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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七年（前200）十月，晉北地區籠罩在一片寒冷肅殺的氣氛之中。一支漢軍正步履艱難地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朝著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方向前行。他們并不是得勝歸來，而是剛剛經歷了一場噩夢般的“白登之圍”，僥幸才從匈奴軍隊的合圍里解脫。 
劉邦軍隊被困白登。來源/電視劇《大風歌》截圖
對于御駕親征的漢高祖劉邦而言，這絕不是意料之中的結果。須知，在劉邦統率下的漢軍并不是一支不堪一擊的弱旅，而是充滿了光榮與驕傲的勝利之師。漢元年（前206）十月，漢軍率先進入咸陽，秦朝二世而亡；楚漢又苦斗五載，西楚霸王項羽只能自刎烏江。想必，統領勝利之師御駕親征時，劉邦是自信滿滿的——區區匈奴有什么對付不了的。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里面提到，匈奴的歷史可以上潮到夏朝，但一直到戰國晚期，匈奴人才逐漸進入華夏人的視野。在此之前，他們只不過是中原視角下的“北狄”里的一支罷了。談到“北狄”，《春秋公羊傳》里有句很有名的話，叫“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這話說的嚇人，其實是為了烘托齊桓公“尊王攘夷”的功績，倒不見得真是如此。“南夷”楚國自不待言，春秋時期已逐步華夏化，最后楚莊王干脆被承認是齊桓公一樣的“霸主”。“北狄”的日子其實也不好過，憑借著組織上和技術上的優勢，華夏諸國很快將其變成板上魚肉。燕國在“戰國七雄”里是個“戰五渣”，除了五國聯合破齊，差不多沒有打過勝仗。但燕人還是可以大破東胡，辟地千余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用兵林胡、樓煩，一直打到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就算到了戰國末年趙國已經岌岌可危，名將李牧還是能夠一戰斬獲騎兵十余萬人，迫使匈奴十多年不敢接近趙國邊境。更不用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派蒙恬率兵30萬北擊匈奴，一舉奪取“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以南一帶），迫使匈奴向北退卻七百余里，從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騎兵）不敢彎弓而報怨”……這樣的長期手下敗將，也難怪劉邦會生出輕視之心，把勸諫進兵的婁敬（劉敬）抓進監牢。說起來，匈奴人埋伏精壯以老弱示人的策略其實并不高明，久經沙場的劉邦沒有道理看不出來——畢竟連婁敬都能識破。歸根結底，是劉邦對匈奴的實力發生了誤判。彼時的匈奴，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搖身一變為東亞歷史上的第一個“草原帝國”，其最高統治者叫“單于”，掌控整個“帝國”的事務。單于之下是二十四長，分布于整個帝國的東西部。他們是主要地區的守土之官。第三層級是巨大的地方部落首領階層，他們是二十四長之下的官員。然而，實際上，他們得到自身部落集團的支持，各自都有領地。匈奴的兵制寓兵于牧，所有成年男子都被編入“甲騎”。什長領10帳之兵，是最小的作戰單位，合10個什長置百長，領兵約百人，百長以上的千長統兵千人。千長以上的諸王將各有兵數千或萬余騎不等，他們也稱之為“萬騎長”。當從草原各地而來的大量軍隊聚攏起來后，就能在一個單一的軍事指揮體系下行動。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巧合。就中原漢地通過殘酷的兼并戰爭整合為秦漢這樣的大一統帝國時，原本名稱繁多、形如一盤散沙的游牧民族居然也整合成了匈奴這樣一個結構復雜的政治實體。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妙聯系?！爸鹚荻印钡挠文寥巳旱纳鐣后w規模大小，常對應于其當時所面臨的外在敵對勢力的強弱。春秋戰國以降，中原的華夏認同形成，地處北方的華夏國家——秦、趙、燕——為了壯大自身實力紛紛向北擴展并強力維護的北方資源界線（長城）。作為回應，生存空間因此變得日益逼仄的草原人群避免部落相爭，而組織成較大的群體向外爭奪資源逐漸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項——與其與同樣貧苦的牧民斗得你死我活，倒不如聯合起來去劫掠富庶的農耕地帶。于是乎，當南方農業邦國凝聚成為秦漢帝國時，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也凝聚成匈奴“國家”以與前者對抗并獲得資源。在戰時，單于指揮突襲，為他的追隨者和匈奴國家掠取戰利品。在和平時期，單于則扮演了中原與草原之間的中介者角色，進行貿易，并通過貴族制度對中原物資（如絲綢）加以再分配。美國學者巴菲爾德更是將這一論點發揮到了極致：草原游牧國家的存在需要有一穩定的華夏帝國供其剝削。因此匈奴游牧國家因應秦漢帝國之統一而形成，因此它也與東漢帝國在同在一世代間相續衰亡。這話說的有點言過其實，但歷史根源卻正在于漢朝初期的這場“白登之圍”。秦末中原逐鹿，邊卒逃散，北疆空虛。匈奴的冒頓單于利用東進大破東胡，西擊逼走月氏，一統草原，隨即揮師南下，又將秦朝占領的“河南地”奪了回去。這樣一來，“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匈奴無疑成為初定天下的漢王朝的一大威脅。對漢高祖來說，趁著“天下歸一”的余威，解決北方邊患，也不失為一種策略。此時，匈奴人的寇邊，也成為了這一策略順利實施的理由。公元前201年，匈奴單于冒頓興兵南侵，韓王信（不是名將韓信）反叛，冒頓單于因此引兵南下，越過句注山（今山西代縣西），太原郡治晉陽形勢危急。漢高祖覺得事態嚴重。第二年冬天，劉邦親自率大軍前往太原郡。漢軍一路進展順利，在銅鞭（今山西沁縣南）大破韓王信軍，韓王信逃入匈奴，部卒四處逃散。劉邦乘勝進軍，進駐晉陽。此時，匈奴派遣左、右賢王率一萬多騎兵與韓王信殘部集聚于廣武（今山西代縣西南），南下反攻晉陽。結果這支臨時拼湊起來的聯軍又被漢軍幾次擊敗，全然無還擊之力。在萬眾祝捷的歡呼聲中，劉邦在謀士部將的簇擁下得意洋洋地率領大軍進入平城。這時，冒頓單于率領的匈奴軍主力就駐扎在距平城不遠的代谷（今河北蔚縣東北）。這里有戰國時期的趙長城，雁門關是武靈王開邊之前的趙國通向北邊最重要的關口。漢軍斥候的偵察結果是匈奴已遠離關口。沿途所見，只有些許老弱之兵及瘦弱之畜。劉邦誤以為匈奴已不堪一擊，遂揮師直追。這時，正值寒冬大雪，漢軍士卒多被凍傷，“墮指者十之二三”，行動遲緩。劉邦只率著少數騎兵率先到達平城，駐扎在距離平城30里的白登山。就在這里，漢軍陷入了匈奴精心設置的圈套之中。根據史書記載，匈奴仿佛是在故意炫耀實力，又好像是精心的布置安排，在白登山的西方是一支都騎著白馬的隊伍，東方均是青色的馬，北方皆是黑色的馬，南方則都是赤黃色的馬。劉邦就這樣被冒頓單于的騎兵密密麻麻包圍起來！如今考察白登山的地勢。以現在立有“白登之戰遺址”紀念碑之處作為中心點，其東、北是山套著山，溝連著溝，無一處平坦之地，甚至也沒有一條羊腸小道。其南溝不深，但不能上下攀爬；壑很窄，但無法縱身逾越，獵人也不肯走這種山路。西邊是緩坡，如層層臺地，但長滿荊榛灌木，只是沿西南有一道山梁，山梁下有一條迂回曲折的山路直達平地。大抵劉邦是率軍由此上山，冒頓選擇在此封堵。由于大雪封山，有路也難行，無路更不能通行。劉邦遭受的是風雪的圍困和匈奴的圍困——整整七天七夜，自是苦不堪言。其實，所謂匈奴“四十萬騎”圍困白登山大約也是夸大。冒頓單于全盛時麾下不過“控弦之士三十萬”，總不可能盡數投入同一戰場。若匈奴人真有如此驚人的數量優勢，恐怕漢軍也守不住白登山七天。但劉邦及漢軍的形勢極危險是個不爭的事實。幸虧隨軍的謀士陳平還能保持清醒，據說是他向劉邦建議，讓畫匠繪出一張容貌清秀的漢族女子畫像，派使者潛出匈奴的包圍圈，攜帶厚禮，暗中賄賂冒頓單于的閼氏（正妻），并且向闕氏展示美女像，告訴闕氏說漢皇帝欲和冒頓單于和好，將獻美女給單于?！懊廊擞嫛惫挥行ВI氏非常害怕漢女與其爭寵，于是吹起枕邊風。勸告冒頓網開一面。劉邦這才僥幸得脫。這個“美人計”的說法，最早出自兩漢之際的學者桓譚（約前23-50）。這個故事雖然生動八卦，卻很可能不是事實。須知，冒頓單于是何許人也——為了驕敵（東胡）之心曾把閼氏隨意送給對方，在戰爭勝負、國之興亡的大問題上怎么可能被身邊的一個女性左右？后來，《漢書》作者班固說劉邦是“用陳平秘計得出”。究竟什么“秘計”卻是語焉不詳。當代柏楊倒是一語道破：“雖然我們不知道秘計的內容，但可以肯定這個秘計一定嚴重傷害劉邦的尊嚴，使子孫和中國人蒙羞。否則，匈奴不會網開一面。”從以后的歷史情況看，“白登之圍”很可能是以劉邦簽訂屈辱的“城下之盟”而結束。換句話說，冒頓的“圍”是威脅，迫使劉邦就犯；“放”是放其生路，好盡被臣服者的義務。雖然司馬遷與班固對此都采取了“為尊者諱”的鴕鳥態度，但史料里還是不免流出了蛛絲馬跡。其一，漢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文帝曾讓使節帶給當時的匈奴老上單于一封國書，里面提到一道“先帝詔書”。這一詔書的內容是，秦長城以北是匈奴的“引弓之國”，都要聽命于單于；秦長城以南是漢朝的“冠帶之室”，都要聽命于漢朝皇帝。這一先帝詔書不知道是高祖劉邦所下還是惠帝劉盈所下，但從內容上看，很像是高祖劉邦在白登之圍后頒布的。根據詔書規定，漢朝的軍隊要撤到秦長城以南，將秦長城以北視作匈奴人的領土，也就是承認了匈奴對“河南地”的占領。其二，漢武帝時，楊信出使匈奴。匈奴方面提到了“故約”的規定：“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這就是說，漢朝要嫁公主與匈奴單于，每年還要奉送大量的繒、絮、酒、米、食物等珍貴物品給匈奴——這實質上就是納貢。難怪賈誼在《陳政事疏》里義憤填膺：“匈奴本是夷狄之邦，卻每年享受我們的貢品；我漢朝天子要每年為匈奴進貢，這是臣下應盡的義務。這樣一來，不就變成本來應該在下面的雙腳，跑到本該在上面的頭腦之上去了嗎？”這話說的固然解氣，但又有什么辦法呢？開國皇帝劉邦親自率軍進兵，換來的是一場慘敗。這是有史以來華夏政權在匈奴面前所遭受過的最可恥失敗。在后來很長時間里，只要一提及“白登之圍”，朝廷就不得不對與匈奴交戰猶豫再三。班固在《漢書》里感嘆，“和親”政策出自陳平，劉邦之所以采納就是因為“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劉邦去世后，冒頓單于在給呂后的書信里出言不遜，大將樊噲聲稱“愿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結果被人搬出白登之圍時樊噲身為“上將軍”不能解圍的故事大大奚落了一通。既然以漢高祖之英明尚不能勝匈奴，此番出征能否獲勝更無把握，出兵匈奴之議也就不了了之了。呂后執政時期，即文帝、景帝年間，對白登之圍時“七日不食、不能彀弩”的慘敗一直心存余悸的漢朝統治集團對匈奴也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態度。直到漢武帝繼位后，以全盛之國力對匈奴展開反擊，才算洗雪了屈辱。距離“白登之圍”差不多正好過去一個世紀時，漢武帝在太初四年（前101）的詔書里還在憤憤不平地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白登之圍”留給漢朝的陰影足足百年。而在更為深遠的歷史尺度上，“白登之圍”也是東亞的農耕與游牧-漁獵兩大力量千年競逐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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