軍覆沒。在戰場上，紅軍將士和敵人英勇血戰，并消滅敵人1萬人多人。湘江戰役結束后，整個江水都被鮮血染成了紅色。為了紀念在湘江犧牲的勇士們，當地百姓便從此立下規矩“3年不喝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魚”。 在以后的年代里，聶榮臻元帥回憶起193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這兩天，認為那是長征途中最危險的時刻。 見到湘江戰役中犧牲的紅五軍團第34師師長陳樹湘的畫照，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劉伯承《回顧長征》中有這樣一段話：“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的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1934年12月12日，中央有關負責人在湖南通道縣城恭城書院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即通道會議)，討論紅軍進軍方向問題。圖為恭城書院。 通道會議上，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他的主張得到與會多數人的贊成和支持。
黎平會議是紅軍長征以來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肯定了毛澤東轉兵貴州、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正確主張；正式決定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 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做出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 這組圖片中錄有1943年11月27日周恩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的片段。“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里有黎平會議會址、會議室、黎平縣少寨群眾為紅軍搭建的板凳橋，今紅軍橋、紅軍經過黎平縣地青侗寨及紅軍在黎平縣留下的宣傳標語：“武裝起來，行動起來，要打倒土豪，分田地！”等圖片。
12月下旬在隨軍行進至黃平地區時，張聞天向王稼祥說出要更換中央軍事領導的決心。某日，他們行軍到一片茂密的桔林內，二人頭靠頭地躺在各自的擔架上交談當前形勢的看法。張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后，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他的話打電話給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這段話摘自《張聞天年譜》。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定，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作出《關于野戰軍通過烏江以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朱德命令：全軍每人發元旦菜錢兩角，以資慰勞。 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1972年6月10日）中指出，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指揮作戰。
1935年1月1日至1935年1月5日，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天險。
紅軍強渡烏江的指揮員：總參謀長劉伯承、副總參謀長張云逸。紅一軍團二師師長陳光、紅一軍團二師政委劉亞樓、紅三軍團四師政委黃克誠、紅三軍團四師師長張宗遜、紅三軍團五師師長李天佑、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耿飚、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楊成武。
我站在在突破烏江戰斗中幫助紅軍強渡烏江的船工之一宋月釗和紅一軍團炮兵連連長神炮手趙章成兩張照片前，思緒萬千，似乎那艱難的渡江場景就在眼前。
神炮手趙章成使用的迫擊炮。
突破烏江英模名錄，他們是人民的英雄，國家的功臣，我由衷的向他們致敬。
在眾多圖片展中，我見到了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1935年1月，紅十軍團在懷玉山作戰失利。尋淮洲犧牲，方志敏被俘，方志敏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抒發深深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義。余部在粟裕領導下，轉戰閩浙皖贛邊，堅持游擊戰爭。
遵義會議的召開，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
在一張遵義老城的圖片右上角：有1935年1月13日，周恩來通知李卓然、劉少奇參加遵義會議的電文。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起草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是第五次“圍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決議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一幅有眾多人物的巨幅彩繪，展現了遵義會議的場景。
電視屏幕上滾動播放，再現了遵義會議的歷史瞬間，駐足其間，歷史場景歷歷在目。
會議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秦邦憲。同時還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總部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及其他人員。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
展覽中對遵義會議參加者情況進行了逐一介紹。
還有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著作展示。
周恩來長征時用過的望遠鏡。
紅軍總司令朱德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雖然紙張殘缺不全，但文字卻完整如初。
1937年王稼祥暫住上海治病時使用過的藥箱。
聶榮臻長征時使用的左輪手槍。
“中國工人階級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一致團結起來，才能完成其在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先鋒任務。”這是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80多年前書寫的心聲。
無數將領和戰士留下的“一九三五 光輝足跡”。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紅軍三萬多人在長征途中轉戰黔北，召開了具有偉大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他們在遵義這片熱土上浴血奮戰，在革命斗爭中砥礪錘煉，成為共和國和人民軍隊的重要基石。
紅軍在遵義縣城使用的馬燈。
紅九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王友發使用過的鋼筆和過雪山時使用過的風鏡。
紅九軍團司令部住湘期間使用的電話機。
遵義會議的延續。 “雞鳴三省”會議。1935年2月，周恩來到博古處與他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周恩來實事求是的一席話，解開了博古的思想疙瘩，使他決定把黨中央總責的任務交給張文天，維護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習慣上稱總書記。 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云南扎西境內，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史稱“扎西會議”。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會議指明了中央蘇區和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重新開始實施中央對全黨工作的領導。確定了中央紅軍新的戰略行動方針，討論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和決定，對中央紅軍各軍團進行縮編。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茍壩召開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又稱三人團。三人團是在戰爭環境中黨最重要的機構，它的成立標志著遵義會議關于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決策的基本完成，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會理縣城附近的鐵廠村舉行擴大會議。就是著名的會理會議。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他充分肯定了中央紅軍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正確領導和指揮下，廣泛實行機動作戰的經驗，批評了個別人企圖改變中央領導的嚴重錯誤，統一了思想，增強了團結，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這里有會理縣城的老照片，還有會理會議會址。最醒目的是一塊白色的會理會議紀念碑，上面五角星中鑲嵌了鐮刀錘頭的黨徽。
在紅一方面軍長征中的女紅軍照片中，我們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鄧穎超、蔡暢、康克清、劉英、賀子珍等30名女紅軍。 還見到中央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主任林伯渠、中央沒收征發委員會副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中央沒收征發委員會組長錢之光、中央縱隊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李井泉的照片。照片中還有1935年1月，中央紅軍攻占遵義后發行的鈔票。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途中，紅軍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積極宣傳，組織武裝群眾，為此，紅軍總政治部發布命令，“凡能寫字的用木炭、用毛筆、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門板上，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寫一條，從連隊到軍團的干部以身作則，自己動手寫，寫滿整個宿營地。”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老舊的、大小不一的木板上寫滿了口號。“要想救國，必須打倒賣國的國民黨”。特別是“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一句，也許是“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最初版本。這些鏗鏘有力的口號在當時軍民中激發了無窮的力量。
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
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參謀長劉伯承，副總參謀長張云逸，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
一渡赤水，擺脫被動。
主要將領有紅一師參謀長耿彪、紅一師師長李殿奎、紅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釣、軍委干部團政治委員宋任窮、軍委干部團團長陳賡、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二渡赤水，遵義大捷。
戰士用的背包與飯盒。
紅軍經過遵義時使用過的背簍、紅軍經過遵義縣茍壩村使用的提水桶。
紅軍戰地醫院使用過的紅十字布包和藥箱、有紅軍送給吳滿妹的銀針筒。
紅軍送給劉華的羊皮帽、紅軍送給張干娘的棉衣。現在看起來，這羊皮帽和棉衣已經破爛不堪，但是這卻彰顯了深厚的軍民魚水情。
黔東人民用生命保衛紅色蘇區，保衛新生的工農民主政權。
紅軍在貴州留下的重要遺址遺跡名錄共1029處。
參觀過后，我們來到“紅軍食堂”，喝著南瓜湯，在遵義會議會址及展覽館的所見所聞再次在腦海中一一展現。
那座遵義會議會址的二層小樓、展館中那一張張照片、一件件文物，都無聲地宣揚著無數先烈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浴血奮戰、不惜犧牲的革命精神，也有力見證了中國革命那段歷史，行走其間，好像是一次歷史的再現，更是一次珍貴的黨史教育課。
更加認識到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而一步步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我們追尋黨的紅色足跡，就是要傳承紅色基因，激發愛黨、愛國情懷，永遠聽黨話，跟黨走。更加堅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人民的幸福生活。
（此片為紅葉先生拍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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