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先生序《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編年史》

章開沅（1926—2021），祖籍浙江省吳興縣，生于安徽蕪湖。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美國奧古斯坦那學院（Augustana College）榮譽法學博士、日本創價大學與關西大學名譽博士。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1983—1990），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華中師范大學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和池田大作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二屆評議組成員、召集人。早年就讀于金陵大學，后長期執教華中師范大學，是享譽國際的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現改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和領導人。作為改革開放后最早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的中國學者之一，先后應邀訪問了東西方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并先后受聘擔任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政治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許多著名學術機構的研究教授或客座教授，其深厚的學養和人格魅力深受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章開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國資產階級研究、中國商會史研究、中國教會大學史、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研究領域都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在國際上享有盛譽。著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章開沅文集》（11卷）。

庚子二月，時值新冠肆虐，武漢封城，黃岡才俊李遇春鄉居完成《中國現代舊體詩詞編年史》，鴻篇巨制，博大精深。未久，又送來部分書稿及弁言，執意向我索序。衰暮之年，文拙思滯，何敢言序。但近日翻閱書稿，特別是細讀弁言，竟然產生理應為其寫序的沖動。

我與遇春年齡相差甚大，但學術路徑的變化卻非常相近。他回憶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凡歷三變：一變曰拆解現代中國文學之左右對立，打破既有之左翼文學主潮述史成規，而還原超越左右立場之文學史本來面目。此即八十年代'重寫文學史’發軔之由來。再變曰拆解現代中國文學之雅俗對立，打破既有之精英文學主潮述史成規，遂還原超越雅俗立場之文學史本來面目。九十年代通俗文學研究與創作之興盛可為嚆矢。三變曰拆解現代中國文學之新舊對立，打破既有之新體文學主潮述史成規，以還原超越新舊立場之文學史本來面目。此乃新世紀以降中國文學研究及創作之大勢，所謂舊體詩詞復興不過冰山一角而已。”這種“大勢”，正好可與今年三月北京出版社為我編選的文集《走出中國近代史》相互映照，在視角、視野乃至世事領悟方面有許多相近相通之契合處。

文史不分是中國學術的一個優良傳統，現今已與西方學界所提倡的跨學科整合相銜接。中國近現代史誠然是我的主業，但中國文學史始終也是我的業余愛好。我自幼歡喜吟詠舊體詩詞，后來在教學與研究中也提倡因詩悟史，以詩證史。這與我的家族與故鄉有密切關系。我的祖籍是浙江吳興菱湖鎮荻港村，雖然只是一個兩三千人的小村落，但歷史悠久，文風頗盛。盡管沒有出過什么著名詩人，但好多世代都有詩作流傳。《荻溪章氏詩存》一書，由清末族人章麗農始編，歷經幾代人“網羅散佚，搜葺叢殘”，從康熙到民國，前后三百多年，最終選出1615首詩，作者共110人。原版于民國十七年（1928）付梓，系章氏家刻本，全書線裝四冊，宣紙雙頁直排。前些年，荻港村鄉親經由華寶齋以線裝重新刊印。正如原湖州市委書記孫文友先生序文所言：“現今，若以全國各地村、鎮、縣、市，（察）其歷史沿革、血脈相傳，大都可從文獻、史志、家譜中所得。但以一個鄉村，以詩歌形式集一部叢書，記錄了一個家族群體之風物景色、宦游客旅、鄉愁歸思、民風物產等歷史與人物的長卷，恰猶如《詩經》式的詩歌總集，于全國觀之，確實不多，可謂絕品，早成海內外孤籍。”

詩存收錄詩作者，與我家關系較密切者，為十三世章棣（字怡棠）、章桐（字聽蕉）兄弟與十四世章維藩（字贛岑）、章世恩（字叔振）兄弟。維藩公有《鐵髯詩草》傳世，故收錄數量較多。他是我的曾祖父（我為十七世），但我從未見過他。在我的心目中，他似乎夠不上什么詩人，因為他自幼喜愛騎射與兵書，從未涉足科舉，是個典型的投筆從戎軍營少年。很早就受到左宗棠的賞識，曾參與西征收復新疆之役，以軍功被保舉擔任安徽地方州、縣官吏。甲午戰后，他又厭倦官場，棄仕從商，興辦面粉、鐵礦等新式企業。他是個做大事的實業家，但也熱愛藝術，特別是癡迷于京劇，每到北京，必聽四大須生、四大名旦的演唱，甚至在家中穿盔甲扮演關公。他與世恩并非詩人，但詩歌已經融入生命，成為他抒發情懷并與他人交流的主要話語方式。他們的詩既記錄了自己的傳奇一生，但又平平常常瑣瑣碎碎，仿佛家人父子之間閑聊日常。我年輕時也當過兵，所以最欣賞倆兄弟騎馬暢游嘉峪關、祁連山的即興詩作。世恩《題嘉峪關城樓》詩云：“跨馬按吳鉤，閑為出塞游。河分中外險，日照古今愁。敗鼓余殘壘，悲笳動戍樓。男兒須努力，幾輩此封侯。”及至晚年我又很欣賞維藩公《示奎兒》，那是在民國初年益新面粉廠新建未久而發生嚴重火災、廠房機器盡毀，而他又出差羈留在京、津等地之時所作。奎兒即兆奎，是他的長子（我的祖父），已獨立主持廠務。詩云：“聞兒抱恙倍添愁，握管叮嚀語未休。危局支持原不易，常懷得失亦徒憂。事終有濟惟遲早，人到為難莫怨尤。滌慮洗心兼養氣，自然諸疾立時瘳。”沒有任何責難怒氣，抒發的無非是慈父“白發天涯勞悵望”之情，不刻意講究格律，而詩意自然感人較深。

維藩晚年鄉愁濃郁，其《北固山人寄贈西湖圖帳簷，賦此以謝》（四首）之一云：“一幅吳綾遠寄將，龍眠妙筆勝倪黃。知余時作思鄉夢，為畫湖山舊草堂。”之四云：“我家昔住圣湖東，烽火頻驚草閣空。愿構孤山三架屋，四時常作主人翁。”但他歸隱荻港的遺愿終未實現，留下深沉遺憾。這就是我直至九十高齡仍然樂于充當“村官”，常與鄉親一起計議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新農村的原始驅動力，而荻港現已成為中外聞名的全國文明示范村，可見祖先遺詩對我鞭策之印跡。

遇春大著的時間上限是民國成立，而維藩公恰好有《新歷元旦出都口占》一首：“曙色蒼茫里，輕車出帝京。凍云涵大野，快雪喜初晴。改朔頒新歷，謀生愧遠行。遙知兒女輩，日日數歸程。”他本來是大清臣子，可是卻沒有任何遺老情懷，迅速順應時勢，充當共和新民。而且他所說的“謀生愧遠行”，并非為自己小家謀求生計，而是與周學熙等民國官員一起共商收回開灤煤礦主權，并在秦皇島設立鋼鐵廠等實業救國之宏圖大業。

信筆所之，越說越遠，但總算是為此書提供了一本少見的村莊詩集，幾個并非詩人的家常詩作。這些零碎感想是否可以充序，尚企詩界先進鑒諒。九四野叟章開沅于桂子山實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