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識｜與兩宋首尾呼應的兩部佛教史書——靈隱宋韻之祖師著述篇（一）

得益于印刷術的發展和對文化的重視，有宋一代書籍的編纂、刻版、印制和流通都得到了極大發展，為宋代文化高峰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與之相應的，以禪宗語錄為代表的佛教著述編撰與流通在宋代也呈現出空前繁榮。靈隱寺這一時期歷代祖師的著述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靈隱“宋韻”的集中體現。

縱觀兩宋三百年間曾卓錫靈隱寺的祖師，大致可以將他們的著述歸結為三類：一是以《高僧傳》和《五燈會元》為代表的佛教史傳燈錄類書籍；二是以《輔教編》、《傳法正宗記》為代表的用于楷定教內外爭議的著作；三是現存數量最多、后世影響最廣的宗門祖師語錄。“靈隱寺”微信公眾號將通過“藏識”欄目，從這三類著述為切入點，系統介紹兩宋時期靈隱寺祖師的著述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蘊。

一、貫穿有宋一代的佛教史學著述風氣

——以《宋高僧傳》與《五燈會元》為例

翻開《武林靈隱寺志·禪祖》一章的宋代部分，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位居“北宋住持禪祖”首位的通慧贊寧律師。根據《武林靈隱寺志》的記載，贊寧律師，俗姓高，湖州德清人。后唐天成年間，贊寧律師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入天臺山受具足戒，先學四分律，精研三藏。后往靈隱寺，習南山律，旁通儒、道二家，“博物強記，辯說縱橫”，雖東方朔、張茂先亦不能過，人稱“律虎”。

早在五代之時，贊寧律師即備受吳越國主尊崇，被錢武肅王禮請為兩浙僧統，統領佛教事務，賜號“明義宗文大師”。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納土歸宋，贊寧律師奉釋迦真身舍利寶塔，隨吳越王錢俶入京城開封，宋太宗賜贊寧號“通慧大師”，并賜贈紫衣。六年（981），任右街副僧錄。

淳化元年（990），又奉令編《三教圣賢事跡》，贊寧律師擔任其中的佛教部分，撰成《鷲嶺圣賢錄》五十卷。二年（991），任史館編修；咸平元年（998），任右街僧錄；次年，遷左街僧錄；直至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在京都左街天壽寺圓寂，享年83歲，被追謚為“圓明大師”。贊寧律師一生撰佛教著作共一百五十二卷，一般著作四十九卷，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宋高僧傳》。

宋代開創以來，一變后周王朝對待佛教的限制政策，雕大藏經，設譯經院，普度僧尼，營建寺宇。太宗還注意到佛門中的高賢景行的人物和事跡要加以編纂（見卷首批答），于太平興國七年（982），特命贊寧律師擔負編撰《大宋高僧傳》的任務。贊寧律師乃請命南返，在杭州與弟子顯忠、智輪等從事編撰，到端拱元年（988），前后歷時將近七年，成書三十卷。

贊寧律師所撰之《宋高僧傳》，仿梁代慧皎《高僧傳》和唐代道宣《續高僧傳》體例，分為十科，記載了從唐高宗至宋太宗320年間656位高僧的行跡（正傳531人，附傳125人）。贊寧律師為編纂本書，廣泛地采摭了各方面的資料。他在上呈太宗的表文中曾說：“遐求事跡，博采碑文”；自序中也說：“或案誄銘，或征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

由于搜集引用的材料十分廣泛，史料考據相當嚴謹，刻畫傳神，文筆生動，此書一經完成，上呈宋太宗，就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親自嘉獎，下令僧錄司編入大藏流通。到至道二年（996），贊寧律師又修理重治，補進去一些材料（見后序），始成定本，這也是中國佛教史上僅有的三部紀傳體佛教歷史巨著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

與北宋初年通慧贊寧律師相呼應的，南宋末年靈隱寺還有一位以著述聞名于世的大川普濟禪師。普濟禪師為四明奉化人，俗姓張，號大川。十九歲時，依香林院文憲師受具戒，初游本郡湖心、赤誠諸禪院，后遍歷無用全、佛照光、浙翁琰、松源岳、肯堂充諸老之門。南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普濟禪師住慶元府妙勝禪院，后歷住寶陀觀音、岳林大中、嘉興府報恩光孝、慶元府大慈教忠報國、紹興府天章十方諸寺，后移住臨安凈慈光孝寺，更住景德靈隱寺。

普濟禪師居靈隱二年，乃撰《五燈會元》二十卷。后得疾，請退而不獲允許。臨終，誡厚葬，命遺骨投江。禪師于南宋理宗寶祐元年（1253）正月十八日示寂，世壽七十五，弟子七十余人。在大藏經和相關古籍中，有關大川普濟禪師生平的資料記載并不十分詳細，但他所著的《五燈會元》這部書對于佛弟子來說卻是家喻戶曉。

書名中的“燈”本為佛前供具，用于比喻則指佛法光明照破愚癡黑暗。佛法的法脈相承亦如法燈傳照，故名傳燈。所謂“五燈”，是指五部禪宗燈錄，分別為北宋法眼宗道原的《景德傳燈錄》，北宋臨濟宗李遵勖的《天圣廣燈錄》，北宋云門宗惟白的《建中靖國續燈錄》，南宋臨濟宗悟明的《聯燈會要》，南宋云門宗正受的《嘉泰普燈錄》。

這五部燈錄先后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近二百年間分別成書，共計150卷，內容層見疊出，諸多重復。正是有鑒于此，大川普濟禪師在五部燈錄的基礎上編撰《五燈會元》，合“五燈”為一書，敘錄簡要，遂除疊合之弊。之前“五燈”雖以記敘禪宗世系源流為宗旨，但單篇的諸方拈古頌古、贊頌偈詩、銘記箴歌等輯錄甚多。

《五燈會元》括摘樞要，芟夷枝蔓，記敘了自釋迦牟尼、達摩、慧能以來著名祖師的言行事跡和宗系流脈，上可追溯到七佛，次及西土、中土禪宗祖師，至六祖則分南岳、青原以下，按禪宗的“五家七宗”分卷敘錄，源流本末指掌了然，更符合禪宗史書的性質，因此也可將其視為一部史傳巨著，對后人認識禪宗重要人物及發展概況有重要價值。

此外，盡管《五燈會元》與“五燈”相比，篇幅減少一半以上，卻對宋末之前著名的禪師機緣語錄加以收錄。禪家之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球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以及一問一答，一唱一提，一默一言，一吁一笑等等機用，莫不備載。所以元明以來，好禪士流多藏其書，“五燈”單部遂少流通。因此后世有“禪宗語要，盡在五燈”的評價，足見本書在禪宗史上的崇高地位。

從北宋初年贊寧律師編撰《宋高僧傳》到南宋末年普濟禪師匯編《五燈會元》，乃至于明教契嵩禪師所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等史學典籍，兩宋時期靈隱寺祖師所修訂的佛教史傳不可謂不多，其影響也不可謂不大。這種現象并非偶然，而是宋代史學繁榮和佛法興盛的共同結果。

宋代以儒立國，提倡右文致治，作為“儒之一端”的史學，自然也就受到君臣的高度重視。朝廷既有完善的館閣制度和修史制度，對私人修史也采取了相對寬容的態度，甚至對部分個人史著予以承認和獎勵，這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此種風氣影響于本就十分重視法脈源流梳理和祖師懿德記敘的佛門，便出現了靈隱寺祖師所著的兩部與宋王朝的興衰相始終的佛教歷史巨著，成為靈隱“宋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