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周加海等，最高檢趙瑋等參加“幫信罪”研討會

2020年10月，被告人吳某先后辦理了五張銀行卡（包括綁定的電話卡、U盾等），以每套人民幣（以下幣種相同）1000元的價格出售。經查，網絡詐騙的被害人王某等人將被騙錢款轉入上述銀行卡內。吳某到案后辯稱，其售卡時懷疑銀行卡可能會被用于不法用途，但不知道會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

2019年7月，被告人梁某為牟利，在明知他人利用微信群等網絡實施色情詐騙的情況下，仍將自己的微信、支付寶二維碼提供給他人用于詐騙收款。經查，有多名被害人被騙錢款轉入梁某的微信、支付寶賬戶后，混合其他資金轉出至上家指定的賬戶。

2020年11月，被告人石某因販賣電話卡被公安機關教育訓誡，公安機關告知其相關電話卡會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等活動。石某被訓誡后繼續收購他人電話卡并轉賣牟利，獲利6萬余元。經查，上述部分電話卡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活動，但電信網絡詐騙行為人未被抓獲到案。

2020年9月，被告人張某通過網絡找到一份幫他人看管GOIP設備（用于境外人員撥打境內電話的中轉設備）的工作。張某按照上家指示架設GOIP設備，將電話卡插入設備后每日看管，根據上家指示更換設備中無法使用的電話卡，并通過聊天軟件每小時向上家報送數字“1”表示一切安全；若上家超過1小時未收到報送的“1”，則該窩點將予以廢棄。同時，張某還負責為上家收購電話卡。張某表示其知道該GOIP設備被用于境外人員撥打境內電話實施違法犯罪時使用，但具體如何實施及實施何種犯罪并不清楚。經查，插入該GOIP設備的相關電話卡被用于網絡詐騙及網絡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但具體行為人未被抓獲到案。

經研討認為，（1）幫信罪的明知可以通過推定來認定，推定是一種常見的司法證明方式，并非客觀歸罪。（2）明知不僅包括確切知道，也包括概括明知；概括明知是不是要限于行為人知道其幫助行為有高度的可能性會被用于網絡犯罪，可以進一步研究。（3）明知要件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嚴格、審慎把握，不能僅僅以行為人知道“兩卡”不能買賣、轉讓還實施買賣、提供等行為，或者銀行辦卡時已經提示不能買賣，就認定行為人具有明知。從實踐看，轉讓“兩卡”并非一定會用于犯罪，有的可能只是為了規避實名制，而刑法第287條之二規定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是否認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應當按照司法解釋和電詐意見的規定，結合交易方式、交易價格、行為人的認知能力、有未受過處理等進行綜合評判。

2020年2月，被告人梁某先后辦理三張銀行卡及對應的電話卡、支付寶賬戶后出售給他人，購卡人為防止梁某通過掛失方式轉移卡內錢款，在售卡之后十余天內梁某與其他售卡人一起居住在指定賓館內，購卡人操作手機進行轉賬時梁某等在一旁，必要時梁某配合刷臉認證。除售卡費用外，購卡人另支付梁某每天200元的費用。經查，電信網絡詐騙被害人被騙錢款轉入梁某賬戶，后被轉出。電信網絡詐騙行為人未被抓獲到案。

被告人鄒某在賭場認識了一名叫“阿華”的人，并欠“阿華”2000元賭資。“阿華”提出鄒某幫忙開幾張銀行卡走流水，可無需償還欠款，鄒某遂以自己及家人的名義到銀行開設了六張銀行卡供“阿華”使用，并在資金入賬后按照“阿華”的要求取款。經查，電信網絡詐騙被害人被騙錢款42萬元轉入鄒某的銀行卡內，鄒某取款共計41萬余元并全部交給了“阿華”指定的領款人。電信網絡詐騙行為人未被抓獲到案。

經研討認為，（1）幫信罪的“明知”能否包括事后幫助的明知。幫信罪單獨成罪后，刑法第287條之二確實未限定其中“明知”只能是事先、事中幫助的明知，因此，從字面看，認為該條規定中的“明知”也包括事后幫助的明知，并非于法無據。但問題是，這樣解釋是否合理？從幫信罪的設立背景看，認為刑法第287條之二規定中的“明知”也包括事后幫助的明知，恐怕有失妥當，也會造成幫信罪與掩隱罪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2）從實踐看，提供“兩卡”特別是提供銀行卡，既有可能是被電詐分子用于在詐騙過程中直接接受被害人轉賬過來的款項，也有可能是被用于在詐騙得手后分流贓款、取現。由于幫信行為人的主觀明知通常是概括明知，其并不關心、介意其所提供的銀行卡具體被用于哪個階段，因此，可以按卡的客觀用途來確定其行為性質，即被用于詐騙過程中接受款項的，屬于事先、事中提供幫助，應按幫信罪或者詐騙罪共犯論處；被用于在詐騙既遂后分流從被害人處騙來的款項進而取現的，屬于事后幫助，應按掩隱罪論處（當然，反復向同一人提供類似幫助的，需要特別討論）。這符合概括故意的性質特點，并非客觀歸罪。（3）關于提供多張銀行卡，有的被用于收取款項、有的被用于分流贓款的處理。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出賣了多張銀行卡，無法一一查明銀行卡的最終用途。按照卡的用途，分別按幫信罪、掩隱罪評價行為人的行為性質，進而實行數罪并罰，存在實務操作上的困難。傾向于認為，對此類案件，可以在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指引下，對行為人的行為作出綜合評價，具體而言：綜合卡的數量、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失、行為人獲利多少、有無被處理的前科等主客觀情節，如果全案按幫信罪處理、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已能恰當評價其社會危害性的，可按幫信罪一罪處理；如果按幫信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罪責刑明顯不相適應的，可以考慮定掩隱罪或者是詐騙罪的共犯。

2017年2月，被告人馬某申領銀行卡一張后出售。2018年4月10日，被害人楊某被他人電信詐騙48萬余元，該錢款經多層轉賬后轉入馬某上述銀行卡內，馬某收到轉賬的短信通知后，當日至銀行掛失補辦新卡并將錢款全部取現。

經研討認為，對這個問題存在重大認識分歧。首先要注意一個問題，討論的案件與此前實踐中發生的將信用卡借給他人使用（并非用于違法犯罪），之后到銀行掛失并將卡內資金取走的案件有所不同。本案是“黑吃黑”案件。其次，同樣是“黑吃黑”案件，可能存在不同情形：第一種情形是行為人之前未參與他人犯罪的實施，而是在他人犯罪得手后，通過盜搶騙等手段，將他人的犯罪所得占為己有，例如，在他人盜竊得手后，將盜竊所得偷過來；第二種是行為人前期參與了犯罪的實施，在犯罪得手、分贓之后，又通過盜搶騙等手段，將共犯分得的贓款贓物占為己有，例如，事先為他人實施盜竊望風，事后覺得分得贓款少，將他人的分贓偷過來；第三種是事先未參與犯罪事實，事后幫他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提供幫助，在此過程中，將部分犯罪所得占為己有。對于第一種情形，應當根據行為人“黑吃黑”的具體手段，視情以盜竊、詐騙、搶奪、搶劫等犯罪論處，不存在爭議。但對第二、三種情形，對其“黑吃黑”行為是否有必要、是否應當單獨評價，行為人是構成一罪還是數罪，值得討論。傾向認為，對后兩種情形，不宜就“黑吃黑”這一環節作單獨評價，而應聯系行為人之前的行為進行整體評價；“黑吃黑”可以作為量刑情節加以考慮。例如，甲乙共同盜竊100萬，各分得50萬之后，當晚甲又將乙分得的50萬盜走的，宜認定甲的盜竊數額為100萬，而不是150萬。又如，丙幫助丁轉移丙詐騙犯罪所得100萬，在轉移過程中將50萬據為己有，宜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100萬追究丙的責任，而不宜認為其構成掩隱罪、盜竊罪兩罪應數罪并罰。

2019年12月，在校學生胡某（19歲）經同學介紹，辦理銀行卡一張及綁定該卡的網上銀行數字證書和手機卡后，以800元的價格通過其同學出售給他人。2020年12月，被害人李某被騙錢款中的2萬元經其它賬戶流入上述銀行卡內。經查，上述銀行卡自辦卡后單向流入資金數額特別巨大。案發后，胡某退出違法所得800元。

經研討認為，（1）關于幫信罪的適用，可能會出現兩方面問題，一是該嚴未嚴，即本來應以更重的詐騙罪共犯或者掩隱罪論處，但卻按相對較輕的幫信罪“降格”處理了；二是當寬未寬，即本可不作為犯罪處理甚至并不符合幫信罪構成要件的，卻按幫信罪“升格”處理了。兩方面都應當注意避免，但結合當前幫信案件“井噴”的實際，重點是要防止后一方面的問題。必須貫徹罪刑法定原則，防止因為對法律規定理解不當導致錯誤入罪；必須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防止刑事打擊面不當擴大。（2）對幫信案件的處理，包括是否作為刑事犯罪處理、是定幫信罪還是定詐騙罪共犯，關鍵是要注意貫徹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主客觀相統一原理。要綜合幫信行為造成的客觀危害、行為人在網絡犯罪中的參與程度、行為人的認知能力、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等情節，恰當評價行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不能簡單僅以涉案兩卡的數量、銀行卡的流水金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要保障案件處理能夠體現法理情統一，符合人民群眾的公平正義觀念。（3）從犯罪治理角度看，還應當要重視落實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的要求。應當切實貫徹全鏈條懲治網絡犯罪的精神，防止因為有幫信罪“兜底”、幫信罪簡單好辦而放松對危害更大的電詐犯罪組織者、實施者的查證和追訴，否則，不僅影響幫信案件的處理效果，也會影響網絡犯罪的有效治理；應當結合案件辦理，思考相關的行政管理是否存在可以完善之處，例如，如何進一步嚴格“兩卡”的管理、嚴格實名制的落實，不要給犯罪分子創造這么多的可乘之機，也不要讓那么多的人因為貪圖小利身陷囹圄。可以提出司法建議、檢察建議，促進完善社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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