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曉巖（阿里云新金融事業部數字企業架構團隊資深行業解決方案總監） 出品團隊：阿里云新金融事業部數字企業架構團隊
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兩份關于銀行數字化轉型的重量級指導文件——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以下簡稱“發展規劃”）和銀保監會的《關于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先后印發，這對在積極籌備數字化轉型工作的各類銀行而言，正是2022年開年布局的最好指導。兩份文件都對銀行的數字化轉型提出了具體要求，二者各有側重、相輔相成、有機融合。這兩份文件不是孤立的，是國家數字化轉型文件體系的一部分，因此，對這兩份文件的解讀，需要綜合背景信息，清楚文件立足點，再結合本行實際進行操作。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化技術的全面滲透與應用息息相關，天然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就銀行行業來說，數字化和金融科技最早基本等于消費金融和互聯網金融，到今天的發展過程中有哪些困惑和成就，我們需要一個望遠鏡，能看到國內外數字經濟的全局；我們需要一個顯微鏡，能看到企業數字化發展戰略的細節。我們知道架構的本質是管理復雜性，針對這兩篇文件我們嘗試用應對和管理復雜性的最基本武器，從抽象、分層分域和演化的架構思維入手，不僅“讀”也提出“解”。從“解讀”到“解構”。面對兩份《文件》的整體性，對內容進行橫向關聯、整合、解構，形成一套從“戰略轉型”、到“架構轉型”、再到“業務、數據、技術、組織轉型”的逐層分解轉型策略。
最好的學習方法是“讓知識穿過你的身體”，就是對復雜進行“抽象提煉”！ 抽象思維：幫助我們從大處著眼，對某種事物進行簡化表示或描述的過程，抽象讓我們關注要素，隱藏額外細節。2021年3月，國家正式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全文，該文件詳細闡述了未來5到15年的國家發展愿景和措施，其中第五篇為專門的數字化章節，介紹了數字化轉型的內涵和對數字化發展的各方面要求，以此文件為綱領，逐漸形成了國家的數字化轉型指導文件體系，該體系中的文件關系，本文總結如下：“綱要”中提出要“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而“數字經濟”是重中之重，是迎接“新時代”、立足“新階段”、構建“新格局”、實現“高質量”增長的核心所在。關于數字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多次出現在國家領導人講話和高級別的國家決策性會議上，2021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是對這一方向的又一次權威闡述。在《“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數字經濟被解釋為“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促進公平與效率更加統一的新經濟形態”，以數據、網絡、應用為手段推動全要素數字化是發展數字經濟的方向之一，而新經濟的特征則是要體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不能因為片面追求效率提升而失去了公平，對速度和質量要做好權衡。以這兩個指導文件為核心，加上更具有區域特色的地方政府數字經濟、數字化轉型指導意見和作為新時代行為規范的法律法規的陸續頒布，從中央到地方的數字化藍圖是日漸清晰的，以這些藍圖為中心，資源和行動會更加聚焦，從而避免很多對資源和時間造成浪費的無益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講，統一規劃不是在限制創造，而是在努力進行“剪枝”。基于《“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也可以進一步將一些政策文件歸類為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兩大類政策，當然，政策往往覆蓋面較寬，不容易很嚴格地進行分類，本文的分類方式只是為了輔助對政策的理解，而且沒有參考文件出臺的時間順序，只是從文件的指導方向上進行的分類。從“數字產業化”方向上看，關于全國數據中心建設規劃的兩份文件作用很大，是“新基建”的重要指引，也指明了數據中心、算力中心的社會性，這些新時代的基礎設施是開放給社會使用的，是各類企業、組織實現數字化轉型、構建新型數據要素關系的基礎，這也是為什么本輪數字化轉型對所有企業而言，不能僅從企業自身出發去思考轉型策略的原因，有一些轉型條件需要也只能由國家去規劃，比如公共算力的提供、數據要素的流通機制等。對數字化轉型而言，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大數據產業是重要的賦能型行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也是在《“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少有的指標發展目標接近翻倍的行業（從2020年8.16萬億到2025年的14萬億，用簡單線性增長的方式估算，從2021年至2025年，該行業的累計產值接近55萬億），可見國家對此的預期。標準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由數據、網絡、應用串聯起來的經濟，沒有標準化的支持，互聯成本將是極高的，這一點在軟件行業當前的發展中表現尤其突出，高度定制化的軟件生產模式大大制約了全行業的效能提升，接口方面行業級標準的缺乏也大幅度提升了開放銀行等面向生態的技術模式的維護成本。人才是數字化轉型建設的關鍵，數字化轉型也是所有行業的從業者必須經歷的能力轉變。所以，標準化和全民數字素養的提升是數字化轉型的必備基礎，而這兩個政策既屬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既有超越行業的要求，也需要企業的積極行動。從“產業數字化”方向上看，國資委2020年9月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較早提出了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指導要求，并明確提出了 “以企業架構為核心構建現代化IT治理體系”，“探索構建適應企業業務特點和發展需求的“數據中臺”“業務中臺”等新型IT架構模式”等數字化轉型方向。對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實操具有明確指導要求的兩份文件也屬于“產業數字化”這個方向，也需要在對整個文件體系的理解下進行解讀。
面對復雜問題，“分層+分域的解構” 是降低”受力自由度”的最佳方法。分層思維：為了構建一套復雜系統，我們把整個系統劃分成若干個層次，每一層專注解決某個領域的問題。數字化轉型不只是單個銀行的一次經營模式、技術能力轉型，而是全行業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要求進行的整體轉型，這一點在兩份指導文件的開篇都有明確提及， “發展規劃”中指出，“數字經濟的蓬勃興起為金融創新發展構筑廣闊舞臺”，“數字經濟浪潮已勢不可擋”；“指導意見”中指出，“加快數字經濟建設，全面推進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二者都將數字金融發展的目標指向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支持，也同樣都將金融科技定位在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創新力量。這也印證了本文在前文中梳理的文件體系脈絡中表現出的概念之間的關系，也即，數字化是最大的命題，其中包含數字經濟，落實到金融行業，就是數字金融。兩份文件都需要銀行去落實，那如果能對兩份文件加以綜合解讀，顯然是最好的選擇，本文嘗試按照架構設計的思維理念，不按照原文結構，用一張房子圖的形式對二者進行“先解構，再結構”的綜合比對，如下圖所示：背景方面。“發展規劃”回顧了“十三五”期間的工作成果，并就此提出了需要面對的挑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容忽視”，包括大小金融機構間“馬太效應”、技術應用百花齊放而核心技術有待突破等。“指導意見”中沒有類似的回顧和闡述，但是從銀保監會統信部主任劉春航發表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21年第11期的文章《積極穩妥實施銀行業保險業數字化轉型戰略》中，可以看到對一些重要問題的關注，包括對銀行管理理念、經營體制、架構治理、數據治理、人才培養等方面。目標方面。二者共同指向了對數據要素、科技治理和技術能力的關注，這是實現數字化轉型必備的“內功“，離開這些能力，銀行對轉型的駕馭就無從談起。從行業層面，“發展規劃”提出了對基礎設施的發展期望，準備打造新型算力體系，這一目標與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對打造“數字經濟底座”有重要指導意義的兩份文件也是有呼應的，這兩份文件的內容也有一部分關鍵性描述進入了“綱要”中；對轉型方法論和金融科技倫理的重視也得到了極大提升。從機構層面，“指導意見”則將銀行的產品與服務開發、經營管理體系和風控列為了重點發展目標。原則方面。就原則而言，二者各有側重，互相支持。“發展規劃”將數據要素的作用放在第一位，強調了對全價值鏈的數據要素注入；智慧為民、公平普惠是對金融科技應用方式的要求，加上數據驅動，正是對數字經濟的一種行業解讀；綠色低碳則是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也體現了金融行業的數字“雙碳”工作方向。“指導意見”更側重于對機構的執行要求，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不能離開服務實體經濟這一本源；從操作上來講，一定要堅持創新驅動，但是為了避免多點開花、形不成合力的情況，統籌協調是很重要的，協調不僅包括內部協調，也包括積極打造互利共贏的外部生態；為了實現長期發展，必須守牢風險底線，行穩致遠。保障方面。二者都對如何保障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順利展開提出了保障措施，并且都明確提到要對銀行的數字化轉型工作進行考核評價，“發展規劃”的說法是“壓實規劃實施責任，通過制定臺賬、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等方式提升規劃執行能力。做好規劃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將評估情況納入機構內部考核評價體系”，“指導意見”的說法則是 “將數字化轉型情況納入銀行保險機構信息科技監管評級評分”，前者要求機構內部進行考核評價，而后者則要在外部進行機構評價。此外，“發展規劃”提出了試點示范的思路，還要“積極爭取政策和資金支持”，畢竟發展金融科技投入較大，不同規模的機構，可動用資源有很大差別，一些重點工作有示范經驗可以讓跟進者少交些“踩坑”的學費；“指導意見”則要求“要高度重視數字化轉型工作，提高思想認識，加強組織領導，明確任務分工，落實工作責任，保障人力和財務資源投入”。前者在行業層面提出了提升效能的方式，后者則要求機構的跟進力度要持續加強。作為全社會數字化轉型的一部分，銀行數字化轉型不僅受制于自身因素，還要時刻關注環境變化，必將是一個長期、復雜、動態的轉型過程，這也是兩份文件都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戰略高度重視的原因，本文也從戰略這個“屋頂”開始進行解讀。對數字化轉型戰略的要求
二者都對頂層設計提出了明確要求，“發展規劃”要求“強化金融科技治理頂層設計”、“明確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相關職責分工、權限分配和履職要求”、“制定全方位數字化轉型戰略，明確實施策略和具體路徑”，“積極打造“第二發展曲線””；“指導意見”要求“董事會要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科學制定和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將其納入機構整體戰略規劃，明確分階段實施目標，長期投入、持續推進”。從慣例的角度理解，這樣的要求基本上是將數字化轉型工作定位在銀行的“一號位工程”上了。為了讓戰略落地，必要的考核是一定要有的，指標考核是比較常見和有效的推動方式，也是效果衡量方式，對此，“發展規劃”要求“加強金融科技治理能力成熟度評估”，“將治理目標轉化為不同部門、業務條線可量化可執行的重點任務和評價指標”；“指導意見”要求“建立健全數字化轉型管理評估和考核體系”，數字化轉型評價方面相信監管機構還會繼續出臺相應的指導，畢竟是要納入機構考核的，外部可資借鑒的主要是信通院的IOMM模型以及該模型在銀行領域擬單獨設立的一套指標體系。組織保障是推動戰略落地的一項重要工作，組織調整是對戰略調整的響應，重大戰略變革一定會催生組織變革，在組織高階管理層面，“發展規劃”要求“建立健全“穩妥發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級統籌協調機制”，也對董監高的“履職要求”意有所指；“指導意見”要求“高級管理層統籌負責數字化轉型工作，建立數字化戰略委員會或領導小組”，也明確提到“鼓勵選聘具有科技背景的專業人才進入董事會或高級管理層”，這方面應該是對部分中小銀行當前的管理現狀有所考慮。數字化轉型的兩大支柱：技術能力與產業生態
數字化轉型不完全是銀行機構自己的事情，需要合理借助外部力量，因此，生態就變得很重要了，無論是業務生態還是技術生態，前者是業務上的合作伙伴，后者是技術供應鏈的有機融合。生態研究的實質上是機構自身的定位，什么事情要別人幫助，什么事情必須自己做，當然，這也取決于什么事情自己確實能做。技術能力就是決定什么事情自己能做，剩下的自然就是要依靠生態去做，當然，隨著時間的發展、技術的進步、業務的關注，生態分工是會動態調整的。A、站在數字化轉型的角度，技術能力是生態定位的基礎，“發展規劃”從行業層面要求“加大關鍵軟硬件技術金融應用的前瞻性與戰略性研究攻關”，“以應用場景為牽引推動關鍵核心技術持續迭代完善”；“指導意見”的要求則區分了機構能力，“鼓勵有條件的銀行保險機構組織專門力量，開展前沿技術研究，探索技術成果轉化路徑”，“降低外部依賴、避免單一依賴”，都是聚焦在關鍵技術上，而對關鍵技術的定義還是需要進一步明確操作層面的范圍。二者對數據中心建設都提出了相應的規劃要求，“發展規劃”要求“建設綠色高可用數據中心”，“建立健全金融數據中心智能化運維機制”，“到2025年，數據中心電能利用效率普遍不超過1.5”，對5G、物聯網、IPV6、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和算力體系建設進行了部署；“指導意見”則集中對數據中心的建設提出了要求，“優化數據中心布局，構建多中心、多活架構，提高基礎設施資源彈性和持續供給能力”，二者在數據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方面基本一致，都是在面向“數字經濟底座”的總體要求。在研發模式方面，“指導意見”有明確指出“建立能夠快速響應需求的敏捷研發運維體系，積極引入研發運維一體化工具，建設企業級一站式研發協同平臺”，“通過精益生產管理方法，提高對大規模科技隊伍和復雜技術工程的管理能力”。B、技術生態上，“發展規劃”要求“把好選型關口，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提供方資質與能力審核”，“避免“單點故障”，提升連續供給、快速恢復能力”；“指導意見”要求“加強技術供應鏈安全管理”，“有效管控價值鏈中與第三方合作企業相關的集中度風險和供應鏈風險”，“堅持管理責任、核心能力不外包原則”。二者也都對大型銀行提出了特殊要求，“發展規劃”要求“發揮大型金融機構帶動作用和示范效應，加強金融科技共性技術、資源和服務的開放合作、互惠共享”，“指導意見”則更明確地指出“鼓勵科技領先的銀行保險機構向金融同業輸出金融科技產品與服務”。C、業務生態上，“發展規劃”要求“打造對內聚合產品與服務、對外連接合作機構與用戶的數字化綜合服務能力，穩妥開展跨界合作創新，推動與供應鏈、產業鏈上下游數據貫通、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構建各方互促共進、互利共贏的網狀數字生態”；“指導意見”要求“與相關市場主體依法依規開展合作”，“統籌規劃與第三方企業合作提供金融產品服務的內容和流程，建立面向開放平臺的技術架構體系和敏捷安全的平臺管理機制，對金融服務價值鏈中的關鍵活動進行有效管理和協調”，二者在合規性和實現機制的要求方面，內在是相同的。D、從行業管理層面，“發展規劃”提出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在金融領域的配套規章制度”，這些配套制度將進一步規范銀行的業務行為、技術行為和生態關系，也是對新時代行為規范的落實；提出“加快重點領域金融數字化轉型標準制定，填補國家標準空白、補齊行業標準短板，構建適應新發展格局的高質最、多層次金融科技標準體系”，推動金融科技標準化適配數字化轉型要求；要“筑牢金融與科技風險防火墻”，“劃定金融機構與數字渠道合作方的安全基線和責任邊界”。數字化轉型的兩大聚變反應堆：科技治理與人才建設
“發展規劃”在開篇部分即指出“數字技術的快速演進為金融數字化轉型注入充沛活力”，“指導意見”也提到“以數字化轉型推動銀行業保險業高質量發展”，可見對數字化技術的重視程度，但技術畢竟是中性的，應用結果取決于科技治理能力，能把技術組合出什么樣的“創新”、是否在合法合規合理地運用技術，跟人的能力也是密不可分的，“人才+治理”才是技術和生態能夠產生聚變反應的關鍵，人才即是努力培養復合型人才，也是推動全體人員的數字化轉型；治理不僅是科技治理，更是將科技治理融入企業治理，成為新時代的管理思維。A、科技治理上，“發展規劃”要求銀行“現代化科技治理架構不斷完善，科技倫理水平顯著提高”，“夯實一體化運營中臺”，對業務中臺、數據中臺、技術中臺的建設提出了指導意見，并將其放在“激活數字化經營新動能”一節中，可見其用意；“指導意見”提出“提高科技架構支撐能力”，這也是前文分析背景信息中提到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要求“主要業務系統實現平臺化、模塊化、服務化”，“加快推動企業級業務平臺建設，加強企業架構設計”。對企業架構的掌控是銀行駕馭技術和生態的關鍵，技術創新絕大部分是基于舊技術元素的組合，而企業架構能力是以落地企業戰略為指導，研究企業業務能力和技術能力布局的專業領域，這也是企業架構能力會成為數字時代企業管理思維的原因，因為它就是研究業務和技術如何整體融合的，是天然面向數字化的；企業架構經常會基于價值鏈思維進行架構分析，而價值鏈也是可以用來進行生態整合的管理工具，所以，企業架構可以用于技術和生態的整合設計，具有良好的全局視野，這也是在數字化轉型中，企業架構又再次得到重視的原因。B、人才建設上，“發展規劃”鼓勵“推進跨地區、跨機構人才順暢流動”，形成以區域人才高地為引領的“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這也是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考慮，提出“加快金融科技人才梯隊建設”，“打通金融科技人才職業發展通道”；“指導意見”提出“注重引進和培養金融、科技、數據復合型人才”，“積極引入數字化運營人才”，“強化對領軍人才和核心專家的激勵措施”，突出的是人才引進策略，而且指出了人才引進面向的重點領域。數字化轉型的主要能量：數據能量
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的新能源，也是兩份文件關注的重點，這種新能量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數據能力和數字思維上。在數據能力方面，“發展規劃”中專門有一節是“充分釋放數據要素潛能”，從“強化數據能力建設”、“推動數據有序共享”、“深化數據綜合應用”、“做好數據安全保護”四個方面綜合闡述了對數據能力建設的指導。要求銀行“制定企業級數據規劃和發展戰略”，“建立協調一致、涵蓋數據全生命周期的數據治理體系”，“建設企業級數據字典和數據資源目錄”，“積極應用多方安全計算、聯邦學習、差分隱私、聯盟鏈等技術”，“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數據不動價值動”，“推動金融與公共服務領域系統互聯和信息互通，綜合電子政務數據資源，不斷拓展金融業數據要素廣度和深度，為跨機構、跨市場、跨領域綜合應用夯實多維度數據基礎”，“建立健全數據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長效機制和防護措施”，“建立歷史數據安全清理機制”，這些要求將推動銀行新一輪的、面向信息保護環境的數據能力建設，而且這些建設中的部分內容注定是行業級的而非企業級的。“指導意見”也有專門的一節是“數據能力建設”，從“健全數據治理體系”、“增強數據管理能力”、“加強數據質量控制”、“提高數據應用能力”四個方面提出了對數據能力建設的要求。提出銀行要“制定大數據發展戰略。確立企業級的數據管理部門，發揮數據治理體系建設組織推動和管理協調作用”，“強化數據治理檢查、監督與問責”，“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數據資產管理體系，優化數據架構，加強數據資產積累。建立企業級大數據平臺”，“加強數據源頭管理，形成以數據認責為基礎的數據質量管控機制。建立企業級數據標準體系”，“全面深化數據在業務經營、風險管理、內部控制中的應用”，這些要求更注重單個銀行的落實導向，在數據戰略、數據架構、數據標準方面，二者要求基本一致，在組織機構和責任壓實方面，“指導意見”的要求更直接。在數字思維方面，“發展規劃”提出，讓“全局性、系統性數字思維深入人心”，“將以數連接、由數驅動、用數重塑的數字理念深度融入企業價值觀”。數據能量向中后臺的奔流：數字經營
新的能量必須有它的運用之道，這既包括可以接收能量的體系，也包括將它運用到位的思維。A、轉變組織結構，“發展規劃”要求銀行“構建敏捷化創新體系”，“探索扁平化、網格式金融科技創新管理模式”，“科學設置技業融合的崗位與部門，提升組織架構靈活性”，建立“企業級創新試錯容錯機制”，并為此配備風險補償措施；“指導意見”則要求銀行“加強跨領域、跨部門、跨職能橫向協作和扁平化管理”，“組建不同業務條線、業務與技術條線相融合的共創團隊”，“建立創新孵化機制”，二者對扁平化、業技融合、創新機制方面的要求是相近的。B、風控數字化與數字化風控。“發展規劃”提出的是“持續迭代優化風控模型和風險控制策略，推動風險管理從“人防”向“技防”“智控”轉變“；“指導意見”提出的風控內容較多，既包括建立數字化的風控系統，也包括以專門一節闡述的對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風控要求。風控數字化方面，要求銀行“加快建設與數字化轉型相匹配的風險控制體系”，“建立企業級的風險管理平臺”；數字化風控方面，要加強風險防范，“將數字化轉型相關風險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確保數字化轉型戰略和實施進程與機構自身經營發展需要、技術實力、風險控制能力相匹配”，“深入分析數字化經營環境下客戶群體的行為特征，加強與新產品、新業務、新模式相關的資金流動監測，有效識別流動性風險新特征”，“建立符合數字化環境中開放式價值鏈風險特征的操作風險評估與管控框架增強運營韌性”，“建立對模型和算法風險的全面管理框架，制定管理制度，對模型數據的準確性和充足性進行交叉驗證和定期評估”，“構建云環境、分布式架構下的技術安全防護體系，加強互聯網資產管理，完善縱深防御體系，做好網絡安全邊界延展的安全控制”，“完善數據安全管理體系，建立數據分級分類管理制度，明確保護策略，落實技術和管理措施”，這些要求是很容易進行留痕檢查的。C、合規方面。“發展規劃”提出加強“金融科技創新行為監管”，“對金融科技創新實施穿透式監管，防范以“科技創新”之名模糊業務邊界、層層包裝產品等行為“，“強化金融科技創新行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從源頭防范金融與科技融合潛在風險”；“指導意見”提出“建立穩健的業務審批流程，對新產品、新業務、新模式的合規性進行審查”，“對新產品、新業務、新模式帶來的技術和業務邏輯變化、服務提供關系變化進行評估，針對相應風險制定管理策略”。D、數字化運營。銀行最近10年左右的時間一直在努力融合移動互聯網發展帶來的變化，摸索客戶行為變化進行運營方面的變革。“發展規劃”提出“積極探索裂變式、場景化營銷模式，激活更多金融客戶觸點，提升規模化獲客水平”，“向客戶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征的營銷內容、產品選項、搜索結果等，探索推動營銷服務向智能化、人性化轉變，提升客戶活躍度”，“提升客群分層分類經營能力，推動客戶關系管理智能化、精細化升級，增強客戶黏性和穩定性”；“指導意見”提出“建立線上運營管理機制”，“構建面向互聯網客群的經營管理體系”，“提升服務內容運營、市場活動運營和產品運營水平”，“加強業務流程標準化建設，持續提高數字化經營服務能力”，“推動場景運營與前端開發有機融合”，結合人才建設方面的要求，“指導意見”在數字化運營方面著力不輕。數據能量向前臺的奔流：數字服務
數字化最終要給客戶帶來更好的價值和體驗，而客戶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銀行服務。“發展規劃”提出“重塑智能高效的服務流程”，通過采用業務開發運維一體化（BizDevOps）、最小化可行產品（MVP）、仿真模擬、可用性測試、凈推薦值（NPS）調研、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自然語言處理（NLP）、智能字符識別（ICR）等技術重塑服務流程，“實現跨角色、跨時序的業務靈活定制與編排”；“搭建多元融通的服務渠道”，通過采用5G、增強現實（AR）、混合現實（MR）、應用程序接口（API）、物聯網等技術“打造“無邊界”的全渠道金融服務能力”；“打造數字綠色服務體系”，通過采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物聯網、衛星遙感、電子圍欄、電子簽章、遠程音視頻等技術“緩解銀企間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農村地區金融服務下沉度和滲透率”，“有效増強供應鏈金融整體服務能力”，“提升綠色金融風險管理能力”，這一部分是“發展規劃”中出現技術種類最多、最密集的部分，也體現了對數字化銀行的技術駕馭能力的要求，綜合這些技術類型看，就算深層次的業務本質沒有改變，數字化銀行也堪稱是一個“新物種”了。“指導意見”則是按照業務領域劃分提出的要求，產業數字金融方面，“打造數字化的產業金融服務平臺”，“加強開放銀行接口和統一數字門戶建設”，“推進函證業務數字化和集中化”；個人金融服務方面，“拓展線上渠道，豐富服務場景，加強線上線下業務協同”，對互聯網客戶群體、老齡和殘障客戶群體、無網點覆蓋客戶群體，分別提出了不同的服務要求，旨在“推動解決“數字鴻溝”問題”；金融市場交易業務方面，“加強線上交易平臺建設”和“建立統一的投資交易數據平臺”是重點任務。在數字服務部分，“發展規劃”側重從體系建設方面橫向提出的要求，“指導意見”則側重從業務領域方面縱向提出的要求，二者橫縱交織恰好構成一個二維矩陣式的轉型要求，如下圖所示：小結
這兩份指導文件體系完整，立意高遠，對實際執行的指導和要求也很充分，綜合解讀更有利于銀行貫徹落實。數字化轉型是所有銀行的必選動作，因為這不僅是單個機構的問題，是數字經濟建設的要求，是銀行以數字金融的形態配合、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定動作”。經濟轉型會帶來機會，也必然會帶來淘汰，要避免成為業務發展沒有起色、數字化轉型又跟不上的“落后產能”，近幾年銀行業的兼并重組時有發生，這種事情也同樣可能出現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當然，數字化轉型并不是“一刀切”的執行過程，不同類型的機構轉型速率會參考不同地區經濟環境、科技環境、自身能力有所不同，這也是圖中會列出“市場環境”、“自身環境”這兩個因素的原因。但是站在數字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來看，沒有銀行會成為數字化轉型的“例外品”，因為數字經濟最終會滲透到銀行所有的客戶身上，銀行可以選擇的只是轉型進程而已，不能低估短期的轉型困難，但是更不能忽視轉型的長期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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