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故都丹陽的新探索

1、丹陽在何地的幾種說法

《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據《漢書·地理志》載：“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丹陽在何地，歷年來，學界已有不少論文；古今的大部分楚學者、歷史學者以此為主要依據考證認為，熊繹為楚始封君，丹陽為楚之始都。那么，丹陽在什么地方呢？總體說來，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以下幾說。

（1）當涂說

近幾十年來，從考古情況看，此說沒有證據，因此，當涂之說幾乎無人再提了。

（2）秭歸說

《山海經·海內南經》載：“夏后啟之臣曰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東晉郭璞注此說：“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篇》引東晉袁山松《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又說：“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也。”酈道元不僅祥細描述了秭歸丹陽城的地理位置，而且說“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 秭歸說立論最主要的基石是“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 和“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

（3）枝江說

此說最早始于漢代。唐張守節在《史記·楚世家·正義》中引東漢穎容《春秋三傳例》之說：“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

（4）丹淅說

此說以楚丹陽在漢江最長支流、流經陜豫鄂三省交界地帶的丹江北岸與淅水交會處。以其在丹、淅二水合流之處，故稱“丹淅之會”。其具體位置在今河南淅川，故又稱“淅川說”。今存最早的說法始于唐代。唐初的司馬貞《史記·索隱》注釋《史記·韓世家》“（韓宣惠王）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于丹陽”時，釋“丹陽”說：“故楚都，在今均州。”丹淅之會在唐代初年屬于均州，此“故楚郢”，即指丹陽而言。 “楚熊繹初都丹陽，今縣東南故城是也。后移枝江，亦曰丹陽。”此外還有遷涉說等。

上述幾說，枝江說最早。丹淅說最遲。秭歸說贊同的人較多，似乎已成主流。秭歸說的核心有：“丹陽在丹水南；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也。”

2、對丹陽秭歸說的質疑

但秭歸說有一個最致命的問題，就是到迄今為止，考古的地下文物不爭氣，找不到有楚文化特征的城邑遺址，更不消說楚子先王陵墓。而與楚同期的齊（臨淄）、韓（新鄭）、趙（邯鄲）、燕（薊）等國的故都，依據史載之記錄，在地下考古中均找到了城邑遺址，唯獨秭歸沒有找到其城邑遺址，更沒有找到楚先王之墓。所以秭歸說值得質疑。

新中國建國以后幾十年來，在三峽和秭歸地區的大規模建設，城邑遺址和楚先王之墓均沒有地下考古發現。這是個最大的硬傷。因此，秭歸說得不到地下考古支持，所以中國考古界已將秭歸說否定了。實際上，當時酈道元的《水經注》也不敢確定，講：“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征也”。所謂蓋，即是大約，可能之意，不敢確定。所以秭歸說由于得不到考古學支持，已被考古界所否定。（1）

當前，雖然有很多史學家仍在引經據典，堅持秭歸是楚故都即古丹陽。但有一個問題應重視：在地下考古發掘的資料中沒有見到丹陽名，在考古發現的地下文獻中，楚人也不講丹陽。丹陽有可能是楚人以外他國人所稱地名，說明在楚國時，沒有丹陽地名。丹陽地名是在秦以后出現的。或是戰國中后期才有的地名，如成書于戰國時趙國史官所撰史書《世本·居篇》中有“楚鬻熊居丹陽”。 《楚居》中對于周成王封熊繹“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這件楚立國之大事只字未提，而只言：“至酓繹與屈紃，思（使）鄀嗌卜徙於夷屯”。即酓繹與屈紃到“鄀”地經“嗌”卜后才遷徙於“夷屯”。于是，有人將其“夷屯”與周成王封熊繹“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之“丹陽”相聯系。從字面意義出發，將“夷屯”與夷陵扯到一起，若當年的酓繹與屈紃是在“鄀”無疑，如果“鄀”即今天的宜城、鐘祥一帶，隔秭歸（如果秭歸為楚之丹陽）之間，有寬達一百一十公里的大山，酓繹與屈紃能夠遷徙到秭歸，實難想像。聯系到其后的“酓巨徙居發漸”，“酓巨”即熊渠，楚人南遷的路線是是沿著漢水及沮、漳進行的（這條路線最方便）。楚立國初期，受到周朝不停的征伐，只有南遷發展。至楚武王始，楚國漸強，開始向北、向東擴展，并正式稱王。故《楚居》中有從楚武王起，即楚武王從“宵”遷居“免”，后因國勢強大，“免”地太小，于是修建附近的沼澤“疆浧之波（陂）”，擴大國都范圍，其后楚武王將其“疆浧”稱“疆郢”即將此地建成了王都。按“疆浧之波（陂）”，筆者認為，楚人起地名，不講什么“丹水之陽”，而主要是以地形地貌為主，宜居即可。“疆浧之波”從地形地貌，“疆浧之波”說明是水邊的開辟的疆土。楚武王遷郢，沿沮、漳向下游發展最合適，要到秭歸，中間則要隔著上百公里的大山。當時秭歸是巴人所居；漢水一帶是緒姬以蕃屏周，因此楚初立國只能到當時尚未開發的江漢一帶。所以就有楚武王的啟濮開疆。

其實楚初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可見當年熊渠已至江漢之間，楚人新拓疆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已明確楚始強是在江漢之間。（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沮）、章（漳），楚之望也。”所以楚故都丹陽，應在江漢之間尋找。

楚由荊山遷郢時的地理條件，向南是最合理的

按《管子.乘馬篇》中的“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此武王都郢，不會翻山越嶺跑到秭歸建都，而在今荊州區、當陽、枝江一帶，當年的古江陵，那時，古江陵距中原各方國較遠，沮、漳二水在西、漢水由北及東并有古夏水或古楊水相通，將古江陵環繞，南面為大江，古江陵背靠荊山，其余三面為水“疆浧之波”，武王從“宵”遷居“免”，因當時北面有權國、那處，徒涉于此地的楚，因而只能在此處將“疆浧”擴建筑城，“渭（圍）疆浧之波（陂）”使“浧”成“郢”。從當時的楚國的政治地理分析，遷都到江陵是最好的選擇。

隨著楚文化的研究，以及考古學的發展，秭歸是古丹陽的說法，已經站不住腳了。

注：歷史上古江陵被拆改得厲害，明清及民國時期析江陵西部的部分地域入當陽、枝江、沙洋、荊門；解放后，又將東部的張金、徐李兩區和龍灣劃入潛江市。連江陵縣城也由荊州城搬到郝穴了。歷代行政區劃的變更，使一個楚國原本的核心區域搞得四分五裂。

3、依據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對古丹陽的探索

尋找古丹陽，受到傳世文獻的影響，其一，總認為丹陽是在丹水之陽；其二，將丹陽與荊山連在一起。所以很久以來，尋找古丹陽沒有最終結果。講到荊山，總是將南漳一帶的大山作為荊山。所以尋找古丹陽難有目標。上世紀，荊州馬山的郢北村出土了一件帶有丹陽銘文的秦戈。本文提出一種新思路，以荊州西北的山林作為荊山。郢北村西北不遠處是馬山陰湘古城，陰湘古城中出土了二件刻有荊字的陶器。可以說明此地就是楚先民之荊族－荊蠻。在先秦時期，中原各國稱楚為荊蠻或楚蠻。《史記·楚世家》說:“(楚武王)于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孔安國《傳》說“濮”在江漢之南。張守節《史記正義》說濮在楚西南。按孔安國《傳》，所以疆浧（郢）應是在江陵一帶。

《史記·楚世家》載：“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所以丹陽與楚蠻相關。因此，陰湘城所居的荊族－荊蠻，荊蠻即楚蠻。

荊州陰湘城距枝江不遠。穎容《春秋三傳例》之說：“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楚昭王的“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就有班固《幽通賦》：“羋強大于南汜”。 《史記·楚世家》：“楚彊，陵江漢閑小國，小國皆畏之”。均與江漢有關，所以應予以重視。

上世紀80年代在荊州紀南城西北約8.5公里的馬山萬城閘曾經出土一批青銅器17件，其中有四件有“北子”、“邶乍”等銘文。“邶”舊說是邶國也有說成是邶縣，但邶與屈、歸、夔、蒍均為楚時的羋姓多氏。田成方先生在《考古資料中的楚氏宗族及其譜系探析》論證了薳氏、遠氏、蔿氏、邶氏其實就是一個宗氏，是同一個宗族的大宗與小宗的分別，這幾個字在古代是相通的。

“薳、夔、遠、蔿氏、邶”均通“歸”，所以楚國時期的“歸”地而有可能就在郢都的西邊即當陽的季家湖與江陵馬山一帶，此地極有可能就是楚國的蒍郢。即楚時的歸鄉。而當陽季家湖舊時屬江陵。解放初期由江陵析出劃入當陽。

荊州市馬山蔡橋村

附圖為荊州市馬山蔡橋村，經文物普查，此地新發現一大片東周宮殿臺基遺址群，疑是楚都紀南城的前身丹陽城，希望考古有新發現。

4、結語

解放后近60年來的考古，“在楚文化的發祥地”秭歸，卻找不到任何反映楚文化的發祥地早期楚文化特征的楚墓，再查《荊楚文化網》楚國歷史考古大事記（截止1982年）統計，楚墓發掘共148例，其中江陵發掘的楚墓有18例、紀南城5例、當陽5例。秭歸發現的僅只有二例，而這秭歸的二例楚墓年代早不過戰國中期。所以說古丹陽的秭歸說，沒有考古學依據。盡管網上有文章說：是不容質疑或是事實不容爭辯的，但按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實在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結語：秭歸不是楚故都，也不是古丹陽。沒有地下考古資料的證明，秭歸不是楚故都，也不是古丹陽。符合歷史要求的古丹陽應在江漢地區尋找。

參考文獻

【1】尹弘兵《楚國都城與核心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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