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杰：體驗和感受是城市與建筑設計的基礎

張杰

我于1981年進入天津大學學習建筑學，當時國內建筑教育的主流是學習和模仿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現代主義思潮和經典建筑的理論與設計手法，后來開始逐漸接觸一些關于城市更新的理論和實踐。但當時的學習資料很匱乏，只能接觸到有限的翻譯文章和原文專業書籍，大部分信息主要是關于建筑設計本身的，有關文化、哲學、社會因素的討論非常少。

1986年下半年，我在天津大學完成研究生第一學年的學習之后，幸運地獲得了第一批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隨后在英國約克大學進行了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學習。英國是世界上最早經歷工業化和后工業化進程的國家，很多城市遍布老舊的工業建筑，同時又保留之前的古代建筑和城市的痕跡。我讀書、生活的城市約克是一座古城。這段留學經歷讓我脫離開專業的視角，從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普通學生、一個對當地文化幾乎毫無所知的外來者的角度，感受陌生城市的建筑和環境。

剛到約克大學的時候，我居住在郊外新校區一處建于20世紀60年代的預制式學生公寓里。以我們今天的觀點來判斷，這樣的校園規劃和建筑設計應該是非常新潮的。但我生活在里面卻覺得特別寂寞，鮮有與別人交流的機會和場所。后來我搬到老城里的校區附近由老房子改造成的學生宿舍，才增加了與來自不同文化的各國學生的交流，出門便可感受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這與最初在新校區的經歷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反差促使我開始思考城市設計和歷史的關系，也為我后來關注城市遺產保護和更新利用，奠定了一個難得的感性的基礎。

有一次我和同學跟隨導師去謝菲爾德考察公園山“Park Hill”社會住宅項目。1945年，謝菲爾德這座鋼鐵城市為解決二戰后城市住宅短缺的棘手問題，委托史密斯夫婦為低收入者設計了這個設施完善的現代主義高密度社區。4座長排高層住宅中包含近千套公寓，每兩層疊拼的躍層公寓之間都設置了大約10英尺寬的空中廊道，這樣母親們可以在廊道上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樓下玩耍，這個富有革命性的設想體現了設計者良好的社會意愿。但1960年代初項目建成之后不久，英國就遭遇了鋼鐵工業的崩潰。由于物業管理不善，建筑表面的混凝土開始逐漸風化、剝落但無人修葺，謝菲爾德的失業人口曾一度達到當地勞動人口的1/6，公園山成為了城市衰落的象征。在現場參觀的過程中，我幾乎沒有從建筑專業的視角去觀察那些富有創造性混凝土構件是如何被設計和建造出來的，反而深刻感受到當地居民憂郁的眼神和愁苦的狀態，以及整個環境的壓抑感。

類似的經歷也發生在倫敦，當時我去倫敦常去東區一位學社會學的朋友家借宿。每次走出地鐵站都要穿過一片在上世紀50、60年代進行大規模城市改造時建設的高層住宅，居民以有色人種為主。成片的高層住宅像孤立的幽靈一樣站在草地上，偶遇的路人看上去大多是社會底層的無業游民，一種“無人區”的危險感和恐懼感包圍了我，給我深刻的沖擊。

當然，也有一些積極的案例。在英國的一些被激活的傳統街巷、荷蘭阿姆斯特丹老城改造項目參觀時，我感受到了安全、舒適的空間氛圍，在街區里活動的普通人呈現出一種快樂和幸福的狀態。這樣的所見所聞讓我反思：我們在國內努力學習和推崇的現代主義經典建筑，如果真實的城市背景中毫無人氣，設計的初衷就會走向它的反面。而當更新和歷史街區恰當結合，創造出怡人的環境，可以激活當地的空間活力和社會生活。在這些觀察和思考中，我發現了自己非常感興趣的專業方向。

恰好當時約克大學的建筑保護課程是歐洲范圍內規模最大、師資力量最為雄厚的。我閱讀了很多城市設計相關的書籍，包括對近百年來現代城市和建筑的批判性思考，與導師深入討論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局限于單純的建筑保護，而是對整個街區、城市的復興和活力的思考。我個人的經歷，是一個年輕人通過自己對于現實生活環境的感受，再加上一些學習思考，逐漸確定專業方向的過程。

張杰

我在遺產保護領域工作30多年，見證了這個行業在國內的發展。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大規模的城市擴張還沒有啟動，城市以擁擠破舊的平房和傳統社區環境為主。當時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是希望我們的居住空間更寬敞整潔，城市交通更方便，市民們希望通過居住環境的整體改善來實現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大家向往著一種自己從未體驗過的、接近于國外發達社會的生活狀態。這一階段的相關實踐大多關注改善房屋擁擠、漏水、院落積水等基礎的居住條件，比如當時北京進行的以四合院院落為單位的危舊建筑改造。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隨著老城的大規模拆遷，社會上一些有遠見的人士開始意識到大規模開發對歷史街區的嚴重威脅，對城市普通建筑遺產保護的思想開始萌芽，作為一種弱勢的聲音出現了。我于1992年在清華大學做博士后的時候，曾經帶著學生去南鑼鼓巷、北鑼鼓巷、鐘鼓樓、白塔寺、國子監等做歷史建筑的相關調研，這在當時的學術領域還屬于前沿性的研究。到1998年，北京完成了25片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首次提出了以院落為單位的保護改造理念，對全國的歷史城市和街區的保護工作影響深遠。

1996年6月，歷史街區保護（國際）研討會在黃山市召開，會議針對1982年以來國務院公布的兩批歷史文化名城在實踐中可操作性較低的問題，提出以街區作為保護工作的重點的思路，直接影響了后續保護政策和技術標準的確立。

2000年到2003年，濟南市在總體城市規劃中提出了全城風貌帶的概念，這在國內的規劃實踐中尚屬首次。隨后，廣州也進行了歷史文化名城規劃編制，成為了國內第一個在區域尺度上實施文化景觀保護和控制的城市。我當時分別與兩地規劃部門合作，參與了這兩次實驗性的探索。當城市開發的范圍和力度越來越大，只有擴大視野，將保護控制區的面積和要素做相應的擴充，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總體規劃，應對城市發展對文化遺產產生的潛在威脅和挑戰，并積極創造機遇將二者有機融合，更好地促進發展。

2005年，當時的建設部發布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范，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保護范圍、保護層次、保護內容、保護重點、保護方法等方面做出系統性的引導。我在這以后的十幾年間主持參與了一系列實踐項目，如福州三坊七巷、南京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晉江五店市傳統街區等，這些項目都成為當地的城市名片，在全國范圍內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2011年底開始，“活化利用”的概念被引入到街區保護的語境中。從此，大家談論保護更新的話題時，會綜合考慮政府、社會力量和專業人士的意見，但基于不同案例的特殊性，要形成統一的認知變得愈發困難。

近期最為重大的轉變是國家一系列推動全面文化復興和遺產保護的相關重要文件陸續出臺。這個趨勢從2020年起較為集中地體現出來。這反映出我們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社會已形成的一種主流的共識，以及國家對城市和建筑領域發展趨勢的準確把握與引領。

張杰

最初吸引我的是這座千年陶都的歷史價值，我認為這里值得長期的投入，當然起初這還只是一種簡單而樸素的認知。隨著工作的開展，我對景德鎮的認識不斷加深，總覺得每一次來到這里，對這個地方的神秘和深厚底蘊又多了一層理解，一直有新的東西涌現出來，不是一次能夠琢磨透徹的。景德鎮獨特的資源價值的發掘與活化，在我們國家目前的發展階段能夠代表和引領建筑遺產保護和利用的方向，我認為這是陶溪川最大的潛力所在。

在項目過程中，我們了解到景德鎮有很多“景漂”，這是一個以中青年藝術家為主的群體，以陶瓷制品的研究、設計、創作為職業，他們分散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在陶溪川項目之前，他們的很多生活和工作訴求沒有得到系統性的滿足和支撐。陶溪川陶瓷文化產業園區的建設初衷之一，就是通過建立和開拓一個保護更新系統，為“景漂”群體提供一個生活、工作的環境和平臺，以此帶動城市復興。

城市更新是綜合力量推動下的社會發展的結果。我們專業做的一切工作，都無法脫離社會、經濟等獨立存在。城市中的任何投入都需要與產出達成一種平衡，否則就不可持續。在景德鎮的實踐中，我們一直在關注項目投入能不能帶動城市發展，這是從項目之初就確立的目標，這么多年來，隨著現實情況的變化，我們與業主一起共同謀劃，不斷調整項目的細節，但陶溪川的價值和目標主線始終沒有改變過。

張杰

在傳統社會，建筑師的身份是工匠，從事的是綜合性的工作。現在技術越來越復雜，建筑師有專攻空間設計這部分工作的趨勢。但在實際工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工程實施的結果和設計差別比較大，尤其在我國，很多技術體系并不完善，這種現象更加突出。建筑師對很多現實問題的認知只能隨著項目經驗的累積才能逐步加深，比如如何隨著項目的發展，協助甲方確定項目投入方向、策劃功能、促進多方參與社會決策、處理改造項目與既有環境的關系等。

我在進行建筑設計的時候，首先會關注建筑所處的整體環境。建筑首先需要存在于周邊的環境中，這是它存在的依據。我的設計很少是全封閉的、或者呈現紀念物的幾何造型，而是會考慮一個建筑在既有的環境里，是不是對城市的環境足夠積極、友好。

其次，我認為城市所需要的大部分建筑應該具有可以與使用者交互的積極界面。我特別關注建筑周邊的人流動線、景觀設計，關注在建筑周邊活動的人是否喜歡周邊的環境，能從這座建筑上獲得哪些益處，在建筑內部和周邊進行的活動對他們的生活有什么幫助。

很多情況下，無法完全依靠建筑師和建造者來解決所有問題，有些決策必須拿到政府層面，或爭取業主的積極配合，很多時候居民的參與必不可少。這些從宏觀角度獲得的支持和控制，會反過來與微觀層面的設計產生積極的互動，我做的所有項目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張杰

從某種角度上說這個項目的難度比老城更新低一點。廢棄的工廠空間已經不再承載生產活動，產權關系也相對簡單。項目的重點就在于如何通過設計激活空間，再想辦法通過運營把人吸引回來。相較而言，老城的改造更加復雜，老城的居住密度很高，若不進行一定比列的人口外遷，房屋的物理環境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這就涉及到很大一個群體的切身利益，事情會變得極其復雜。

但換一個角度來看，陶溪川基本上沒有動用政府投資，項目的財務壓力是比較大的。在這個前提下，業態規劃、功能策劃和項目的實際運營就顯得格外重要。尤其需要把握前期的預判和運營后實際效果之間的關系。而很多老區改造項目都有政府的投入，經濟壓力相對小一點。直到現在，很多地方還在探索一個較為順暢的模式推廣居民參與老城復興，這需要一個綜合的途徑。

說回到陶溪川陶瓷文化產業園區，我認為這個項目成功與否的關鍵是這里能不能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場所，承載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功能，吸引多樣化的人群為城市帶來活力，由此推動更大層面上的城市發展，不一定非要蓋新房子，而是實現產業的更新和升級。這是評判我們所有工作的最終標準。

我們的專業雖然是空間規劃和建筑、景觀設計，但塑造物理環境不是最終目的，最終是要服務于社會和城市。如果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偏差，或者說沒有達到服務目的，我認為項目就不成功。這就要求我們對項目的業態做精準的把握和動態調整，持續跟蹤項目運營狀態并提出專業意見，而這一點是最難的。以我自己的項目經驗看，很多老城歷史街區和改造后的工業遺產都在不斷變化的政策環境下進行業態的調整，這種調試能力對于從業者來說是真正的考驗。

張杰

一個城市片區的風貌是以使用者體驗的方式來呈現的。當我們在城市里行走，能夠感受到的、與身體距離較近的、能夠理解和獲得的信息和實物，乃至我們厭煩的東西，都是城市風貌的組成部分。

當我們把創造以人為本的城市環境作為城市設計的出發點和歸宿時，需要把高度、體量、色彩、材料、綠化綜合在一起考慮，而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塑造完一個環境后，要考慮人的使用和感受，這個空間是不是能吸引人在這里購物休閑？是不是有利于商家在這里經營？這些都是對城市風貌必須做出的回應。

文化因素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對一個地方的體驗能包含超脫物理要素的部分，或者說一種場所感和地方精神，那感受就會完全不同。這種感受往往和歷史建筑是否存在、建筑具體的設計語言和材料相關。如果我們創造出來的環境能夠鼓勵大家在那里活動，這些活動也會重新營造一個場所的人文維度，呈現出一種更豐富的風貌。

如果從技術角度對風貌做更完整的闡述，我認為可以包含三個維度。首先是空間的維度，即空間有多大、多高、長、什么樣；其次是時間的維度，一座建筑的設計語言和材料是否繼承了當地傳統，是否體現了新與舊的內在聯系，乃至對未來的想象；最后是人的因素，人是風貌的主角，人的活動讓風貌活起來，人也是感受、評判風貌的主體。只有建立起對風貌認知的科學維度，才能避免對風貌的保護走向形式主義，或者過于隨意，既看不到過去，又體現不出當下，也無法引向未來；這對于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今天我們談到了風貌保護，也談到了整個陶溪川陶瓷文化產業園區保護利用項目，其實對所有空間設計和實踐的評價都需要回到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場景去思考：一個普通市民，一個非專業人士，在日常的生活場景下去體驗和使用城市空間的感受。這是最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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