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專論 | 從孫武到孫臏

《左傳·成公十三年》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表明戰爭在國家的創立、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各國之間爭霸、兼并的升級，舊有的受禮樂文化影響的軍事思想、軍事組織已無法適應戰爭發展的形勢需要。加之宗法封建制度的不斷瓦解，曾經為官方所壟斷的思想文化隨著貴族階層的下移及講學活動的興盛流傳到了民間，為各種思想的興起準備了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早期的軍事思想快速發展，產生了以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為主要內容的兵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出現在春秋后期的孫武及其后代孫臏。

從仁義禮讓到奇兵權謀

在春秋前期，禮崩樂壞的發展程度還沒有像后期那樣徹底，中原華夏國家的霸主與各諸侯國之間仍然維持在一個基本的禮樂格局之下。由此，當時的戰爭也呈現出一種禮儀性戰爭的形態。

所謂禮儀性戰爭，指的是在這一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不以吞并消滅敵方的國家，或是殺傷敵方的人口等有生力量為目的，而意在使敵方屈服，以獲得對方的臣服與朝拜。這一方面是由于春秋早期，各國軍隊的主體仍然是貴族和居住在城邑及附近的國人，戰爭往往表現為貴族之間的競技；另一方面，貴族們共享著一個自周公以來共同的禮樂文化氛圍，而戰爭同樣也要符合周王朝的禮制，在禮樂的框架下進行。成書于戰國早期的《司馬法》就保存了周代禮樂文化影響下的軍事思想和戰爭形態的重要表述。

在《司馬法》中，對于戰爭之“禮”的要求甚至超過對軍事思想的闡述。它的戰爭觀以仁、義為最高原則，強調戰爭必須符合正義，只有在正義的動機之下才能發動戰爭。同時主張戰爭要以仁為本，認為戰爭不能違背農事，也不能破壞敵方的農業生產；不能在敵對國家的國君大喪期間發動戰爭，也不能在敵對國家遭受自然災害時發動戰爭。在戰爭過程中，要愛護敵對國家的百姓，不破壞他們的房屋財產，也不破壞他們的自然資源；對敵對國家的老弱病殘要加以保護，在敵人受傷時要為其提供藥品。總之，一切以仁為最高原則，體現了周禮影響下貴族戰爭的特征。

然而隨著各國戰爭的不斷升級，華夏邊緣的所謂“蠻夷”國家逐漸崛起，戰爭進一步擴大化。戰爭的主體也由原來的貴族、國人擴展到了庶民，舊有的戰爭形態迅速發生改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面對楚軍仍然奉行禮樂文化所要求的仁義之道，而最終被以“蠻夷”自居的楚軍打敗。這表明古老的軍事思想與禮樂文化已經不再能夠適應當時戰爭的需要，軍事思想的轉變與發展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這一時期，早期兵家的集大成者——孫武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孫子兵法》和重時趨變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孫武是齊人，以兵法十三篇見用于吳王闔閭。吳王闔閭是吳王諸樊之子，取得王位之后，在楚國舊臣伍子胥的輔佐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富國強兵，試圖建立吳國的霸業。這時，孫武在吳國已經著成了兵法十三篇。在伍子胥的多次推薦下，孫武獲得了吳王闔閭的接見。孫武當著吳王的面，將吳王的一百八十名姬妾訓練為戰兵，獲得了吳王的認可，由此受到重用，成為吳王的客卿。此后，吳國向西進兵，攻打楚國。在這一過程中，吳王從孫武這里得到了大量政治軍事上的建議，孫武也由此為吳國打敗楚國、創建霸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尉繚子·制談》中記載，孫武“提三萬之師，而天下莫敢當”。這說明在吳楚戰爭中，孫武不僅作為吳王的客卿，提供了大量用兵建議，而且作為吳將，指揮了吳楚之間的重要戰役，創造了以少勝多的軍事奇跡。在吳楚柏舉之戰中，充分體現了孫武的軍事思想，比如速戰速決、半渡而擊等。這些都能在《孫子兵法》中找到相關的內容與篇章。在柏舉之戰中，孫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幫助吳王實現了“西破疆楚，北威齊晉”的戰略目標。后代的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曹操對此評價道，孫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滅齊晉”。孫武的軍事思想及其軍事成就在當時就受到世人的肯定與贊揚，而其軍事思想的結晶——十三篇《孫子兵法》也為歷代所傳習。

《孫子兵法》是現存最早的兵書，自面世以來，備受推崇。它繼承和發展了自古以來的軍事思想與軍事理論，并進行了系統論述。從發動戰爭前的謀劃，到戰爭的準備、兵力的配置，以及戰爭過程中具體戰術與會戰的策略、行軍與使用間諜的法則等等，都囊括其中。

《孫子兵法》共十三篇，其中每篇都以“孫子曰”為開頭，文辭簡潔流暢、邏輯清晰、比喻生動，不僅展現了孫武豐富深邃的軍事思想，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孫子兵法》還深受早期道家思想的影響。孫武認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他將兵法的運用與自然世界中水的規律結合起來，這與老子《道德經》第七十八章中“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對水的推崇是一致的。不僅如此，《孫子兵法》同樣體現了早期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孫子兵法·計篇》中，孫子主張為將者必須具有的智、信、仁、勇、嚴五種德行，這非常接近于孔子以及后世的儒家思想中對人的道德倫理的要求。

另外，兵家的思想主張與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易傳》也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兵家強調戰爭要重視“時”的作用，提出“發火有時”“以時發之”等思想，這與《易傳》中重視“時”的作用相一致。清代魏源曾指出“《易》，其言兵之書乎”，強調它與兵家的《孫子兵法》，“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

可見，兵家思想絕非純粹的戰爭軍事技術的產物。這種思想的產生與發展，受到了先秦時期各種豐富思想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從另一個層面來講，兵家思想也深深影響了當時的其他各家思想，為后來思想領域“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孫臏兵法》與戰以合道

在孫武之后，孫武的后代子孫孫臏，也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兵家代表人物。

孫臏出生于阿、鄄之間，早年與龐涓共同學習兵法。龐涓后來到了魏國，受到魏國的任用，成為魏惠王的將軍。龐涓因為嫉妒孫臏的才能，就將孫臏召至魏國，假借罪名對孫臏施以酷刑，砍去他的雙腳并施以墨刑。后來齊國的使者到了魏國，孫臏以刑徒的身份偷偷去拜見。齊國使者覺得孫臏是個人才，便將其帶回了齊國。到了齊國之后，齊將田忌欣賞孫臏的才能，善待他。孫臏也為田忌出謀劃策，就有了田忌賽馬的故事。田忌趁機將孫臏推薦給齊威王。齊王非常賞識孫臏，并拜他為師，學習兵法。

后來魏國攻打趙國，趙國危急就來向齊國求救。齊威王準備派孫臏為大將。孫臏因自己曾經受過肉刑而拒絕了齊王，于是齊王改派田忌為大將，而以孫臏為軍師，參贊謀劃。田忌本打算率兵直奔趙國，以解趙國之圍，但孫臏卻認為要解決魏趙兩國的混亂局面，不應增加混亂，而應針對對手的要害進行打擊，便提出了圍魏救趙的策略，為田忌所認可。齊軍兵臨魏國首都大梁，魏軍果然解除了對趙國的包圍，與齊軍戰于桂陵。此戰齊軍大破魏軍。

十三年后，魏國與趙國共同討伐韓國。韓國又來向齊國求救。于是齊國再次派田忌為將，率齊軍直逼魏國首都大梁。魏國的大將龐涓迅速解除對韓國的包圍，返回魏國。而此時齊軍已經越過魏國的國境了。孫臏提出，善于戰爭的人應當因勢利導，三晉之人都以為齊軍膽怯，那么齊軍就假裝成膽怯逃亡的樣子，以麻痹魏軍。田忌采用孫臏的建議，成功使龐涓相信齊軍已經膽怯逃亡，便棄步軍，率精銳部隊輕裝前進。孫臏在馬陵設伏，果不其然，龐涓經過此地。齊軍的伏兵萬箭齊發，射殺了龐涓，魏軍大亂，為齊軍所破。齊軍乘勝而進，大破魏軍，虜獲魏國太子申而歸，孫臏也因此一戰成名，其兵法得以流傳于后世。

在《孫臏兵法》中，孫臏集中論述了自己的軍事思想，即以“道”為中心，強調戰爭要符合“道”的規律。

孫臏認為，戰爭首先是君王行道的工具。先王行道于天下，單靠政治的治理與道德的教化是無法做到的，于是就得借助戰爭的手段加以推行。戰爭是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戰爭不可輕易發動，對待戰爭需要采取謹慎的態度，好戰必亡。

在這里我們能看到兵家在戰爭問題上的一貫態度，即不是為了戰爭而發動戰爭。戰爭本身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孫臏還強調戰爭中“勢”的作用，并在戰爭實踐中加以運用，提出“因勢利導”的作戰思想。“勢”本身也是一個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概念。在《易傳》等先秦思想典籍當中，我們都能看到對“勢”的闡述與強調。在戰爭中，“勢”指的是敵我雙方的戰爭態勢，包括軍事力量的布局、戰場的情況，以及主將與士兵的心態和氣勢，是一個高度抽象性的概念。而戰爭想要獲得勝利，首先就要創造自己一方的優勢，而使敵人落入劣勢。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要避開敵方的鋒芒，待敵人軍勢消退后再加以反擊。這都體現了孫臏善于使用“勢”的軍事思想。

對于“勢”的強調，表明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產生的軍事思想，與儒家、道家、法家等其他思想一樣，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展現了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辯證法思維在軍事思想當中的運用。

兵家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孫武、孫臏為代表的古代兵家，發展出了一套系統而豐富的軍事思想，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直到今天依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