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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隨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爆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5月21日，長沙發生了馬日事變，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瘋狂屠殺。面對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年已半百、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和長沙師范等校校長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卻毅然決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全黨同志上了第一課：困難時不要動搖，應當更堅決的奮斗，革命是一定勝利的。”（陸定一語） 策反姜濟寰 徐特立入黨后，經中共湖南省委和羅邁介紹，先到武漢，住在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會見了毛澤東、方維夏、周以栗、張國基等人。孰料，武漢形勢也風云急變，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公開叛變革命，實行寧漢合流，革命形勢更趨緊張。7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會議，初步作出了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隨后，許多共產黨員離開武漢前往南昌。徐特立在毛澤東和方維夏等的安排下，原擬利用他在湖南教育界的影響，回湖南在國民黨里面做工作，以團結更多的進步人士跟共產黨走。但中央作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右派的決定后，徐特立改變了回湖南的計劃，要求前往南昌參加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得到了黨組織的批準。于是，他與方維夏、張國基、易禮容一行四人化裝成商人，先乘小火輪到九江，再乘火車趕到南昌。起義前，徐特立被安置在江西大旅社賀龍的總指揮部住宿。 當時的南昌，正處在革命與反革命大搏斗的前夜，氣氛異常緊張，國共雙方都在極力爭取江西省政府的地方武裝。當時，江西省省長是朱培德，但早在六七月間離開了南昌，委托省民政廳廳長姜濟寰代理省長。姜濟寰，湖南長沙人，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擔任長沙縣首任知事，五四運動時參與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當選為俄羅斯研究會總干事，資助毛澤東等建立文化書社；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黨湖南支部評議員、湖南省議會議員、湖南省財政廳廳長、湘軍總司令部秘書長等職；1926年隨北伐部隊進入江西，先后擔任江西財政處長、政務委員會主任、省政府建設廳長兼民政廳長等重要職務。朱培德離開南昌時，特委托他代理其職。 鑒于姜濟寰的地位和影響，他的態度和行為，對于這場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武裝反抗國民黨右派的斗爭，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影響。為此，早已有所風聞的朱培德，急忙派秘書長徐虛舟到南昌，軟硬兼施，試圖拉攏姜濟寰；而共產黨方面，考慮到姜濟寰一直以來所取的積極的革命態度，也在采取行動，極力爭取他對起義的支持。在這場未見硝煙的爭斗中，徐特立來得非常及時，也非常關鍵。原來，這位姜濟寰是他長期的至交好友，兩人有著非同一般的交情。姜濟寰年少徐特立2歲，他的老家長沙縣榔梨鎮與徐特立老家五美相距僅15公里；1905年，他倆一同考入寧鄉速成師范，成為志同道合的同學、好朋友。而在此之前，他倆都已教私塾多年，都是很有學識的私塾教師。結業后，他們一起在榔梨鎮創辦了一所新式學校梨江高等小學堂（今梨江中學前身）。后來，姜濟寰追隨譚延闿，成為立憲派骨干，辛亥革命后，就任長沙縣首任知事，一心在長沙舉辦1000所小學。為了解決小學所需的師資問題，他特地邀請徐特立舉辦一所中等師范學校。徐特立一口應允下來，并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創辦了后來人才輩出的長沙師范學校。1916年，南北軍閥混戰，譚延閻失勢，姜濟寰隨之去職，一度生活窘迫。徐特立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借了一筆錢給姜家，后來又把長沙師范校長職位讓給姜濟寰，自己到別的學校去教課。由此，可見兩人交情之深。徐特立曾經談過此事：“我有幾個好朋友，平常過往相處都像很淡。挽姜濟寰的父親：'以哲嗣為莫逆交，性情常從齟齬見；與先生有知己感，禮儀偏于疏處親。’姜任縣長剛卸事即無一文，又被債主逼住，中秋節過不得，姜父到我那借錢，情形很令我感動，我努力湊七十元給他。他死，我另一首挽聯：'憶昔話家常，舊事難提時局異；貸金及寒畯，勢交疏遠故人親。’” 徐特立將他與姜濟寰有著多年情誼這一情況告訴了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經過認真商量后，周恩來當即指示徐特立和林伯渠利用舊友關系，去做姜濟寰的工作。徐特立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江西省政府。姜濟寰收信后，馬上派一抬四人大轎來接徐特立到自己的公館去住。徐特立見老友如此重情，欣然前往。姜濟寰的兒子姜治方在《父親姜濟寰與我參加南昌起義的回憶》一文中寫道：“七月二十八日左右，父親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父親的學生郭亮，先后來看望父親，徐并由江西大旅社遷居我家。” 姜濟寰、姜治方父子 至友重逢，彼此非常高興，他們徹夜長談。徐特立曉以大義，并用大量事實說明背叛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汪精衛之流不得人心，終將失敗，只有堅定不移地跟中國共產黨走，才能救國家民族于水火之中，希望姜保持自辛亥革命以來與時俱進的革命精神，堅持進步，不要倒退。經過反復考慮，姜濟寰這位“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人士”，聽從了徐特立和林伯渠等人的意見，毅然表示愿意放棄高官厚祿，堅決跟共產黨走。姜治方回憶： 三十日傍晚，朱培德的秘書長徐虛舟來找我父親，聲稱有極機密的消息要報告代主席，并似有意要我避開。但我父親說：“有什么事就請秘書長說吧。”徐乃輕聲地說：“根據可靠情報，共產黨這一兩天就要搞武裝暴動。請代主席立即離開南昌為好。”我父親說：“謝謝你，我考慮考慮吧。” 徐虛舟走后，我問父親打算怎樣，愿不愿意同我們共患難?我父親毫不遲疑地說：“堅決跟共產黨走；同你們共患難。”我將這段話告訴徐特立時，徐說：“你父親和我都參加八一起義，這對湖南教育界將是很有影響的。”徐和我父親都在長沙的學校教過書，男女學生極多。 這樣，就在徐虛舟以朱培德名義通知姜濟寰離開南京之時，起義軍的領導人之一徐特立卻在姜濟寰家住著。姜濟寰堅定地站在了起義軍一邊，這為起義的順利進行以及起義后秩序的維護、糧食的籌備、部隊的轉移等，都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坐鎮姜公館 8月1日凌晨兩點，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掌握和影響的北伐軍和地方保安部隊約3萬人，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右派的第一槍。其時，徐特立陪姜濟寰坐鎮姜公館。凌晨，省警備司令部值班室打電話告急。姜指示:“情況不明，沒有我的命令，不許開槍。”這樣一來，就拖住了省警備部隊。待省政府和警備司令部被起義軍包圍，姜又命令：“一律放下武器。”在姜的配合下，起義部隊經過4個多小時激烈戰斗，殲敵3000余人，占領了整個南昌城。 上午9時，在原省政府西華廳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聯席會議。經過反復醞釀和商討，推選宋慶齡、周恩來、譚平山、賀龍、葉挺、朱德、惲代英、郭沫若、吳玉章、徐特立、鄧演達、何香凝、林伯渠、彭湃等25人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下設秘書廳、參謀團、總政治部、財務委員會、黨務委員會等機構。徐特立以湖南代表身份參加會議，不僅當選為革命委員會委員，還與張曙共同主持黨務委員會。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員會舉行盛大的就職典禮。委員宣誓誓詞為：“余等誓以至誠恪守總理遺訓，根據本黨主義及政策及各次大會決議，履行革命職責，為全國大多數民眾利益而奮斗到底，絕不妥協，以完成國民革命工作。如違背誓言，愿受本黨最嚴厲之處罰！此誓！”據當時南昌出版的《工商時報》報道：“列會群眾有農工商學兵各界共數萬人，旌旗蔽日，歡聲振天，誠南昌此前未有之盛況，亦中華革命開一新紀元之佳兆也。” 革命委員會任命姜濟寰為江西省政府代主席。8月3日，姜發布《江西省政府布告》，以穩定江西局勢，起義以后南昌城秩序井然，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社會秩序良好。 轉戰贛南 8月3日至5日，起義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開始撤離南昌城，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占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新北伐。徐特立被任命為20軍第3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與師長周逸群率部擔任前鋒。 6日至8日，起義軍陸續到達距南昌城190里的撫州（今臨州），一路上沒有遇到敵軍抵抗。各界群眾集隊在大道兩旁歡迎，并在曾家園舉行了盛大的軍民聯歡會。部隊在這里休整了一周。 11日，《漢口民國日報》登載：“國民黨中央政治局第45次會議決議：共產黨員徐特立、李立三、張國燾、彭湃、周恩來等一律通緝拿辦。其跨有本黨黨籍及任職者，并即開除黨籍及免職。” 12日，起義軍離開撫州，沿崎嶇山路，經宜黃、廣昌、直指瑞金、會昌。這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錢大鈞兩個師、兩個團共9000人，已到瑞金、會昌一帶，準備阻截起義軍。桂軍黃紹竑部10個團也趕來增援。 26日，起義軍擊潰錢大鈞在瑞金北30里壬田的兩個團，乘勝進占瑞金。指揮部決定搶在黃紹竑部趕到前擊潰會昌的錢大鈞部，再行南下。打會昌，是南下途中第一仗，也是最大的惡戰。錢大鈞部20、28師、新編第1師和補充團共10個團，集結于以會昌城為中心的一帶。在城東北高地、城西北山頭一帶構筑工事防守，環繞會昌城的貢水沿岸也構筑了工事；桂軍黃紹竑部約7個團，集結在白鵝墟附近地區，企圖堵擊起義軍。徐特立與周逸群率3師為左縱隊，由教導團和6團組成，進攻會昌東北高地。 30日凌晨，進攻會昌的戰斗打響。6團未趕到，朱德、周逸群和徐特立帶著教導團向東北高地發起進攻。錢大鈞的4個團，憑借有利地形頑抗，教導團反復沖殺，未能湊效。6團趕到后，發起更加猛烈的進攻。但由于進攻會昌西北山頭陣地的第11軍右縱隊因夜行軍走錯了路，而未打響。敵軍注意力全被吸引到原來作為助攻的第3師陣地，集中兵力向第3師猛撲，一次又一次地反復沖鋒，均被擊退。第3師也打得很苦，傷亡很大，不但司令部特務連拉上去了，連團部和師部官佐及勤務兵、伙夫，凡有武器的都投入了戰斗中。正當6團陣地危急的時候，朱德、周逸群親臨指揮，徐特立也來到6團前沿陣地。師部廣大官兵擔心他的安全，讓他臥倒在樹林中，祖父照辦了。鏖戰到下午3時多，大家以非常尊敬的態度勸他離開前沿陣地，說：“打得很緊張，傷亡很大，師長命令，無武器的人員一律撤下火線。老先生既無武器，年紀又這么大，理所當然要下去。請趕快撤到安全地方去吧！”特務連長文強也勸道：“徐校長，你還是向后撤吧！這里太危險了。”徐特立卻嚴肅地說：“師部的官佐和勤務兵都上火線了，我作為師政治部主任，怎能不上火線呀！”正在爭辨中，周逸群走過來，說：“徐老先生請隨我來。”他遲疑了一下，最終還是被周逸群等人拉走了。隨后，葉挺帶著第11軍趕到，奪取了城西南制高點，扭轉了戰局，錢大鈞部全線崩潰。起義軍攻入會昌，一鼓作氣追擊30里，錢部傷亡、被俘和逃散6000人，余下3000人逃走。起義軍雖然打得十分艱苦，也付出了傷亡千余人的代價，但終究取得了南下征途中的一次大勝利。 起義軍繼續南下。不論是在盛夏烈日下長途行軍，還是在重兵包圍中與敵人對壘，年過半百的徐特立與戰士們一樣，一身汗水一身泥，背著背包扛著槍，翻山越水，勇往直前，還要指揮部隊行動和向群眾做宣傳工作。 黃亞光在《大眾的革命教育家》中寫道：“我還記得南昌暴動那一年，他隨賀葉紅軍過沙州，我們告訴他長沙民眾比較落后些，反動勢力相當大，革命不易鬧起來。他從缺了兩個門齒的牙縫里漏出湖南土音來，說'只有革命才能把落后的群眾推向前面去。’以后我們中央蘇區革命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他這些話是真理。” 住進福音醫院 由于天氣炎熱，起義軍病員增多，加之會昌戰斗中增加了傷員，起義軍改變了原定取道尋郭直下東江的路線，改走福建長汀、上杭，沿汀江南下東江地區。在翻越閩贛邊境的武夷山時，徐特立終因勞累過度，體力不支，病倒了。9月5日，部隊到達長汀，高燒不退的徐特立被送進當地福音醫院，和他一起住進醫院的還有在會昌激戰中身負重傷的三營營長陳賡。時任福音醫院院長的傅連璋后來回憶： 他（指徐特立）燒得很厲害，加上年紀大了些，身體也顯得虛弱。但是，他那堅定樂觀的心情，卻使你看不出他象一個重病的老人。他病較好以后，常愛找些話和我談談，問我多大年紀了?做醫生幾年了?等等。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已經五十歲了，那年剛剛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也許當時我的驚異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說：“五十歲，正是做事業的時候。我起碼還能有三四十年好為黨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歲，可是有時自己竟想到：青年時代已經過去了。當我站在這位年已半百但還剛剛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產黨員面前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這種想法太可笑了，同時，也有一種新的強烈的愿望，在我心中產生。 南昌起義部隊的第一批傷員，有的不久就隨部隊南下了，有的留在福音醫院里繼續醫治。我并向商人募捐，維持他們的生活，想盡各種方法掩護他們，以后他們也陸續出院歸隊了。陳賡同志帶著沒有痊愈的傷腿，徐特立同志帶著才退燒的身體，都走了。可是他們樂觀、堅定的笑容，他們清朗、有力的話聲，卻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徐特立、陳賡等人的影響下，傅連璋后來也參加了革命。 徐特立拖著剛剛退燒的虛弱身體，和周逸群率部繼續從粵閩邊境的大埔乘船，直奔潮汕。9月23日，起義軍主力占領潮州，次日，又攻克汕頭。徐特立奉命率一部分隊伍駐守潮州。9月30日，他帶著警衛員去汕頭，與周逸群研究工作，籌集糧晌。10月1日，返回途中，得知潮州被敵人占領，于是折回汕頭，途中得知汕頭也被敵人攻下，起義軍主力被打散。3日，徐特立率領潮州退出的殘余部隊到流沙，與從湯坑撤出的賀龍、葉挺部隊會合。4日，徐特立參加了革命委員會召集的起義軍將領會議。會上，周恩來作報告，檢討了失敗原因，布置了善后辦法。徐特立被安排轉移上海。于是，他脫下軍裝，取道廣州、香港，歷時半月，輾轉到上海。在上海，徐特立受黨中央委派，任中共江蘇省委農民部秘書，繼續為黨工作。 參加南昌起義是徐特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后，在艱苦漫長的革命征途中邁出的第一步。1966年4月，他以90歲高齡，與朱德一起重訪南昌起義舊址，故地重游，豪情滿懷，回憶當年棄筆從戎，撫今思昔，感慨萬千，揮筆題寫了這樣一首詩:“八一之前老學生，學書學劍兩無成；而今重話南昌事，我是當年一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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