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漢簡書法數量之巨大、書體之多姿、筆法之變異、風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座龐大的中國書法基因庫，對研究三千年書法史，特別是書體演變和最終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1
從北京奧運會徽談起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壇。
這一刻，世界各大媒體都把鏡頭對準了祈年殿。
千呼萬喚中，2008年北京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會徽終于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中國印·舞動的北京”驚艷登場，剎那間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會徽圖案高度融合了中國書法篆刻藝術和現代體育運動特征，古樸稚拙而又動感十足，極富現代氣息。特別是英文“BEIJING”和阿拉伯數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漢簡書法的形式寫成，堪稱神來之筆,被譽為奧林匹克精神和中國燦爛文化完美結合的精品。
“當初，BEIJING2008并不是用漢簡體，而是用普通的羅馬體寫的。”2009年8月，《敦煌書法》攝制組在京采訪了會徽的設計者、北京始創國際企劃有限公司總裁郭春寧。
“我們的方案被選中后，專家、評委提出了修改建議，說你們能不能嘗試一下，英文和阿拉伯字母也用中國書法的形式來寫？”
然而，郭春寧從沒用毛筆書寫過英文和阿拉伯字，怎么寫都像外國人寫漢字。他挖空心思地發動了一幫小朋友來寫，希望用孩子稚拙的筆觸來獲得新的意境，但效果差強人意。最后一道難題無法破解，他們都感到非常困惑。
有一天，郭春寧忽然想起有位設計師的女朋友是學中國畫的，還會寫漢簡體書法，能不能請她幫忙寫寫試試呢？
過了兩天，她拿了一卷紙過來，郭春寧打開一看，立刻眼前一亮：“嘿！就是它了！”
這就是我們后來看到的漢簡體“BEIJING2008”。
郭春寧說：“現在看來，只有敦煌漢簡書法那種古樸、率真、灑脫的特點能夠與奧林匹克運動，與人類的偉大夢想相匹配，而且與中國印的風格一脈相承，渾然一體。盡管漢簡現在不被很多人認知，但是它存在于2000多年前的敦煌，體現了中華先民生機勃勃的創造力，這正是我們需要的風格。”
2
流沙墜簡——中國書法的“核爆”
早在100年前，敦煌漢簡重見天日時，就曾引發了中國書法的一次“核爆”。
1906年至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兩次在敦煌玉門關一帶的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出漢代簡牘789枚，由此拉開了漢簡大規模出土的序幕。
首批敦煌漢簡被斯坦因偷偷運回了英國。后來，法國漢學家沙畹博士根據這批資料編輯出版了圖冊。國學大師羅振玉獲知這個情況后，就寫信給沙畹，希望博士把漢簡資料提供給他做些研究，后來沙畹就把書稿的底版寄給了他。羅振玉如獲至寶，他立刻與著名學者王國維分頭整理考證，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合撰的第一部漢簡研究名著《流沙墜簡》在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
漢簡的出土在中國書法界引發的震動更為強烈。著名書法家、理論家劉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這種震動。他說，敦煌漢簡靈光乍現，一下子打開了書法的新天地，不僅改寫了中國書法史，而且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以來的書法創作。
國內最早看到漢簡的書法家是沈曾植。他跟羅正玉、王國維亦師亦友，《流沙墜簡》的書稿大樣剛出來，羅正玉就從日本寄給沈曾植先睹為快。沈曾植看后敬若神明，他說，看到這個東西好像突然開竅了，以前苦苦猜想的東西，今天終于找到了實證。
千年墨痕重見天日，使許多長期困擾中國書法的重大理論謎團真相大白。這不僅為書法史的重構添加了珍貴的素材，也為當代書人打開了一個琳瑯滿目的書法寶庫。簡牘書法的自然、樸素以至有些新奇的美，很快成為人們爭相效法的對象。
清末民初大書法家李瑞清、鄭孝胥看到《流沙墜簡》后都擊節贊嘆：漢代筆法的奧秘已經泄露無疑，以此復古指日可待。
著名國學家梁啟超先生一直懷疑王羲之《蘭亭序》的真偽，看了漢簡之后，他才覺得沒有問題了，他相信王羲之那個時代會出現這樣的杰作。
此后，敦煌地區漢簡的發掘進入了鼎盛期，沉睡千年的書法材料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
——1930年，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瑞典人貝格曼在甘肅和內蒙古交界的居延地區發掘出大批漢簡，總數多達11000多枚，史稱“居延漢簡”。
——1957年至1959年，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相繼出土漢簡隸書精品《王杖十簡》和《儀禮簡》；
——1972年，甘肅武威旱灘坡一號西漢墓出土了一批醫藥簡；
——1973至1974年，甘肅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縣肩水金關等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出土漢簡2萬余枚，又稱“居延新簡”；
——1979年，敦煌文物工作者在敦煌玉門關西的馬圈灣發現了斯坦因當年遺漏的一座烽燧，又出土了1217枚漢簡；
——1987，敦煌市博物館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東南處的三危山麓下，發現了漢代敦煌郡效谷縣的懸泉置遺址。經過三年的發掘，獲漢代簡牘27000多枚；
——1998年，敦煌市博物館在維修玉門關遺址時出土漢簡250多枚。
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使得漫漫沙海中掩埋的木簡，可以歷經兩千多年而不朽。干旱少雨的隴原大地，無意中成了中國古代文書檔案的巨型露天博物館。100多年來，東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連山，北達居延海，都有秦漢簡牘相繼出土。到目前為止，在甘肅發掘的秦漢簡牘數量已達65000多枚，占全國出土漢代簡牘總量的5／6。
敦煌和居延簡牘、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故宮明清檔案，被學術界并稱為中國20世紀四大考古發現。
3
“漢朝人怎么寫字？”
西漢時期，為了安定邊防，解除匈奴之患，漢武帝先后對匈奴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使“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為了有效地經營河西地區，維護與西域的交通，漢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兩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置張掖和敦煌兩郡，統稱河西四郡。
河西在屯兵戍邊的過程中，建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關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條連面相屬的侯望系統，史記稱“邊郡烽火侯望精明”，“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漢書·趙充國傳》）。西北漢簡就是這段歷史時期的遺物，他們絕大多數出自烽燧亭障。
敦煌簡牘，現知紀年最早的簡是漢武帝時的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在樓蘭地區發現的年代最近的紀年簡，是前涼時期建興十八年（公元341年），共延續了400余年。簡牘主要內容為邊塞的政治和軍事活動，如日常屯戍簿冊、詔書、法令、屯戍制度、官吏任免、軍紀、賞罰、名籍、糧餉、器物簿、訴訟爰書和雜記等等，基本上連貫地反映了從西漢武帝到東漢末各朝代的歷史情況，簡牘上風格各異、精彩紛呈的墨跡也完整地反映了漢代的書法風貌，是我們研究漢代書法最豐富最詳實的資料。
漢簡的時代，包括秦代到東漢末期，大約400年時間，這正好是中國古文字向今文字轉變的時期，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在學術上叫“隸變”，隸書的變化的意思，那就是漢字字體由篆書逐漸演變到隸書。敦煌漢簡的出土，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從中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了后世的楷、行、草書。
也就是說，漢簡是古今文字之間的一座橋梁。
漢簡的一大部分是邊塞漢簡，內容多為上級發往下級的詔書和公文，書寫者也大多是戍邊或者是郵驛中的下級吏卒。軍情緊急，容不得一筆一畫規規矩矩地寫繁復的篆書，他們為了書寫簡便，從而采取“減、省、連”的方法，逐漸創造出八分書、隸草、章草等書體，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今草。
漢簡的書寫者思想開放，不墨守成規，書法率意灑脫，自然流暢，絕無精雕細刻的廟堂習氣。因為這些將士們常年生活在烽火連天的邊陲要塞，披星戴月，風餐露宿，荒涼的大漠錘煉了他們勇敢無畏的精神和雄強豪放的性格，絕少矯揉造作，形成了粗獷、雄健的書風。
漢魏以后，中國書法的篆隸草行楷五體書已經完成了，兩千年來沒人能創造第六種書體。五體書已經根深蒂固在中華大地，在中國人民的心理當中定格了。敦煌漢簡正好處在中國書法五體形成的重要時期的一個重要位置，承前啟后，博古通今。
4
簡牘書法開一代書風
盡管寫漢簡的大多數都是無名氏，那些墨跡，盡管有些還不工整，有些拙氣，但都是自然的，自然的狀態就是美的極致。漢簡書法的那種瀟灑，那種自然清新的狀態堪稱中國書法的瑰寶。
書法大師沈曾植最早嘗試借助敦煌漢簡進行變法。他把簡牘中行草的筆法融入到碑版書法中，最終在行草書的變革上取得了突破，創造出一種古樸厚重而又自由奔放的行草書，令人耳目一新。
沈曾植的弟子王蘧常，還有現代書法大家王世鏜、于右任、馬一浮、沙孟海、錢君匋、高二適諸君，都從漢簡章草中汲取精華，賦予傳統草書以當代筆墨精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藝術成就，極大地推動了當代草書的發展。
劉正成先生總結道：“現代書法一大變化就是出現了簡書模式的章草，這些真正的漢代隸書的草書，是楷書出現之前的書體。這種非鐫刻的比較自由的書寫墨跡，是秦漢時代草書——章草的本相。于是，20世紀書家便競相模仿之，打破了宋、元、明、清章草的窠臼……如果做一個斷代史研究的結論，可以說受到秦漢簡牘書風所改造的章草，就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草書創作的一個時代性特征。”
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書法家沃興華認為，清末以來，關于傳統碑學如何走到行草書里面去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敦煌漢簡新材料的出現正好與書家們的探索一拍即合，形成20世紀書法發展的一個新潮流。
沃興華說，現在有新的材料不但可以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也可以解決當代書法實踐中的新問題。利用敦煌遺書、敦煌漢簡，為碑學的行草書打開新的出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書法家的使命。
中國書法家協會原主席張海曾在20世紀八十年代掀起當代書壇的“漢簡熱”。他在接受《敦煌書法》攝制組采訪時說，盡管他后來主攻行草，但漢簡隸書已經成為獨有的“滋養”，他在后來的小行草創作中，保留了大量的漢簡筆法，如轉折的圓轉，行筆的清爽質直，但其精神氣質又有別于古人。
張海“變法”不僅為自己重塑了藝術生命，也影響了一代書風。
“漢簡書法已經滲透到我的骨子里頭了。”張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