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武獻吳王之兵法寫于何時？

　　吳波

　　《孫子兵法》，據現存文獻記載，最早見于司馬遷所著《史記》。《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有：“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在此篇末尾又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越春秋》也有：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可見闔閭三年（公元前512）吳王召見孫武時，孫武呈以兵法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了。但是，對此還是有人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兵法是什么時候寫就的？究竟是孫武在齊國寫好后帶來的，還是他來到吳地之后撰寫的？甚至還有人提出《孫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孫武，而是孫臏或是司馬穰苴。對于這些問題，應該作認真的考證與分析，得出明確的結論。

　　一

　　司馬穰苴，即田穰苴，生卒年月不可考。據《史記·司馬穰苴傳》所載：“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他與孫武一樣，同屬春秋時代田氏一族，不過他是庶出一支，一直保持著田姓。齊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30），晉國攻占齊國的東阿和甄城，燕國進犯齊國黃河以南被稱為“河下”的地方。齊軍發起抗擊但頻頻失敗，危難之際，相國晏嬰向齊景公推薦穰苴，任之大司馬（最高軍事統帥），所以后來大家都以“司馬穰苴”稱之。司馬穰苴上任后，斬貪贓枉法、延誤軍機的莊賈以立軍威，并“悉取將軍（莊賈）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對病弱者問疾給藥，親自噓寒問暖。待發兵時，“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收復了失地，獲得了戰爭的全面勝利。班師回朝時，齊景公不僅率諸大夫到郊外迎接，還擺酒為他們慶功，田氏由此在齊國越來越受到尊重。

　　從整個事件看，司馬穰苴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富有領軍作戰的才能。在他要斬殺莊賈之前，齊景公也派使者去為莊賈說情，穰苴說了“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之類的話，毅然殺莊賈，整肅軍紀。這是整個戰役獲得勝利的轉折點，也是穰苴“文能附眾，武能威敵”能力的具體體現。但就是這樣一位大功臣，在戰事平息后，被齊國大夫鮑氏之流進讒言于景公，穰苴由此被罷免，郁郁而不得善終，引發了田氏一族與鮑氏之流難以相容的矛盾。

　　從時間上看穰苴任大司馬出戰晉、燕時，孫武才出生不久（或剛滿五歲），穰苴比孫武應該年長20歲左右。因為他們同出田氏一族，同為軍事家，聞道雖有先后，業績擺在那兒，穰苴的軍旅生涯、軍事理論，肯定后來對孫武產生過巨大影響，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而且孫武決定離開齊國而奔吳，也很大可能與穰苴被罷免、郁郁不得志有關。

　　司馬穰苴有沒有著過兵法？正像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評述的：“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意思是說，能領軍打仗的，不一定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能寫出兵法來；而能著兵法、講起軍事理論滔滔不絕的人，又未必能領兵打仗。穰苴能領兵打仗，但當時有沒有著兵法，司馬遷在《司馬穰苴傳》中早有評說：穰苴之后“田常殺（齊）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田）常曾孫（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齊威王還“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同上）”，可見現在存世的《司馬兵法》是一百多年后，戰國齊威王時代（公元前356-前320）“追論，而附穰苴于其中”的作品了。

　　查看《司馬兵法》，共一卷五篇。篇目標題分別是《仁本第一》《天子之義第二》《定爵第三》《嚴位第四》和《用眾第五》。其中后三篇較多體現了戰國軍事思想的時代特征。兩書相比較，《孫子兵法》更全面，更深刻，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所以說《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司馬穰苴并無根據，也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再說孫臏，他是孫武的后代，是戰國中期的一位軍事家。他曾與龐涓同師“鬼谷子”，受龐涓迫害遭受臏刑。后在齊國使者的幫助下來到齊國，齊威王任命其為軍師，輔助齊國大將田忌兩次打敗龐涓，取得了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的勝利。孫臏確實著過兵法，被稱為《孫臏兵法》。在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不僅發現了《孫子兵法》，還發現了《孫臏兵法》。可見這是兩部不同的兵法。由此，《孫子兵法》的作者不是孫臏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

　　《孫子兵法》的作者既不是司馬穰苴，也不是孫臏，那會不會是孫武在齊國已經寫好，奔吳時帶到吳國的呢？我認為這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因為兵家在諸子百家中，比儒家、道家、法家等確立的時間要晚。春秋早中期兵家尚無著書立說的風氣。盡管齊國是姜尚（姜太公）的封地，也是大政治家管仲生活過的地方，但他們都沒有留下系統的軍事著作，姜太公的《六韜》和上節說到的《司馬兵法》都是戰國才形成的，奇跡不可能突然發生在一個剛有行為能力的青年身上。其次，雖然現有的《孫子兵法》十分精要，只有近六千字，但將其刻在竹簡上，20字一片，串立成冊，總長大約會有7.5米，體積約有2立方尺，重量近百斤。孫武奔吳雖不像伍子胥過昭關那么情勢嚴峻，但這書簡在他遠涉千里來到吳國的途中，也將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再者，人的一切行為都是有動機、有目的的，孫武在奔吳之前，似乎并沒有理由迫使其獨創先例地著寫兵法。而只有當他到達吳地，結識伍子胥并要面見吳王時，著寫兵法才真正有了需求和動機。

　　如果《孫子兵法》真是孫武在齊國時寫就并帶來吳國，那么比吳王早見到這部兵法的應該是伍子胥。伍子胥也不再需要“明知鑒辯”，更不需要向吳王七薦孫武，只要將《孫子兵法》送給吳王一看，闔閭就立刻可以知道孫武的軍事才能了。吳王也不再需要“小試勒兵”，更不會因小試勒兵而痛失二妃了。

　　為了晉見吳王，孫武將平生的軍事知識加以匯總，而寫就《孫子兵法》的最初稿本，無疑這只是一篇講述兵學的“急就章”。當時孫武還沒有真正領過兵，打過仗，沒有扎實的指揮軍隊、征戰取勝的實踐經驗。因此所呈的兵法，只能是粗淺的。雖然他“每陳一篇”，吳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但其中多少帶有位尊者對臣下的激勉和鼓勵。吳王以前經歷過許多場戰爭的洗禮、考驗，擁有豐富的戰場經驗。在他讀過孫子所呈兵法后，肯定會有許多想法和感受。否則就不會再有那么多《吳問》《見吳王》等佚文出現（詳見《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簡釋文》）。所以讀完所呈兵法后，吳王依然是心存疑慮的，這才會調派一批宮女，讓孫武操演，來測試他的實際才能。由這些情況判斷，孫武受闔閭召見時所呈獻的兵法，也只能是《孫子兵法》的最初稿本。

　　三

　　孫武面見吳王，所獻之兵法，與經魏武帝批注、現在流傳于世的《孫子兵法》，應當不是同一版本。

　　在撰寫這篇文稿之前，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從考古資料，看孫武的軍事實踐》的文章。用1973年到1988年我在吳地從事文物考古工作期間，接觸到的春秋時期的考古資料，來探討孫武在吳地的軍事實踐。文章從蘇州城西山上的“烽燧墩”的分布和作用，分析孫武的戰略防御思想；從何山東周墓出土的楚器，看孫武指揮的吳楚戰爭；從嚴山玉器窖藏，看越國滅吳的戰爭，這些都是有實物可以加以印證的。但實際上孫武在吳地的軍事實踐遠不止這些，至少還有經他指揮的拔舒殺吳亡將公子蓋余、燭庸的戰爭，闔閭五年（公元前510）吳伐越破檇李的戰爭，闔閭六年（前509）圍楚囊瓦于豫章的戰爭等。吳國聯合唐、蔡的政治軍事外交。孫武平時的演陣操練，也應該是他軍事實踐的一部分。孫武最初晉見吳王時，有關兵法問題的切磋問答，對孫武也應該是大有裨益的。因為這種交流是切中戰爭實際的，問答間產生的影響也是雙向的。吳王受到孫武的啟發，孫武同樣也受到吳王的影響。

　　正是由于孫武在吳國有了那么多的軍事實踐，經過那么多的軍事勝負和國事盛衰，孫武的軍事思想體系才能真正形成和完善。特別是他功成隱退之后，有了更加充裕的時間，去靜觀春秋爭霸的時世，更客觀地來分析戰爭的實質，深思和把握戰爭的客觀規律，所以傳世的《孫子兵法》才會那么全面與深刻。

　　另外，孫武自幼生活在齊國。齊國是個“崇武、重利、尚質”的國家，其崇武的傳統，可以上溯到先齊時期，孫子起名為“武”，也正說明了這一點。齊文化的倫理學說十分重視功利，管子《禁藏》中說“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代表了這種重利思想。齊文化尚質而拙于文的特點，也可以從齊文化的代表作《管子》中看出。而《孫子兵法》重智、尚文、求精、趨雅，正是吳文化的特點，整部著作樸素、凝重，以理性為靈魂。全篇雖然只有六千余字，但辭如璣珠，文采斐然，令古今中外讀者贊不絕口。南宋人黃震曾評述：“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楊外，其余浮辭橫議莫與比。” 近人王昆繩也評道：“自春秋戰國以迄于今，落落數千年，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氏》；以兵法兼文章者惟《孫子》”（楊善群《孫子評傳》）。《孫子兵法》的語言修辭藝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這正是由于孫武長期生活在吳地，深受精致優雅的吳文化的熏染和影響，將自己的文化完全融入吳文化的結果。正如徐同林先生評述的：“實為精致優雅的吳文化熏染所致” （《吳文化與<孫子兵法>散論》）。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這篇兵法應該是孫武后期所作。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孫武才能寫出魅力永存、經得起推敲、經得起戰爭實踐檢驗的兵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