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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1910—1999），原名姚冠三，字漢英，河南鄧州人，現代著名作家。1957年開始動筆創作《李自成》這部長篇歷史小說時，正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候，小說從李自成兵敗潼關只剩十八騎突圍進到商洛山寫起，描寫的也正是李自成起義后最困難的一個時期……作者可以說是一直在逆境中堅持創作。1963年第一卷一經出版，就引起了較大影響……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第二卷直至1976年底出版，第三卷于1981年出版。 我在1977年初，開始對《李自成》進行了“解剖麻雀”式地研讀，作為我即將恢復文學工作前的一項準備，之后陸續發表了許多相關評論（詳見我另一篇《矢志不渝——我與姚雪垠的文緣》）。下面擇選的是我與嚴家炎同志1983年合作的一篇，供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  姚雪垠 藝術贏得崇高的榮譽，總是與其獨特的創造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姚雪垠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受到國內外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歡迎，其第二卷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這是作品具有顯著獨創性，取得多方面成就的結果。其中悲劇藝術的成功運用與出色創造，則又是李自成》藝術獨創性的鮮明標志，體現了這部作品藝術特色的一個重要方面。研究《李自成》的悲劇藝術，既有助于我們準確地把握作品獨到的藝術成就，又能使我們正確地認識李自成起義所包含的實際歷史內容，從而科學地探討和澄清讀者與評論者中間提出的若干有爭議的問題。 一、悲劇主題獨樹一幟 《李自成》是一部內容十分復雜的反映明末農民戰爭和民族戰爭的悲劇性史詩。 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是什么？一些同志總以為它是歌頌明末農民大起義，歌頌起義的領導人李自成。他們認為，作者為要實現這種意圖，就把主人公理想化了，寫得過于高大成熟了。其實，這是一種與作品實際不符的極大的誤解。《李自成》作為一部反映明末社會大變動的史詩，包含的主題思想異常復雜豐富，遠不是簡單地用“歌頌李自成起義”所能概括的。作者為小說規定的主旨艱巨得多，深廣得多。小說是要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推翻明朝統治并繼而抗清為主線，再現波瀾壯闊的歷史生活原貌，揭示明末歷史事變的進程及其內在底蘊，通過李自成領導的這場我國古代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表現農民戰爭與民族戰爭的復雜關系，總結農民戰爭的歷史規律和經驗教訓。這就是說，整部小說不是把李自成單純作為英雄人物來歌頌的，作者筆下的李自成是個悲劇人物，是個大悲劇中的英雄。這種悲劇性的英雄，悲劇性的主題，比一般地描繪歷史事件的發展，歌頌農民起義的英雄，其主題要深沉得多，意義要寬廣得多，它的思想價值與社會影響自然也會長久得多。這正是《李自成》立意上不同凡響的地方。  1963年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冊 適應于作品的這一主題，小說以李自成及其起義部隊由困厄轉到興盛、復由勝利走向失敗這一悲劇過程作為全書情節的主干。作者透過歷史表象，通過農民軍中眾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地藝術地揭示了李自成及其起義部隊何以有此悲劇性發展的內在原因，給予主人公李自成形象以充分的“用武之地”。前三卷著重展示了李自成從困境中奮斗，達到鼎盛，卻又在鼎盛期內開始潛伏某種危機，埋下后來失敗的種子，從而為整個大悲劇的推演與完成奠立了無可置疑的堅實基礎。 作為悲劇主人公，李自成敗而不餒、永不屈服的奮斗精神，與部下同甘共苦的可貴作風，善于總結經驗、深思熟慮的睿智頭腦，素懷大志、不計私憤的政治家胸襟，以及知人善任、治軍極嚴的統帥才能等等，這些都是必須表現的。不表現這些，李自成就不成其為令人同情和無限惋惜的悲劇主人公，整部小說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就會大為減色；不表現這些，小說就違背了歷史事實，失去了基本的歷史真實性。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李自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杰出人才。明末清初的官書和野史幾乎一致記載，李自成具備一般人難以具備的了不起的品性。專記崇禎年間農民起義史料的《懷陵流寇始終錄》，曾這樣介紹李自成的為人:
可見他是一個胸懷大志、政治上富有朝氣的人物。在明末農民大起義的一些領導人中，李自成是最成熟、最受人民擁戴的一位；在眾多起義隊伍中，李自成所領導的隊伍發展規模最宏大，群眾影響最深遠。即使在極端困難、險惡的情勢下，他們也堅持斗爭，決不投降，并且善于利用有利形勢迅速發展力量，終于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歷史性勝利。值得注意的是，李自成起義中還曾出現過某些封建社會前期農民起義不大可能出現的新因素。《明季北略》卷二十說：“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為首，然總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眾共謀之。”《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也說：李自成“每有大事，集眾各呈其意，不言可否，默取其長者行之。”這些記載表明，李自成具有某種民主作風。崇禎十三年冬進入河南以后，李自成起義軍還提出過“均田免賦”這類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口號。所有這些，似乎多少與明中葉以后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小說《李自成》從歷史生活的實際出發，通過藝術上的精心設計和創造，在前三卷中表現主人公的一些可貴精神，卓異品性，統帥之才，領袖之德，這是極其自然的，基本符合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歷史真實，也完全切合創作多卷本大悲劇的藝術需要。作者摒棄一切輕便的創作路子，決不把李自成寫成“超人”，也沒有把他領導的起義軍寫得“完美無缺”。恰恰相反，第一卷寫了李自成在潼關南原大戰指揮上犯了大錯誤，幾乎全軍覆沒，第二卷寫了李自成在商洛山保衛戰中經受時疫、敵人進攻、桿子叛亂等嚴峻考驗，從而既感人地表現了主人公在遭受失敗時臨危不懼、百折不撓、英勇頑強的可貴品質，也合理地表現了他在風浪里經受磨煉，于挫折中總結教訓，逐漸走向成熟的發展歷程。作者鉤沉剔謬，突破某些有關李自成起義的不合理舊說，令人信服地寫出農民軍獲得大發展的內在因素，寫出李自成受艱難環境所玉成而將思想中的積極方面發揮到了最高度。盡管李自成形象的藝術塑造尚有一些可以斟酌之處，但從創作思想、創作方法上說，這樣的形象，實在是與那種所謂“高、大、全”之類的寫法并無緣分的。(參見篇末注) 更為可貴的是，就在濃墨重彩地描繪李自成起義事業達到鼎盛的時候，小說也清晰有力地寫了農民革命在大發展中隱伏著的危機，寫了李自成身上正在滋長著的一些不好的東西，為大悲劇的推演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  1977年《李自成》第一卷再版 在作者看來，李自成部隊之所以進入北京后又迅速失敗，根本原因仍在他們自身。小說在第二、三卷中，隨著情節的發展，就用越來越多的筆墨頗有深度地預示了李自成后來的悲劇結局。李自成戰略思想上一個重大的失誤，就是不要根據地，不能采納李信兄弟提出的“據宛、洛以掃蕩中原，據中原以奪取天下”的正確主張，而是采取打富豪、吃大戶，打到哪里、吃到哪里的流寇主義方針，甚至攻下洛陽這座中原重鎮后又輕易放棄。第二卷寫到放棄洛陽時，作者不禁用了這種帶感情的筆調來點染事件本身的悲劇意味;
在洛陽百姓們“憂心仲忡”的背后，我們難道沒有感覺到隱藏著作者對李自成事業的惋惜和悲哀嗎? 小說寫到第三卷，在第三次開封戰役前后，隨著軍情的發展，又通過馬夫頭目王長順與高夫人的談話，王長順酒后發的牢騷，李巖與宋獻策對形勢的分析，從多種角度提出了設置州府官吏、建立穩固的立足之地，以保證必需的后勤供應的迫切性，進一步顯示了李自成錯誤決策的悲劇后果。請聽聽，為供應老營馬料所苦的王長順，是怎樣在慧英、慧梅跟前發著牢騷的:
這個思慮非常切實的老馬夫提出的問題是多么尖銳！然而，作品沒有把這種情況僅僅歸因于李自成個人。它所顯示的意義要遠為深刻得多。流寇主義是與李自成部隊中流民(邊兵、饑民)占很大成分有關的。他們中有許多陜西人，不愿以河南為根據地。此外，還有更為復雜的情況，即一旦設置州府官吏，李自成擔心與他貌合神離的羅妝才會占據相當大一部分，那樣未必對自己有利。總之，農民階級的狹隘性，限制了李自成作出正確的決策。其結果，正像李侔所說的：“萬一將來受挫，便要退無所據”。這就不可避免地最終要帶來悲劇。 另一個悲劇性因素，是李自成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和個人威望的提高，逐漸發生著某種不易覺察的變化：思想中消極成分有所抬頭，開始習慣于聽奉承話，頭腦變得不那么清醒，有時對某些重大隱患麻痹大意，喪失警覺。史載李自成進北京之后，明朝大臣梁兆陽、楊觀光之流肉麻地稱頌他為“圣主”，說他“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李自成聽得飄飄然，將一個封為兵政府侍郎，另一個封為禮政府侍郎(《平寇志》卷九)。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入京后才有的，而是在此之前就慢慢出現了。小說寫道：“……自從牛、宋等人來到身邊，宋獻策獻了那個讖記，他正式稱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后，隨著軍事形勢的發展和義軍隊伍的壯大，那些'天命所歸’、'救世之主’一類的頌揚話漸漸地聽得多了，認為理所當然。”(第三卷第807-808頁)投而復叛的袁時中，正是鉆了李自成這個空子。應該說，這個作偽到了家、顯得非常“真誠”的人物，實在是小說中的一個出色創造。他第一次見面，就以非常得體的吹捧博得李自成的好感，使李自成頗為滿意”(第三卷第808頁)。就在他決定率眾叛逃前，還把李自成大大歌頌了一番。正因為李自成本身的這種弱點，才會想將對方收為心腹，拆散了慧梅與張鼐的愛情關系，強制慧梅嫁給哀時中，以致造成慧梅的終身遺憾，最后被逼得自盡，并給李自成本身帶來“賠了義女又折兵”的尷尬局面。第三卷所寫第三次開封戰役時黃河水情險急，王長順兩次想向李自成當面稟告，都被門衛阻攔，致使水淹開封的慘劇未能及時防范，這同樣表明李自成隨著地位變化而增長了與下情的隔膜。可以預計，到農民軍進入北京前后，李自成身上更會滋長“天命所歸”、唯我獨尊的驕傲自滿情緒和麻痹輕敵思想。再加上對清軍的興起和入關所構成的巨大威脅估計失誤，這就鑄成他致命的大錯，終于使江山得而復失! 李自成的悲劇是封建社會晚期農民革命的悲劇。如果說，明末朝政的驚人黑暗，土地問題與社會危機的空前深重，統治勢力對廣大農民的殘酷壓榨與無情鎮壓，長期封建社會中農民革命經驗的不斷積累，這些歷史條件造就了李自成這樣出眾的英雄人物；那么，農民本身的狹隘眼界，鄉土觀念，經濟上單純“吃大戶”的思想，軍事上的流寇主義，以及由于當時資本主義萌芽過于微弱，農民領袖到頭來也只能接受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政治影響，這種種條件又決定了李自成起義軍的最終失敗。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樣：“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無可避免地會構成“悲劇性的沖突”。小說《李自成》悲劇藝術的突出成就，正在于它不是依靠外在的涂抹渲染，也不是著眼于人物的個別際遇，而是從社會條件與人們性格的深處揭示悲劇產生的內在根據，因而使《李自成》這出歷史大悲劇具有了深刻的科學的內涵與巨大的非凡的容量。  1976年出版《李自成》第二卷上中下 二、悲劇類型多姿多彩 許多歷史題材的作品使我們看到了歷史上發生過的各種事變，而《李自成》卻不僅使我們看到了歷史事變，還使我們看到了歷史生活。這部小說所寫的歷史悲劇，顯示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像歷史上的社會生活那樣呈現了紛繁多彩的面貌。不但真實的歷史人物在演出悲劇，即使虛構的人物也同樣扮演了有聲有色、深沉悲壯的悲劇角色。 《李自成》所寫悲劇性質、類型的多種多樣，多姿多彩，絕不是我們用普通的單一色調的眼光所能認清、所能理解的。作者從明末的社會現實出發，忠實于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幅色彩斑斕的歷史大悲劇的壯麗圖畫。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著大悲劇的主要角色，連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像世家子弟、頗有戰略眼光的李信、李侔兄弟，起過重要作用的軍師宋獻策，平時以忠厚長者著稱的田見秀等，實際上也都演著悲劇，他們的最后結局都有著很深的悲劇意味；至于女英雄慧梅，她在第三卷中則已經完成了一出義薄云天、感人肺腑的出色悲劇。此外，開封城內以張存仁全家為代表的普通百姓，他們的遭遇更是明末戰亂中令人心碎的悲劇——甚至是一幕幕慘劇。確實可以這樣說：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許多歷史悲劇組成的。這部小說之所以具有深刻豐富的社會內容和震撼人心的感人力量，主要原因也在這里。 《李自成》所寫悲劇的豐富性，歸根結蒂是堅持現實主義、堅持傾向性與真實性相統一的結果。作者依據大量史料捉刀用墨，對人物身上的優點缺點、正面反面，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現實關系，都采取如實寫來、好處說好、糟處說糟、決不回避掩飾的態度。在這里，農民英雄的失敗固然是悲劇，封建皇帝的亡國也可以有悲劇意味；抗清將領兵權被削竟至血灑沙場是悲劇，“剿賊”大臣走投無路被逼服毒自盡未嘗不含有悲劇成分；“大人物”著悲劇，“小人物”也演著悲劇……人物復雜到了幾乎要打破正反面界限的地步。這樣一種將對立雙方都按悲劇——自然是很不同的悲劇——來處理的方法，在文藝辭典、文藝學教科書里確實很難找到；它可能會使有些讀者和評論者瞠目結舌，茫然不知所措。然而，這一切又是有分寸的，其前提是決不模糊歷史唯物主義所應該有的傾向性，并且有助于更充分地揭示各類人物的本質真實。以崇禎的悲劇為例，小說一方面認真寫了他欲作中興之主，企圖力挽狂瀾，宵衣旰食，事必躬親的干練和辛勞；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他的色厲內荏，精神上無比虛弱與孤獨狂躁。盡管崇禎用盡吃奶力氣，然而，積重難返。國勢的衰頹，朝政的腐敗，義軍的蜂起，清兵的進逼，使他陷入焦頭爛額、心勞日絀的境地，依然不能避免滅亡的命運(有些乖張措施甚至加速了這種命運的到來)。這樣，就不是一般地表現歷史發展的必然結局，而是透過崇禎個人思想性格的悲劇，更深一層地顯示了處于封建社會晚期的明王朝無可挽回地崩潰下來的時代歷史特征。這種藝術描繪，實在意蘊深沉，耐人尋味。它使我們不能不承認，也不能不信服:《李自成》這部長篇所表現的種種悲劇內容，不僅是明末社會歷史的真實再現，同時又是從歷史生活的實際出發的一種出色創造。 《李自成》所寫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悲劇，不是零碎的、孤立的，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具有藝術和諧的美。大悲劇中套著小悲劇，小悲劇的演進受大悲劇的支配和制約，而小悲劇的完成又有助于大悲劇的推演和發展。這些小悲劇的出色表演，與諸多社會關系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它們與各種事件和人物交織在一起，構成明末社會錯綜復雜的歷史悲劇環境，大大有助于顯示正在醞釀、發展中的李自成大悲劇。 例如，盧象升的悲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末民族戰爭的嚴峻形勢，展示出農民戰爭與民族戰爭相互糾結的現實社會背景以及明朝統治階級面臨的嚴重內外矛盾，在讀者心理上投下了民族戰爭的濃重陰影，為李自成最后軍事上遭受突如其來的重大打擊準備了間接的伏筆。 張存仁一家的悲劇，又從另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上，反映了明末社會危機的無限深重，崇禎朝廷的黑暗、腐敗達到何等驚人地步，人民面臨一場空前的浩劫，同時也顯示出李自成隨著地位的變化開始增長的某些嚴重消極因素。 慧梅奉“父帥”之命與袁時中完婚的悲劇，則暴露出李自成上升時期麻痹大意，喪失警惕，以至頭腦昏昏、濫用權術的失利，并且表明即使像李自成這樣的農民起義英雄，思想中也仍有不少封建專斷的東西。 總之，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事業發展中必定面臨的社會環境的制約和思想意識的缺陷，充分預示著李自成大悲劇的必然結局。這種種悲劇，無論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如盧象升的悲劇和張獻忠的悲劇)，還是虛構的人物和故事(如慧梅的悲劇和張存仁一家的悲劇)，都是歷史真實與藝術創造的有機融合，它們既有各自獨立的藝術價值，同時又構成了李自成大悲劇高度典型的歷史環境，布置了異常濃重的悲劇氣氛，使整個大悲劇閃現出燦然奪目的光輝。這種種悲劇，從不同的生活礦層，不同的歷史視角，不同的思想深度，不同的藝術容量，蘊蓄著、豐富著、擴展著、補充著李自成大悲劇巨大的歷史內容和強烈的社會意義。這是《李自成》全書悲劇藝術的又一重大成就。  1981年出版《李自成》第三卷上中下 三、悲劇結構別出心裁 為了完成李自成的大悲劇，在藝術表現上自然要求作者采取大悲劇的結構和布局。 《李自成》一開篇就是驚心動魄、壯懷激烈的潼關南原大血戰。這個藝術的開篇，猶如一部大型交響樂的基調，為這部大書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風貌定了調。在明末崇禎王朝風雨飄搖、內外交困的情勢下，勾畫出了李自成起義的典型歷史背景；李自成在最危厄的境遇下，又犯了一個致命的大錯誤，從而渲染出極其豪邁、悲壯的藝術氣氛；在李自成僅率十八騎突出重圍的藝術氛圍中，展示出農民起義軍的命運多舛與慷慨悲歌的詠嘆旋律……總而言之，無論從環境條件、藝術氛圍、人物色彩、社會風貌以及藝術表現等諸多方面，都為全書確定了悲劇的基調。 這個悲劇的基調，不是低沉陰暗的、悲悲切切的，不是使人感到壓抑的、凄婉的，而是充滿著慷慨激昂的豪情，舍身取義的壯志，因而是深沉而悲壯，令人感奮、使人驚醒的，整部作品是豪壯、悲憤、感人肺腑的大悲劇。 《李自成》的鋪敘，不像過去常見的悲劇故事那樣，習用陳詞濫調，情節落入窠白，采用單線發展，平鋪直敘，而是以多線條的復式發展來推動情節，展開故事：以李自成農民軍的斗爭生活為作品的主線，輔以張獻忠等起義隊伍的武裝活動和崇禎王朝的宮廷生活兩條副線并行發展；從第三卷開始，清軍正式登場，則又增加一條副線……這種復線式的推動故事發展的方式，使李自成大悲劇的歷史環境擴展到了明末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便于揭示不同的生活側面，深入不同的社會階層。因此，《李自成》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刻性、廣闊性、豐富性，都不是平常的作品可以比擬的。這是李自成大悲劇歷史畫卷的又一突出成就。 為了完成多線條的復式發展，作者采用了按單元結構的方式。以內容相聯系的不同章節構成單元，然后根據這些單元的內在聯系加以組合，使每一卷、每一冊形成一個各自獨立的統一整體。這種組合方式，既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表現形式，又借鑒了外國小說的藝術結構方法，有相對獨立、自成一體的靈活性，又有和諧統一、完整勻稱的藝術美。這種結構，是《李自成》藝術創造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有助于展現豐富多樣的歷史面貌，有助于深掘歷史生活的多種內容，對于完成李自成的大悲劇，提高李自成大悲劇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是有重大作用的。 根據作者的設想，《李自成》到第五卷結尾達到高潮，才最后完成了這部悲壯宏偉的歷史大悲劇。在“尾聲”里，高夫人所率領的李自成殘部被清軍包圍，一場熊熊大火焚毀了起義軍最后的營寨，從而也焚毀了李自成一生的事業和全部的理想。從李自成在南原危機中的崛起，到最后的全軍覆沒，清王朝統治著整個中國大地，一幕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大悲劇，實在撼人心魄、感人肺腑！作者有關這個悲劇結構的通篇設計，是首尾呼應、相當完整的。  晚年姚雪垠 悲劇結構的完整與悲劇主題的顯現，很重要的還在于整部作品基調的連貫性和藝術構想各個環節的協調一致。在第一卷里，李自成起義軍正處于創業中最艱難最危急的時期，如果只是悲哀和感傷，缺少豪邁的氣概和宏大的志向，那是不可能把農民起義的斗爭從困難引向順利發展的一個轉機的。這一卷里只寫盧象升的悲劇，側重點在點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社會動向，而用了較多的篇幅表現起義將士豪邁和悲壯的氣質。即使這樣，小說在開始亦已勾畫出了悲劇的環境，渲染了悲劇的氣氛，給了人們鮮明的印象。第二卷，李自成起義由困境走向轉折和發展的階段，悲劇氣氛的渲染較多放在崇禎與皇親貴戚、朝廷大臣之間的復雜矛盾以及宮廷生活紛繁而又無法解決的糾紛之中，同時，透過王吉元的悲劇反映了農民階級狹隘眼光的局限性，從李自成與張獻忠不能聯合抗敵看到李自成大悲劇的另一個側面。到了第三卷，李自成起義正在迅猛發展的階段，但小說卻大大加重了悲劇的成分。這里有洪承疇降清的處理，有張存仁一家的悲慘遭遇，還有用很長的篇幅貫穿著寫慧梅的悲劇等等。如果說第一卷側重在定下了整個悲劇的基調，到第二卷則著重從另一個側面去加深悲劇的氣氛，而且為整部作品更為廣闊的社會大悲劇作了較多的藝術準備，那么，在第三卷里，這種悲劇的旋律則更為反復地出現，如多棱鏡似的，從許多不同的方面相當充分地透視和加強著悲劇的主題，相當有力地展示和突現出李自成大悲劇的必然發展和歷史歸宿，整個悲劇的這部大型交響曲，其悲劇的基調一次比一次突出，主旋律一次比一次鮮明，多角度、多側面地譜寫出李自成大悲劇的動人主題。 《李自成》這種多卷集的長篇悲劇結構，在中外文學史上也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在我們見到的一些描寫農民戰爭悲劇的長篇中，大多是比較單一地在敘寫農民起義和武裝斗爭的整個過程或主要經歷，卻較少采取《李自成》這樣繁復多變的結構來表現。也許是李自成起義面臨的復雜局面決定了作者的藝術構思，也許是明末清初變化動蕩的歷史決定了小說的結構方式，但是不管怎么說，這種繁復多變的單元結構，在中外眾多小說創作中，可以說是姚雪垠一個別出心裁的獨特創造。 談到國外，自然使人想到描述奴隸起義的歷史長篇《斯巴達克思》。這也是一部著名的歷史悲劇。也許是當時的歷史環境和這次奴隸暴動決定了這部小說的結構比較單純，但無論從這部作品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還是揭示歷史面貌的深度來說，我們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李自成》的結構和它所表現的主題意義的優長之處。有的同志曾經懷疑，《李自成》采取如此卷帙浩繁的龐大結構和眾多篇幅來表現這次農民大起義是否有此必要？當然，我們不能說已出的三卷大書沒有繁冗之處，沒有某些較次要的生活事件和藝術情節占去了過多篇章的現象存在。但是，從整部大書的宏偉結構去表現作者擬定的豐富多彩的悲劇主題，小說的這種藝術獨創性還是堪為人們稱道的。 姚雪垠可以說是一位長于寫悲劇的作家。他較早的一些作品，從短篇《差半車麥秸》，中篇《牛全德與紅蘿卜》、《重逢》，到長篇《春暖花開的時候》、《長夜》，都在不同程度上結合時代的脈搏，描繪、烘托了一種悲壯或凄婉的氣氛，刻畫出一些性格較為鮮明的悲劇性人物，結局往往含有某種發人深思的悲劇意味。《李自成》是作者進入成熟時期后，在新的高度上發揚自己長處而創作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作者決心花幾十年心血，結構出這部與我們這樣的大國、這樣悠久的文化傳統相稱的長篇巨著。雖然它的后兩卷有待完成，全書也有待統一修改定稿，但從作者已做的艱巨準備和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作者的壯志宏圖定能實現！  1998年我去看望病榻中的姚老，那時他已起身困難，依然要他兒子姚海天為我們拍照合影留念 （撰于1983年8—10月。有關我與嚴家炎合作此文的前前后后，請參見筆者之前一篇《我的師長——與吳組緗、川島、朱光潛、嚴家炎等“北大人”的交往》） 注：有的同志批評《李自成》中“義送搖旗這一段，就有相當的理想化之嫌”，“拔高了李自成”，認為“連我們黨的一些干部要做到這種程度也還是不太容易的”(見1983年《文藝報》第1期)。這個論點實在站不住腳。殊不知，“義送搖旗”這類顯示江湖義氣和領導人度量的事例，民國年間的軍閥部隊中就發生過，至于歷史上可舉的，那就更多。作為歷史人物的李自成，胸襟本來就比較寬廣。史載：李自成少年時放羊，曾因丟失羊只而“被鞭見血”，“既得志，遇之如舊”。第一次開封戰役時，明將陳永福曾射傷李自成目，后來李自成也不記舊恨“折箭為誓，招之乃降”。進北京時，李自成不殺崇禎的太子,認為太子“無罪”，還封他為王。只要不像張獻忠、羅汝才那樣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乃至生存，李自成待人還是較寬厚的。小說《李自成》所寫的“義送搖旗”這個情節，完全符合生活真實，而且應該說是寫得相當精彩的。李自成形象的塑造確有某些分寸上掌握不夠恰當之處，但并非“義送搖旗”這類情節，也不是有人指責的所謂“高、大、全的味道”。  座落于姚雪垠故居里的塑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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