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玉印

家有學子 20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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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言：“玉、石之美者。”許慎從玉的自然屬性與審美屬性兩方面高度概括闡釋了“玉”的概念。玉器在中國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充溢著各個歷史時期，以至于“玉”在我國發展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特殊的象征，尚玉的情愫始終沉淀于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之中。在先民看來，玉是君子與道德的物化，古人更是用玉來比喻人的德性，如“君子比德于玉”“君子必佩玉”“言念君子，溫如其玉”等。迄今，中國印史上所見最早的玉印為在陜西一處西周墓葬考古挖掘出土的白玉龍形鈕。

馮憙（附原石）

據《史記集解·秦始皇本紀》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續漢書·禮儀志》又載：“印璽，王玉押銀鏤文；貴人、長公主同鏤。”由此可見，玉質印章在秦朝一度成為象征權力憑信的皇帝專用材質，其他象征權力的官印一律不能采用玉質，在漢代也只有帝后、諸侯王印用玉質。顯然，秦漢時期，人們對玉印的無比尊崇是“尚玉”觀念的反映。也正因帝王的推崇、重視，以至于玉印對玉質的選擇、文字章法及制作的工藝要求都相當之高。根據目前所能見到的玉印來看，玉印往往印面文字精致，章法嚴謹，筆勢圓轉潤澤。此外，因玉質具有耐腐性，經過漫長的歲月洗禮仍然能夠較好地保留其本來面目。再者，因玉質堅硬，難以受刀，以至于白文印難以刻得非常粗壯，因而產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平刀直下”的“切玉法”。乍看筆畫平直規整，似有板滯之嫌。然細細品味，則那份莊重典雅、凝練穩妥、高古秀麗蘊含著無限的雍容華貴、儒雅醇正……呼之欲出。

漢玉印是印章中的一個特殊的表現形式，商周時代玉器雕鏤的技術傳統與漢代印文書法的匯合，將玉印的風格推向高雅的境界。西漢砣治玉印的印文書法、構圖與線條的表現達到了一個時代力度與智慧的極限:圓健流動的文字體勢展現得淋漓盡致，而在細微筆觸、筆勢的傳達上竭盡工巧之能事，獲得平和與優美渾然交融的效果。出于愉悅的考慮，漢代社會在關注印章的質料選擇、鈕式的造型雕刻之外，對于文字體勢與線條的審美體驗也更為細膩而深刻。印文中的筆畫夸張、變形都是一種主觀的努力，使漢玉印達到外在與內蘊的完美統一。

漢玉印悠久的發展歷史、豐富的文化內涵、獨特的藝術風格以及藝術魅力使其成為中國傳統藝術的瑰寶之一，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藝術資源。明清以降，“印宗秦漢”便成為學習篆刻藝術的不二法門，很多文人篆刻家對漢玉印更是情有獨鐘，并在此基礎上對漢玉印不斷創新與發展，使得篆刻藝術不斷煥發新的生機，閃耀新的光彩。

漢玉印功能獻疑

文丨鄭志剛

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體系中，與禮制、宗教、殉葬等密切相關的玉器，扮演著重要角色，素來地位尊崇。“珍寶之中華人所最重者，莫如玉。良由玉質溫潤瑩潔，君子所以比德也。古之于玉，用為祭祀天地，祼獻之禮，非徒供人玩飾而已”（黃賓虹《玉器總論》，《黃賓虹文集·題跋編詩詞編金石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6月，第267頁）。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大劉記印”

玉質印章，在玉器家族之中雖無“眾星拱月”之厚遇，卻自具風概，“很有一種富貴氣和崇高感”（孫慰祖《古玉印概述》，《孫慰祖論印文稿》，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210頁）。在現實用途、制作工藝和藝術風格等方面與尋常璽印有別。特別是兩漢時期，玉印有更多可圈點之處。

漢玉印功能要述

玉印雖華貴出塵，但數量有限。在現有的戰國秦漢璽印之中，玉印整體上占比較小。其中漢印居多，戰國印次之，秦印則最為稀少。大略而言，漢玉印兼有征信憑記、等級象征、日常配飾以及殉葬用品等數種功能。

征信憑記。此為歷代印章最“本分”的功能，負載這種功能的璽印，始興于春秋戰國時期，其中以玉石為質料者，亦肇端于此際。漢玉印的信記功能可在異彩紛呈的大量私印中得到驗證。

盧遷（附原石）

等級象征。玉為石之美者，玉器素來是等級地位的象征。漢玉印標示秩級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官印范疇，但具體情況較為復雜。中國的官印制度，初步成形于秦漢時期。官印管理的專門機構，秦代即已設立。兩漢時期，置有符璽御史、印曹、尚符璽郎等專掌符璽及刻制的官員。帝王和百官使用的印章，在名稱、材質、鈕式、綬帶等方面，被逐次作了規定。《史記集解》有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東漢學者衛宏的這段話，在現實中并未得到嚴格遵行。譬如發現于陜西咸陽的著名西漢玉印“皇后之璽”，就逾出了“天子”之限。另有西漢玉印“淮陽王璽”，亦與《漢舊儀》中“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的規定不符。這一方面有僭越之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專門制作的隨葬品。官印尚且如此，私印就更加隨意。目前所能見到的兩漢玉印（傳世或出土）實物中，私印數量遠大于官印。后者迄今只有“皇后之璽”“淮陽王璽”以及南越王墓的“帝印”等數方，前者所從屬的墓主之中，以西漢海昏侯劉賀和南越文王趙眜等地位較高，余則多為中小官吏。由此不難看出，玉質私印在形制、秩級等方面并不受官印制度的嚴格約束。

周右車（附原石）

配飾與殉葬。長期以來，在“君子佩玉，無故不離其身”的理念左右之下，兩漢玉印的配飾功能不僅絲毫不亞于其征信憑記之“本分”，并且甚至一度過之。直到魏晉以降，漢玉印勃盛的佩飾風尚才漸趨低迷。由生前佩玉到逝后葬玉，璽印形態的玉器與其主人的身份、秩級和實力密切相關。但是，玉質的隨葬印與實用印之間存在著特定的區別。周曉陸先生認為，秦漢時期的隨葬印章，從帝陵到一般級別的墓葬均有發現，其中私印較多、公印（含官印）較少。兩漢時，文獻記載有賜葬“東園秘器”的制度，賜葬印章即等同于所謂的“東園秘器”。（周曉陸《考古印史》，中華書局，2020年3月，第17頁）從考古發現來看，說玉印靡不隨葬或許并不過分。譬如，享譽極高的“皇后之璽”“淮陽王璽”“緁伃妾娋”等皆為殉葬專用品。

陜西省咸陽市韓家灣公社出土“皇后之璽”

質材與工藝。以玉為印材，多見于戰國至兩漢時期。就質料來看，古印中所用之“玉”并非嚴格的礦物學意義上以“透閃石——陽起石”為主要成分的軟玉。察諸存世實物，既有青玉、白玉、黃玉、墨玉等軟玉，也有瑪瑙、綠松石、琉璃、瑩石等彩石，另有滑石、煤精等雜石。也就是說，但凡具有油脂或玻璃光澤的半透明、微透明礦物，均被納入玉料范疇。

用作印料的軟玉，硬度在摩氏6至6.5度之間，而普通鋼刀的硬度僅約摩氏5至5.5度，足見以刀治玉之不可想象。商周以來，琢玉主要靠砣具和解玉砂。戰國玉印中所習見的首尾尖淺而中段寬深的線條形態即為圓形砣具琢治之后未作進一步修鑿所致。而點畫起訖處出現修整痕跡，則到漢代方始出現。砣治之外，“韓竝”等玉印或系水晶、石英一類硬度高于軟玉的尖刃器反復刻劃而成。總之，兩漢玉印的制作，以砣治為主，直接刻劃輔之。

無字漢玉印實為單純“佩印”

據古文獻載，約自東周時期始，出現一種與抑蓋、烙現或鈐色無關，專供人們隨身佩戴，在社會交往中用于直接目驗檢視的璽印。這部分印章，或用以標示身份（如蘇秦所佩之六國相印），或帶有宗教色彩（譬如“黃神越章”），或具其他意義。與尋常印章不同，此種佩印的印面文字應當是正文而非反文。正寫的印文方便當面為人所辨識，而無須考慮抑鈐于受體的視覺效果。此外，需要強調的是，古文獻中時見的“佩印”，多數指向那些旨在抑、鈐的印章，而非上述單純的佩印（周曉陸《考古印史》，中華書局，2020年3月，第234頁）。

劉常（附原石）

筆者認為，兩漢墓葬所出玉印之中，有一部分素面無字者，或即此類“佩而不抑”之印。譬如：河北保定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兩方螭虎鈕無字玉印，徐州火山漢墓出土的覆斗鈕無字玉印，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龜鈕無字玉印，廣州南越國趙延康墓出土的魑虎鈕無字玉印等。關于這部分印章素面無字的原因，大略有如下見解：一是匆匆未暇砣刻印文；二是有意空置，以俟在另一個世界補文；三是印面原有書寫完備的墨（朱）稿，惜歷久而脫落（周黎、周波《漢墓出土的無字玉石印》，《大眾考古》2019年第4期，第46頁）。

江蘇徐州銅山區拾屯火山劉和墓出土“劉和”玉印

就目前所能見到的無字玉印實物或高清彩圖來看，絕大多數都是精心之作，鮮有粗陋草率者。姑以出自西漢劉勝墓的兩方無字玉印（規格分別為2.8cm×2.8cm×2.3cm和2.7cm×2.7cm×2.2cm，灰白玉質，螭虎鈕，河北博物院藏）為例，通體亮潔光潤，并皆琢磨細膩、造型生動，顯然出自杰出玉工之手。如斯能品，不大可能單單置最為核心的印文書寫、砣刻環節于不顧。所以上述第一種觀點不成立。第二種觀點則尚缺乏扎實有力的證據。至于第三種觀點，可以山東青島土山屯西漢墓（M147）掘出的兩方墨書未鐫玉印“堂邑令印”（M147：17）和“蕭令之印”（M147：18）作為反證。從考古部門公開刊發的彩圖看，兩印墨書皆繆篆反字，其中“堂邑令印”線條飽壯、厚樸雍容，“蕭令之印”則相對疏朗清挺。印面上的墨痕，歷2000余年尚無礙辨識，并不存在所謂的模糊剝脫問題。此外，同屬于土山屯墓群的另一座“年代應為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墓葬（M6）（鄭祿紅、翁建紅《山東青島市土山屯墓地的兩座漢墓》，《考古》2017年第10期，第58頁），還曾出土一方覆斗鈕的“無款識”白色玉印（M6棺1：11）（鄭祿紅、翁建紅《山東青島市土山屯墓地的兩座漢墓》，《考古》2017年第10期，第37頁），也就是通體未發現任何字跡。極相似的墓葬年代及水土環境，如果這方無字玉印原本書寫有墨（朱）文，應當至少有“堂邑令印”和“蕭令之印”的保存狀況，而不太可能銷蝕凈盡。

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無字玉印

綜上分析可知，兩漢無字玉印自入葬至出土，印面始終空置。這種空置乃有意為之，其目的或許并非俟于異界補足，而僅僅是對墓主生前一種無須抑鈐的印章形佩玉進行“提煉式”仿制的隨葬品。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上海博物館藏有一枚造型奇詭的玉質戰國楚璽，印臺頂端為鼻鈕，印身兩側雕出一對近似茶壺把子的飾件，其末端卻偏又高出印面，從而使得抑鈐動作大為不便。孫慰祖先生認為，此璽如此設計，其意或不在實用，而應屬“君子佩玉”習尚下的隨身飾物（孫慰祖《古玉印概述》，《孫慰祖論印文稿》，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89頁）。

無字漢玉印的實質是印章形佩玉，首要功能是殉葬。依筆者淺見，除了印文部分一片空白之外，其余在質料、匠師、鈕式、紋飾、綬帶等的選擇、設計和施工方面則迭出巧思、極盡挑剔。可以推想，墓主生前隨身攜帶的此類“佩玉”，即便砣制有印文，也應當是與青島漢墓墨書玉印的“反體繆篆”相反的“正篆”。并且，僅需按抑或烙鈐于面對面的“視域”，而毋須考慮其他受體。

青島漢墓的兩方“墨書玉印”或非印章

青島土山屯墓群，在漢代屬于瑯琊郡范圍。據相關出土物可知，此處應為漢代宗室劉氏家族墓地。其中的M147（墓主劉賜或為劉氏宗親）和M148，是西漢中晚期的兩座墓葬（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第436頁）。發掘報告顯示，自M147墓主腰部位置共出土印章三枚：“劉賜”（M147：20）龜鈕銅印一枚，陰文篆書，方形，邊長1.2cm，印臺高0.7cm，通高1cm，重11.5克；墨書未鐫玉印兩枚，“堂邑令印”（M147：17）和“蕭令之印”（M147：18），玉質較差，大小相似，邊長24.7cm至26.7cm，立方體形，側面有對穿圓孔，孔徑0.4cm，系管鉆而成（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第415頁）。

青島土山屯墓群出土“蕭令之印”“堂邑令印”

這對墨書玉印出土后頗引關注，但其至少有兩處異于常則的地方，卻為眾人所忽略：一是沒有印鈕；二是邊長數值為同時期印章的10倍。先秦玉印皆為覆斗鈕，秦漢玉印亦多取覆斗鈕式。而官方考古部門發表于權威專業學術刊物《考古學報》上的圖文顯示，這兩件所謂的“墨書玉印”的形制只是棱角分明的單純立方體，未具印鈕。如果稱其為印章，或當為漢印之孤例。同位置同時出土的銅印“劉賜”為常見的龜鈕。同墓群中的漢墓M6共出土四方質地各異的印章，其中：白玉質無字印為漢玉印的標配鈕式覆斗鈕；木印“劉林”（M6棺1：24）為瓦鈕；銅印“吳眇容印”（M6棺2：11）為龜鈕；角印“屈誰”（M6棺2：21）為柱鈕（鄭祿紅、翁建紅《山東青島市土山屯墓地的兩座漢墓》，《考古》2017年第10期，第32—59頁）；同墓群中的漢墓M148出土的銅印“劉君圣”（M148：12）為瓦鈕（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第433—434頁）。遍觀這一時期的印鈕，最常見龜、瓦兩種，不具鈕者恐怕只能稱為印坯。此外，西漢中晚期的官印印面完全不用界格，除去草率制作的殉葬品，印面尺寸多在2.3cm見方。即便顯著大于一般百官印的“皇后之璽”，印面邊長也只有2.8cm（孫慰祖《西漢官印、封泥分期考述》，《孫慰祖論印文稿》，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26—59頁）。再看土山屯墓群中的“劉賜”印，邊長1.2cm；“吳眇容印”，邊長1.2cm；“劉君圣”印，邊長1.4cm；“劉林”印，邊長1.5cm；白玉無字印，邊長2.1cm；“屈誰”印，下邊長0.9cm。都在當時私印的常見范圍內。而同墓群的兩方官印內容的墨書玉印，邊長竟達24.7cm至26.7cm，簡直匪夷所思。

筆者推測，未經墨書之前的“堂邑令印”和“蕭令之印”，很可能只是一對有著其他意義的隨葬玉器。因其方正平滑類似印面的造型，在一個偶然時機被臨時用作殉葬官印印文的“草稿紙”。（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選自2021年8月3日《中國書法報》第330期第6版）

漢玉印品讀

文丨常征

印學一門，圭臬秦漢。秦漢印以其獨特的時代風貌、卓絕的藝術高地為歷代印人汲取養分提供了不竭之源。本文在對秦漢印的擇選上主要管窺漢代玉印，選印上有近些年最新出土的漢玉印，如“大劉記印”；也有極具代表性的工穩典范漢玉印，如“魏嫽”“任疆”“賈夷吾”；除較為常見的工穩漢玉印風格之外，另有較為少見但極具動態美感的漢鳥蟲篆玉印，如“新成甲”；風格上亦有一改漢玉印溫潤之態而稍顯蒼茫古拙之風的，如“夏侯尊”“司馬縱”等，選印上以求較為全面地呈現漢代玉印風格面貌的豐富多樣性。

劉犯（原石、印面）

漢印在發展上源于秦印，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頒布“書同文”，入印文字也隨之發生了較大變化，多以規范的小篆入印。其中關于玉印的記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漢承秦制，漢印在繼承秦印的基礎之上有了新的創新和發展。如漢印中的玉印正是這一時期的新風貌之一，漢玉印在漢印的基礎之上風格特征和表現樣式也隨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印風可謂獨具一格。從漢玉印的入印內容上可劃分為文字印、圖文印、肖形印三種樣式；從印章的實用性功能上可分為官印和私印兩種類型；從印章風格上可分為整飭與荒率兩大類。因漢玉印流傳數量較少，大部分以白文的表現樣式展現。漢玉印的存世量雖不及漢銅印，但其對后世流派印的發展、演變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于篆刻研究者、創作者來說，如何將經典玉印印式轉換到自己的篆刻批評和篆刻創作中去，真正做到繼承創新、借古開今，是我們值得深思的。

劉慎（原石、印面）

首先我們要從漢玉印作品中選擇你喜歡的篆刻樣貌，進而在這一印風面貌中選取有代表性、典范性的印章作品進行賞析、品讀、臨摹、創作。篆刻學習對于初學者來說這一過程雖然十分漫長，但對篆刻作品理性入微地品讀、賞析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前期不斷積淀才有實現篆刻創作自由的可能。那么對于漢玉印詳實地分析品讀更顯重要，漢玉印的藝術風格雅致工整，線條利落堅挺，章法布局端莊嚴整，字數多為兩字到四字，豎長的字形形成豎勢上的筆畫突出，加之筆意細膩，舒展優美而賞心悅目。

“大劉記印” “魏嫽”

2015年12月，海昏侯墓槨室內新出土一枚內容為“大劉記印”的玉印堪稱漢玉印中的精品，現藏于江西省博物館。此印制作工藝精謹嫻熟，材質細膩白潤，印文莊雅朗暢。我們從篆刻藝術的視角品讀“大劉記印”，不僅可以感受到大漢的盛世氣象，更可感悟到漢玉印給我們帶來的自然舒展、隨機應變、雍容華貴的中國美學境界。“大劉記印”四字將印面等分，并依筆畫之間的繁簡重組構成了對角上相互呼應的空間布局。印文中的“劉”“記”均為左右結構，結構處理左繁右簡，左半部布白均等，右半部盤繞縈曲。印文的整個章法在動靜、收縮、疏密的強烈對比上有著獨特的視覺藝術效果，特別是“劉”字，左右結構因勢制宜，“刀”部的布局分布占全字的三分之一，收筆處收攏上提恰到好處，空間避讓恰如其分，精巧而不做作。“大劉記印”四字中，“大”的兩條長弧線和兩根斜向豎線構織為“欹而疏”的特點，其他三個字的“方而密”，形成了強有力的視覺對比，機趣橫生。線條豐潤光潔、比例協調，筆畫交錯搭配，轉折處方圓呼應，相互彰顯，有剛健婀娜、蘊藉堅凈的漢玉印風姿。

王霸（原石、印面）

漢印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工穩型玉印有“魏嫽”、“任疆”等，這一類工穩型漢玉印的風格特征是靜穆典雅、雍容華貴。品讀“魏嫽”“任疆”印章平整舒展、靜氣和暢。此類印文在線條的處理上圓轉流暢，行筆遒勁且彰顯出一派靜氣，印面靜中孕育著豐富的動感變化，動靜結合得恰到好處，處處彰顯出中正方剛的高古玉印氣派。如品讀“魏嫽”中的“田”與“日”部件圓轉處方圓兼得，“女”字部件結體上的精巧安排，舒展修長，顯示著鮮明的秦篆遺韻。“魏”的“山”與“嫽”的“小”字部位在處理上平正規矩，體現出漢玉印微妙入神、靈動活潑的藝術美感。品讀“任疆”印面，其獨有的藝術風貌舒展俊秀，線條圓潤、秀中寓健；筆畫間距等分寬綽，章法上自然和諧，充分彌補了線條在變化上的不足。整個作品中尤其在轉筆的方圓并用，起筆、收筆處的略微加重，更加強了漢玉印鮮明的時代風貌，“任疆”精致工麗的藝術風格可謂醇古豐厚、意境幽遠，耐人尋味。“魏嫽”“任疆”無疑是漢玉印中的精品,章法嚴謹，莊重平穩，又不失精巧。

“夏侯尊” “賈夷吾”

漢玉印另有一種別致的美，雖然較為少見但極具動態美且不失古拙，一改玉印溫潤之態而稍顯蒼茫古拙之氣，如“夏侯尊”。正如古人形容美人“增之一分太長，減之一分太短，施朱則太赤，著粉則太白”，用在這一類漢玉印的品評上也極為吻合。稍有毫厘之差，便有高下之分。漢代中國樸素哲學思想一直有一種“少則多，多則惑”的說法，他們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禮記》云“樂必易，大禮必簡”，闡述了一種“簡”和“繁”，說明了一種少取或可多得、貪多反受其亂的道理，這種平中寓變的布局方式正是這種思想的直觀反映。“夏侯尊”此印大膽地將字形拉長，字法上隨意靈動，采用了斷筆的寫法，字與字直接的粗細對比一改漢代玉印筆畫均勻的布局，實屬罕見，開創了漢玉印的獨特面貌。章法上蒼茫中帶靈動，筆畫纖細，紅多白少，從而有效地避免了由于筆畫纖細而造成的線條力度軟綿。印文章法用字獨具匠心，斷筆和接筆互補，如“夏”“尊”都為上下斷開，中間的“侯”字起到十分巧妙的連接作用，整個章法渾然一體。

“劉慎”鳥蟲書覆斗鈕玉印

漢玉印的印風格調也有沖和古雅、均衡瘦硬之美。印面效果錯落勻稱，視覺上呈現出形式上的豐富多變。印面文字排列均衡，彰顯出嚴肅莊重之感，增加了崇高美感。均衡是中國古典美學中的一個重要話題，在先秦經典《周易》中就有闡述“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宇宙法則，在審美中的具體表現就是剛柔相濟、陰陽互生的辯證關系。上海博物館藏“賈夷吾”漢玉印，此類印章線條瘦硬，章法上分布鮮明，整體布局秩序尤佳，堪稱精品。“賈”字線條上的舒展如同漢代舞女的垂袖而立，“賈”字這種修長的體勢之美也是漢代藝術美中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品讀“賈夷吾”印面，漢玉印制作上的精工之美在此印中得到了充分展現，每一筆都完美無瑕，細品更是獨具匠心。

大一統的漢代逐步形成了靜穆有序的審美特質。同樣，這也是漢玉印的審美特質之一，漢玉印的印風格調也有靜穆停勻、修長舒展之類。在漢代，印文并不都是完全方方正正的，也有部分入印文字進行了結構變形處理，繼而使得印面整體靜穆雅致、勻稱有序。如上海博物館藏“司馬縱”印，此漢玉印中字形結體往往上收下放，線條也比較修長纖細，如“縱”“馬”的豎向線條在處理上具有一定的弧度，且較為修長，靈動感十足。如舞女肢體的婀娜，靜雅中蘊含著韻律之美，也不失為精品。

“司馬縱” “新成甲”

漢玉印除較為常見的風格之外，另有較為少見但極具動態美感的漢鳥蟲篆印，流行于西漢早期。此類漢玉印峭拔靈動、秀美精練，觀賞性十足。漢鳥蟲篆玉印線條的裝飾性較強，有明顯的動物圖案，在創作中筆畫的動物形象變形對于原字的結構、筆意、向背都沒有損壞。如“新成甲”中的“甲”字的抽象化，其尾部線條盤曲縈繞，動感十足，為漢代鳥蟲篆玉印所獨創。“新成甲”漢鳥蟲篆玉印，書體筆畫盤曲，帶有鳥頭或蟲魚形狀的線條，獨具盤曲充塞之美。

漢玉印中風格多樣的創作手法構成了玉印的獨特樣式，其博大精深的藝術造詣對后世篆刻藝術的發展具有典范意義。漢玉印以其特殊的載體創作出有別于其他印材的藝術特色，獨具匠心的空間布局、靜穆舒展的結字特點、雍容華貴的大漢氣象、風格多樣的呈現方式，對后世流派印的發展、演變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