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王革勛 （一） 郭沫若《中國歷史地圖集》確定：商代第八次遷都朝歌，帝乙、殷辛王均都淇縣。國家重器九鼎也置于朝歌。殷辛王，又名紂王，是西周貶侮辱他而改稱。 殷辛王在商朝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談論商朝離不開殷辛王，因為他是大有作為的最后一代國君。如何評價商紂王，關系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和中國社會的前進。古往今來說這個歷史人物，大致都擺脫不開暴君的范疇，許多史書與文藝作品，均將他描寫成殘酷暴虐的典型。主要罪名是：聽婦人妲己之言，殺大臣比干，囚文王姬昌，生活上搞肉林酒池，不祭祀天地。其實，在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看來，這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歷史書籍竟然如此流傳下來。 所謂最早的“歷史文件”，莫過于(尚書)，即書經。它說：商紂王錯亂天命，紂王的哥哥微子啟專門寫了文章，并且告訴他們的叔父比干和箕子。還說，商紂王砍開涉水老人的膝蓋骨，挖了賢人比干的心，光聽從婦人妲己的話。司馬遷寫《史記》，基本上照抄《尚書》，對商紂王的罪名尚有追加。《史記》說：商紂王喜歡喝酒玩女人，寵愛妲己，聽妲己之話，不重視祭祀鬼神，把酒貯存到很大的池子里，將肉堆掛的像樹林一樣，使不穿衣服的男女互相追逐，昏亂朝廷，暴虐無道，殺了少師比干，囚禁太師箕子，迫使哥哥微子出走，不祭祀祖先，不用先王的兒子和自己的兄弟，卻委奴隸以重任。明代人許仲林寫的(另有人考證系陸西星所作)文藝小說《封神演義》，更是變本加厲地為商紂王羅列宣揚為“十大罪狀”，以故事性的夸張手法，把商紂王寫得一無是處。說他“外亂朝綱，內寵妲己，敢于直言批評國君的人被剖心，為國盡忠的人遭炮烙，將姬昌囚禁羑里。使箕子被迫出走，吃官人的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晝夜公開宣淫”。不僅輿“暴君論”之大成，甚至將商紂王描寫成衣冠禽獸。可以說，從尚書、史記到封神演義，都對商紂王持完全否定態度。至于有關的電視劇、演義館、文化城、紂王宮，那就更不用說了。近些年有的報紙、史書撰文，雖然承認商紂王在歷史上對我國東南地區的開發有一定的貢獻，這是個進步，但是在主流方面仍認為“商紂王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說他貪酒好色，橫征暴斂，經常和奴隸主貴族們，以酒為池，懸肉為林，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制定一系列慘絕人寰的酷刑來鎮壓人民，欺辱臣服于商朝的屬國，封王的種種暴行激怒了被壓迫的人民，出現了商軍陣前倒戈的舉動”。有的學者居然把商紂王討伐東夷，視為窮兵黷武的侵略行為。那就更是罪加一等了。不過也有的書，對商紂王采取兩分法，既肯定他討伐東夷，經營東南有功，又認為他濫用職權，寵妲己，殺比干，囚姬昌，酒池肉林，晚年犯有嚴重錯誤。這比古代史書和文藝作品進了一大步，叫做“功過參半”。其實這都不準確。應當指出，對如何評價商紂王，早有爭論。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議，很多人不相信有關史書的記載。春秋時代，孔子的學生、河南浚縣人端木賜，就說過：商紂王的不好，未必象傳說的那樣厲害，是因為君子鄙視壞人，把天下不好的事都集中到他身上了。戰國思想家、山東鄒城人盂軻，還從正面肯定，商紂王有善改，并且不相信武王伐紂的情節。他說：商紂王離開武丁年代時間并不長，武丁流傳下來的好風俗、好政治，都還存在。如果全信書上記載的話，就不如沒有書。我對于武王伐紂一事，只信它兩三分，其它都不相信，既然周軍所向無敵，那怎么會戰爭中流的血能將石臼中的碓杵漂起來呢?宋朝人羅泌認為：說商紂王大造宮室，筑肉林酒池，寵信女色，囚禁賢人，殘害忠良，將商紂王同夏桀王說的一摸一樣，夏桀王的罪惡就是商封王的罪惡，這都是出于模仿。實際上形成一種模式：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紂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寵信妹喜，商紂王寵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湯，商紂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殺關龍逢，商紂王殺比干。臺灣學者柏楊說過，象是從一個模子澆出來的。就連炮烙之刑，本是夏桀王發明的，也硬給商紂王安到頭上。說明周朝的宣傳家造謠惑眾，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不擇手段。宋代另一位人士李慈銘認為：從各種史籍來看，商紂王的罪行，是殺比干，囚箕子，寵妲己，偏信崇候，拘押文王，比起后世的暴君，還算不得罪惡深重。近代史學家顧頡剛認為，現代傳說的商紂王的罪過，是層層積累發展的，時代愈近．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證以后認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漢末年的《烈女傳》，紂王淫暴的情節，源于周人為達到宣傳目的所進行的人身攻擊，并被后人盡情擴大。換句話說，加于商紂王身上的所謂“罪狀”，多為不實之詞。我國偉大的歷史考古學家，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六月來安陽考察時，曾題詩為商紂王鳴不平：“我來洹水憶殷辛，統一中州賴此人。百克東夷身致殞，千秋公案與誰論?”，指出商紂王大功一件，就是統一中原神州。大有翻案之意。故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一九七七年訪安時，評他的詩：郭公翻案話殷辛。問題在于正本必須清源。只要認真研究一番中國的史料，就不難發現，原來“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毛澤東語)。實際上“中國沒有一部清清楚楚正正派派的史書。所謂正史，不過是一大堆鬼話連篇的史料，寫史書的，除了歌頌權勢外，別無他念”(柏楊語)。“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么呢?做史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然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魯迅語)。“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這就是毛主席倡導的唯物史現，單靠抄古書看待歷史人物，是很不準確的。先以(尚書)而論，相傳為孔子所撰，然而古文今文尚書都是偽書，怎能作為真正歷史的依據?(古文尚書)，據說是漢景商的兒子、曾經做過淮南王、魯共王的劉余，從孔子家的墻壁中發現的，系用古文字書寫，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此人生活在漢武帝時代。而漢武帝之子漢元帝年間，劉向所收藏的《古文尚書》，三個版本都不相同。漢武帝的祖父漢文帝時人的伏勝，也稱秦始皇焚書時，將《尚書》置干壁中，而后獻出，名曰《今文尚書》，二十八篇。與劉余同為漢武帝時人的孔安國，也獻出了《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又有不同。我們今天看到的《尚書》，是《十三經注疏》集成的古文今天尚書合編本（內今文尚書二十五篇)，據考乃東晉梅頤所偽造。所有古文今文尚書，自三國以來，已被歷代學術界定為偽作，宋代朱熹，明朝梅鼙，清朝國若琚、魏源、龔自珍、康有為，都認為尚書是偽書。有關商紂王的記載，即便有一句兩句屬真，也是源于周朝的惡意宣傳。以商紂王的命名而言，他本名子受德，君號辛王，受德在世之日，并無紂王其名，這是周朝滅商之后，周武王強加于商辛王的，意在萬惡不赦，這種歷史有何真實可言?再說《史記》，既然《尚書》是后人的偽托，本身就不準確，那么司馬遷寫《史記》，照抄尚書能夠真實嗎?有人說司馬遷是秉筆直書，奉為史家典范。倘真秉筆直書，能把漢高祖劉邦寫成是人龍結合而生的“龍種”嗎？因為他也在吃漢朝的飯，就得美化漢朝。他因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幾句不平的話，即被漢武帝處以宮刑，挖掉全部生殖系統，試問他能秉筆直書嗎？何況司馬遷同所有史學家一樣，寫歷史人物部是沿襲舊的框框，以成敗論人，“勝者為王敗者賊”，凡成功的一切都好，凡失敗的一塌糊涂，商紂王是亡國之君，自然過錯深重，周武王是勝利之酋，一切功德無量。只有這樣，似乎才會合乎邏輯。《戰國策》“李斯說秦王篇”中說周伐商時，商紂王的軍隊把淇河、安陽河的水都渴干了，這能是真的嗎？國民黨軍隊八百萬，人民解放軍六百萬，誰見過喝干一條河，無非是信口雌黃，借題發揮而已，居然也有人憑此謊言著作史書，西漢末年有個王莽，史學家班固、班昭兄妹寫《漢書》，把王莽說的很壞。毛澤東講：“班固、班昭他們吃的是漢朝的飯，給漢朝說幾句好話，把王莽說的怎樣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個壞人。……我們現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誠懇的態度來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見他注意到農民問題了”，即是對王莽，也有個成敗論人的問題，王莽不失敗，他們會把他寫成那樣壞嗎?晉朝、四川人陳壽寫《三國志》，原本揚曹魏抑蜀吳，將曹操寫成好人。南朝文人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他為了影射北朝的非正統，才將稱雄北方的曹操寫壞。到了南宋，唯心主義理學家朱熹，不滿遼金，以南宋偏安自喻，視劉備為正統，提出帝蜀寇魏，把曹操當做賊。明朝小說家羅貫中，也不滿明代北方的一些民族，就根據裴松之和朱熹的觀點，以影射手法寫成《三國演義》，將曹操寫為更壞的人。陳壽生活在晉代，不得不把司馬炎篡魏的事寫成“撣讓”，他要真寫篡魏，晉朝皇帝是不會允許的。再者，三國只有漢，沒有蜀，陳壽寫《三國志》把人家的國名給改了，這種歷史怎能讓人相信?由此可見很多史書的記載是不正確的，因此，以它為根據來談論人物的是非，是極不公正的。凡是照抄古書而評論歷史人物者，大都缺乏以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的客觀態度。至于反映有關商紂王問題的一些文藝作品，那更不足為訓。魯迅先生講：發思古之幽情，往往為了現在。他們表面上借文藝形式吸引讀者，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指桑罵槐，影射當時的社會腐敗。明朝文藝作品《封神演義》，包括《金瓶梅》、《東周列國》在內，都是如此。正像電影、電視劇中的特有用語“這年頭”，均系借題發揮，意有所指。《封神演義》是針對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腐敗，借商紂王為題，揭露明朝統治者的罪惡。描寫商紂王沉緬酒色，聽信讒言，殺妻誅子，擾害百姓，制炮烙，造刑盆，殺孕婦，敲骨髓，揭露這樣的暴君，就是警告明朝統治者引為鑒戒，如果君王任意荒淫，黎民必定離心離德，招致社稷的滅亡。它所揭露的腐朽政治，說紂王沉緬酒色，就很像嘉靖、萬歷皇帝的作風。說紂王造鹿臺以斂財，就反映了明朝中葉以后人民負擔過重，大批農民無法生存而被迫逃往西岐。《東周列國》明說周幽王、衛宜公荒淫無道，就是暗示揭露明朝統治階段的腐朽和罪惡，寫出明代豪富們的生活是何等的腐敗。此書作者馮夢龍本人，就曾上書朝廷，陳述當時的政治腐敗情況。《金瓶梅》明寫宋朝，實指明朝，通過惡霸、官、商三位一體的反動勢力代表人物西門慶及其家庭，暴露出明代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敗。《西游記》通過孫悟空，揭霉明朝的社會弊病，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正是通過《封神演義》等文藝小說形式，把作者心中想說而又不能明說的話，借題發揮說了出來。就像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書中之言，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云之”。所以，魯迅說“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會意的人”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是歷史觀的基本問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唯一標準。也是辨別形形色色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客觀依據。不然就無法對不同的歷史觀作出科學的判斷。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是生產發展的歷史，先進的社會意識對社會起著推動的作用，落后的社會意識對社會起著阻礙的作用。按照這個觀點評價歷史人物，不是一般地看他的個人行為和動機，而是看他在偉大的歷史實踐中的大節方面和實際作為，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還是阻礙社會向前發展。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它是社會發展的源泉，生產關系也對生產力起反作用，它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就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在生產力前進中，是動力還是阻力，或者是破壞力，這也是評價歷史人物的重要標志，而封建文人和唯心主義史學家，是不懂得這一點的。在社會發展中，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杰出人物也有偉大的作用，杰出人物是指導思想的提出者和群眾活動的組織者，雖然不能決定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但是能在順應發展中起巨大作用，能夠反映時代潮流，體現人民的要求．促進社會的發展。評價杰出人物的作用，要作階級、歷史、客觀的分析。歷史上發生影響的代表人物，都是一定階級的代表，所起作用的大小，取決于他們對歷史發展，起著加速還是延緩的作用。要正確評價商紂王，就離不開這些基本原理。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根據生產發展、社會前進、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實事求是地評價商紂王。郭老說得好：“方今人民已作主，權衡公正無偏誣。誰如有功于民族，推翻舊案莫踟躇”。該翻的案就要翻，切忌猶豫不定。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代偉人毛澤東講：“商朝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他還講：“紂王是很有才干的、后頭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紂王被罵了三千多年了。好的講不壞，一時可以講壞，總有一天恢復。”。給紂王翻案的就講這個道理。那么商紂王的案，就必須澄清歷史真相，肯定他的歷史功績，還歷史以本來面貌，把顛倒了歷史再顛倒過來。殷辛王的功績何在呢?第一，殷辛王討伐東夷，保衛了國家的安全。商朝末年，居住在江準之間的夷人逐漸強盛，在商紂王曾祖父武乙時代，就不斷向中原地帶擴張，直接威脅商朝的后方。他的父親帝乙就多次對島夷和淮夷，進行過反擊作戰。帝乙九年，夷人即將大舉進政商朝，商紂王的父親御駕親征，居住在河南睢縣附近的盂人，就中途截擊商朝的軍隊，帝乙打敗盂人，取得了勝利。次年商朝又出兵進攻東夷，到達淮河流域的攸國。帝乙十五年再征夷人，到達山東魯西南的齊、顧等地。商紂王即位以后，繼續對東夷用兵，花費了很大力量，打退了東夷的擴張，使商朝的勢力到了長江以南的福建沿海。特別作了徐州之夷打了大勝仗，擒獲了大量的俘虜，當時徐州之夷是個大國，打了好多年，才把那個國家滅掉了。正因為商紂王滅了東夷，才把領土擴展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一帶，才鏟除了商朝的禍患，保衛了國家的安寧。這是一件亙古空前的大事情。商紂王功不可滅。第二，把華夏文化傳播到東南，對中國社會發展是個重大的貢獻。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出現的國家，商朝是第二個國家。到了商朝，農業、畜牧業較之夏朝前有了很大發展。農作物有了小米、大米、麥子、黍、稷，農田整倍方方正正。商朝祭祀一次用牲畜，少則四五百頭，多則上千頭，說明畜牧業發展很快。商代手工業特別是青銅工業，已經相當發達，安陽殷墟的鑄銅作坊面積，在一萬平方米以上，能鑄造一兩噸重的大銅鼎，并使用銅貝作貨幣，僅武丁妻子婦好墓中就出土陪葬青銅器四百多件。尤其到了商朝末年，隨著生產的發展，商品交換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中原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和產品，到了東南沿海地區，而東南沿海一帶的海貝、龜甲、鯨魚骨也交換到中原地區，既可當裝飾品，又能做貨幣用。最突出的，商朝有了嚴密規范的文字甲骨文，單字近五千個，對祭祀、占卜、寫作、信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燦爛的青銅文化，在世界的文明史上都有著大的影響，占有重要的地位。商朝經營東南之后．中原的先進文化成果自然傳播到這些地方，無疑對當地生產、社會發展，是個極大的推動，促進了民族融合，鞏固了東南和中原的統一。郭老的詩講的最貼切：但緣東夷已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漸開化，國焉有宋荊與舒。 第三，解放大批奴隸，促進了商朝的生產和社會變化。商朝原先，對奴隸是很殘酷的，祭祀天地要殺奴隸，祭祀祖先要殺奴隸，奴隸主死亡要奴隸殉葬，建筑宮殿、家廟也要用奴隸奠基，奴隸不如牲畜的價值，可以任意宰殺或活埋。河南偃師的二里頭早期商代遺址，鄭州二里崗的中期商代遺址，都有奴隸主把奴隸殺死和活活埋人地下的情況，甚至奴隸主把砍下的奴隸頭顱或身體與豬、牛等動物，埋在灰層和窖穴里。安陽殷墟的發掘表明，晚商奴隸主階級對殘定奴隸最為野蠻。商王貴族陵墓區，就有數以千計的人殉，殺人祭祀坑，一座大墓內就殺害三百六十個奴隸，被殺奴隸多數不到二十歲，有的還是兒童。商王建筑一座宮殿，先挖好基址，將兒童與狗一起埋入，作為奠基祭品，立柱以前也要埋人奴隸，作為貢獻，安門之前，在門楣的前后左右，再埋奴隸一至三人，作為手執盾牌的守衛者。若建宗廟落成以后還要再殺幾百名奴隸，和車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周圍，好為死后的奴隸主服務。僅安陽發現的幾個屠殺遺址中，被殺奴隸就達五千人以上。但是到了商紂王時代，這種情況大有改變，一般不再屠殺奴隸。就是抓來的俘虜，也不殺害。一是讓他們從事田間勞動，進行集體生產，二是讓他們參加軍隊，用俘虜補充兵源，履行征戰和守土之責，商紂王討伐東夷打了勝仗，俘虜東夷人以兆億計。古制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一兆就是一百萬。十兆就是一千萬，這么多俘虜都不殺，而是組織他們勞動和從戎，就是商紂王的一大功德。牧野之戰中大批俘虜倒戈，可以作為這方面的反證。郭沫若對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觀看殷墟圓形殉葬坑后，寫詩道：“雨中踏尋王裕口。殉葬驚看有眾奴，殉者為男皆少壯，少者年僅十五余，全軀十三骷髏四。縱橫狼藉如羊豬。此當尚在殷辛前，觀此勝于讀古書。勿謂殷辛太暴虐，奴隸解放實前驅。”主要意思是說，這么大規模的殘害奴隸，都是在商紂王之前啊!說商紂王太暴虐是不符合事實的，他倒是奴隸解放的前驅，解放了大批奴隸的生產力，促進了商朝生產的發展。第四，囚姬昌于羑里，維護了商朝西部的領土完整。商朝與周人的激烈矛盾，源于周人的向東擴張。出于保持商朝穩定，鞏固西北邊防的需要，才囚禁了周文王。周人本為羌人，原居陜西彬縣墾荒定居，不過是個小部落，后來南遷到岐山縣一帶，他們稱為周原。從周入祖先古公亶父(后追號周太王)開始強盛，改習俗，建宗廟，開墾荒地，發展農業。姬亶父生三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奔往江南，即后來的吳國。三子季歷于武乙三十四年，向商朝進貢，三十五年進攻位于陜西、寧夏、內蒙結合部的鬼戎，文丁二年攻擊燕山一帶的燕戎，四年又攻外蒙境內的余無之戎。商朝此時任姬季歷為畜產部長(牧師)，負責管理全國的牲畜。文丁七年姬季歷破始呼之戎，十一年又打敗翳徒之戎。姬季歷竟然忘乎所以，目無國君，被商紂王祖父文丁所殺。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紀，姬昌(也就是后來被周武王追封的周文王)被商封為西伯侯，即三等諸候周國的首領。姬昌的周國作為商朝的屬國，先控制了同是商朝屬國的從山西平陸到陜西大荔一帶的虞、芮兩國，往西滅了商的屬國甘肅靈昌縣密須國，又滅了陜西興平附近的犬夷，和西安西南的崇國，以后又將周人的居住地從岐山遷到祟國境內，號曰豐邑。往東進攻到河南沁陽的邘國，和山西長治的黎國，已經危及商朝的千里之邦，嚴重威脅京都朝歌的安全。在此種情況下，商朝自動能坐視不理，為了制止周人的東擴，鞏固西北邊防，紂王遂將姬昌囚禁到河南湯陰羑河之南，試問那個大國能容許它的屬國或者一個省，敢將地方的軍隊開到首都附近，不要說是商紂王，就是其它任何一國的國君也是不能接受的；囚禁叛逆的屬國頭目，商紂王何罪之有?!不但囚禁合情合理，就是照例像他的先人姬季歷那樣被殺掉，也不為過。可惜商紂王沒有看穿姬昌的陰謀，通過送財進寶又把他放回陜西，而后不久死去。豈知周人亡商之心不死。姬昌的兒子姬發(周武王)，接著又拉攏其它諸侯國，九年會盟孟津，繼續反商，十一年糾合陜西、湖北，以及川鄂邊、川陜邊的庸、蜀、羨、徽、盧、彭、濮等八九個小國，乘商紂王的軍隊主力在東夷前線，大后方空虛之機，打著舉義的旗號，渡黃河而北，牧野一戰終于滅商。并封商紂王的兒子武庚為諸候國殷君子朝歌。但是亡國的商朝人并不屈服，到了武王兒子成王年間，武庚聯合原商朝屬國奄(山東曲阜)、薄姑（山東博興）和徐夷、淮夷的十七個國家，加上周朝的管國（河南鄭州）、蔡國(河南上蔡)，共同起兵反周，后被周公旦鎮壓了下去，如果商朝人民不擁護紂王，怎么會在他死后有那么多人加入反對周朝的造反隊伍東山再起?聯系到當初囚禁姬昌，與其放虎歸山，何如及早除之？！第五、清除內部隱患，鎮壓了商朝的政治反對派。殷辛王時代既有外患，又有內憂。外患是周人諸侯國的擴張和進逼，內憂有國內上層存在政治反對派，這給他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反對派就是比干、箕子和微子。早在當初確定王位繼承人時，王室內部就存在意見分歧，帝乙決定立殷辛王(子受德)，也就是商紂王，而箕子(子胥余)他們主張立微子(子啟)，最后當然國君說了算，殷辛王掌權后，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勾結在一起，唯恐天下不亂，聯合討伐商紂王，形成政治反對派。加之商紂王蔑視陳規陋俗，不顧貴踐高下之分，娶奴隸的女兒妲己為王后，并且委任地位低下的奴隸以要職，本屬革新社會的進步措施，卻總遭到三人反對派的無端攻擊。就以私人生活而論。姬昌作為三等諸侯國的頭目，居然擁有一百個兒子，不知娶了多少妻子，但卻無人議論，而商紂王身為大國之君，不過喜愛一個妲己，竟然構成滔天大罪遭到責難。箕子當了國君的第一助理兼山西太谷一帶的四等諸侯國首領，比干當了國君第二助理，微子當了山西潞城一帶的四等諸侯國首領，都不滿意，還要搗亂。商紂王不鎮壓他們才是怪事，他們實際上充當了周人在商朝的內應，于是商紂王殺了比干，囚了箕子，微子畏罪逃跑，他們也實在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是這樣，商紂王就難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更不用說對付周人的擴張了。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講的很透徹；為什么紂王滅了呢?除了“征伐東夷俘虜太多，消化下了，俘虜政策做得不太好”造成失敗以外，再一個原因，主要是商朝內部出了“反對派”、“漢奸”，代表人物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他講：主要是比干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微子反對他。他這個國家為什么鬧分裂，就是因這三個人都是反對派。而微子最壞，是個漢奸，他派兩個人作代表到周朝請兵。武王頭一次到孟津觀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兩年，他說可以打了，因為有內應了，所以“紂王把比干殺了，把箕子關起來了，但是對微子沒有防備，只曉得他是個反對派，不曉得他里通外國”。而“紂王那個時候很有名聲，商朝的老百姓很擁護他，他不投降”。周武王親手殺害了殷辛王，并喝了他的血，把辛王首級懸于高桿之上。紂王失敗了，也是個英雄。用郭老的話講：“武王克商實僥幸，萬惡朝宗集紂軀，中原文化殷創始，殷人雀巢周鳩居”。武王雖然勝了，屬于投機僥幸，殷人創造的燦爛文化，卻被周人取而代之，商紂王的勝利果實被周武王侵吞，難怪后人不平。第六，商紂王打下了中華民族大統一的基礎，他是統一中國的最早奠基人。由于中原文化逐慚發展到東南，加速了中國歷史前進的歷程。商朝由原居黃河中下游地帶，拓展到具有廣大遼闊的疆土，商紂王時期的統治區域．已經擁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陜西、甘肅．山西、山東、遼寧、江蘇、安徽、內蒙、寧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達十七個省區之多，從江西、江蘇、湖南、陜西、四川出土的大量商代遺物，就是生動的歷史證明。另外還有很多臣服于商朝的少數民族。所以郭老在安陽寫詩：“秦始皇帝收其功”“同倫同軌復同書。誰如上溯探其源，實有殷辛開其初”“殷辛之功邁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須。殷辛之名當恢復，殷辛之冤當解除”。他還說：“商紂王對于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是不可淹沒的。有一個很宏大的事件，便是經營東南，這幾乎完全為周以來史家所抹殺，在我看來，比較起周人的翦滅殷室，于我們民族的貢獻更要偉大。”這是郭老從研究甲骨文的卜辭中，經過考證得出的結論。毛主席也說：“商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這就是說，先有商紂王的十七個省區的初步統一，然后才會有秦始皇三十六郡的大統一，殷辛王是最早統一中國的創始人，他的功勞大大超越周武王。商紂王為中華文明的統一，為中國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前進，建立不可磨滅的偉大功勛。如果說殷辛王有所失誤的話，那就是戰略處置不當，俘虜工作沒做好，鎮壓反對派不徹底，不應該釋放姬昌。其余都是周人放毒，無事生非。說到底，殷辛王是一位有功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英雄，他是中原大王朝疆土的開拓者，華夏文明的傳播者，奴隸解放的先驅，中華民族統一的最早奠基人。他一生的實際作為主流，對推動中國生產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這就是真正的歷史。秦始皇后來統一六國，當時被認為是侵略行為，而他實際留給人們的，乃是強大統一的中國，對于秦始皇的功勞，后人已有評論。同樣，商紂王創建的豐功偉績，更有歷史所鑒證，名垂中華，永不可滅。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得出的結論。魯迅先生有句名言：“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的甚多，即如歷史，就該另編一部”。事實正是這樣。（原載河南大學《史學月刊》《大同高專學報》《安陽師院學報》《科學中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