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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延安街頭，依山傍河的樓宇和公路，掩映于樹木間的黃土窯洞，兩種景象交錯疊加，似是歷史與現實的結合。 窯洞是延安特有的標簽。但比起清涼山上密集排列的窯洞，位于南關大街附近、背靠鳳凰山的一組窯洞略顯不同。當地人說，這些窯洞是以前銀行工作人員辦公和住宿的地方。  清涼山上密集排列的窯洞 是哪家銀行？當地人指了指下面那棟大樓，只見樓上赫然寫著“陜甘寧邊區銀行”。這家銀行成立于1937年，是紅軍經歷長征后建立的第一家抗日根據地銀行，有“窯洞銀行”之稱。  陜甘寧邊區銀行舊址 在紅色金融發展史上，陜甘寧邊區銀行歷史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它承上啟下，使黨領導的紅色金融事業得以一脈相傳。 走進這些窯洞，似乎就走進了那段歷史，走進了抗戰時期紅色金融的翻涌浪潮之中。在幾十年前的這片土地上，很多金融思想和金融創新已經出現。 “窯洞銀行”橫空出世 1935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并開展革命斗爭；兩年后，國共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西北辦事處也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 隨著邊區政府的建立，1937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同步改稱“陜甘寧邊區銀行”，自此，陜甘寧邊區銀行出現在歷史潮流中，繼承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衣缽”，翻開了黨領導下的人民銀行的歷史新篇。  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內關于邊區銀行開幕紀念的陳列 “由于初期國民黨限制邊區辦銀行，在成立之初，陜甘寧邊區銀行并不能公開運營，也不便印發貨幣，”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創始人、延安市人民銀行原副行長、陜甘寧邊區金融史研究專家魏協武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而黨是吸取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因此即便是在當年較為艱難的情況下，也堅持成立了邊區銀行。” 成立初期，邊區銀行的主要任務是吸收存款，領取國民黨政府發放給八路軍的軍餉，因此更像是“財政出納機關”。建立之初，邊區銀行內部僅設會計、營業、出納三科，隨著業務發展，先后又增設了業務、總務、秘書、稽核、研究、農貸、發行、金庫、商業等處。  但僅有“財政機關”是不夠的，為了促進邊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3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一個公營商店的想法：利用軍餉，組織物資進口，保障邊區的商品供應；同時，通過經營商業為邊區銀行積累資金。于是，光華商店應時而生，它屬于邊區銀行直屬的商業部門，是黨當時開展金融活動的主要運營主體。值得一提的是，光華商店成立后，邊區銀行以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了商店代價券，面額包括2分、5分、1角、2角、5角，流通于邊區市場，受到百姓的歡迎，并將其稱為“光華票”。  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內光華商店展區 據魏協武介紹，黨發行光華商店代價券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給邊區發放的法幣面額較大，多為5元和10元，老百姓在買賣商品時找零困難，導致交易無法順利進行，有時老百姓甚至采用打折法幣的辦法來交易。而光華商店代價券的出現彌補了法幣面額的不足，基本解決了市場流通中輔幣缺乏的問題。 隨著國民黨制造摩擦的加劇，邊區經濟被封鎖，軍餉也屢屢不能如期發放，陜甘寧邊區銀行又于1940年印發了面額為7角5分的光華商店代價券，以解決財政困難。這有效地解決了邊區增加貨幣發行的需求，被視為邊區金融工作的創舉。 “兩張7角5分加在一起就是1元5角，四張就是3元。所以，'柒角伍分券’雖然是輔幣，卻在實際流通中發揮了主幣的作用，解決了主幣不足的困難。”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廣發銀行杭州分行紀委書記劉平對記者說。 可以看到，在陜甘寧邊區，“光華票”與法幣相互結合，相互補充，方便了市場交易和百姓生活，支持了邊區財政和邊區銀行的各項業務活動，為邊區的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其他抗日根據地貨幣的發行起到了示范作用。 沒有硝煙的貨幣之戰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加大對邊區的封鎖，停發八路軍軍餉，邊區政府的財政陷入極端困境。毛澤東動員大家說：“餓死沒有一個人贊成，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還是自己動手吧！”于是，中央和邊區政府決定對貨幣和金融制度進行改革，以適應獨立經濟體的發展，打破封鎖。金融方面，擺在邊區政府面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是否要發行邊幣，以及怎么發行、發行多少。194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發行邊幣、禁止法幣在邊區內流通”的決議；2月18日，邊區政府又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陜甘寧邊區銀行幣，邊幣成為邊區唯一合法貨幣。 邊幣的發行，意味著邊區銀行不再只是“財政支付機關”，而是承擔了國家銀行的職能，其基本任務是：貫徹執行政府的經濟政策，發行本幣，開展貨幣斗爭，保護人民財富，穩定物價，支持財政，發展生產，以鞏固邊區，支持抗日戰爭。 “邊幣發行后，與法幣的斗爭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魏協武稱。據悉，1941年上半年，邊區貨幣每月平均增加37%。隨著邊幣發行規模擴大，邊幣兌法幣的價格一路下跌，邊區物價快速上升。尤其是1941年5、6月間，邊區金融、物價發生大動蕩，邊幣信用下降，邊區鹽務局拒用邊幣，市場買賣只收法幣，有的老百姓甚至把邊幣撕掉。  面對這一緊張形勢，邊區銀行第二任行長朱理治結合實際情況，寫出了《關于邊區物價金融與銀行基本政策的報告》，分析了金融、物價波動的原因，認為受法幣影響和頑固派封鎖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邊區內部生產的物資不夠，出入口和財政收支不平衡。 當年8月，朱理治寫信給毛澤東，將報告一并附上，提出減少“財政拖累”和減少邊幣發行的建議。但這種減少并不等于絕對不發，而是“國民黨發一些，我們也可以跟著發一些”。邊區銀行的發行原則基本上是既不害怕發行，也不無限制發行。 這一發行思想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邊區政府的肯定，也成功經受了實踐的考驗。在這一時期，不僅邊幣得到推廣，邊區物價也有 所下降，再加上公營的光華商店低價出售商品，且不收法幣，使得大部分法幣被打到黑市交易。 然而，到了1943年下半年，由于時局緊張，邊區為了加強戰備物資的儲備，不斷擴大貨幣發行量，造成金融波動。這一年，邊區貨幣發行量增加了10多倍，物價上漲了20多倍。 為穩定邊幣，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導下，邊區銀行實施“大吞小吐”等政策，放緩邊幣發行速度，促使物價回落，適度調整貨幣兌換量。“商業流通券”即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陳云稱之為“偷梁換柱”之舉。 1944年，西北財經辦事處決定發行陜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名義上為貿易公司，實際上(流通券)仍由邊區銀行發行。”魏協武稱，發行初期，商業流通券票面額僅有50元和10元兩種，與邊幣的比價為1:20，并不影響邊幣的本位幣地位。 直到1945年，西北財經辦事處決定將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作為邊區本位幣，同時要求邊區銀行收回邊幣，而法幣則逐漸消退于邊區市場。 劉平表示，邊區貨幣的發行雖然遇到了各種困難，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擺脫了國民黨對邊區經濟命脈的控制，保障了財政供給，對建立和發展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貨幣交換所成立背后的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邊幣與法幣的斗爭中，有一大創新出現，即貨幣交換所的成立，它是紅色金融 在貨幣斗爭中智慧的體現。  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內貨幣交換所展區 由于邊區物資缺乏，當時完全禁止法幣流通并不可行。凡大批邊幣所到之處，邊幣猛跌，法幣飛漲，黑市橫行，物價暴漲。有的老百姓說：“邊區什么都好，就是禁用法幣不好。”有的商人則利用各地的差價，大做邊幣黑市買賣。 朱理治認為，上述情況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邊區和友區一方面存在貿易聯系，另一方面金融又相互隔斷。因此，他提出了成立貨幣交換所、實行外匯管理、允許人們買賣法幣的構想。 朱理治選擇了一個試驗田——延安裕順通公司，讓它先試辦邊法幣掛牌業務，出入口商人均須到該所買賣法幣，依市場價由交換所公開掛牌，銀行從中加以調試，使之不會過高過低。對于老百姓來說，如果得到邊幣，就能得到法幣，再加上政府推行邊幣的法令，邊區拒用邊幣的現象得到了有效制止。 有了前期試運行的基礎，1941年12月1日，邊區政府通令全邊區均設貨幣交換所，并規定所有買賣以邊幣作價，拒用邊幣者要抓，私自做貨幣買賣者也要抓。由此穩定了法幣作為外匯的價格，使得邊區的黑市由暗轉明，邊幣成為有交換價值的流通貨幣。在劉平看來，即便是對于現在的外匯管理工作，貨幣交換所這一形式及其實際運作也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創新探索農村信貸 在貨幣斗爭之外，邊區銀行的另一個重大金融活動是開展信貸——向廣大農民發放貸款，支持生產自給。 1941年以后，外援斷絕，邊區財政陷入了困境，邊區銀行原本為數不多的財政借款急劇增加。盡管大量的財政借款彌補了財政赤字，讓當時的財政困難迎刃而解，但這顯然還不夠。 1941年8月6日，毛澤東給“延安五老”之一、時任邊區中央局副書記的謝覺哉寫信提出：“今年的八百萬投資僅顧及公營事業，全沒有顧及私人農業貸款與合作社貸款，僅是迫不得已的過渡時期的辦法，今后必須停止公業投資，發動私業投資，即大放農貸與合作社貸款，兼放畜牧業貸款與私商貸款，以達增加糧食產量，牛羊產量，與相當繁榮商業之目的。” 農業貸款業務被迅速提上日程。12月，邊區政府成立了農貸委員會，由當時的邊區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任主任，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任副主任，并確定了農貸方針。次年春天，農業貸款開始向廣大農民發放，種類包括耕牛貸款、植棉貸款、水利貸款、青苗貸款、農具貸款等。創新之處在于，農業貸款不僅可以貸錢，還能貸實物。在邊區銀行紀念館里，人物雕像和背景圖還原了當時的真實場景：在陜北農家小院里，農貸工作人員用耕牛貸款給農民買來了一頭大黃牛。 這種根據實際情況推出的多樣化貸款方式，既提高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也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更是被視為“實事求是”精神的現。 魏協武提到了邊區銀行信貸的特點之一，即主要貸給當時不一定有償還能力的貧窮勞動者，以幫助他們解決生產難題。這為當今的普惠金融提供了重要借鑒。 為了更好地貫徹當時的農貸方針，邊區銀行職工辛波還編寫了《農村貸款三項紀律八大注意歌》。其中，三項紀律包括：“第一反對包辦耍私情，民主討論群眾來決定”；“第二貸款數字要公布，區鄉負責不許打埋伏”；“第三到期保證要收回，有借有還年年 有貸款”。 劉平認為，《農村貸款三項紀律八大注意歌》蘊含的理念，對當代普惠金融的開展頗具參考價值。 而另在還款方面，除了不允許歸還法幣外，其他都是靈活并且人 性化的——借貸者可歸還實物， 歸還多少可根據實際收成而調整，可以少還而無需多還。而不少農民在用小米、大豆等實物還款時，主動比應還的數量多還了一些，只因感恩于銀行發放貸款幫助他們發展了生產。 為了更精準地了解農民需求，陜甘寧邊區從1943年起還建立各種信用社80多個，資金達7億多元。信用社貫徹銀行的金融政策，配合銀行放貸，促進了農業發展。在劉平看來，邊區銀行頗具創新性的探索實踐，尤其是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對當今金融業務的開拓與發展無疑會帶來不少啟迪。 點點相連，紅色金融不斷擴圍 除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其他革命根據地也紛紛開展起各自的金融活動。 1938年3月，晉察冀邊區銀行在山西省五臺縣石咀鎮的普濟寺內開始營業。由于處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晉察冀邊區銀行成立后曾多次轉移，也被稱為“游擊銀行”。 成立之初，晉察冀邊區銀行就建立了嚴格的邊幣保管與金庫制度。在戰火紛飛的時期，設立于普濟寺旁普通民房內的地下金庫，保住了邊區銀行的大量金銀和鈔票。而這一地下金庫舊址完整保留至今。 作為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最早的一家銀行，也是19個抗日根據地中唯一經當時國民黨政府批準成立的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及時承擔起了發行邊幣的職能，并采取多種方式鞏固了獨立自主的邊幣市場，清除了日軍投放的偽幣、地方流通券和各縣自制的土票等，在穩定根據地物價的同時保障了金融市場的穩定。 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舊址講解員申志慧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道，根據物價波動和邊區進出口的淡旺季情況，晉察冀邊區銀行還會適時調整邊幣與其他鈔票的比價。  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紙幣 當時的人們親切地稱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邊幣為“抗日票”、 “紅票子”。它所發行的幣種相當豐富，包括初期發行的20枚(種)銅元、一角券、二角券、五角券、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伍拾元、壹佰元10種，以及后來發行的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5種大面額紙幣。 隨著晉察冀邊幣在山西、河北、 察哈爾、熱河、遼寧、內蒙古、山東等抗日根據地的流通，使用邊幣的人口增至3000多萬。始終貫徹“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方針的晉察冀邊區銀行，成立伊始就把向群眾放貸作為主要業務之一，其中的農業信貸則是重中之重。 和陜甘寧邊區銀行一樣，晉察冀邊區銀行也提供靈活的信貸方式。申志慧稱，貸款方式可以是錢款也可以是實物，還款方式也一樣，“貸實還實”“貸實還 款”“貸款還實”等均被接受；利率同樣依實際情況而議，普遍實行低利息放貸。對于特殊情況，經過群眾討論，可給予免息甚至部分或全部豁免貸款的優待，從而真正把群眾從封建高利貸的剝削中解放了出來。 以晉察冀邊區銀行為代表，抗日戰爭期間，晉冀魯豫邊區銀行、晉綏邊區銀行、北海銀行等其他邊區銀行均積極開展了金融活動。這些戰斗在敵后的金融堡壘支持各邊區經濟發展，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提供了物資支撐。 直至1948年12月1日，華北銀行、北海銀行和西北農民銀行合并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翻開了紅色金融史新紀元。 薪火·紅色金融（1921-1949）特別專題 學術顧問 馬林｜金融史研究專家、原中國人民銀行中共金融史編寫小組組長 魏協武｜延安市人民銀行原副行長、陜甘寧邊區銀行紀念館創始人、陜甘寧邊區金融史研究專家 馬強｜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常務副會長 何成鋼｜中國金融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理事 陳德翔｜上海財經大學國際銀行金融學院普惠金融研究員 范永進｜上海愛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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