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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經驗教訓 （一九四四年三月） 周恩來 “六大”開會時，革命正處在轉變關頭，當時對許多問題是有很熱烈的爭論的，如對過去的主要錯誤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認識等。但時間不夠，大會總共開了十天，接著就開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沒有象現(xiàn)在我們?yōu)殚_黨的“七大”做準備這樣多的時間。會上沒有解決的問題，決定組織專門委員會來解決。當時組織了研究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三個委員會，由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可是許多代表已經回國，事實上也研究不出什么東西來。“六大”是把一些基本問題提出來了，做了結論，但因為研究不夠，不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和中心，把問題平列了。 一、對機會主義的分析 雖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沒有抓住要點。布哈林在大會上的報告，對機會主義的錯誤曾指出以下三點：一、中共在與國民黨合作中沒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二、對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評；三、動員群眾的力量不夠。這三點是機會主義的錯誤，但當時的情況也并不完全如此。從整個大革命的過程來看，特別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黨的兩次中央擴大會議都強調了我們組織上的獨立性；對國民黨的批評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評是不恰當?shù)模蝗罕娛莿訂T起來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們就組織了二百萬以上的農民協(xié)會會員，以后更多，工人有工會及糾察隊的組織，從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也可看到群眾是動員起來了。只有武漢時期，機會主義者才說群眾運動過火了。當時是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是歷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戰(zhàn)期間也沒有過。所以，雖然這三點是機會主義的錯誤，但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中爭取領導權，搞土地革命，以武裝斗爭為中心。 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zhí)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爭取黨權；把農民協(xié)會變成為鄉(xiāng)村的政權，這就是爭取政權；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爭取軍權；再就是要沒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產國際在沒有把這個決議送來之前，先用電報把這四點告訴了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羅易。羅易收到這個電報后，不給我們黨中央看，卻拿給了汪精衛(wèi)。汪精衛(wèi)看了后大怒，罵共產國際有陰謀。羅易這種叛賣階級的行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為一樣的。后來中央也知道了這個電報的內容。 這時離國共分裂還有兩個月，如果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努力去做，還不失時機，但當時中央不重視這個指示，反覺得沒有辦法。身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長的譚平山以“不能納農運入正軌”而辭職，希望國民黨去整頓、改革下層政權，而不把農民協(xié)會變?yōu)猷l(xiāng)村政權。關于軍隊，我們當時已經有一個軍、兩個師和武漢的警衛(wèi)團，以當時的軍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農武裝和武漢的工人糾察隊，組織五萬到七萬軍隊是有可能的。還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個軍官教育團，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長。有這些條件不去運用，是不對的。后來軍校被張發(fā)奎解散了。對于土地革命問題，當時曾有爭論，是擴大還是深入？主張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張擴大的卻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發(fā)展，首先打通西北國際路線，將來經過地方自治、減租減息再解決土地問題。 講到西北國際路線，也是有歷史的。在廣東時鮑羅廷就主張向西北發(fā)展，不要過早與帝國主義沖突，與國際打通后，再與帝國主義作戰(zhàn)。在當時，這個意見是值得考慮的。可是到武漢之后形勢變了，當時有兩個敵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北洋軍閥張作霖。在中央內部有東下還是北上的爭論。多數(shù)人的意見不主張東下，理由首先是蔣介石的欺騙在群眾中還有影響，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東下會與帝國主義過早發(fā)生沖突；第三是如果我們東下打蔣介石，張作霖可能從后面來打武漢。所謂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開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接馮玉祥出來，與國際打通。所以四五月間，唐生智帶兵繼續(xù)北伐。那時對馮玉祥的認識比對蔣介石的認識更錯誤。 當打下武漢，以武漢為革命中心來對抗在南昌的蔣介石時，聽說駐中央的共產國際代表伍廷康還跑到南昌去見蔣介石，想同他妥協(xié)。馮玉祥在北平驅逐溥儀出了皇宮以后，跑到蘇聯(lián)大吹自己，說自己是工農合種生出來的。共產國際對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農民軍隊的領袖。當時，武漢的環(huán)境是困難的，在敵人封鎖、內部動搖的情況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馮玉祥身上，所以對“馬日事變”并不重視。在鄭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鄭州去會馮玉祥了。鮑羅廷、加倫也去了。可是這時蔣介石也派吳稚暉到了鄭州。馮玉祥一面與武漢來的這些人應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會蔣介石。于是武漢去的這些人一連串地跑回來。這時汪精衛(wèi)、譚延闿、孫科、顧孟余等態(tài)度全變了，國民黨的人更加動搖了。 共產黨領導人六月三十日的讓步（承認國民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承認共產黨員參加政府是以國民黨員資格，共產黨員可以請假退出，工農武裝應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武漢工人糾察隊編入軍隊，取消糾察隊）是投降式的讓步，企圖以此來挽回局面，結果更糟。從整個過程來看，黨的領導在大革命初期對的多，錯的少；中期有對的，也有錯的，有些還是原則的錯誤，如對中山艦事件及北伐等問題；到大革命的后期，機會主義路線形成。 說大革命時期黨的領導完全錯誤是不對的。如果當時堅決執(zhí)行共產國際的四點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決議對機會主義錯誤的總結，雖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現(xiàn)是“不去發(fā)展土地革命和群眾的階級斗爭，卻只做上層勾結功夫，蒙蔽階級的矛盾，不去奪取軍隊，不去武裝工農，不能利用參加政權機關的機會，去為群眾謀利，所以在緊急關頭不去打破敵人的包圍，而被敵人包圍”，但與其他的錯誤平列，沒有指出主要的問題。所以從決議來看，不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二、對“八七”會議的總結 指出了“八七”會議的成功與成績，也指出了有兩個缺點：一是對國民黨左派還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對土地問題還不大徹底。這兩點也不是中心問題。“八七”會議后，南昌起義的部隊仍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并不是最主要的錯誤。土地革命當時是決定要干的，但經驗證明實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夠徹底的，總要有一個過程。 我認為“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斗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fā)展到后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斗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我認為這是主要的缺點。 三、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也總結了 我看十一月擴大會議的錯誤方面多于正確方面。正確方面是放棄國民黨的旗幟，打出蘇維埃的旗幟。事實上在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前，海陸豐已經打起蘇維埃的旗幟。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也不是用國民黨的名義，而是用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我認為十一月擴大會議的主要錯誤：一是認為中國革命是“不斷革命”，一直發(fā)展下去沒有間斷地達到社會主義；二是對革命形勢的估計認為是一直高漲上去；三是認為革命的方針是全國總暴動。“六大”決議對這些都批評了。“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羅米那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并不知道。對革命形勢的低潮，“六大”沒有嚴重地指出來。 十一月擴大會議還有個錯誤就是規(guī)定了政治紀律，這也是國際代表提出的。我們當時覺得這一條很新鮮。政治紀律是為了處罰領導起義失敗的同志，當時認為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是失敗的，曾給他處罰，解除他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還處罰了其他同志。事實上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是成功的。他把起義的農民武裝和武漢的警衛(wèi)團帶出來，到了井岡山，創(chuàng)造了井岡山根據(jù)地和以后的中央蘇區(qū)。 南昌起義時，譚平山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他也因犯錯誤被開除出黨。他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張國燾反對南昌起義，譚平山對一位師長說，張國燾若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當時我任前委書記，這位師長來征求我的意見，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這樣做。后來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代表就決定把譚平山開除了。今天看來，這個處分是不完全妥當?shù)摹Ｈ绻o他別的處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會好些的。當然譚平山是有錯誤的，但張國燾也是有錯誤的。張國燾當時也受了處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處分。 四、“六大”對于南昌起義總結也不夠 南昌起義是反對國民黨的一種軍事行動的嘗試，中央雖指出了南昌起義五點錯誤，但沒有指出它的主要錯誤。我覺得它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的，是可以更大地發(fā)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義后不是在當?shù)剡M行土地革命，而是遠走汕頭；不是就地慢慢發(fā)展，而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蘇聯(lián)的軍火接濟。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贛三省的形勢就會不同，并且能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五、秋收起義 各地的秋收起義，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農民自動起來把農會變成政權的情況，當時在湘、鄂、贛三省到處都有。后來毛澤東同志到平江、瀏陽等地，起義就搞起來了。他把隊伍帶到井岡山。鄂豫皖、贛東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義的影響而搞起來了。但也有些地方失敗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敗的原因是由于當時中央領導上還有盲動主義的錯誤。 主要的盲動主義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擴大會議以后，但“八七”會議就已有了盲動主義的因素。例如“八七”會議以后普遍提出殺土豪劣紳的口號，甚至有些地方把殺土豪劣紳當作動員的口號，以致發(fā)展為燒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狂熱性，在秋收起義時，在中央領導機關中就發(fā)生了。當時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敗而產生了憤慨、報復、拚命的情緒，這也是造成盲動主義發(fā)展的因素。 六、廣州起義 這時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時候，全國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廣州起義是廣州工人與革命軍人聯(lián)合起來的英勇嘗試。“六大”指出廣州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后退兵時的一戰(zhàn)，這是正確的。當時正是汪精衛(wèi)繼李濟深之后統(tǒng)治廣州，汪精衛(wèi)要解散罷工委員會。工會還有一部分武裝。跟張發(fā)奎從武漢回到廣州的教導團的一部分，已由葉劍英同志當了團長，葉劍英同志說他們也將要被解散。同時，張發(fā)奎的軍隊正好開去擋黃紹竑去了，如再等一個短時期，他們就會調一師兵力回廣州解散工會和教導團。我們乘這空子把部隊拖出來，并且根據(jù)情況估計，要起義是可能的，但堅守不容易。 當時在廣州的共產國際代表是德國人紐曼，他主張起義后堅守廣州，建立蘇維埃。起義的總指揮葉挺同志是起義的前夜才請去的。葉劍英同志剛入黨，擱在一旁沒有被用。葉挺在起義的當夜主張把隊伍拖出去，紐曼大罵葉挺動搖，說廣州起義是進攻的，應該“進攻進攻再進攻”。第二天張?zhí)淄緺奚５谌齑髷。瑐}皇退出。結果張發(fā)奎回到廣州，來了個大屠殺。那時如果采取退卻的方針，實行有計劃的退卻，或同海陸豐農民運動會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會合，都不會如此倉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廣州起義失敗后，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在皖南事變時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個人的犧牲來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產黨員表現(xiàn)還堅決，而且迄今還未向國民黨低頭。 “六大”對這些問題的總結有缺點，沒有抓住基本的問題，但一般的都總結了。在總結起義的經驗時，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傾向，即今天的所謂山頭傾向。假如說到某地起義搞得不好時，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動，總希望把自己的起義說得好一點。因此，就不易冷靜地去總結這些經驗教訓。 中國黨在策略的運用上所犯的錯誤是：在革命處于高潮應當進攻的時候，不善于進攻，如在武漢時期；在革命處于低潮應當退卻的時候，不善于退卻，如在廣州起義時期。 這是周恩來1944年3月3日到4日在延安中央黨校所做報告《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第三部分，選自《周恩來選集》上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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