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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我國四川自貢，盛產井鹽，這可是推動全國各地，以及各省相關行業興起與發展的主要因素。舊時，川鹽一半以上的產量來自四川自貢井鹽。但受自然地理條件限制，卻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要依靠水路運輸。而那時的四川交通極為落后，各鹽場的鹽只能用本地小櫓船裝至鄧關提載，再用大木船從沱江轉運到瀘縣至重慶，然后分別轉運各省銷岸。 但沿河一帶險灘惡水，鹽船多是超載，極易發生事故。所以，國內外保險公司認定四川自然條件太差，鹽運風險又極大，在很長的時間里都拒保鹽載水險。盡管四川自貢井鹽生產及運輸已有兩千多年歷史，與鹽運安全相關的保險業務，卻始終沒有出現。 據自貢、瀘州、宜賓等鹽產地及四川鹽業部門反映，官鹽以稅收“提款自保”，商鹽隨鹽“帶征商本稅”收取積累基金的制度始于清代，時間為1879年，提議人為貴州平遠人、洋務運動的重要成員，四川鹽運總督丁寶楨。在道光、咸豐以來，四川鹽政廢壞，岸區倒懸，私鹽泛濫，稅課虧損，積弊重重。因丁寶楨升任四川鹽運總督后，針對當時鹽政積弊，實行官運商銷制度，一直持續上世紀三十年代。 曾在1916年，四川鹽務機關就鹽船失事，如何免稅補配鹽斤事宜請示了北京鹽務署指出：“查川鹽失沒皆在運赴揚子江之時，鹽船在途中失事所致，而商人則要求相當之數免稅補配。考其失事情形，無一不關乎地理。揚子江上游，石灘漩渦比比皆是，險阻既多，駕馳不良，船舶失事，多為常事。顧為該商等計允宜自籌補救之方，籍保商人利益。向則以其損失非保險之法所能保也，今縱令其補配，然所失已是無抵償。故凡鹽船失事大都出于意料之外，并不關于商人及船戶等不慎之所由來。既有此情故分所與遠使僉以為，如有鹽船失事，欲救補配，必須由當時該商及所派之押運人或船戶，先行稟報近處地方官暨鹽官等，再由彼雙方詳細查明確有其事，然后詳報運使，由運使函知分所再行詳請鈞核，方足以示限制而昭核實等情。” 經北京鹽務署函復基本同意，修訂處為“鹽船失事，應覓與鹽務無關之人以作證明，以免弄虛作假”。所以，鹽船失事主要是政府通過免稅補配鹽斤的辦法來解決。 如圖：江面滿載井鹽商船，曾日復一日的冒險于千帆競發。
要說川鹽歷史，僅兩次“黃金時代”是在光緒年間太平天國運動和民國年間的抗日戰爭時期。這著實離不開曾歷任四川鹽運總督光緒年間丁寶楨，以及民國抗戰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纘緒將軍。也正是由于這倆位任上大力推行政策實施，乃促成川鹽進入到輝煌年代。原川鹽主要依靠水運實現出口，一千年來形成川鄂、川黔、川湘、川滇古鹽道，促進四川、湖北、貴州、湖南、云南、陜西之間經濟往來和交融。 而全國盛產食鹽省份，主要產自川南自貢、富順和榮縣一帶；由于川江灘多水急，路途險峻，僅鄧井至瀘州沿河一帶，就有大小灘險67處。因水運運輸成本低于其他陸路運銷，但風險極高，經常發生事故，其鹽商損失極為慘重，據統計每年運出鹽量5302載，途中受損77.4載，平均損失為百分之1.4。從重慶至宜昌平均損失則高達百分之十左右，所以各地鹽商均有保險的迫切需要。可外商洋行及保險公司怡和、太古、安利、美亞等都拒保，中國民族保險公司也是不愿承保。 所以，民國鹽務管理局仍沿用清制，隨鹽帶征商本稅收基金，一旦運鹽船只翻船、沉船、進水等。鹽運商人或者船主就得到所運鹽斤的相應補償。 自從1929年，國民政府任命駐守重慶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師師長王纘緒為財政部四川鹽運使兼四川鹽運緝私局長。國貧落后的大西南地區災情泛濫，王纘緒一上任就面臨最棘手的是川江鹽運，已在重慶長江岸邊大量積壓了2000余載（花鹽每載450包，每包260斤；巴鹽每載600包，每包210斤）。導致鹽運、銷商大量資金占壓造成自貢井商、灶商食鹽生產受到嚴重影響。 可幸運的是，遇到時任川鹽運使王纘緒，他為官生涯勇于擔當、清廉剛正，一生都致力于愛民、救國。在面對重慶江岸積鹽重大難題，他深入調查民情病癥，整飭吏治，積極推行鹽政改革；為推動全省脫貧，搶修都江堰水利工程，興辦洋務抵御外侮，因政績卓著，造福桑梓，而深得民心。 于1930年王纘緒改變了這種被動局面，經他召集各軍及產運銷商等共同商議，決議招募多數認商，并規定章程，分配岸區，酌定銷額，施行一種減產疏銷的鹽務政策。而這一政策對四川自貢鹽場影響很大，以致力于金融和工商業的大力發展。
此時，王纘緒在重慶、自貢等地大力提倡創辦鹽業公會，其行動直接促成重慶鹽業公會改組，以及推動重慶鹽業銀行成立。他在其位時，必用人才，先任曾子唯（速成軍校同學）重慶川鹽裕商銀行董事長，后更名為重慶鹽業銀行行長。 為了拓展業務及維護鹽商利益，王纘緒提議自辦保險業，并在重慶、自流井設立鹽業公會保險部，承保富榮鹽場至各口岸引鹽。與此同時，卻在貧窮最落后的背景之下，四川自己的鹽運保險就此應運而生，后來發展成中國近代鹽運保險主要集中于四川一帶，而自貢就是在王纘緒的大力督促下，所創辦最早的四川鹽運保險機構。 并且在他的努力及大力支持下，川鹽生產與發展市場急速擴大，資本也大量向自貢鹽場集中。川鹽銀行保險部曾先后在自流井、鄧關、合川、涪陵、萬縣、合江、江津等地鹽岸，都設立了保險部與辦事處。其中，川鹽銀行自流井分行保險部于1932年9月設立于三圣橋（現自貢解放路），重點開展自貢地區的鹽運保險業務。其所有川江鹽運保險開辦前。王纘緒并要求嚴格制定鹽運保險章程，保障鹽商的正常經營，與解除鹽船船戶后顧之憂，這對大西南地區老百姓生活，都起到了保障性的作用。 為此，王纘緒曾促使自貢商會另選職員負責籌備改組商會（前身叫行幫），并提出成立自貢同業公會組織，以遵照國民政府新頒《商會法》及《工商同業公會法》促使自貢成立了井、灶、行、垣及商幫19個同業公會。這此公會是在王纘緒管制內，不但組織建全，并按其要求制定出詳細的同業公會章程。如：1930年10月21日自貢市筧商同業公會所定立的章程，它包括總則、會員及職員、會期、會金、懲罰、附則六章共十五條。其最重要是這些條款中，對“宗旨”、“組織”、“會員之權利”、“職員之權責”都有極為詳盡的文字規定。如章程要求：“凡本市筧商皆得入會為本會會員，每筧各攤派代表三至五人出席。”而成立公會組織有：自貢市東場灶商炭業同業公會、自貢市東場井商同業公會、自貢市西場井商同業公會、自貢市西場灶商引鹽同業公會、自貢市筧商同業公會、自貢市行商引鹽業同業公會、自貢市炭商業同業公會、自貢市自流井炭巴鹽業同業公會、自貢市自流井區火花鹽工業同業公會、自貢市東場灶商炭鹽業同業公會、自貢市東場票鹽同業公會、自貢市西場票鹽灶商同業公會、自貢市運鹽商業同業公會、自貢市藥材同業公會、自貢市腳當同業公會、自貢市錢業同業公會、高硐炭業同業公會、自貢市蘇廣綢緞同業公會等。 于1930年12月30日，在富順、榮縣兩縣政府及國民黨自貢市黨務指導委員會代表監視下，由各同業公會及商店會員舉定代表進行選舉，選出主席郭夢芝（灶商），另有常務委員4人，執委10人，候補執委5人，監委7人，候補監委3人，同時還設文牘1人，書記2人，會計1人，庶務1人，收款1人，收發員1人，錄事2人，商會會址設在自流井新街的井神祠。 定本會受除名之處分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會員：“褫奪公權者；有反革命者、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無行為能力者；有精神病者。”可見當時不是每一個經營筧業的商人都是可以加入同業公會。再比如，其中關于“會員之權利”就明確規定：“會員代表有選舉及被選舉權；會員代表有建議權、表決權；會員如確有受壓迫、冤屈情事者有請本會援助之權利；會員與會員之間如發生爭執時，有請求本會排解處之權利；會員有關于商事上之行為得請求本會陳訴政府或官廳之權利。”這充分說明，凡是加入了同業公會的筧商，其自身經營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障。 正因國民政府新《商會法》、《工商業同業公會法》頒發后，經重慶鹽業公會經改組，曾子唯擔任主席，李鑫五為副主席。在自貢所新組建的同業公會中，“許多作為銀行家、錢莊、票號代表的組織已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熊佐周、羅華垓、侯策名、胡鐵華、李云湘、諸子言、倪敬先、顏憲陽、顏心畬等一大批，新興鹽業的企業家們當選為組織代表。 自王纘緒就任以來，促成四川保險行業以鹽運水險為主要險種之一，其官民運商、船戶都以保險作為商稅資本唯一的保障。經他嚴格要求鹽運水險的保險期，從裝貨、查驗、放行之時開始至到達目的口岸，起陸卸貨堆存7天內都屬有效保險期。責令范圍在全程途內發生擱淺、碰撞、沉沒、著火焚毀造成的損失外，對停泊、轉載、起陸卸貨堆存的損失，即有合理的期限規定。 盡管自貢井鹽一直都是名滿天下，到民國中期時大多數自貢鹽商，可都還沒有想到興辦一家自己的銀行。而王纘緒任上，他面對另一大難題是，經營鹽業工商從產地購進與途中運輸，到抵岸銷售，需要三套本錢從中周轉。雖然新鹽商每月認銷100載，但新鹽商缺乏資金周轉已無可經營。經曾子唯專程到王纘緒府上述說自貢廠商的意見和請求。王經了解井鹽場商正常生產與實際金融問題，以供各井灶商們資金周轉不足借貸困擾。他召集新舊鹽商共56家在重慶南山開會，并決定創辦“重慶鹽業銀行”，紓解新鹽商資金短缺困境，以從根本上解決鹽商深感資金周轉的大難題。于是，在王纘緒帶動下，先給取名為“裕商銀行”，經過多方籌備與報批，為重慶鹽業銀行，經通過開會研究決定以股本額200萬元，實收50萬元實施。并公推負責人王纘緒，董事曾子唯，副董李鑫五，經理何鼎臣，副經理白少玉。 于1930年9月1日重慶鹽業銀行（簡稱川鹽銀行），在重慶新街口總行正式掛牌開業，即真正開啟有組織的鹽載保險業務。這可是四川自貢鹽業公會自辦保險的首家銀行。正如《重慶金融》編著（1991年重慶出版社出版）一書介紹：“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規定，要有兩個以上已注冊的銀錢業合并始能組成一個新銀行”。就是這一個條件，就很難達到了，可見民國時期開辦銀行條件極高。而為自貢鹽商們成功興辦銀行絕非小事。這功不可末的重大貢獻，卻要追源于四川鹽運使兼四川鹽運緝私局長王纘緒將軍。 后至1932年6月，重慶鹽業銀行又向國民黨政府申請注冊，經批復又改稱“重慶川鹽銀行”。自該行成立為獨家經營鹽載保險業，新接管鹽業公會保險部移交鹽載保險費結余10余萬元，入股和約集新股共湊足80萬元。如下是原川鹽銀行大樓舊址，今重慶飯店。
同年7月4日，重慶川鹽銀行正式開業。董事長吳受彤，經理吳說巖、陳麗生、譚備三，實行董事長制。吳受彤擔任董事長，業務趨向四川省鹽業，定位是側重為鹽業服務的專業銀行。 由于銀行股本仍認定為200萬元。所差之數，經吳受彤與鹽商商議，最初按每月認銷的每載鹽收100元，不久改收400元作為入股的股本來補足。為支持本項事業發展，作為鹽運主管的王纘緒本人曾入股8萬元，以解資金不足困惑。 從1932年至1940年，鹽載保險主要由川鹽銀行保險部一家獨辦。于1933年9月，在沙灣設了中國銀行自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貢經理處；又于1935年在三圣橋聚興誠銀行設了興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流井辦事處；同年川鹽銀行保險部在各鹽岸，設立查驗機構9個和灘務站4個，與重慶銀行合辦鹽載保險等業務。此后，太平、寶豐、豐盛以及代理保險業務的白理、華興、安達生、三井等洋行也進入重慶保險市場。曾在《重慶川鹽銀行始末》書中介紹到，川鹽銀行接辦鹽載保險業務采取的經營管理措施：“并在沿江著名的險灘等地方，加強了舵工和救護紅船等組織與設備，這就大大減少了水險的損失。當時收取保險費的標準，是按路程遠近計算的。以花鹽為例，由鄧井關到瀘州每載為100元，到合江為130元，到江津為140元，到重慶為160元，到萬縣為240元。”其一文介紹：“合辦的主要原因是楚岸即輪運，保險費較輕。以每月200載鹽計算，如果沒有較大賠償支出，全年可獲得純利二三十萬元。”于是，張筱坡、曾俊臣等廠商兼運商，于1935年暗中約集自貢廠商在重慶銀行總經理潘昌猷私宅開會，商議另組鹽載保險機構。吳受彤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建議潘昌猷與川鹽銀行協議合辦保險業務，利潤均分，經雙方達成合作協議。相關費率規章均由川鹽銀行保險部自行規定，各鹽商也全數向其投保，所以經濟效益比較穩定。每年實際運量在5000載左右，保險金額按開辦時幣值計算約十幾億元。保險費率由千分之幾達至千分之二十，每年可收入保費近200萬元。僅用兩年多的時間收回股本，還均有不少的經濟效益。 抗戰前該行業務以鹽業為主，營業種類包括經收各種存款、經辦同業間各種放款及貼現、經辦鹽斤抵押借款等項、辦理各埠匯兌、保管關于鹽業機關團體財產及證據、代理關于鹽業機關及團體的收付。并在上海、成都、自流井設立分行，又在江津、合江、瀘縣、內江、嘉定、涪陵、合川、江北設立辦事處。此后該行分別投資于鹽業、洋灰、電力、制革、地產等行業。直到抗戰初期，由王纘緒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時，國民政府對鹽業進行統購統銷，該行業務經營逐漸與一般商業銀行無異。 在艱苦卓絕的中日戰爭時期，我國長期處在戰亂的動蕩之中，經濟十分蕭條。而四川作為戰時陪都及抗戰大后方，其淪陷地區保險公司機構與人員都紛紛遷來本省。因川鹽是自貢大宗商品之交易，鹽載水運保險更是自貢保險業的一項主要業務，這自然是引起官商對保險公司互相爭奪。那時來自貢設立保險分支機構，可以說是保險業的一種潮流。 據史料記載：從1930年到1948年都延用的是王纘緒所制定的保險章程，乃自貢圍繞井鹽產業保險險種有：“木船鹽運水上保險”、“火災保險”、“簡易人壽保險”、“保申團體人壽保險”、“養老保險”、“運鈔運銀保險”共六大類。為了防患未然，當時王纘緒責令保險機構除了“在江河著名的險灘地方要增加舵工、導航紅船，對河床險灘暗礁投資疏淘，設立航標導航”外，還在沿江重要口岸設置了查驗站，并對保險鹽船的堅固程度，舵手、水手的熟練程度，根據水情限制裝載數量，服從灘師指揮等制定了一整套的查驗制度。凡保險的船支要經查驗站簽署合格才承擔保險責任，一旦鹽船失吉，經查勘屬實，則及時賠償。 那時，自貢的鹽載運輸水險幾乎由川鹽銀行自流井保險部本著預防為主的方針，保險部采取了很多積極有效的工作措施，曾派專人調查統計出鄧關至瀘縣沿河一帶有大小灘槽67處。在對這些灘口的水勢深淺、洪水與枯水季節行船情況，以及整修灘堰的時間、費用等全面了解后，川鹽銀行保險部專門設有灘務員、驗船員，并在灘口選雇熟悉該處水性精于放船的舵工放灘，以增大鹽船安全系數同時，王纘緒為了適應鹽業經濟發展的需要,鹽載保險及川鹽銀行辦理鹽載保險業務等,并采取了各種加強安全管理。為此他又推出一系列有利于鹽業保險發展的政策與措施，使鹽載保險業蒸蒸日上不說，更為川鹽銀行發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其一是規定川鹽銀行的經營方針是扶持發展鹽業，重點是經營鹽載保險業務。其二是為擴大川鹽銀行的影響，廣泛設置業務機構。其三是廣泛招聘專業人才，尤其是熟悉鹽業裝載、運輸、銷售的人才和金融、保險、防災防損的人才。四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災防損措施。川鹽銀行保險部在沿江設立查驗站、看灘管事，在險灘代放船只，引導鹽船行駛，完善救助手段等。 自抗戰爆發，沿海海鹽產區相繼淪陷，四川自然成為全國鹽產中心。時任抗戰時期的省主席王纘緒以井鹽生產快速發展,即保證了大后方鄂、湘、黔、滇、陜、甘、西康和四川八省的軍需民食,又大大充裕了抗戰財政,為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同年9月，在他領導下的自貢商會各同業公會，并向抗日前線將士捐贈背心4.5萬件，另捐寒衣費6萬元。 在國敗家亡時，川省主席王纘緒把全川打造為全國內陸產鹽大省,所產食鹽除供給四川各地外,還遠銷貴州，云南，湖南，湖北等省。因川鹽外運皆走水路，鹽船重載，時有發生，鹽商損失慘重。王纘緒令鹽運總署組織載鹽船舵工實行領取“撐證”辦法，由鄧關領江公會辦舵工培訓班，經費則由保險部負擔，經過鑒定合格者有140人。此外，每年的枯水季節，川鹽銀行都要拿出相當費用，采取“冬季預淘，春季全淘”辦法，對以上灘口等進行全面清理。 自古以來，自貢井鹽多依靠釜溪河至鄧井關入沱江，進長江，溯赤水，轉烏江、入嘉陵江，取道永寧河，遠銷川、滇、黔、湘、鄂等省。然而這些井鹽外運，卻有著繁復“證明單”上的“運照”、“單號”等手續辦理，以及相關嚴格審查環節。據記載，自流井至鄧井關一段的釜溪河，每年約有300多萬擔的自貢井鹽被運入沱江，進長江。這些鹽大多在被稱之為“鹽港”的張家沱集結，待“圓載”，即裝滿每五只（一單）停靠在這里的“歪腦殼”櫓船后形成編隊出發。但正式出發前，每一單鹽船要經過王爺廟到達關外鹽務管理當局特設的摯驗處，履行一系列報批手續，并繳納相應的稅款后，取得專門的的運鹽準單和運照，則依令出航。鹽船到達鄧井關，待又一次對鹽運手續進行查驗后，再換長船進入沱江……。 曾經作為自貢水運起點的張家沱鹽碼頭，“既是釜溪河岸的井鹽生產地，又是釜溪河水運鹽道的鹽斤集結地，同時還是自流井鹽場井鹽陸路運輸的始發地”。它不但見證和記錄了昔日自流井最繁華、最熱鬧的鹽及鹽業生產所需物資的交易盛況，而且，還因為其附近所遺存的灶房、井架、柜房、鹽垣、鹽店鹽鋪，以及挑鹽、運鹽的石板路等，使之成為了自貢珍貴的井鹽文化遺產。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釜溪河上現今保存完好的“金子凼”、“沿灘”、“鄧井關”等三個船閘，它們都是建造于抗戰時期，是王纘緒專門為自貢井鹽的“增產趕運”所建。修閘前的釜溪河每年夏秋兩季，洪水時期可以直航，自貢至鄧井關的鹽船日內即可到達。但是一到冬春兩季，水枯流斷，要穿插起灘路運三至五處，用人抬鹽包下船，裝上板車，行一段路程后，再抬到船上航運。這樣反復折騰，航行時間要從一天延長到十天半個月以上。為解決這一困難，曾特請天津遷往四川相關工程隊測量，由工程師徐世達設計在釜溪河共建三座船閘。由省主席王纘緒與財政部孔祥熙交設向美國貸款3000萬美元，使滏溪河航道得到徹底改善。每次櫓船往返縮短為10天，全年通航噸位已達到20多萬噸，這充分滿足戰時趕運鹽、煤的需要。
據史料記載：抗戰初期的省主席王纘緒曾多年主管鹽業，于此他更加促進了自貢井鹽產量的快速增長，據統計：1938年高達457萬擔，比1937年328萬擔增加百分之39；至1940年已達到526萬擔。更值得一提的是，竟管在戰火紛飛時期，王纘緒卻對全川鹽業的生產與發展及抗戰“增產趕運”等方面，都發揮了重大作用與貢獻。 回顧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重慶鹽業公會自辦鹽載保險和鹽商到洋行和外資保險公司辦理鹽載保險；鹽商向肇事之輪船公司要求賠償；官鹽以稅收“提款自保”、商鹽隨鹽“帶征商本稅”收取積累基金制度是同時進行的。只是向肇事之輪船公司要求賠償和政府通過免稅補配鹽斤的這種從清代就形成的制度占據主流而已。 直到1930年民國時期，才有了王纘緒創辦的首家重慶鹽業銀行成立，其組織行業開展鹽載保險，又逐漸有了鹽聯產物14家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在自貢開展鹽運諸多保險業務等，這種局面即有了飛躍的發展。則重慶鹽業銀行改為重慶川鹽銀行和保險“四聯總處”的誕生都與川江鹽運保險密不可分。 今回顧川鹽歷史，曾經川鹽銀行呈請川康鹽務管理局轉軍事機關和四川省政府通告：鄧關、瀘縣河道枯水時灘口狹窄，上下船只應互相避讓、以維鹽運安全；還呈請交通部頒發川江重載木船上下船行規則及獎懲條例；又請富順、瀘縣政府發出布告、禁止沿河一帶淘取沙金，以免淤塞妨礙運輸。又于1935年郵政儲金會業保險處自貢辦事處在正街（現解放路）開業；至1939年11月，沙灣中央銀行信托局內設了中央信托局產物保險處，自貢分處。此時，為抵抗日軍入川，而省主席王纘緒請纓出川作戰。
于1941年7月，中國農民銀行成立信托處時內部增設的保險科（地址待考）。1942年，川鹽銀行保險部就支付淘灘費用50萬元，占當年保險費收入的百分之2.9。同年，由中央信托局產物保險處、中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組成的川江鹽運水險聯合辦事處自貢辦事組，簡稱“三聯”保險公司在正街41號開業；中國、中央、太平洋、中農鹽運保險聯合管理處自貢辦事處，簡稱“四聯”的保險公司在鐵巖路（現中華路）96號掛牌開業。1943年12月8日太平洋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貢經理處成立，地址在自貢的交通銀行內；這年裕國產物保險公司自貢分公司在長生街（現三八巷）60號開業。1944年，實行特保后，川鹽、裕國、四聯三家查驗站合并，在重慶中正路181號成立查驗總管理處并增添設備和站點。1945年前，四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眾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在自貢開展鹽載押匯水險業務。至1945年7月該部更名為川鹽物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金總額為1億元，周轉金40萬元。川鹽銀行信匯單：
今由上海資深藏家歸家麟先生藏有自貢裕商銀行票據。這枚是“六副全炘灶”開出的五百壹拾貳萬元的現金支票。如圖：支票為豎式，票額正中花弧里是由中文和英文“裕商銀行”等文字組成的銀行標識。支票上印有“支票編號”、“賬號”、“憑票祈付”、“裕商銀行驗付”等藍色字樣。從右至左鈐有“私營企業存款”、“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自貢市支行貢井分理處”、“六副全炘灶”等戳記。該裕商銀行之川鹽銀行現金支票卻印證著那段鹽運保險業的最輝煌歷史。
自中共執政后，于1951年11月28日開出的人民幣伍佰壹拾貳萬元（舊幣值）的銀行支票。卻沿用民國時期，王纘緒首創銀行印行的老票據辦理日常業務。這就是說，中國人民銀行起初辦理業務是在過去銀行票據上，加蓋“中國人民銀行自貢市支行貢井分理處”戳記，以此作為人民銀行支票。其說明新成立的人民銀行是一邊對外辦理業務，又一邊處在自我完善的歷史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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