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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誨，要求武士必須遵守義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備敢作敢為、堅忍不拔的精神，同時要有高強的武藝。| “仁”使武士不至成為黷武主義的武夫，而要具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 “禮”不僅僅是風度，更是對他人的情感和關懷的外在表現。 “誠”要求武士保持誠實，同時要擺脫來自諸如商人階層之類的誘惑。 “名譽”的意識包含著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明確的自覺，它要求武士為了名譽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堅忍的品行。 “忠義”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種境遇中的人們關系的紐帶，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須恪守的信條。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訣竅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為君主毫無保留的舍命獻身。這種思想也是對傳統儒家“士道”的一種反動。儒家的“士道”講究君臣之義，有“君臣義合”、“父子天合”的人倫觀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覺悟為根本。 中國的原始儒學是以孝為本，盡孝才是絕對的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是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干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 武士道徹底的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武士社會尊重禮儀，不光是封建社會階層秩序的尊從，更進一步說“禮儀端正”，才是武士強人一等的表現。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殺你就得切腹自殺，這是日本鐮倉武家時代以來的傳統。 山本常朝的異母兄山本吉左衛門，依父親山本神右衛門的指示，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罪者。武士大眾，14、15歲開始實習斬首。如此武士從小帶刀成長，養成斬殺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義勇奉公”為最高原則，這是武士為“奉公人”的心里準備，說來非常殘酷、不人道。舉例說，佐賀鍋島藩第四代吉茂，年輕時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討其喜歡的，即將此人之妻的壞話寫在扇上，交給近侍說“你把此扇讓他看，再將那家伙做何反應呈報”。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誰寫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將此呈報。吉茂公曰“將主人書寫的東西撕裂，乃是無禮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山本常朝也說，武士應盡的忠義，是以殉死為最高。 有一個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故事： 江戶屋敷的看守倉庫者堀江三右衛門，偷了庫存的金銀，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將他身體中的體毛燒光，剝他的指甲，切斷他的腳筋，用錐磨等工具給他種種折磨，但他不哀聲大叫，連臉色都不改變。最后就斬開他的脊背，用熱燙的醬油澆灑其上，他即軀體折彎而死。 中世紀的鐮倉時代，源氏家族親兄弟(源義朝、源為義、源為朝)，骨肉相克殺戮，而斷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條氏的策謀，功臣們也就斷了命脈。日本戰國時代的無情，都有血淋淋的殺戮史為佐證。有殺主君的，松永彈正叛逆弒君即將軍義輝；有殺父親的，齋藤義龍殺其父齋藤道三；有殺兄長的，今川義元為了繼承家主地位，在長兄死后，殺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殺親子的，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聽織田信長的話，命其親生長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殘酷不人道，比比皆是，從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實面。 日本的武士是擁有武裝的自營農民，所以具有農民式的主義。此外，打仗的原則是誰的武器性能好，誰的作戰戰術更合理，誰就取勝，這一原則今古不變；由此催生了尊重科學的風氣。到了江戶時代，學術和教育飛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學校。幕府也設立了現在東京大學的前身“昌平報學問所”，各藩有藩校，鄉學和私塾，為町人（江戶時代的商人，手工藝者），農民等百姓設立的“寺子屋”也布滿全國。“寺子屋”的教育主要是實用方面所必需的讀寫和打算盤。  中國文化以“仁”為核心,日本文化以“忠”為核心。日本取了“義禮智信，忠誠孝悌”，唯獨忽略中國人奉之為首的“仁”。在古代，中日兩國社會順序都是“士農工商”，但是中國是“文士”，日本卻是“武士”。 武士道作為一種思想已達到了宗教的高度，它起源于中世紀對領主、藩主的絕對忠誠。對上級無限的忠誠、絕對服從。注重信、義、勇三條準則，崇尚武力和冒險，大無畏的獻身精神，集體觀念高度深化。 武士道從其發端之初起，統治了日本1000多年，其代表作是《地陶聞書》，它的主題十分明確:榮譽，慷慨赴死，對藩主的忠誠和修身。赴死的思想貫串全書。《地陶聞書》教導說，如果一名戰士經常思索怎樣去死才能無撼，它的生活道路就會是筆直而單純的。在危險的境遇中它不會去想怎樣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會勇往直前，投入敵人陣中，迎接死亡。因此，武士道也被稱為“戰士之道”。 為了培養武士道精神，要學習許多東西，而主要是學會忍耐和冒險。為了學會忍受種種困苦，常常赤腳在雪地中行走，練習擊劍和柔道，半夜到墓地裏去，整夜地處於“枕戈待旦”的狀態，經受種種沈重的，甚至野蠻的考驗。武士道文化蘊含著犧牲的精神。 武士道不是一種清潔的精神，它是一個陰翳的民族，在偏狹的島嶼中產生的一種復雜、混亂和極端的生存意識，以及情感傾向。在狹隘的生存空間中，它有能力保留品格或附庸風雅；但當它發展開來后，它表現出來的是其極其殘忍的一面。它的殘忍、不人道與現今的博愛，人權，平等，自由等有深刻的矛盾；但是在日本國卻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這是日本作為東亞的現代化國家和西方的現代化國家具有很大差異的一點。 但是我們發現，所有日本人所學習的東西完全停留在器物或制度的階段，不論多么優秀的文化都不能感化日本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 大化改新時日本向中國學習了現今的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但是將中國以民為本，仁愛的文化棄如蔽履。中國自古以來也有強調忠君，但是在國家和君主之上還定制了一個更高的標準，可以是為民謀利，可以是“正道”之類，總之君主制中央集權社會階層之上高懸著一把“正義之劍”，任何人都可以以之為名進行反抗，這在日本沒有。 又像佛教在日本，它本身內省思考的色彩，不能讓武士在動刀前有充分的思考。包括后來的明治維新，日本人學會了西歐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和行政制度，但是把資本主義平等、博愛、自由、民主的精神撇在一邊。 比如，在中國經常有刺客被指定要刺殺地人感化而放棄刺殺，甚至改變自己的立場，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簡單的說，日本人效忠一個人或一個團體，但中國人效忠自己的信仰。又如，日本的國技空手道，源自中國，它本身也就有它的兩條基本準則：空手道是用來防御的；必須牢記上一條。但是二戰中的日本武道家，在效忠天皇。很多都成了法西斯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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